周朝继承了商朝的哪些文化？和印度恒河文明的雅利安人外来入侵有何区别？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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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可以凝炼成一句精辟的话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

在礼仪大师孔子看来，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是一脉相承、代代沿袭的，在这个大脉络之下，各代不断对礼制进行修改，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周礼。

有了孔子的论断做背书，我们就可以对这个问题有基本的认识，那就是周代的文化和礼制是对殷商的继承和扬弃，在这个基础上，更加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不管是早商二里岗文化还是晚商殷墟文化，都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那么在周革商命之后，殷周的文化究竟是如何影响到由西土进入东国的周的呢？

对于殷周革命，许多半吊子的历史爱好者不免把它想象成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彻底替代，认为殷商文化在纣王身死国破之后就被周清除干净，这种认识显然是缺乏历史常识的。在周革商命之后，多份文献都证明，周不仅没有扫除庞大的殷商贵族阶层，还将殷商的贵族阶层收为己用，被吸纳的殷商贵族反而成为后来熠熠生辉的周文化起源的重要基础：

　　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用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2]

在对殷周贵族的文诰《大诰》中，作为周政权实际统治者的周公旦告诉殷遗民：你们听话就让你们继续保有宗邑和居所，不听话我将奉天命干死你。

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尔。非予罪，时惟天命。」^[3]

周公旦同时也许诺让商人在周王廷中任职。

这样的统治术下，顺服的殷商旧贵族很快和西土武士结合起来，形成新的政治结构。君臣关系大幅发展，开始取代自然的血缘关系，成为主要的政治关系，并开始缔造新的文化形态（虽然这个进程将延续至春秋战国）。

隹八月，辰在甲申，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命夨告于周公宫，公命告同卿事寮。隹十月，（十）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出命，舍三事命，遝卿事寮、遝诸尹、遝里君、遝百工、遝诸侯、（诸）侯甸男，舍四方命。既咸命，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戊既，用牲于王。明公归贝王。明公赐太师鬯，金，牛曰用祷。赐令鬯，金，牛，曰用祷。乃令曰今我唯令女（汝）二人大遝于乃寮乃友事，作册令，敢扬明公尹人贮，用作父丁宝尊彝。敢追明公赏于父丁，用光父丁，隽册。^[4]

在著名的令方彝铭文中，西周初年成康时期重要领带人——明保受到天子任命，管理周王朝的最高官署卿士寮。

在受命之后，赏赐作器者“作册令”，任命作册令在卿士寮担任职事。

在这件器中我们不难发现，明保为周公旦之子，是西周政治集团的高级贵族，那么令的族属是什么呢？

在铭文末尾的“用光父丁”中，我们可知令在祭祀先人时使用了殷商文化中普遍而周文化中不见的“日名”，可见令应当是服务于周的殷商遗民。其职务“作册”更是透露出令利用自己的书写技能服务于周王朝，服务于其主君明保。

公來鑄武王。成王異鼎。隹四月。既生霸己丑。公賞乍册大白馬。大揚皇天尹大保休。用乍且丁寶尊彝。隽册。^[5]

这件作册大方鼎铭文末尾的“隽册”和令方彝铭文末尾的“隽册”显示这两件器的器主作册大和作册令当为同族，都在成康之际服务于明保（作册令里的皇天尹大保应该是明保而非召公奭），说明殷商贵族已经利用先进的文字技能以族服事于周了。

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周在宣称获得天命之后，不仅没有对殷商赶尽杀绝，还充分吸收了殷商文化的代表——殷贵族，那么后来出现的灿烂周文化显然不会是与殷商隔绝、另起炉灶。

那么，把这个问题澄清之后，哪些文化是周文化由殷商文化中汲取继承而来的呢？

首先，绝对不能不提的是青铜器铸造技术和青铜礼器的利用。

实际上，殷周革命绝不是周吸收商文化的开始，在考古发掘中我们知道，在远早于殷周革命的早商时期，周文化的形成就与商文化的西进密切相关。

在商革夏命的战争中，先商下七垣文化联合东夷岳石文化，取代了位于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夏王朝的霸权，在早商剪除夏人影响的战争中，早商二里岗文化越过三门峡进入关中盆地东部地区。而在紧接着的“二里岗旋风”中，朝气蓬勃的早商二里岗文化更是越过关中中部的耀县、西安一线，进军至岐山下的周原地区。

一路凯歌的殷商人在关中地区建立了大量殖民据点，在这些据点中，殷商文化与本地文化结合，形成了北村类型和京当类型两个地方类型，并将先进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带到关中地区。

在商代中期的“白家庄崩溃”中，强盛一时的二里岗商文化突然收缩，进入动荡期。在殷墟的晚商文化重新站稳脚跟之后，再也没有尝试进入关中平原。此时关中平原的商文化要么蜕变为新的本土青铜文化（老牛坡文化），要么被本土的先周、羌等文化所吸收吞并。

在商文化退却之后，先周文化茁壮发展起来，虽然和商文化差别巨大，但是其青铜礼器的发展显然是基于商文化的。

先周文化的青铜器虽然基于殷商，但是也发展出其特色，如柱状实足的鼎和方座簋等。

所以，在殷周革命之前，周的青铜文化是受到殷商的深刻影响的。甚至可以说，周的青铜文化源头在商。

而在殷周革命之后，周人吸收了大量殷商遗民，这些殷商遗民中当然有大量曾经服事于商贵族的青铜工匠。周人将殷商遗民一部分安置在新营建的成周，所以我们能够在今天的洛阳发现大量的青铜冶炼遗址：

河南洛阳北窑遗址是已发现的西周时期最大的铸铜遗址，是研究西周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和水平的代表性遗存。遗址位于洛阳东北郊北窑村西南，北倚邙山，东临瀍河，西北与庞家沟西周墓地相邻，面积10余万平方米。1973～1975年钻探，1973～1974年发掘800平方米，1975～1978年发掘2500平方米。发现有房址、陶窑、窖穴、墓葬、祭祀坑等遗迹，出土了熔炉残壁和陶范、手工工具、日用陶器、卜骨等遗物。年代主要在西周早、中期。^[6]

另有大批殷商遗民则被分封给各地诸侯，被带往王国的四方封国，将青铜铸造技术更加广泛的传播。

周在吸收了殷商先进冶炼技术和青铜礼制的基础上，周又创造出新的青铜文化，具体来说就是殷商时代以“爵-觚-尊”为核心的酒器组合在祭祀中的核心地位被周文化的“鼎-簋”组合替代，代表西周中期的先祖祭祀从商迷幻的、原始宗教式的“狄俄倪索斯式”祭祀转向了严整的、注重仪式形式的全新祭祀形式。^[7]

说完青铜，我们再说说影响更加深远的书写文化。

说到书写，许多对历史有基本了解的朋友不难联想到商代盛行的甲骨文。实际上在周革商命之前，周已经接受了最具代表性的商文化元素——龟卜和甲骨文，这在考古中已经得到证实。

而在周革商命之后，周人对于商人文字系统更是几乎全盘接受。现在为我们提供破解西周历史关键线索的西周金文显然也是基于殷商金文发展起来的。

丁巳。王省夒京。王易小臣俞夒貝。唯王來正夷方。隹王十祀。又五肜日。^[8]

这件小臣艅犀尊为帝辛（纣王）十年铸造，其铭文体例、书体和铸造技术和西周早期的青铜铭文几乎看不出什么区别，显然，西周的金文传统正源于殷商。

除了金文之外，用于统治的文书系统也是周人利用商文化的产物。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9]

商人拥有长期的书写历史，这些文字记录为管理幅员广大的国土和日趋复杂的国家机器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上文中提到的作册令和作册大都是通过“作册”技能获得周贵族赏识，进入国家机构中服事的文书类官员。

青幽高祖，才微灵处。于武王既践殷，微史烈祖迺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围于周，卑处角。惟乙祖弼匹厥辟，远猷腹心，兹纳璘明，亚祖辛，敏毓子孙 。繁福多釐，齐禄炽光，宜其禋祀。胡迟文考乙公竞爽，得纯无谏，农啬越历。帷辟孝友，史墙夙夜不坠

在史墙盘铭文中，作器者史墙历数其所属的微史氏族先祖圣德，陈明其祖先在周革商命后即以殷商遗民的身份世代服务于周天子。很多学者认为微氏族就是纣王庶兄、后来的宋国始祖微子启的后人，可见殷人文官氏族服务于周的情况贯彻从早到晚的整个西周。

而正是这些文书系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周代文献资料，为后世编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文献。可以说，离开商人创造的书写传统，想要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想要开启后来的灿烂历史，都是不太可能的。

除了这些，周人还在宗法、分封等政治领域，武器、服饰、饮食等物质领域，音乐、纹饰等文化领域继承和发展了商文化，商周的文化融合缔造了灿烂的中国上古文化。

所以说，雅利安人对古印度的征服显然不能和商周革命等量齐观，前者是一个文化对另一个文化的取代，而后者则复杂得多，一方面周文化的形成和商文化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商文化是周文化重要的基础元素；另一方面，在周革商命之后大量继承和发展商文化，让两族文化充分融合，形成了华夏文化灿烂而坚实的基础。

参考

1. ^ 《论语·为政》
2. ^ 《尚书·大诰》
3. ^ 《尚书·大诰》
4. ^ 令方彝，《殷周金文集成》，9901
5. ^ 作册大方鼎，《殷周金文集成》，2758
6. ^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第五章第二节
7. ^ 罗泰，《宗子维城》
8. ^ 小臣艅犀尊，《殷周金文集成》，5590
9. ^ 《尚书·大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