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袁隆平等人获得「共和国勋章」荣誉，这 8 位获得者在各自的领域都做出了怎样的成就？ 第1页

不管你现在多么喜欢钱、喜欢仪式感、喜欢消费、喜欢肉体、喜欢权利、喜欢拉邦结党踩在别人头上、喜欢把像过去自己的年轻人碾进泥里。

你迟早都会自我清算，“我对社会来说是什么？”你不小心问了自己这么一句，才发现这句话这么难回答。若回答上来，是这么的过瘾。

不管你现在羡慕谁，是唱跳RAP的练习生，还是财务自由的孙宇晨，或是才华有限公司的好青年。

你总会在漫漫长夜中脑中闪过那么一秒，“我还是想成为袁隆平屠呦呦那样的人。”

然后心绪翻涌。

他们靠自己的事业能救活千万人，亿万人。提灯照夜般点亮人类文明的地图，成为历史永远抹不去的航标。那种人生拥有何等的价值。

我们幻想过金钱，情欲，名望，成就给我们带来的快感，那通常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而成功境界远高于此的二位老先生获得了怎样的幸福感呢？其实幸福二字已经承载不了他们人生中的正面感受了吧。

我想这种感受一定是宁静的，清空了外界杂音的，隔绝了不必要的情绪涨落。像是受到了更崇高的召唤。不然他们为什么90岁高龄还不下第一线奋战呢？而且还能频频继续出成果。这些成果还不知能救活多少人，还不知道发展出什么样的文明可能性。

让人不禁感叹，生命怎么如此短暂？短到都盛不满这两位老人的斗志。奋战在一线的他们究竟拥有怎样的心境..... 一杯奶茶两根烟无所事事等待下班的人该怎么理解他们。我们的职业如果能帮一两个人创造价值就已经幸福满满了，如果能救几人，那就可以吹一辈子。自己毕生的事业若能够帮到别人，那样的人生也不错。

然而我们更多的是想歇着，赚够钱不上班了，提前退休该多好。少受点气，多去几个国家，多打几次卡，多发几条朋友圈。功成名的人就到底与我们有什么不同呢？

这时有人开始制造这些“不同”了。

比如所谓的贵族礼仪，比如所谓的尊贵奢华，它们总是想把权贵和普罗大众区分开来。扮演着无罩的天龙人，试图让自己变得和我们不一样。

可银餐具能装wifi密码能喂饱第三世界的饥民么？钛金手机能为非洲山野中的疟疾病人叫来救护车么？

他们只是朝我们普通人挥舞“皇帝的金锄头”。

而被授予共和国勋章的科学家，却和我们一起以同样的姿态奋斗。袁隆平像老农一样回归稻田；屠呦呦获诺奖后拒绝追捧炒作回实验室闭关。

他们像年轻人一样探索，创造，永不停歇。他们明明最伟大，却也最接近我们的生活状态。

同龄人总是“抛弃”我们，甩我们一坨焦虑独自奔向财务自由，我们早已习惯。

可老先生们怎么还不去休息？

为什么在这里提着灯，照亮这简陋的办公室。

是想告诉我们年轻人咱们并不孤独，对么。

申纪兰把“男女同工同酬”付诸实践是1951年，时年22岁，是山西长治西沟合作社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农妇。

1951年是什么概念？

在最发达的美国，20年代(白人)女性就享有了同等选举权，但到了五十年代，二战期间进入车间的女人们又被赶回了厨房里。

当时，代表主流价值观的畅销杂志《生活》杂志在1956年的特刊《美国女人》中，选取家庭主妇作为“时代女性”。其最典型的特质之一就是，高中毕业便已结婚，在家相夫教子。当时的反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要为社会问题负责，因为她们没有做好家庭角色。

1946年，日本女性才刚刚拥有选举权，但直到今天日本女性在职场中的地位依旧远远无法和男性相提并论。最新的女性15岁以上就业率是50%，比中国差了一个档次。

整个西方世界的妇女要在六十年代才进入第二浪潮，即从选举的平权进化到对于社会、家庭分工的追求。第一个有明文立法保障同工同酬的欧洲国家是冰岛，1961年，晚申纪兰十年。

即便是被称为女权圣经《第二性》，1949年才出版，仅仅比申纪兰这个农村妇女完成“同工同酬”早了两年……

50年代的南美洲女性连选举权都没有，公民身份都不是完整的，非洲、印度、东南亚无需多说……

再看看原本属于第三世界的中国情况:

在申纪兰决定在西沟公社争取“同工同酬”的前一年，也就是1950年，《婚姻法》刚刚颁布，宣布实行一夫一妻，男女平等，恋爱自主，婚姻自由，取缔几千年的娼妓和童养媳制度。

当申纪兰第一次参加劳动时，与她一起的二十多个妇女绝大多数人都是小脚。流行的俗语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养儿女，做衣衫，成天围着三台转。

综上可以看到，五十年代的全世界女性，哪怕最发达的国家，就连基本的“同工”都难以做到，“同酬”更不用谈。

再看看这个年代22岁的申纪兰是怎么做的:

1、动员合作社里的小脚妇女下地干活，而且与男性一起干活。前者面临生理上的不便，后者被整个社会看做不光彩的事情。但申纪兰做到了，破开重重阻力组织合作社二十多个小脚女人下地干活，而且越干越细致，越干越好。

这是同时期的美国女性正在失去的权利。

2、当时普遍规矩是男女下地干活，记得工分不一样，男人十分，发一张工分票，女人五分，不发。长此以往，女性的积极性受打击。面对这样的情况，申纪兰不像现在的所谓女拳们，只要不给相同的工分就抗议(此处划重点理解)。1951年，她在西沟合作社的做法是，主动要求让妇女也和男性一样，三人包一块地，看谁干得好，然后名正言顺要求同酬。

可以说，仅仅解放两年后，西方女权主义者后来抗争了半个多世纪才勉强获得的“同工同酬”就在刚刚结束千年婚姻制度的山西申纪兰这里悄悄成为了现实。

1952年，申纪兰成功实现同工同酬半年之后，长治地委才在一次巧合中发现了她的事迹，于是做成了报告，进而被精炼成了推向全国的“争取男女同工同酬”，涌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行业代表人物。又过了一年，《选举法》颁布，中国女性终于享有了与男性一样的政治权利(选举与被选举权)。

值得一提的是，当申纪兰走家串户让几百年来安于家务的小脚妇女下地干活的那一年6月29日，国际劳工组织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同酬公约》，并且于1953年5月23日生效。

什么叫国际领先？这就叫国际领先。毫无疑问，这位普通山西农村女性站在了女权运动潮流最前沿。

归纳一下，女性权利运动发展的时间规律:

首先是选举上的身份平等，然后是社会分工上的自由，最后才到今天依旧在争取的“同工同酬”，也就是先解决身份(政治地位)，再解决工作(社会分工)，最后是报酬(利益分配)。这也符合按部就班的发展规律。

但山西农村的申纪兰却奇迹般地在中国女性政治地位、身份平等未解决之前，直接将山西长治西沟合作社的女性权利进步程度往前推进了50年。

有了申纪兰的成功经验与提炼的“男女同工同酬”，毛泽东解放前在一次旧社会婚姻悲剧后所发出的“妇女解放”才真正有了实现的可能。申纪兰的做法几乎一举探明了建国之后妇女解放的方向与实现道路。

没有经济地位，女性不可能真正站起来。

可以说，在妇女解放、女权的问题上，申纪兰不仅超过同时期诸多国内女性著名人物，也领先同年代的国内外女权主义者几十年，即便在今天也完全超越西方很多追求肤浅身体自由的“流行女权文化”，更是吊打咪蒙之类的“伪女权”……(抱歉，本不应该用咪蒙来与比申纪兰比较)

妇女能顶半边天，而打下第一个桩的就是申纪兰。没有后来推向全国的“争取男女同工同酬”，而后几十年中国数以亿计妇女的命运就会完全不一样，中国的发展也就完全不一样。

今天我们看申纪兰，看妇女解放，并没有什么感觉，是因为几十年的妇女解放工作让事实上的男女平等成为理所当然，伪女权的横行更是让申纪兰的努力被忽视被掩埋。

但共和国勋章证明国家从没有忘记。

前些年有些人吃饱了饭，各种黑袁隆平，说他科研水平不行，说不是他亲自发现那一株关键的雄性不育野败，说现在的普遍种植的杂交水稻品种并不是袁隆平培育的。但没有袁隆平在学界一片看衰中坚持杂交水稻研究，不是他带着学生一次次顶着风吹日晒，就没有那一株偶然间发现的雄性不育的野败，全国各地的水稻品种培育单位就失去了培育杂交水稻最关键要素。

如果没有袁隆平，下一次中国发现野败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甚至完全错过。同样，在中国妇女解放问题上，申纪兰的事迹就是珍贵的野败，没有她，下一个把女性权利直接向前推动半个世纪的人可能还要等很久，很可能就没有建国后几十年如一日对“男女同工同酬”的有效推广。

可以说，没有申纪兰引爆的连环效应，今天中国女性的地位极有可能就介于印度和日本之间。要是半边天撑不起来，那么中国未来甚至会完全不一样……

两位都是被泼过污水的共和国之辉，一个影响了无数国人，一个影响了所有中国妇女，无论多少诋毁都不能否认，他们改变了整个中国，乃至影响到世界的事实。

“当代神农”袁隆平！

稻是中国最主要的主粮，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公布的数据,当年稻谷产量为20693.4万吨,小麦产量为12885.0万吨。

在当前，可以说，水稻才是中国最主要的食物，而对水稻产量的改良，袁隆平功不可没。

”杂交水稻之父”，这几个字可以说是十分形象地描绘出了袁隆平的成就，那就是：杂交水稻。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杂交水稻的事情。

在生物学上有一种现象，就是两种遗传特征差异的生物如果杂交产生后代，那么后代会呈现出即拥有优良性状又可以避免劣势的情况，我们称之为杂种优势，而利用这种特点来做出来的物种就是杂交种。典型的就是玉米，相信不少生活在农村的人对此十分熟悉，玉米杂交可以实现很好的性状，比如高产，比如抗倒伏等，不过杂种优势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杂交后代不能保种，杂种的下一代就会出现性状分离，所以需要每一代都进行杂交。

回到水稻，中国水稻品种不少，每个品种都有各自的优势，也同时具有各自的劣势，这种情况下，如何扬长避短来让水稻更好的生长就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毕竟水稻可是中国的主粮，更是我国独立驯化出来的农业物种。

这个任务就落到了袁隆平身上，但是水稻杂交可没那么简单。因为水稻是典型的自花授粉。什么意思呢？就是水稻的雄花和雌花是生长在一起的，所以它们是自交的。这种情况下，想搞杂交那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国外科学家曾经一度判定，杂交水稻只是理论上的可能，但是现实是不可能的。

而袁隆平先生却不信这个邪，既然自然界如此精彩，那么一定会存在一个例外。于是袁隆平先生和很多科学家以及大量的农业人员一起去努力寻找雄性不育株，1964～1965年间，袁隆平在湖南安江农校的农场一带发现了天然的雄性不育株，这可以说是我国杂交水稻的里程碑事件。找到了雄性不育系，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大量的培育，然后进行杂交。最后通过不断地杂交，我们把杂交水稻发展到了极致。

今天，杂交水稻亩产已经可以达到了上千斤，而传统的水稻产量才只有几百斤，可以说，我国能够在主粮上解决生产问题，杂交水稻功不可没，解决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

因此袁隆平先生被称作杂交水稻之父，还获得了我国首届最高科技奖。

然而，袁隆平先生的科研并没有从此止步，一方面，他努力的改进杂交水稻，让杂交水稻的产量不断攀升，另一发面，他还在努力的深耕水稻，不断地改善水稻的各种性能。

比如，我国不少地区是由于重工业发展导致大量的镉进入了土壤形成了镉污染，而大米这种植物对于镉的吸收也是十分的强大的，因此我国经常报道“毒大米”就是镉大米，如何应对毒大米，袁隆平先生采取基因工程的办法对大米的基因进行处理，最后成功的降低了水稻对镉的吸收，这个成果可以说是造福于健康的，毕竟我国镉污染重灾区也是我国大米的主产区，减少水稻对镉的吸收既可以保护人们的身体健康，还可以拯救当地的水稻产业。

再比如，海水稻。海水稻是耐盐碱水稻的的形象化称呼，是在海边滩涂等盐碱地生长的特殊水稻。盐碱地是威胁农业的重要因素，光是中国就有15亿亩盐碱地，堪比中国的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造成了大量的土地浪费。而开发海水稻，可以极大的改善盐碱地，让盐碱地变废为宝，成为新的粮食产区。袁隆平先生正在努力的推动海水稻，前段时间在新疆种植海水稻还取得了成功，可以说是利国利民，不亚于杂交稻。

以前读小说，记得一句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袁隆平先生深耕农业，努力改善水稻，可以说真正的做到为国为民。

当然，另一个形容也很形象：当代神农！

以女真人和原辽东军为主的重甲步兵（包括各种工程兵，像推盾车的）、重甲骑兵。

以蒙古人为主的冷兵器轻骑兵。

以三顺王（孔、尚、耿）军队、佟氏武装为主的汉军重炮兵。

以原辽东军火器兵为主的火器营。

全员重甲，全员骑马机动。

1、后金军的甲胄、装束、武器，与大明辽东军基本一样，这个之前我科普过，这里不再赘述。

后金、清军在关外推行剃发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战场识别。不然两边打起来，都不知道该砍谁。

2、明军的红衣炮是找葡萄牙人代工的，后金（清）军的红衣炮，才是国产的。后金的铸炮技术，原胜于同时期的明军。

明军的红衣炮，都是从澳门运过来的，后金第一次入关的时候，葡萄牙人将红衣炮运到涿州，发现了后金骑兵，葡萄牙人死活不往前走了。这时，被崇祯打为阉党的冯铨主动出资，招募家丁、乡勇，这才把这些炮运到了北京。

明军装备的红衣炮少得可怜，松锦大战中，十几万明军装备的红衣炮不足二十门，而同时期清军一年就可以造六十门。

下面为松锦大战之后，清军缴获的明军火器。

松山之战，获红夷炮5门，发熕炮2门，大将军炮146门，二将军炮737门，三将军炮1237门，行营炮200门，佛郎机33门；

锦州之战，获红夷炮7门，发熕炮1门，子母炮3门，大将军炮18门，二将军炮147门，三将军炮176门，行营炮33门，佛郎机12门；

塔山之战，获缴获红夷炮1门，发熕炮2门，大小将军炮409门，佛郎机37门；

杏山之战，获红夷炮2门，大将军炮6门，二将军炮122门，行营炮182门，佛郎机65门。

清军共缴获大小火炮3583门，其中红衣炮仅15门，佛郎机也只有百余门，其他大多数火炮都质量低劣，不堪使用。

说说后金将红衣炮国产化的过程。

孔有德投降，他在登州跟着孙元化打过工，孙元化是火炮专家，所以孔有德的几个部下，像王天相与金世祥也学习了不少火炮知识，对原理、架构都很精通，结构制造就没有问题。

然后需要解决的就是制作工艺。当时后金军中有一名汉族工匠刘汉，他精通冶铁技术，以复杂的退火、淬火程序处理火炮的不同部位，造出的铁炮接近钢炮的水准，质量已超越欧洲同时期水平。

崇祯四年，后金成功仿制了明朝的红夷炮，因满人对“夷”犯忌讳，故改称“红衣大炮”，定名“天佑助威大将军”。相较明朝的红夷炮，后金版的炮架先进，高低角可调，转向也方便，并有瞄准装置。

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炮军”，满语为乌真超哈，汉旗军都统佟养性任总兵官，曹振彦任教官，开始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重炮兵。

3、入关初期的清军，从人员构成上来说，是吴三桂辽东军（4万，打完李自成后约2万）+三顺王辽东军（1万）+佟氏兄弟手下零散投降的辽东军（1万）+祖大寿系辽东军（1万）+建州女真本部（2万）+努尔哈赤、皇太极掳掠的东北索伦诸部壮丁（1万）+漠南蒙古军（3万）。

以上人数为估算值，但误差不会太大，合计约11万人，原辽东军占了约半数，这就是入关前后清军的全部家当。

入关后，姜瓖的宣大军8万、河南地主武装约10万、南明江北四镇23万、左梦庚部（左良玉之子）约8万，先后投降清军。

这才让清军有了绝对的兵力优势。

而后期抵抗清军的，湖南何腾蛟，主力为原李自成大顺军的李过、高一功部；东南郑成功，主力为原海盗集团；西南孙可望、李定国，主力为原张献忠的大西军。

基本就这么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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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下。

辽东军所谓的“军事地主制度”，就是明朝的卫所制度，即军籍即户籍，平常当地主，打仗的时候每户抽丁上阵，打仗→抢人、抢地盘→分地、种地。

努尔哈赤把这一套学来，搞出了八旗。

在清军入关前，关外最大的三股地主势力，即为吴襄系（辽西走廊南侧）、毛文龙系（辽宁半岛沿海）和祖大寿系（辽西走廊北侧）。在清军入关时，这三大系都给清军打工了，你说这得分多少地。

有很多朋友会说，人家毛文龙就占着个皮岛，怎么成地主了？

其实呢，在毛文龙死之前，东江所控制的地域甚至要大于明军在关外控制的地盘，请看下图：

图中深红色部分，即为毛文龙屯过田的地方。

所以，满洲不等于女真，八旗更不等于女真，它是一种满、蒙、汉相结合的军事贵族团体。

八旗军的主力，就是辽东军+爱新觉罗宗室+北方来的野人女真、海西女真+漠南蒙古。

上文所谓“祖大寿系”，并不是祖大寿一个人，而是一个利益集团，简单列一下辽东军投降后金军的情况。

李永芳，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游击，带500人投降；投降后金后授三等总兵官。

这位仁兄有点意思，明明是一个地道的汉人，投降后却处处满洲化，最典型的就是给他的儿子起名，请看：

三儿子，李·刚阿泰，后官至宣府总兵；四儿子李·哈什库；五儿子李·巴颜，一个汉人，官至正蓝旗二把手，后封一等昭信伯；六儿子李·呼图礼；七儿子李·胡拜；八儿子李·克胜额；九儿子李·克德。

个性不？

孙得功，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游击，开广宁城投降；投降后后金封爵封三等梅勒章京。

石廷柱，瓜尔佳氏，汉化满族人，投降前为关宁军广宁卫守备，协助孙得功开广宁城投降；后历任昂邦章京、总兵官、镶红旗汉军固山额真、镇海将军，因战功卓著，死后追封太子太傅。

金砺，汉族，投降前为辽东军武堡都司，协助孙得功开广宁城投降；投降后金后战功卓著，官至川陕总督，加太子太保，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孔有德，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参将，带3000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恭顺王，后改封定南王，顺治九年因被李定国击败，自焚而死。清廷破格予以厚葬，并追谥为武壮。

耿仲明，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参将，带3000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怀顺王，后改封靖南王。顺治六年，因其私藏逃人，多尔衮追查不休，耿仲明畏罪自缢于进军广东途中的江西吉安。

尚可喜，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副将，带军民万余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智顺王，后改封平南王。康熙十五年被其子尚之信逼迫而死。

祖大寿，汉族，李成梁管家祖承训之子，李家衰落后辽东最大的地主家族，吴三桂之娘舅。投降前为大明辽东军总兵，先是被围大凌河投降，再是被围锦州投降。投降后授汉军正黄旗总兵，跟随清军入关。

祖大乐，汉族，祖大寿之堂弟，投降前为关宁军副将，松锦之战后投降；投降后无记载。

祖大弼，汉族，祖承训次子，祖大寿之弟，投降前为关宁军副将，松锦之战后投降；顺治时授散秩内大臣，隶属汉军镶黄旗。

祖泽远，汉族，祖大寿从子，投降前为关宁参将，松锦之战后投降；投降后战功卓著，官至湖广四川总督，一个人管半个南方，爵位为得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

祖可法，汉族，祖大寿养子，大凌河之战中作为祖大寿的人质被扣在后金营中，祖大寿降而复叛后归降后金。皇太极对其信任有加，授汉军正黄旗副都统。后跟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战功卓著，封为左都督，充任镇守湖广的总兵。

祖泽润，汉族，祖大寿从子，投降前为大明锦州副将；投降后战功卓著，为汉军正黄旗固山额真。

吴三凤，汉族，吴三桂长兄，投降前为辽东军参将，大凌河之战后投降；

张存仁，汉族，投降前为辽东军副将，大凌河之战后投降；投降后因其文武兼备，备受多尔衮赏识，先后任兵部尚书、直隶三省总督，爵位为一等精奇尼哈番。

洪承畴，不介绍了；吴三桂，不介绍了。

东北黑龙江流域的索伦诸部，也是八旗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雅克萨原住民，达斡尔族博穆博果尔叛逃，皇太极北伐，一次性抢回来近5000人；

尼布楚原住民，茂明安蒙古人，一千余户南下，加入后金；

索尼的赫舍里氏、沙尔虎达的瓜尔佳氏等等，之前都不是建州女真，都是从北边过来的。

真正的建州女真，能凑出一万壮丁，就顶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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