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何最终未能顺利羁縻蒙古？ 第1页

不赞成

的史论，有为影射现实而歪曲历史之嫌。

的确，现在的汉民族主义者中颇有一些明朝粉丝，喜欢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塑造明史。但是像姬轩亦一样为了对其进行批判，而在上述这些塑造的基础上对明史进行再塑造，则尤不可取。

朱元璋真有什么民族主义思想雏形吗？可能是有的。但达到“蛮夷就该死”的程度了吗？显然没有。不但没有，作为皇帝（而非红宋武将）的他反而还对元朝的统治颇多肯定之词。

检阅《太祖本纪》、《实录》等诸书，朱元璋早在称帝前的伐（东）吴作战前，就在讨伐令中肯定了元朝的正统性。到了北伐时，他又再一次重申了这一点，甚至不惜以肯定元廷来污蔑自己曾效力的红宋政权。当然此时他采取肯定元廷的政策，主要还是为了争取元廷故吏，否定当时在北中国混战的诸军阀势力。

然而，北伐成功，元廷基本覆灭后，朱元璋并未因统一中国而放弃上述政策，相反是强化了对故元的推崇。洪武三年五月，明军北征，俘虏了顺帝之孙买的里八剌以及后妃、公主、宫人、诸王人等。六月，送至京师。有人请行献俘礼，明太祖当即拒绝，说“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献俘之礼，不忍加之。”十一月，北征大军得胜班师，李文忠上贺表，内多诋毁元朝之语。明太祖很不高兴，即切责宰相说：“卿等为宰相，当法古昔致君于圣贤，何乃习为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体，妄加诋诮。况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而以此张之四方。有识之士，口虽不言，其心未必以为是也，可即改之。”

可见，朱元璋不但没有“蛮夷就该死”的思想，反而完全赞同姬氏“蛮夷是华夏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甚至还觉得所谓蛮夷来“君主中国”亦无不可。更有甚者，朱元璋还将自己和自己的祖先说成是元廷的顺民（尽管他的外祖父就是崖山幸存者，而他本人更是红宋的武将），更胡说元廷是生养过自己和父祖的大恩人（虽然他们一家数口在元末几乎饿死殆尽）。试问，朱元璋都已经把元廷当作生养过自己一族的旧主、大恩人了，大有发迹奴才不忘恩公之卑态，这个姿态还不算低吗？比约为兄弟云云不知低到哪里去了。若还嫌过高，那究竟要低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人满意，莫非要朱元璋主动让位给元顺帝回来复辟吗？

朱元璋对俘获或主动投诚的元廷贵族，政策多有变化。既有优待之时，也有翻脸流放之日，主要是基于当时明廷的内政外交形势。但总体而言，朱元璋对元廷贵族的基本政策还是一以贯之的，就是以招抚为主，给钱、给封号、给待遇。

明军北伐时，朱元璋明确宣布，元顺帝父子若能“审识天命，衔壁来降”，他就将“待以殊礼，作客吾家。” （《皇明诏令》）这是许诺要以二王三恪的国宾之礼来优待元帝一族。然而，事态的发展显然出乎他的意料。元顺帝北奔塞外，同太子和解，重建了后来被称为北元的政权，至此国宾云云的待遇保证自然不能够吸引元廷来归了。

于是，洪武三年六月，朱元璋又宣布“直北宗王驸马部落臣民，能率职来朝，朕当换给印信，还其旧职，仍居所部之地，民复旧业，羊马孳畜从便牧。” （(《明太祖实录》）可见是给印信、给官职而又安堵其草场部众了。在明廷的军事打击和招安政策下，北元的东道诸王、西道诸王中陆续有人投降明朝，形成兀良哈三卫、关西七卫、哈密卫等羁縻卫所。明廷也通过发给敕书、进行赏赐、朝贡贸易等方式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笼络。

对于蒙古贵族是采取这种方式，朱元璋对元廷亦采取类似的方针。洪武三年四月，他让人带书信给退居漠北之顺帝，声称其只要“奉天道，顺人事，遣使通好，庶几得牧养于近塞，籍我之威，号令其部落，尚可为一邦之主，以奉其宗祀。” （《明太祖实录》）。五月，一听到顺帝死讯后，明太祖即遣人吊祭，并为之上谥号，又封被俘之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七月，他又致书继位的爱猷识里达腊，一再宣称只要臣服明朝，即“可为一邦之主。”九月，他派人具厚礼，送买的里八剌回漠北。可见，朱元璋对元廷采取的方针大略同对蒙古大贵族类似，给封号、给钱、帮打内战都不在话下。至于联姻是否不在考虑之中呢？也非如此。朱元璋次子秦王朱樉的正妃就是北元权臣河南王王保保之妹，明初帝王后妃中亦不乏蒙古、高丽人（后来又有瑶族之类）。和亲或许被认为是屈辱，但联姻难道只是单向的吗？然而，元廷始终没有回应朱元璋的招徕，更在洪武五年击败明军而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导致后者对建立一个囊括全蒙古的傀儡政权，终于是完全绝望了。

其后在永乐年间，朱棣基于朱元璋这一政策的失败，调整了方略，分封瓦剌领袖为顺宁等三王，欲挑拨离间，使北方处于长期混乱局面。另一方面，在鞑靼受到重创后，朱棣也曾分封其首脑阿鲁台为和宁王。朱棣及其后人就这样长期利用四王之间的不和，采取扶弱抑强的策略，达到间接控制蒙古高原的目标，这也就是所谓“帮打内战”了。这也是朱棣延续朱元璋的方略，尝试将所谓蛮夷通过朝贡制度编入“华夏体系”而成为其“一个重要部分”的努力之一。

然而朱棣父子的这一策略，完全没有收到长远的效果。随着明廷军事力量的急剧衰弱，四王中的顺宁王脱欢、也先父子很快崛起，统一蒙古，重建足以同明廷对抗的政权。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朱棣父子的分而治之未能像汉唐那样彻底瓦解蒙古国家机器（就更不要说民族认同了），也未能真正做到让各领主的力量保持均势。这一事态的最终结果就是土木堡之变。此后，军事力量被严重削弱又在朱棣时代丧失了塞外军事据点的明廷，就再也不能干预蒙古内部政治局势的变化了。

随后，杰出的蒙古民族英雄人物达延汗登上历史舞台，中兴了蒙古汗国，对蒙古汗国的国家机器进行了再准备。至此，明廷在同蒙古的军事斗争中已陷入战略被动局面，其表现就在于原来为其所羁縻的各卫蒙古相继叛离。达延汗之后蒙古虽然又发生了分裂，但经过其整顿的国家机器仍具有相当凝聚力和向心力，不久就出现阿勒坦汗建立大金国的新形势。对此，明廷起初确实采取了缩头乌龟的姿态，竟寄希望于阿勒坦汗做一个饱食贼，但最终还是坦然面对，进行了隆庆封贡，对阿勒坦汗给封号、给钱财，只不过这种封贡实际上已不可能让明廷恢复了在蒙古高原的控制力了。

进入十七世纪以后，作为明廷“华夏体系”所谓“一个重要部分”的建州左都督努尔哈赤在满洲举兵反抗明朝，继而通过东道诸王中的科尔沁部（在元为齐王领）介入蒙古世界，击败了达延汗以来的末代正统大汗林丹汗（在此之前林丹汗已消灭了阿勒坦汗的大金国政权）。而其子洪太则最终被尊为新的全蒙古大汗，即博格达彻辰汗。这样一来，非但就的蒙古汗国统治体系宣告结束，朱元璋、朱棣父子所建立起来的“华夏体系”也就彻底崩溃了。在此事件不久之后，明廷即为顺朝所灭。

由此可见，明廷之所以不能顺利羁縻蒙古，固然有朱元璋、朱棣父子政策多变的因素，但最主要的是因为自身软硬实力均不足，根本无法令瓦解蒙古汗国自身的体系而将其彻底纳入“华夏体系”。所谓权术不到位云云，不过细枝末节、雕虫小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