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电影《中国机长》拍的如何？ 第1页

刘伟强出现在《中国机长》片场的时候，手边总是备着威士忌，一天干掉一瓶。

抽雪茄提神的张涵予，明白他的处境，“民航总局老来探班，电影局的领导也老来探班，我们电影家协会的领导也老去，还有博纳的于总也老去。这么多人关注你，又定好了在一年后的国庆档上映，造成了导演的压力。”

《中国机长》改编自一个特情真实事件。

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飞上万米高空之后，驾驶舱风挡玻璃爆裂脱落，座舱内释压，生死关头，机组临危不乱，确保了机上全部人员的生命安全。这件事轰动了全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还改写了国际空客公司机长手册上的操作流程，是世界民航史上的奇迹。

于冬从民航总部拿到这个题材的改编权，交到刘伟强手上时，已经定好在次年国庆档上，留给刘伟强的时间只有一年了。

“什么都没有，剧本、演员、团队...什么都没有。”刘伟强需要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敲定剧本的方向和框架，说服西安飞机制造厂停工为他造飞机，组织多位一线演员集中三个月内完成拍摄，还要兼顾美国公司制作的特效。在巨大的关注之下，这个任务不仅要按时完成，更要完成得漂亮。

国庆档前夕，《中国机长》成为最早公开放映的影片。

放映结束后，娱理工作室见到了疲于宣传奔波的刘伟强。一见面，他就兴奋地给我听了一位电影学院的老师发来的语音，对方激动地说：“刘导，我刚刚看到，全程眼泪汪汪的，又紧张又感动，我还好心疼你，你怎么可能完成这么一个任务啊，这么难拍，这么短的时间里，简直是太好了。”

“她讲出了我的心声：难。如果有一个情节没跟上，都完了。”刘伟强心有余悸。

“有时候你就是要跟自己斗气的，我就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做出这么好的东西，争一口气。”

不可能的任务

四川航空3U8633特情披露之后，刘伟强的朋友圈热闹了一阵子。

过几天，好几个人说，这事件可以拍电影，网上也有不少讨论，说好多电影公司都有意拍摄。有个演员私信刘伟强：“导演，你很适合拍。”刘伟强问为什么，他说：“总之你适合啦，你拍就找我做演员。”

去年9月，于冬打电话给刘伟强：“我拿到了四川航空3U8633的拍摄权，你拍，好不好？”

刘伟强觉得有点突然：“哈？”

“这个任务很艰巨，明年国庆档上吧。”于冬说。

刘伟强没有犹豫：“OK。”

在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许多导演都经历过老板把档期砸在面前、自己拼命赶工的故事，刘伟强就曾经试过，当第一集《古惑仔》还在上映，老板就定好了三个月之后上第二集。但那时候预算不会太大，机器往铜锣湾街头一摆，原班人马即刻上手，郑伊健自然知道陈浩南接下来会怎么做。

《中国机长》的情况不同，它是有原型事件和人物的大制作，需要严谨详尽的剧本，有大量飞机内外的镜头，特效难度高且量大。而且，在观众已经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还要“让观众有坐过山车的感觉”。

在刘伟强看来，这是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务）。

“但我就是要让它Possible（有可能的）”这就是刘伟强爽快接下任务的原因，他形容那是一种自虐：“剧本、演员，什么都没有，我又觉得这是个特别的题材，导演就是这样的，我们很喜欢自己虐待自己。”

刘伟强很快带着编剧赶往成都，第一时间见到了原型机组的机长刘传建、第二机长梁鹏、副驾驶徐瑞辰以及乘务长毕楠，机组成员把事件发生前后的经历与心理都讲了出来。

整个民航是怎样运行的，被刘伟强摸得明明白白。原来一架飞机六点半起飞，机长和机组成员以及很多保障人员凌晨三点多就已经起来了。有人清跑道，有人做飞机餐，有人给飞机加油加水，安保上来，每寸地方看清楚，运送行李，有专门的机构做重量的平衡，还有很多人坚守塔台。

这些访问资料成为电影文本的基础。然而，摆在刘伟强面前的困难是，从起飞到发现风挡玻璃裂了，再到从高原回成都，安全备降，整个事件的核心大概是34分钟的事情，如何把它加工成为两小时左右的电影呢？

刘伟强跟编剧开了很多次会，从很多方面去思考，“比如，当风挡爆裂之后，机长和机组人员是怎么处理的？后面客舱中的乘客又是怎么反应的？再比如，当飞机发生意外之后，地面有什么部门发现了这个问题、又是如何帮助飞机顺利完成备降的？”

有了文本基础，又制定好方向之后，刘伟强把剧本交给了编剧。

“我常常对编剧讲，你快点去写啊，不管你写没写到，我都要拍的了，因为我是从视觉上去想象的。”摄影师出身的刘伟强，二十几岁开始，就以脑海中的画面去跟人沟通。

“怎样令观众嗨呢？”刘伟强与美国特效公司沟通，形成了几十个印象图，“我把它当动作片拍的，想了很多场的视觉，飞机进入云里面，云层跑出闪电，飞机出事，乘客什么反应呢？我不是写了乘客发疯的戏吗？还有飞机进入跑道那刻，所有人的反应。”

“导演好像指挥家，当当当当（笔者注：请用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唱出），然后就，当当当当，那是气氛，文字写不出来的，需要摄影、灯光配合音效，全套去想。”

刘伟强形容《中国机长》像是一块磁石，当你想拍的时候，很多人和事自然就被吸引过来了。

制片人是和刘伟强一起监制《烈火英雄》的李锦文，两人从《咖喱辣椒》（1990）开始认识。香港电影工业有很多女性制片人，人们比较熟识的施南生、许月珍、彭绮华、梁凤英，分别与徐克、陈可辛、王家卫、林超贤合作较多，更多时候，她们会独当一面，与不同的导演合作，李锦文与徐克、尔冬升和刘伟强都合作过，也监制过一些新导演的作品。

当李锦文知道这个项目时，机长已经确认由张涵予出演，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还能想到谁比他更好呢？”

乘务长毕男的扮演者，是刘伟强从头到尾都认定的袁泉。李锦文说，那是因为刘伟强感觉袁泉是能压得住的人，“袁泉不是‘演’压得住，她的这一种淡定是从骨子里渗出来的，而且她讲话不会过，她真的就是这个乘务长。”

杜江和欧豪，是刘伟强和于冬一起定下的，从《烈火英雄》到了《中国机长》。

演员们的档期都非常配合剧组，张天爱和李沁的戏份主要在经济舱，李锦文只需要早点告诉她们哪几天的戏有她们，她们就会提前回到剧组。剧组为她们安排了休息的房间，她们几乎不进去休息，总是在外面讨论，还被监制取了“李百灵”和“张喜鹊”的外号。

李现出现在这部电影里，除了导演的邀请，还有监制李锦文的原因。在《河神》之前，李现出演过电影《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我是第一个用李现的人”，李锦文说，李现一听到她在《中国机长》当监制，就很高兴地加入了进来。

10月，演员们陆续进组，开始训练。张涵予、欧豪和杜江，去学如何驾驶模拟机。

教员们戏称，杜江和欧豪是在很短时间内“掌握了别人五年要学习的东西”。在突击训练的那些天里，他们上午学理论，下午在模拟舱里面学驾驶。第一天上课的时候，上午前一个小时，两人简直像听天书一样，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当下午到了模拟舱里的时候，他们又好像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袁泉、张天爱去四川航空的客舱模拟舱接受训练，了解空乘的仪容、礼貌、举止要求，学习怎么为乘客服务。

刘伟强也要跟着演员去上课，坐在模拟舱的时候，一个困扰刘伟强的难点，有了眉目。

造飞机

拍飞机，当然要搞一架飞机来了。

有人跟刘伟强说，你可以弄架旧飞机回来啊，或者去美国看看《萨利机长》怎么拍的。刘伟强真的去了美国，看到《萨利机长》拍摄的“飞机”，那是一个只搭了机头和机舱六七排座位的景，其他用电脑加工。

“3U8633航班机型是A319，119名乘客。这部电影肯定不能只拍机外和驾驶舱，要拍客舱里的人，才可以将整个故事讲出来。”刘伟强觉得，一定要完整的飞机。

他又去到了拉斯维加斯，那里有个飞机坟场，但是还是没有整架飞机给刘伟强看。

在川航训练的时候，刘伟强坐在模拟舱里，学习每个按钮的作用，模拟当天从重庆飞到拉萨的过程。

刘伟强突然问：“这个模拟舱是哪里做的？”

川航的人告诉他，是西安飞机制造厂，巧的是，这个厂的技术团队正好在楼上开会。于是，刘伟强问他们能不能过来。不一会儿，西安飞机制造厂的团队就过来了，带头的是他们的工程总负责人。

刘伟强开门见山：“我想要一比一的飞机，能完成颠簸那些动作，有没有可能。”

对方沉默了，许久，他们说，“一比一做出来的重量太大，而且还要能动，全世界都没有一个运动平台可以承受超过五十吨的重量。”于是刘伟强问把飞机分成两段可以吗？不行。那么三段呢？对方想了想，回说技术上可以，但是通常做这样一个模拟机需要六至八个月。

“不可以，我要国庆上。”刘伟强说。

负责团队决定回西安请示领导。刘伟强说：“我跟你去，拜访你的领导。”

第二天，刘伟强跟着团队落地西安。在那之前，刘伟强甚至有点怀疑，西安真的做得出飞机吗？后来他才了解到，西安是飞机城市，那里有两万多人在制作飞机，“等于美国的西雅图”。团队还带他去了专门做轰炸机的“飞豹科技”，那里有机场，专门试验新的飞机。

西安飞机制造厂的会议室里，人头攒动，每一个部门都有重要成员列席，厂里的最高领导坐在对面，刘伟强提出了自己的需求：“不论如何，我一月份要拍，时间就这么多了，有没有可能？”

工程师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领导说：“除非都停下，来做这个工作。”

“可不可以帮这个忙？”刘伟强坚持。

“刘导，我们帮你，这个挑战我们一起去迎接。”西安飞机制造厂的领导同意了。

《中国机长》模拟机舱软件技术负责人是王宝拨，团队模拟了整个A319飞机，把飞机分成了3段，一段机头、一段商务舱和部分经济舱还有机尾，中间会有800毫米的安全距离。这三个部分可以完成飞机俯仰、空转、颠簸还有一些急降的动作，还可以把它拆开，把机头单独拿出来，机头单独动，二、三舱连体动。

“这个项目下来，基本上是2000多万。”王宝拨说。

拍摄的飞机造出来了，可放在哪里，刘伟强又犯了难。一架可以运动的飞机，实际上是一个超过五十多吨的运动平台，上面是飞机，下面是平台，需要往下打超过两米的地基才能固定好。他想起之前拍《幻乐之城》的时候，曾经在无锡影都录节目，印象之中，那里的录影厂配置和管理都还不错。

制片人李锦文连忙赶往无锡定棚。

无锡影都有两个大小合适的棚，一个是水泥棚，不太可能打地基，另一个是土棚，李锦文求了很久，无锡影都最终派出了工程师，配合剧组打好了地基。

《中国机长》入驻的时候，无锡影都一半的厂被人预定了，刘伟强呆了一个星期，就知道那个剧组“应该开不成”，后来那个剧组真的没有开工。于是，《中国机长》租下了所有的厂，黄志忠、李现所在的控制室，冯文娟控制的塔台，都从10月份就开始搭建。

刘伟强给美术部门的指令是：“所有的这些场景，出来一定要现代化，虽然戏不多，但也要做得细腻。我要这些场景出来之后，观众会‘哗’的一声。”

狼的秩序

许月珍曾经评价刘伟强：“他是一个用本能拍戏的人，有点像古代的一匹狼。对他来讲，片场是一个战场，他进去，拿着刀就去砍了。不要突然走到他面前说，‘哎，我们停一停好不好’。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前跟他讲，但不要在现场讲。”

刘伟强对片场有着极强的控制力。

李锦文和徐克、刘伟强等多位名导都合作过，徐克也是计划性很强的导演，但会有商量的余地，只是听不听再说，而刘伟强通常是“我说了算，没商量，我说了你就去做啦”。

《中国机长》今年1月开机，拍摄期三个月，剧组只休息了一天。但拍摄过程是比较健康的，演员7点化妆，9点拍摄，通常拍到下午三四点就收工。这时候，前一天的拍摄内容已经剪好，刘伟强会拿给大家看，除了演员，各个部门的头也要在场，大家一起看前一天的内容。

“你自己会知道哪里有问题，然后补回来。”刘伟强说。

民航总部派了两名飞行顾问以及两名乘务顾问，他们会在现场实时指导，在观看前一天的剪辑素材的时候，四位顾问会就当中的专业性错误提出意见。

人物也会在这些过程中越来越丰富。比如袁泉的出场戏，就是刘伟强现场加的，他认为应该给乘务长更多密码，让观众去想象她的背景。于是，刘伟强设计了一个侧面反映毕男感情状况的戏，车窗外情侣打闹，毕男疲惫地看了一眼，嘴角扬成一个苦笑的弧度，开车去工作。

李锦文曾经在哥伦比亚担任制片六年，在各种流程上，她都要求极致的分类。

管理预算，她有一个从美国工作沿袭下来的表，不记流水账；剧组被她分为外围、中间和片场，三个部分需要的东西，尽量在内部流通，减少跑远耽误时间的可能；在核心的片场，摄影组、灯光组和服装组等也都要分开，不允许交叉。

两个人都极其有制度、有计划，拍摄起来非常顺利。

剧组经历了好几次转场，得到了民航方面极大的支持。在重庆机场，他们拍了机组行前准备、飞机起飞的镜头。

后来去成都机场拍摄时，正值春运期间。在客运量极大的情况下，成都国际机场向《中国机长》剧组几百号人开放了两天的拍摄权限，把备用跑道给剧组拍摄飞机降落，出动了消防和医疗团队再现当时的情景。

《中国机长》有大量壮丽的俯瞰镜头，那是刘伟强用直升机飞了一个星期拍到的。

剧组还去了达古冰川，上了4800米，李锦文高原反应剧烈，还因此住进了医院，刘伟强忍着头痛，拍下了那些自然景观。

从成都回香港过年的时候，刘伟强买了红色的圆萝卜，这是他多年的习惯。

1997年，刘伟强到四川拍《风云》，因语言沟通障碍，互相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但当地村长依然很快动员全村的人爬山，供拍摄电影之用。有一天村长病了，是演员抬村长下山的。

“从不吃麻辣火锅到喜欢吃，我不知道为什么，身边好多工作人员，女朋友都是四川姑娘，我又有个干女儿春春（李宇春），也是成都人。”刘伟强笑着说，拍了三部《澳门风云》，连续三年都去成都宣传，次次都是过年，所以他每次都会带着红萝卜回香港，因为那颗萝卜会开出花，“好靓，这就是好兆头，成都好像很Lucky。”

除了实景拍摄，刘伟强还要抽出时间飞去美国看特效制作情况，“有一次我飞了十三个钟头过去，落地是中午11点，吃完晚饭，看完特效，然后凌晨三点飞回国。”

我爱祖国的蓝天

今年6月，《中国机长》定剪，最初的片长是九十几分钟。

民航看了之后，给了一些专业性的建议，对于一些天马行空的电影艺术加工，他们都很理解，比如电影对机组人员的善意调侃，他们也看得很开心。

老板于冬看了之后，觉得应该加到120分钟，观众会舒服很多。于是，刘伟强把积雨云的特效部分收紧了一些，以期让节奏更紧凑，增加了飞机落地之后机组人员吃火锅的戏，还在片尾加了原型和演员的对比。最终，《中国机长》片长111分钟。

影片的结尾，机组在火锅店唱起了《我爱祖国的蓝天》。这个场景被李锦文称为“神来之笔”。

拍摄时，刘伟强认为，应该集体唱一首关于飞行员的歌。被杜江称为“中国金曲300首曲库”的张涵予献计献策，他想到了《我爱祖国的蓝天》，还把才旦卓玛唱的《远飞的大雁》也推荐给了刘伟强。

拍摄那天，李锦文知道刘伟强要放音乐给大家，但她没有想到是哪首，“所有的演员感情马上就涌出来了，我在监视器旁边，我真的有眼泪跑出来。”

不过也有人嫌它煽情，刘伟强却说：“应该煽情的。”

他提起《中国机长》上映之前，剧组集体去了一次成都，离开的时候，一千名民航人站在他们身后，一起唱《我爱祖国的蓝天》，刘伟强挥舞着国旗，忍不住回了个头，“真的很震撼”。

刘伟强还用了不少篇幅讲述机组人员回归平静的生活，这是因为“完整点比较好，我希望有讯息给大家，刘传建机长冷静，也很顾家，这些我觉得很温暖。”

“为什么拍了好几部主旋律电影”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刘伟强先是调皮地说：“林超贤多一点！”

接下来他又认真说，“商业戏和主旋律是没有矛盾的，尤其是现在更没有了，主旋律很多人看，商业片也希望好多观众看，完全没有矛盾。我觉得香港导演只会越来越融入，有很多主旋律的题材是很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