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主好,这是央视专访川航机长刘传健的对话,让我们来看看当时人是怎么说的。
近万米高空,风挡玻璃突然爆裂。强风,低温,失压,缺氧,整架飞机急速下坠……机舱内一百多位乘客,飞机下方崇山峻岭,英雄机组如何完成迫降奇迹?央视新闻《面对面》,独家专访了川航3U8633航班机组。
记者:当时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那天早上有什么异常吗?
刘传健:没有什么异常,那天我是在公司住的,按时到准备室做一切准备,资料是我的二机长和前台进行沟通拿的资料,我阅读了所有资料,天气非常好都没有什么问题。
记者:在上了飞机之后按照常规的一种方式,你们的正常程序是什么?
刘传健:对飞机的外部检查和对飞机的内部检查。
记者:这是机长每次要履行的?
刘传健:每次都要做的必做的,这次我都进行了检查,没有问题。
大概四十分钟后,飞机已经抵达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高空能见度不错,能看到飞机下面的层峦叠嶂,飞行高度为9800米。从2006年到川航工作这趟航班刘传健飞过不下100次,按照以往的做法,在这个高度上,飞机要飞行一段时间。
记者:当时你和副驾驶的状态?
刘传健:都挺好的,非常轻松,天气非常好,感觉今天完成任务是非常愉悦的一件事情,是这么一种心情。
但惊变,总是在猝不及防时发生。早上7点零6分左右,平稳飞行中的飞机突然发出一声巨响。
刘传健:在第一声爆炸之前整个前期没有任何异样。
记者:你说出现了一声爆炸?
刘传健:对,巡航过程中发生了一声爆炸。
记者:突发的爆炸声来自哪里,你当时第一判断是什么?
刘传健:当时的第一判断就是发生了一声爆炸,爆裂的声音,我和副驾驶同时发现爆裂的时候有异样,我们马上会做检查就感觉不正常,同时发现副驾驶前挡风玻璃裂纹了。
记者:当时爆炸声音有多大,给我们描述一下声音的感觉?比如过去爆米花那些东西是那种声音吗?
刘传健:对,爆米花这个声音,至少有这个声音。
记者:声音那么高,在密闭的空间,这个分贝非常大了。
刘传健:对,当时一下,很惊愕的一种状态,所以我的动作后面非常快。
记者:但是在这种应急反应下,对你而言作为机长你第一个要采取的措施是什么?
刘传健:摸,用手感受我们玻璃的情况,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一样,我们玻璃有好几层,各层的结构不一样,如果外层,中层,它有三层玻璃,如果是里面,书上写了,有裂纹,告诉我们它的受力层受到破坏了。
记者:您当时用手摸玻璃当时感受的状态是什么?
刘传健:有划手的感觉,我是用手指轻轻摸的。
记者:就是有裂纹吗?
刘传健:对,有裂纹,就是划手,割手的感觉,我知道肯定是里面一层坏了。
记者:内层坏了,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刘传健:意味着飞机的承受能力下降了,但并不一定坏,我的教科书告诉我,它承受力会减少。
记者:你和副驾驶有交流吗?
刘传健:没有交流,这时候我第一下,拿着话筒同时下高度,我跟我们空管说我要下高度返航成都。
记者: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
刘传健:它承受力受到破坏,可能飞机就有故障要发生。
民航客机的风挡玻璃通常有外层、中层和内层三层,而且其韧性和抗压能力是普通玻璃的两三千倍。一般理论认为,即使内层玻璃破裂,中层和外层玻璃仍能抵挡机舱内外两倍的压差。但出于职业敏感,来不及和其他机组人员商量,刘传健迅速做出了立即返航最近的成都机场的决定。
记者:当时离成都有多远?
刘传健:大概有150公里左右。
记者:是已经超越成都了还是没到成都?
刘传健:过了过了。
记者:过了成都100多公里,返航成都。
刘传健:对。
事后看,从事故发生的那一刻起,每一个决定都至关重要,每一秒的时间都变得弥足珍贵。因为对于高速飞行中的飞机来说,稍微的犹豫不决都会让飞机在短短的时间里飞出更远的距离,使下一步的自救变得遥不可及或根本不可能。刘传健调转机头,同时抓起话筒向地面管制部门发出“风挡裂了,我们决定备降成都”的信息。
通话录音:成都,成都,四川的8633,请讲,现在有点儿故障,我申请下高度,四川的8633,下8400保持,下8400,我要返航了,我现在风挡裂了,风挡裂了,是吧,对的,3U8633是返航重庆吗,返航成都,备降成都,是吧,对,3U8633收到了,你先下8400保持。
记者:塔台的指示呢?
刘传健:没有。刘传健:因为我把话报完,刚刚说完话可能他就关了,但是这时候整个玻璃就爆了。
记者:就在报话的那一刹那?
刘传健:对,我说完可能还没有完的时候,这时候就爆了。爆了三次,没有反应了当时,肯定是应激的那种情况,可能当时我就当我睁开眼的时候。
记者:你是想第一本能保护?
刘传健:没有保护,我根本没有想到它会爆炸,可能就是听到一声,本能眨一下眼或者什么的是这样的,当我睁开眼看到他的时候。
记者:看到副驾的时候?
刘传健:对,都已经挂在那儿了。半个身体是在窗外的。
记者:当时的状态是整个下半身都在窗外,还是上半身?
刘传健:上半身,上半身在窗外。
记者:上半身不是有安全带和固定吗?
刘传健:我们的副驾驶在巡航过程中,我们是可以放松一点的,然后他就只系了这个腿部的安全带,没有系那个肩带,所以他就被往外吸了,爆炸的时候内外是有压差的,当时压差是七点几。
记者:人会马上被吸出去?
刘传健:一下就出去了。
驾驶舱右前座风挡玻璃罕见地突然爆裂,破碎的玻璃向外四散,相当于飞机在近万米高空破开了一个大洞,机舱内外巨大的压力差,瞬间把副驾驶徐瑞辰的上半身吸出了窗外。
记者:太突然了?
刘传健:对,非常突然。
记者:对你而言作为机长在副驾驶出现这样特殊情况下,有没有应急的预案里面之前是有过这样的设计的?
刘传健:真没有。全靠第一反应,他一出去我看到他在那儿往外的时候,实际上我想伸手抓他。
记者:这是本能想抓的?
刘传健:对,我是想伸手抓他,我一看够不着,飞机的速度非常大,可能在800公里左右,我一个是过不去,第二个我确实够不着他,现在飞机是一种什么状态,我要把飞机的状态保持好,所以我就操纵飞机。
记者:但是你当时能确认他的安全吗?
刘传健:我不敢确认会发生什么,我当时都不敢想,我当时一个想的就是把飞机状态
控制好,不要让飞机掉下去。
记者:但是对那个时候来讲其实你内心有多少把握?
刘传健:其实那时候我真没把握,其实我当时心里,也是喊完了,完了。
风挡玻璃爆裂的瞬间,驾驶舱失压的同时,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接踵而至,机舱环境迅速发生变化。
刘传健:最大的变化就是强烈的风吹着我,脸上有撕裂感那种感觉。
记者:像刀割一样的是吗?
刘传健:我当时感觉我整个人变形了那种感觉。
记者:眼睛能睁开吗?
刘传健:眼睛能睁开。
记者:当时戴着墨镜吗?
刘传健:当时戴着墨镜,整个飞机在剧烈抖动,当时那一会没有声音,但是过一会声音非常大。
记者:整个机身?
刘传健:对,整个机身在抖动,仪表看不太清楚,在晃动。
记者:仪表上还有显示吗,所有的功能还存在吗?
刘传健:我那边仪表是有显示的,但是我当时不敢确定,是正确的显示。
记者:为什么不能确定?
刘传健:因为爆破了以后很多设备都不工作了,电子仪表显示系统告诉我故障的设备,上面有无数的东西是填满的,两个屏幕里面,显示的全是故障。
近万米高空,每小时八百公里的速度,失去了驾驶舱右前座风挡玻璃的飞机像破了一个大洞,剧烈的强风像要把人吹扁,飞行控制组件面板被吹翻,许多飞行仪表无法正常使用,整架飞机都在剧烈抖动。驾驶舱发生的这一切,也迅速传导到了飞机客舱。当时,第二机长梁鹏正在客舱休息。
梁鹏:直接是看见那个门爆开了。
记者:你说是哪个门?
梁鹏:驾驶舱门。
记者:和乘客舱连接的门吗?
梁鹏:对。
记者:爆开了?
梁鹏:弹开了,很大的风声。
毕楠:就是有啸叫声,同时出现了颠簸,客舱的氧气面罩全部脱落了。
记者:是自己自动脱落?
毕楠:对。
事后有乘客回忆说,飞机起飞将近一小时后,原本飞行平稳的飞机突然发生剧烈颠簸,并随之吹进一股强大的气流,像沙尘暴一样,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机舱突然变暗,四周响起刺耳的声音以及乘客的尖叫声,飞机急速下降,许多物品被吹落到到机
舱的地面。
乘客:突然间灯一黑,空姐和手推车飞到半空中,然后又跌落下来。听到砰的一声,
飞机急速下降,所有的指示灯都熄灭了。每一排掉了氧气面罩下来。
面对突然降落到面前的氧气面罩,很多乘客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种平时只在电影大片中看到的灾难场景,在自己眼前真实发生了。
记者: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毕楠:从来没有遇到过。
记者:但是人本能突然遇到这种突发的紧急状况,心情情绪都是不一样的?
毕楠:这个时候你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只知道我要保证我旅客,我的组员的安全,如果我慌了我乱了,那他们怎么办?
毕楠:我只有通过广播器通知旅客,广播旅客,他们怎么样做,我告诉他们是用力向下拉面罩,把面罩罩在口鼻处,系好安全带,听从我们的指挥。
记者:其他的空乘?
毕楠:他们是同样的,要通过他们的一些口令还有拍打座椅让旅客系好安全带,拉下面罩吸氧,同时也安抚了旅客。
记者:你们怎么安抚旅客?
毕楠:有旅客抽筋,可能紧张了,抽筋,乘务员就一直帮他按摩,一直给他放松,还
有旅客在哭,乘务员一直在拍拍他的肩,牵着他的手,一直给他信心。
近万米高空,破了一个大洞的驾驶舱,还迅速导致了的另外两个致命后果,一个是低温,另外一个,失压后驾驶舱内的空气会迅速流到窗外去,进而迅速导致驾驶舱内缺
氧。
记者:这种冷之前,如果用温度来显示可能是大概零下多少?
刘传健:如果在9800米,温度,按理论算应该是零下40多度。
记者: 零下40多度?
刘传健:对。
记者:但是正常像你们驾驶飞机应该不会穿太厚的。
刘传健:对,平时。
记者:也是穿这样?
刘传健:对,也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客舱正常的温度,旅客应该是调到24度左右,
我们平时驾驶舱的温度也在这个温度左右,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
记者:但是一下子温度从20多度,下降到零下40度,整个肢体的操作是否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刘传健:前期实际上我没有影响,因为前期我太紧张了,肌肉是非常紧张的,我真的没有感觉到。
记者:有戴氧气罩吗?
刘传健:有,我们训练里就有氧气面具,像刚才我说的一样,我想拿出氧气罩来戴,
但是我戴不上。
记者:原因?
刘传健:风太大了,吹得我无法拿出任何东西,我把氧气罩拿出来了,无法拿起来。
记者:自己戴不上?
刘传健:对。
记者:没有氧气罩对你而言?
刘传健:当时没有意识到缺氧的问题,当时一心想把飞机操纵好,当时真没想到这个问题。
记者:完全要靠自我的那种,极限的挑战能力来控制,是吧?
刘传健:对,应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那天我下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叫意志力,我觉着这个是非常准确的一个词,意志力用在这个地方,非常恰当。
但在当时,飞机已经飞到了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由于这一带山地密布,山高大多在5000-6000米,飞机不能贴着山头飞行,至少要有600米的安全裕度,客舱一旦失压,最低安全高度必须保持在7300米左右,也就是23000英尺高度。
记者:要从三万多千英尺下降到两万三千英尺?
刘传健:对,没有出山就是两万三千英尺,我就不能再下了,一定要出山以后才能继续往下下。
记者:但是如果持续在那个高度上,这么操作不可能吧?
刘传健:也不可能,持续两万三千英尺也不可能,时间太久了,旅客氧气是有限的,温度很低,人体是很难受的。
特殊的航线意味着驾驶舱失压的飞机不能一次性下降到有氧气而且温度适宜的高度,飞行员必须要咬牙坚持在7千多米即23000英尺的高度上继续飞行,直到飞出群山到达盆地上空后才能再次下降。
记者: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是稳定飞机的姿态往下降,当时气压产生了非常大的失压之后,气压对里面的压迫是什么样的?
刘传健:很强的冲击力往里灌,压迫感,为什么我们减速,为了这种压迫感小一点,对我们整个机体的伤害,会小一点,对我们人的伤害会小一点,速度太大了,吹起来会不会把后面吹裂,从这边吹过去。
记者:你说风,从风挡那儿直接吹到?
刘传健:后舱去。
记者:乘客舱?
刘传健:对,如果速度太大了,是不是会后面还会不会坏。
记者:你当时还想到这些问题?
刘传健:对,我当时想的主要就是这个伤害,这个风的伤害不要把我造成的伤害变成对我们机体造成伤害,我就想着减速,我前面也说了,我在大速度还是小速度,大下降率还是小下降率这一块我是非常纠结的,是我心里非常纠结的问题。
记者:为什么会纠结?
刘传健:因为我速度太大了下高度会快一些。
记者:快带来的问题副作用是什么?
刘传健:机组的安全机体的安全可能无法保障。
记者:怎么平衡这个矛盾做出最后的决策?
刘传健:对,所以我就说把这个速度选在我认为比较合适的,人相对能接受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相对的下降率小一点。
记者:这个是靠经验做的一个估值吗?
刘传健:不是靠经验。
记者:那是靠什么?
刘传健:是当时的一种状况,人感觉稍好一点那种感觉当时的一种状况,感觉来做的。
而在飞机客舱,是另外一番场景。飞机突然的剧烈抖动和急速坠落,让乘客极为慌乱,哭泣和尖叫声不绝。乘务长和另外四名空乘尽最大努力安抚乘客。一辆餐车失去控制,将一名空姐的腰部撞伤。
记者:在这个时候怎么安抚乘客们的状态?
毕楠:乘务员因为当时在每个区域,分布在客舱的不同的排数,他们告诉旅客相信我们,因为我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相信我们有能力把你安全地送到目的地。
记者:但是你们并不知道驾驶舱发生了什么。
毕楠:不知道,不知道。
记者:你也没去驾驶舱看一看。
毕楠:有联系过,但是没有联系上。
记者:怎么联系?
毕楠:打电话。
记者:没有回复?
毕楠:没有回复。
记者:如果说像这种紧急状况,机长都不回复的话,你内心会不会更多了一份担忧?
毕楠:说实在肯定会,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我做什么样的指令和安排,可能我这个时候就稍微心里面就会多想很多东西。
记者:想什么?
毕楠:想各种各样的方案,各种各样的情景,各种各样的结果。
信心的源头是刘传健。空军出身的他有几十年的飞行经验,受过严格的战斗机飞行训练,后期,刘传健从普通飞行员成为飞行教员,带出了不少飞行员。后来转业到民航工作。
刘传健:因为空军招飞淘汰率非常高,当时我们在那儿提倡的是八项素质,要求非常高,招进去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比如在一个省只招十个二十个,整个招得很少,淘汰率就非常高,结果进去以后淘汰率都非常高,70%到80%的人都要被淘汰,最后真正能成为飞行员,成为部队战斗力的只有20%或者多一点。
记者:但是从轰炸机、战斗机的飞行员转到民航来讲的话,从这样的飞行技术还有飞行操控上来讲,会有什么样不同吗?
刘传健:基本的驾驶术是一样的,因为民航飞机自动设备更多,因为电脑方面更多,在部队的飞机的话,相对有另外一个特点,是灵活机动,我感觉灵活机动,以快为准。我们民航的运输呢,感觉是安全第一,安全、舒适让旅客感觉,这是我们的一个宗旨,所以操纵上会有一些区别。
记者:之前包括我看资料,像你们在空军飞行学院的时候,曾经像一些特殊情况、极端情况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学习安排。
刘传健:对,每个机型在预计的课目里面都会进行一些独立的,比如出现这个课目我们应该怎么做,另外一个课目我们怎么做,都会有的,都是有的。我们怎么去学习它,在飞之前我怎么去准备它,万一出现我会怎么办,作为一个飞行员来说,对这些特情的出现都要非常熟悉。
记者:之前类似于像风挡玻璃,这种脱落的情况或者爆裂的情况,有过这样应急的学习吗?
刘传健:没有,在我的印象中就是英航5390航班,因为那个我看了很多遍。
记者:你说英国1990年的那个事故。
刘传健:对,因为它拍成了电影。我印象非常深,我看了好几遍。
1990年6月10日,英国航空5390号班机由伯明翰起飞前往西班牙马洛卡,在飞行过程中,飞机驾驶室中的一块风挡玻璃突然飞脱,并将机长吸出机外。后来凭着副机师的努力,飞机安全降落于南安普敦,并且机长奇迹般生还。这次英航事件在后来的几十年间,都被视作航空史上飞行员力挽狂澜的奇迹。然而,刘传健驾驶的这架飞机,比英航5930当时的情况,更加凶险。
记者:差别主要在哪儿?那次事故和这次事故。
刘传健:(英航5390)高度比较低,速度比较小,我们这次高度非常高,应该是9800米,然后压差非常大,温度非常低,速度也很快,当时的速度是800公里每小时。
除了高度和速度上的不同之外,刘传健驾驶的飞机下面,是山尖上耸立着冰川的青藏高原。一旦遵循常规操作下降,势必撞上冰山,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当时在你那个位置能够听到后面乘客的反应吗?声音。
刘传健:听不到,什么都听不到。
记者:你有通过广播和后面乘客们讲吗?
刘传健:无法广播。
记者:所有设备失灵。
刘传健:不是失灵,我不知道失灵没失灵,因为这个时候风,噪音非常之大,再一个我没有精力去,我没有自动设备,我要操纵飞机,我无法对他们进行任何的广播,因为当时我相信他们机组人员都是经过专业的训练,我们平时都是很专业的,因为他们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是处理得没有问题,处理没有问题,所以你无法进行任何广播。
记者:也就是说你的职责,就是在机舱里面控制好飞机。
刘传健:对,我认为我的职责就是把飞机控制好,不要让飞机掉下去,能把飞机安全落到跑道里面,这是我当时想的。其他哪怕我什么都不做,但是我要做这一点。
记者:但是你跟塔台汇报要返航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这样的答复,那你怎么来做抉择呢?
刘传健:对,在这种危急的时候,可以不得到这种答复。
记者:自我决定吗?
刘传健:对,在危急的时候,是可以不得到回复的,是赋予了我们机长这一种责任的。
在刘传健的操纵下,风挡爆裂的飞机继续飞行。幸运的是,风挡玻璃爆裂二三十秒后,被强力压差吸出驾驶室的副驾驶徐瑞辰回到了驾驶舱。
记者:怎么回来的?
刘传健:因为我们压差,一下爆破了以后,相当于里面没有压差了,飞机里面和外面,它的压力是一样的,实际上是顺着风往里吹爬进来的,如果我们的风一直往外吸,他是进不来的。
记者:进来之后,他和你有什么样的一种配合?
刘传健:基本上没什么配合,因为这时候我在集中精力操纵飞机,我基本上没有管他,因为我无法去管他。
意外发生后,正在客舱休息的第二机长梁鹏意识到,飞机遇到了大麻烦。他马上进入驾驶舱。
记者:你当时在多长时间内进到了驾驶舱?
梁鹏:现在有点记不住了,当时乘务长毕楠,给我比了一下手势。
记者:她给你比的手势是什么?
梁鹏:她给我就是说里边,她就这么比了一下,我当时想的就是,我怕在这种的环境下,人是很容易失去意识的,我就怕他们两个在里边失能了,我就必须得进去。
记者:进到驾驶舱你看到的情景?
梁鹏:进到驾驶舱之后,首先我看见的就是飞机在转弯,下边全是山。
记者:全是山?
梁鹏:对,我们在山上。然后我就马上坐好,系上安全带,我就马上把氧气面罩拿出来,然后我就看他,我就给那个机长,就是给刘机长示意,我就说你戴上,他说没问题,我说那行,然后我就戴上,戴上之后就马上拿出我们的,因为我们这个飞高高原有它特定的失压程序,就是像碰见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往哪飞,下多少高度,我就马上拿出我的电子飞行包,翻出我们拉萨的失压程序,我就拿给他看,告诉他我们现在要飞的地方叫崇州,我们要下高度到两万两千英尺,他说好,我就给他做计划,相当于是我给他负责导航通讯这些,然后他负责操纵飞机。
记者:当时机长的状态?
梁鹏:他就是很专注地飞行,保持好飞机的状态,那是我们最主要的东西。
驾驶舱失压后,剧烈的狂风还吹翻了飞行组件控制面板。平时可以作为判断依据的很多数据板都已遭到破坏或者变得无法确认,飞行组件控制面板被破坏,就相当于飞机从智能汽车变成了手扶拖拉机,自动驾驶已经没有可能,必须依靠手动来完成,好在,这对于驾驶军机出身的刘传健来说,并不陌生。
记者:我看到资料上,飞机的飞行控制组件面板是被吹起来。
刘传健:掀开的。
记者:这个掀开之后会有什么影响?
刘传健:会影响很多设备,我确实搞不清楚,会造成我故障信息里面,无数个故障信息,所以说我在后面的,包括放起落架构型减速提供一些升力装置里面,每次做一个动作,我都是非常纠结,我就生怕它因为故障造成飞机姿态的变化,所以说我们如果姿态无法控制了,所有的安全,前面的工作都白费了,每做一个动作我实际上都是,从内心来讲我都是非常纠结,包括可用可不用的设备,我是绝对不用的,因为用了可能产生一些不良的后果,我无法去评估,因为我现在飞机是可控的,如果做出来以后,变成不可控了我怎么办,这是我说为什么纠结在这儿呢。
飞行数据显示,2018年5月14日早上7点07分左右,3U8633航班开始从32000英尺左右紧急下降高度。
记者: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刘传健:应该刚开始快一些,因为飞机我还没有去接管。操纵飞机的时候,第一时间大一点,这个时候飞机是处在刚才保持的一个姿态在下高度,在增速,并且油门很大,油门在比较高的位置上,飞机在迅速下高度。当我一看到接管了飞机,飞机可以操纵的时候,这个就在逐渐减小。
刘传健:但是我尽力控制飞机,因为当时飞机带着坡度转弯,在往下下高度,我看了一下,当时我不敢确定我的表数是真实的还是假的,空速在一直增加,所以我做的动作是把油门收光,操纵飞机。
记者:这是面对这种情况唯一的选择吗?
刘传健:对,唯一的选择,没有别的选择,就是不让飞机损坏,保持飞机状态。如果我们的飞机失去姿态,某种情况下它是会掉下去的,失速掉下去的。
记者:如果失速?
刘传健:或者姿态不正确,不在正确的姿态上。
记者:结果呢?
刘传健:就是飞机直接掉到地上去。
在狂风、巨大的噪音、低温、缺氧的情况下,刘传健在驾驶室内的每一个操作动作都异常艰难。
记者:当时在你们驾驶舱,你的温度还有气压的感觉呢?
刘传健:很冷,冷到最后的时候,我整个身体都在都抖。我的第二机长就在给我抚摸,同时他也是在鼓励我。他给我抚摸的时候,感觉我身体在抖。我知道他是一方面在鼓励我,同时也说别怕没事。
记者:你感受到他当时的那种做法是对你的一种鼓励,是吗?
刘传健:感觉身体在抖,因为很冷。他抚摸我跟我说,抚摸会好一点,感觉。
记者:当时副驾驶呢?
梁鹏:副驾驶当时因为受伤了,身上有伤,他前面也没啥东西了,他当时能做的确实也有限。
记者:那你怎么安置副驾驶呢?
梁鹏:我就告诉他,就是那个7700,我就派他监管,我就说这个7700,就让他一直负责7700的识别。
记者:7700通俗讲是?
梁鹏:就是7700。这是我们的一个应答机,因为我们当时没有办法通讯,他如果按了这个,下面是能看见我们有,我们碰见紧急情况了,但是这个我们是要隔一段时间,你就得按一下,就让他们识别,让他们知道,因为他是出去再回来的。当时已经有点吓到了,相当于我就是不停安抚他们,刘机长他冷,我就一直给他摸,摸他手,我就说没问题。一个是摩擦产生点热量,就是这样,给副驾驶也是一直安抚他,没问题,没问题,就是这样。
记者:当时副驾驶这样的一个姿态,是有驾驶席坐着还是?
梁鹏:坐着的。
记者:是坐在驾驶席。
梁鹏:对,当时我就把机长这边的话筒、耳机全拿过来。我就全程盲发,给塔台报告,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在哪,怎么样了,但是我们听不见任何声音。
记者:只能是单向传播。
梁鹏:对,就我这种的话叫盲发,就是我给塔台表达,我现在要干什么就行了,剩下他们自己会去调控。
塔台呼叫:8633成都,8633成都。
与此同时,成都区域空管并未忘记3U8633航班。值班空管多次呼叫3U8633航班,但3U8633航班没有任何回应。空管发动其他航班协助呼叫,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塔台呼叫:麻烦在群里叫一下8633,看能不能叫到,四川的8633,成都叫你,四川的8633成都叫你,8633 12237叫你。
2018年5月14日早上7点10分,西南空管局雷达显示3U8633航班出现航空器遇险代码A7700,全体值班管制员立即进入紧急工作状态,他们指挥空中6架飞机紧急避让,同时协调军方配合特情处置。在成都双流机场,跑道外的8架飞机在空管的指挥下立即停止起飞,停机坪上的15架飞机停止推出。一切只为3U8633航班的紧急迫降提供
最优的空域环境。
记者:用了多久才把整个飞机控制到一个好的状态?
刘传健:大概五分钟差不多这样子。
记者:这五分钟究竟在你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
刘传健:非常复杂,非常复杂。
记者:为什么用复杂这个词?
刘传健:因为当时想得很多,确实想得很多。
记者:最多想的是什么?
刘传健:最多的时候,我一定把飞机保持好,不要把飞机掉下去,这是我作为机长最高的一个。一定不要让飞机掉下去,这个是我想得最多的。我尽量保证更多人的安全,当时是这么想的。
记者:已经有了不好的这样的一种设想了?
刘传健:对,实际上有这种设想了。
记者:你当时预想到会出现一种比较可怕的情况会是什么?
刘传健:当时说实在的,在我没有安全控制飞机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飞机会掉下去。
记者: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怎么保证更多人的安全和可能?
刘传健:如果我无法操控飞机,能做多少做多少吧。如果真要发生什么不堪的后果,无法想象。
记者:这五分钟应该是你生命里面特别难熬的五分钟。
刘传健:对,非常煎熬。说实话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直到后来还是有些很多纠结的问题,包括后来我们一些设备的使用上,其实我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记者:谨慎指的是?
刘传健:当时我们有无数的故障在里面,实际上这些都是对我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5月14日早上7:11左右,3U8633航班从32000英尺下降至24000英尺高度。
记者:在这五分钟之后,你说飞机的姿态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是什么?
刘传健:仍然是操纵飞机,我们的飞机现在不能松手的,一松手飞机姿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记者:但那时候内心会不会安全一点?
刘传健:对,安全多了。当时飞机感觉可控了就安全很多了。
记者:你那时候和副驾还有交流吗?
刘传健:那时候我和第二机长就有交流了。这时候第二机长早就进来了,第二机长告诉我旅客是安全的,没有什么事后面是好的。
记者:听到这个反应呢?
刘传健:对,实际上没有跟我说这个话,而是给我比划。
记者:手势?
刘传健:对。
记者:这是什么,OK吗?
刘传健:后面OK,就是旅客是OK的。
记者:这个对你内心的反应是什么?
刘传健:当时我一下就会比较兴奋,当时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今天一定要把他们飞回去,更坚定了这个理念。
记者:那时候这个有那么大的力量。
刘传健:非常大的力量。我的职业生涯说白了,我真的是,干这行我知道,每次飞行我的后面是旅客,这是我一个宗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保证旅客的安全和飞机的安全,作为机长是我的首要责任,其他我真的没考虑太多。每次飞行的时候,都是把这个放在最前面的。
记者:后面是一百多条生命。
刘传健:对,后面是无数的家庭,无数的相关人员,我们哪怕就是在319机型320机型,我们飞的三种机型里面,320机型可能大概190多个人,最多的时候,319机型最多是132人,相对少一点,多的时候是两百。所以每次我飞的时候,在我心中强调的也是这个,在任何时候我要保证,在我能力的范围内,我能保证我绝对是保证旅客的
安全,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是机长职责吧,应该是。
此后,3U8633航班继续平稳下降,从9600米高空到6600米,再到3900米,事故发生34分钟后,3U8633航班降落在成都双流机场。
刘传健:我们发出来的7700这个应答机,他们是收得到的。收到这个信号是告诉我们飞机遇险了,遇险是什么情况,他们也会清楚。他们会把所有飞机,影响我们航路的飞机全部调开,把路让给我们。所以我在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那些管制部门的一些,他们管制部门的一些人,努力让路,跟我们配合,因为我们无法接到,他们是默默地为我们配合。
梁鹏:起落架放完了,我们能见地面了,能见跑道之后,那个心里边其实当时真是不怕了,因为只要能让我们见到跑道,我们就能把飞机飞下去,当时就是这样的状态。所以当时一落地之后,真的是放松了一口气。我们两个,他侧过来,我们看着,我们
俩就握了个手说了一句,我们现在还活着。
我们还活着,机长刘传健对这句话也是印象深刻。
刘传健:飞机落地一刻长长舒一口气,我和他同时在那儿,我们都还活着。
记者:这是你们说的第一句话吗?
刘传健:对,是我们听得到说的第一句话。
记者:那时候你看到同伴的眼神是什么样的还记得吗?
刘传健:我觉得当时我们都放松了,一下就放松了。
随着飞机一起下降的,是乘客们提了很久的心,一直被恐惧和压抑笼罩着的机舱内恢复了生气。
毕楠:我当时是通过驾驶舱告诉我飞机已经安全了,然后我是站在客舱当中对旅客进行广播,告诉旅客我们已经安全了。
记者:你还记得当时那时候播这段内容的状态吗?
毕楠:我告诉旅客我说,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我说我们已经安全了,我们不用担心。
记者:你那时候还能有这样的状态来说话吗?
毕楠:对,因为我不能慌,我内心再慌我不可能表现出来,因为我是专业的。
记者:乘客们当时听到这些话?
毕楠:鼓掌。
记者:这个鼓掌可能包含了很多寓意。
据四川航空发布的消息,除副驾驶皮肤擦伤,一名乘务员腰部受伤正接受治疗外,其余27名前往医院就诊的乘客身体未见明显异常。而据民航西南局公告表示,民航西南局、四川监管局已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就事故原因开展调查处置。调查的对象也包括机长刘传健和所有机组成员。
记者:但是在整个事件结束之后,对你而言的话,需要接受的整体安排是什么?
刘传健:这几天我们刚落地,管理局的相关人员、调查人员一起跟我们调查当时的情况,让我们反映当时的一些情况,之后对我们进行调查,一直昨天、前天,整整调查一天。
记者:对于这次的事件来讲的话,可能很多人会探讨,将来对于航空上的这些突发事件还有安全,人们会有很多的这样一种疑问存在,作为机长你们会考虑这种问题吗?
刘传健:当然可能在将来会有结果的时候,我们也会考虑。因为现在没有结果,我们无从考虑,这个确实是。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大家很关注。对于您经历了这样一次很特别的事故以后,作为机长您今后个人的安排会怎样?
刘传健:我还会继续飞行,在接受检查,身体检查,没有异常的情况心理平稳了以后,应该会继续飞行的。
记者:您说的心理平稳是因为目前还有一些可能情绪上的波动吗?
刘传健:对,应该它还会作为航医,作为航空专业,还会对我们进行心理辅导这一类的东西,还会对我们进行,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让我们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不一定是身体上的健康,心理上的健康都是需要的。
记者: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还可以在机长这个位置上看到你。
刘传健:应该没有问题,我相信我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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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结论,我认为任何一个机长包括刘机长本人都不敢拍着胸脯说,再来次一模一样的事故自己能百分百安全飞回来。真的遇上了,只能是提着一口气,凭借自己的体能、意志与经验努力把飞机开回来,至于能不能成,那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
为什么呢?因为此事故驾驶员置身于非常态,任何飞行训练都不会针对这样的事故来进行,它的概率很小,地面也缺乏真实的模拟条件。
为什么说驾驶员置身非常态?因为驾驶舱挡风玻璃破碎造成了一系列问题。
第一,低温
海拔每升高100米,温度大概下降0.6摄氏度,事发时是早上七点多,飞机巡航高度9800米,大概零下40摄氏度。珠峰高度8844米,登珠峰没刘机长那么冷,不过登珠峰的人穿成这样
更低的温度,我们刘机长穿成这样
登珠峰对温度有个循序渐进逐渐适应的过程,而刘机长是毫无准备从大概24度的空调房咣当一下到了零下40度。当时驾驶舱狂风大作,同样的气温,风越大体感温度肯定是越低的。
刘机长在五分钟内把巡航高度下降到了7300米,温度大概到了零下25度,还是很冷。出了青藏高原后高度降到6600米,-20度,再降到3900米,-5度,结合风力和刘机长穿着依然是非常非常冷的。
第二,狂风
其实狂风这个称谓不是很贴切,因为刘机长面对的风力其实已经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了。
前段时间台风利奇马登陆,记者追风脸都被吹变形,上了热搜,记者的状态是这样的
视频地址http://n.miaopai.com/media/KLgh7osXLR87oai~tyWedMWpkR8itw3o
利奇马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52m/s,相当于187.2km/h。这记者是上海气象台的,台风在浙江登陆,他感受到的肯定不是最大风力。而我们的刘机长事发时巡航速度是800km/h,虽然说碎的是副驾驶的风挡,刘机长面对的风速可能稍低于飞机航速,但这样的风速显然数倍于气象记者体验到的,已经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了。
刘机长在事发5分钟后降低了航速,半小时后飞到了大概150km外的成都,降速后航速大概300km/h,依然是超级台风风速的两倍。
如果你还是没概念,之前贴了张事发时机长的穿着图片,这里再贴张事发后的。从7:06事发到7:42成功迫降成都,吹了不到40分钟这样的风之后副驾的衣服是这样的(之前以为这衣服是机长的,感谢评论区 @见路不走 @future 指正)
第三,缺氧
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没概念的话还是可以类比一下登珠峰。同样的,登珠峰对氧气含量的下降是有几个阶段逐渐适应的过程的,大多数人是背着氧气瓶上去的。而刘机长又是咣当一下从天堂到地狱。
缺氧带来的不止是生理上的不适,还有无法用意志力克服的思考能力和反应速度的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大脑不和你商量直接就罢工了。刘机长想戴上氧气面罩,但是风太大,办不到。
此时飞机位于青藏高原,五六千米的高峰林立,下降空间有限,需要非常小心。刘机长在缺氧状态下用5分钟把飞机降到了勉强可以呼吸的高度。
第四,控制台损坏,失去很多飞行数据
风挡爆了之后,控制台是这样的。
风挡破碎之后,飞机的整个空气动力学状态都改变了,这种改变是随机的,不可能出现在模拟训练科目里。飞机一直在剧烈抖动,飞机各个部件做出和平时一样的动作,达成的效果和平时肯定是有偏差的。这种偏差有多大,刘机长不清楚,只能一点点小心实验摸索,而控制台损坏造成的数据缺失给刘机长的摸索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就好比你开熟了的车,好好在高速路上开着,忽然之间油门刹车转向的程度都变了。你按平时的习惯给油,踩了一下油门,这车嗖一下窜出去了。你吓了一跳,急忙踩刹车,哪知刹车踩到底车速也只是缓慢的下降。到了路口需要转弯,你发现打半圈方向转弯的弧度和平时居然不一样,而且左打和右打相同幅度效果还不一样。
这车还不能停,得一直开到车站,不单是不能停,车速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要不就会翻车。车的仪表盘还坏了,车速你读不到,只能根据经验自己估量着来。
上述四点我都是一个一个谈的,相信大家可以看出,单独面对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是非常严峻的挑战,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我们的刘机长却是一瞬间面对四个,综合的难度绝对不是1+1+1+1=4那么简单的。四者相互作用,困难程度会被放大很多,可刘机长要完成的目标不是坚持活下去,而是对非常状态下的飞机进行精细操控,让整架飞机的人生还。
好了,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刘机长当时的处境。
青藏高原上巡航,副驾风挡碎了。
瞬间而至的极寒,狂风,缺氧,使刘机长肌肉僵硬动作变形,思考能力和反应速度逐渐下降。
狂风产生的巨大噪音让他无法听到地面给出的任何信息,也无法确定自己给出的信息已经被地面收到。副驾半个身体飞出了窗口无法给他提供任何帮助。随后赶到驾驶舱的第二机长只能与他进行简单的手势交流。
狂风使刘机长无法戴上氧气面罩。
飞机空气动力学状态的改变使得整个机身都在剧烈抖动,加上驾驶室的狂风,在这种抖动中想要看清控制台的读数非常困难。控制台的损坏使一些读数完全缺失,也使得现有的读数变得不再百分百可信。
狂风的噪音使刘机长无法听到可能正在响的关键警报声,控制台的损坏让主显示器同时跳出了很多警报,可能影响飞行的关键警报也许混杂在其中,无法及时被注意到。
飞机的飞行状态只能依靠目测和身体对狂风和加速度的感应来感知,刘机长依靠这样的感知,一点点小心尝试对改变了空气动力学状态的飞机进行操控。
同样的,剧烈抖动和狂风带来的阻力使刘机长操作飞机的动作变得很难完成。
驾驶舱门爆开了,狂风直压飞机尾部,刘机长不知此刻飞机其他结构是否有损,又还能坚持多久。急速下降可以更快缓解自己与乘客的缺氧和严寒,但飞机结构势必要经受更严峻的考验;缓慢下降更可能保住飞机现有结构,可一旦自己缺氧失能,大家还是要完蛋。艰难操控着不那么听话的飞机,刘机长必须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平衡。
上述状态下,刘机长在5分钟内调转飞行方向,让飞机减速并下降到勉强可以呼吸的高度,基本控制住了飞机的飞行姿态。
随后在低温(7300m,-25度;6600m,-20度和3900m,-5度,第二机长全程按摩他肌肉,给他取暖缓解肌肉僵硬),狂风(航速此时大概300km/h)状态下,历时半小时,刘机长凭借对航线的熟悉,主要依靠目视沿途地面标志物把飞机开回了100多公里外的成都,并且成功降落在双流机场。
最后,补充一点。
题目问的是是不是任何一个机长都能做到,所以我着重阐述的是此事件中的客观物理困难,因为这些大多不在机长们日常考核训练项目中。在分析过程中,我略去了刘机长的心理感受和可以凭借意志力克服的痛苦,因为机长们的选拔和日常训练决定了他们在压力下的心里素质和在痛苦中的意志力都远胜于常人。
现在,请大家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带入一下我之前描绘的场景,在那样突如其来的险境中你会有什么反应,什么样的负面情绪,会想到些什么?
你所体验的其实刘机长也会体验到,只不过专业训练帮助他更快地平复思绪摒除杂念,把注意力放到手头的任务上。
寒冷带来的不止是肌肉僵硬动作变形,有个词叫寒风刺骨,落地之后新闻里有提,机长的手冻伤了。
狂风不仅仅妨碍行动,用刘机长的话来说“强烈的风吹着我,脸上有撕裂的那种感觉”,“感觉我整个人都变形了”。
缺氧不仅仅使思考能力和反应速度下降,你可以屏住呼吸一段时间体验一下,再想象一下。
事后,刘机长和一些机组成员患上了高空减压病,“长时间全身疼痛、身体关节发痒,难受得不行。”事发5月14日,至少整个6月份,他每天去医院接受相关治疗。事实上这些症状在机舱失压的时刻就已经出现了,大家有兴趣地话可以了解一下高空释压。(https://m.baidu.com/ssid=0a506d616a6961646973616e3163/from=1013672a/s?word=%E9%AB%98%E7%A9%BA%E9%87%8A%E5%8E%8B&sa=tb&ts=2345559&t_kt=0&ie=utf-8&rsv_t=d3eb8FpFBC%252Fq0yY8puZaayeXdlgBdLIHG3uZ%252FqbGOhGdIR7cy6aph%252BLLHc8hHpI&rsv_pq=10886222649305300104&ss=100&tj=1&rqlang=zh&sugid=14012291916082988903&rsv_sug4=6439&inputT=882&oq=%E9%AB%98%E7%A9%BA%E7%88%86%E7%82%B8%E6%80%A7%E9%87%8A%E5%8E%8B)
他们也都有不同程度的PTSD,经过几个月专业的心理治疗后基本康复,机组复飞后大家都尽量避免谈起5.14。https://xw.qq.com/cmsid/20191009A05VJA00?f=newdc
经过专业训练,在危机时刻凭借过人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力挑战极限拯救大家的英雄,与你我一样,也是血肉之躯。
西元15世纪,在一个闷热的夜晚,君士坦丁哼着感伤的希腊民谣,加布里尔嘴里嘟囔着诘屈聱牙的拉丁语祷词,李华默默写着永远寄不出的信,穆罕默德闷了一大碗葡萄汁,跳起了苏菲派的神秘舞蹈,纪念他们的毕业,也纪念他们的走散
这几个意气风发又彼此间惺惺相惜的年轻人不会想到;几百年后,他们中的三位会在一个叫《欧陆风云》的游戏中成为热门角色,另外一位则会成为全国中学生挥之不去的梦魇,也绝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他们会在战场上再次碰面
我不得不承认,自从V走后,我变得愈来愈像一条懒狗,研究论文才打了几个字,就像一滩淤泥一样瘫倒在新公寓并不舒服的单人床上
我现在搬离了我和V曾经的家,与其说我是想逃避曾经和她在一起的回忆,倒不如说我微薄的津贴实在支付不了市区高昂的房租,我来到了郊外一座破旧的小区楼,房东是一个带眼镜的大龄青年,他热情的接待了我:
“我叫阿杰,他们都叫我杰哥,我一个人住,我的房子还蛮大的,欢迎你来租我的房子,不想住了就直接退房,没问题的”
从此我就成为了杰哥的房客,不得不说,虽然他看上去很奇怪,也经常带一些小朋友来家里过夜,但总得来说还是个不错的人,只是有时候,我会想:摘下眼镜的他又会是什么样子
还是说回我自己吧,在这个疯狂追捧理科专业的年代,一个学文科而且还是学历史的,要么就是钱包没问题,要么就是脑子有问题。我认为我只是暂时不属于前者,V却认为我永远属于后者
为了远离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在发完最后一条微信之后,V离开了我。按理来说,我这种没有未来的家伙,应该在午夜的天台抽完一条烟之后纵身一跃,给清洁工留下一个大大的麻烦。不过一位山西籍舞蹈家曾经说过:“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我谨遵前人的教导,继续制造学术垃圾以求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下去
事情正在起变化,在剿灭了北美奴隶主匪帮最后一个据点之后,伟大的领袖曹丰泽宣布,帝国的历史研究将以何新同志的理论为标准进行
何新同志认为,西方所谓的历史都是一群在几百年前被蜥蜴人进行基因改造的白皮猴子编造出来的。他的思想成为了官方学说,这对于研究西方历史的我来说打击是非常巨大的,毕竟,如果研究对象根本不存在,那么你怎么靠他混饭吃呢?
我坐着绿皮火车来到了伟大的帝都,这里到处充满着欢乐的气氛,不过正在操心下半生饭碗的我并没有心情加入他们的游行
在第七次上访后,有关人员终于接待了我,她以一种领袖家乡的口音对我说:
“害搁这儿捣鼓世界史啊,国师都说了,什么希腊罗马通通都是假的,不存在的,崽啊,找个厂子看门吧,不丢人”
“如果,我能写一篇论文,证明西方历史是存在的呢?”
她以一种极其怜悯和鄙视的眼神看着我,仿佛面前的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她抛出一句话
“那到时候政府会另行考虑”
对于这句明显敷衍的外交辞令,我却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拼命构思我的论文。我用原本打算和V买房的钱,在某个要倒闭的博物馆买了四封信,据说是一名古人写给他的外国朋友的,我相信,通过对这些书信的研究,我一定能证明西方文明存在过。说不定V听到这个消息,也会回到我身边
第一封信是用阿拉伯语写的,在我们这个年代,除了躲藏在沙漠里的一些反曹份子,几乎没人会用这种语言。不过我恰好是例外,经过我的一番解读,这封信的内容终于能以汉语的形式展现出来:
亲爱的穆罕默德
你好
毕业之后我们已经五年没见啦,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还是不吃猪肉?我真的搞不明白,猪肉这么美味,你们的圣人为啥不让你们吃?
你的信上说,加布里尔那小子在罗马干的不错,已经成了主教,我就知道他行,我在大明这边也挺好,皇上很宠幸我。你知道君士坦丁那货在搞什么吗?我离的实在太远啦,麻烦你们多照顾照顾他,他读书的时候脸色就臭的跟咸鱼一样,真是担心啊。
我知道你喜欢喝酒,特意拜托郑公公带了一桶我家乡绍兴的黄酒,还有几斤茴香豆。你记得温一温再喝。放心,我知道你们的规矩,酒缸上面写的是葡萄汁。
皇上叫我斗蛐蛐去啦,这信就写到这里吧,祝你安好,再见。
你的老伙计
李华
落款的日期已经模糊难辨,不过从书信的文法和羊皮纸的成色来看,应该是在公元15世纪左右写的,而那几位人的身份,我也模模糊糊的猜到了些许
紧接着,我开始了对第二封信的破译:
穆罕默德
见信安
你知道吗?我曾经很羡慕你和君士坦丁的友谊,你们是那样的亲密无间,甚至连上厕所都要在一起。可是我没想到,你现在居然会那样对他,和他的国家
你当年不是很向往我大明儒释道一家的氛围吗?你还说回国之后要劝你父亲放下屠刀,为什么你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写给我的信满口都是圣战?我希望你能听我的劝,回头是岸,这个世界很大,能容下两个罗马
如果你实在执迷不悟的话,我就只能找加里布尔了
李华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年轻的君士坦丁在被西方拒之门外时,同样年轻的穆罕默德在他身后大喊道:“他们是一帮混蛋,他们加起来都比不上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