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怎样才能收复河套? 第1页

明朝恰恰是在国库充盈、兵强马壮的明初，放弃了河套。

我认为责任主要在太宗朱棣，他发起的靖难之战对河北和山东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迁都北京后为了增强北京的卫戍力量，除了从南京带来的亲军卫和南京诸卫，只能从山西、辽东大量撤弃边卫（其中就包括前套的东胜诸卫）缩边内迁，典型的拆西墙补东墙。

但是朱棣很能打，所以他在位期间蒙古人除非走投无路了，轻易不敢犯边，所以对于加强边卫没有那么紧迫（而且朱棣发起的五征蒙古等战事也导致明朝没有那么多资源加强边卫）；直到土木堡之变后，明朝才开始大修长城、加强边卫，最终形成了“九边”。

不过九边的明军还是时不时“搜河套”的，也就是扫荡来河套活动的游牧部族，直到嘉靖年间俺答汗“北虏入套”，在前套筑城、发展农耕，让明朝彻底失去了河套。

若是想要收复河套，最好就是当初不要撤弃东胜诸卫，其次是在达延汗中兴蒙古前恢复东胜诸卫，俺答汗之后就别想着收复河套了，俺答汗造成的察哈尔等部族的南迁大宁地区才更要命。

如果要具体讨论这个话题，首先明确两点：

明朝人所说的“河套”只包括黄河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和后套（巴彦淖尔地区），不包括黄河以北的前套（呼和浩特平原）和西套（宁夏平原），与我们今人所讨论的河套不是一回事：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八·议复河套》：
河套周围三面阻黄河，土肥饶，可耕桑。密迩陕西榆林堡，东至山西偏头关，西至宁夏镇，东西可二千里；南至边墙，北至黄河，远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

我们今人所讨论的“明朝收复河套”主要指的是收复前套，而明朝人会说是收复东胜卫或丰洲滩：

武宗正德元年春正月，总制三边杨一清上言：
“受降（后套）据三面之险，当千里之蔽。正统以来，舍受降而卫东胜（前套），已失一面之险。又辍东胜以就延绥（陕北），则以一面之地遮千馀里之冲，遂使河套沃壤为寇瓯脱，巢穴其中，而尽失外险，反备南河，此陕西边患所以相寻而莫之解也。弦欲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接宁夏，使河套千里之地归我耕牧，开屯田数百里，用省内运，则陕西犹可息肩也。”

西套一直在明朝手里，后套在清朝以前并不适宜农耕（黄河在清朝因乌兰布和沙漠向东扩张、其主流从北河变为南河，给了后套农耕大发展的机会），而鄂尔多斯高原至今也不宜农耕。

明朝在前套的据点，最早是东胜州、丰州二州（明朝的州一般没有附郭县）和云内、平地、宣宁三县这5处，且当地主要是归降的蒙古人，洪武4年正月设置东胜卫：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九》：
故元枢密都连帖木儿等自东胜州来降，诏置失宝赤千户所一、百户所十一，五花城千户所一、百户所五，乾鲁忽奴千户所一、百户所十，燕只千户所一、百户所十，瓮吉剌千户所一、百户所六，以都连帖木儿、刘朵儿、只丑的为千户、给三所。

洪武5年七月，朱元璋第二次北伐（岭北之战）失败，东胜卫的蒙古人也被抽调参战，战后内迁，而5处据点也都被放弃。

洪武7年朱元璋在前套设置官山卫（洪武三年时设官山军民千户所）这处据点，但依然是安置归降的蒙古人，洪武9年官山卫叛逃：

《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八》：
故元知院不颜朵儿只等来降，赐罗绮、衣服有差。不颜朵儿只者，即元国公乃儿不花也。于是诏置官山卫指挥使司，隶大同都卫，以乃儿不花为指挥同知。

直到小二十年后的洪武25年八月，朱元璋才恢复东胜五卫，并且是从山西大规模征民签军，当然也有继续安置蒙古人（例如叛逃的官山卫在洪武23年被朱棣抓了回来）；洪武26年二月，朱元璋又在东胜五卫外，设置镇虏、玉林、云川、宣德四卫，都在后世明长城外的前套地区：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
丁卯，上以山西大同等处宜立军卫，屯田守御。
乃谕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等曰：“屯田守边，今之良法，而寓兵于农，亦古之令制。与其餋兵以困民，曷若使民力耕而自卫？尔等宜往山西布政司，集有司、耆老，谕以朕意。”
乃分命开国公常昇、定远侯王弼、全宁侯孙恪、凤翔侯张龙、永平侯谢成、江阴侯吴高、会宁侯张温、宣宁侯曹泰、徽先伯桑敬、都督陈俊、蒋义、李胜、马鉴往平阳府，安庆侯仇正、怀远侯曹兴、安陆侯吴杰、西凉侯濮玙、都督孙彦、谢熊、袁洪、商暠、徐礼、刘德、指挥李茂之往太原等府，阅民户四丁以上者，籍其一为军，蠲其徭役，分隶各卫，赴大同等处开耕屯田。
东胜立五卫，大同在城立五卫，大同迤东立六卫，卫五千六百人，仍戒其各慎乃事，毋扰于民。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五》：
辛巳，置大同后卫及东胜左、右、阳和、天城、怀安、万全左、右、宣府左、右十卫于大同之东，高山、镇朔、定边、玉林、云川、镇虏、宣德七卫于大同之西，皆筑城，置兵屯守。

结果朱棣发动了靖难之战，对河北和山东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并且在战后准备迁都北京，所以从山西、辽东等地撤弃边卫，内迁北京及周边，是为“永乐缩边”：

《明太宗实录·卷十六》：
礼部尚书李至刚等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繇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制曰：“可。其以北平为北京。”
《明太宗实录·卷十七》：
以燕山左、燕山右、燕山前、大兴左、济州、济阳、真定、遵化、通州、蓟州、密云中、密云后、永平、山海、万全左、万全右、宣府前、怀安、开平、开平中、兴州左屯、兴州石屯、兴州中屯、兴州前屯、兴州后屯、隆庆、东胜左、东胜右、镇朔、涿鹿、定边、玉林、云川、高山、义勇左右中前后、神武左右中前后、武成左右中前后、忠义左右中前后、武功中、卢龙、镇虏、武清、抚宁、天津右、宁山六十一卫，梁成、兴和、常山三守御千户所俱隶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

（此外还有建文帝削藩，废了大同代王三护卫；朱棣移藩，没了宣府谷王三护卫）

此后明朝在前套不再设置据点，朱瞻基虽然回迁了高山、镇虏、玉林、云川四卫，但都安置在了大同、阳和、天城。

不过明朝虽然在前套没有据点，但明军还是经常来这里活动的，随便举几例正统朝的：

《明英宗实录·卷三十八、八十九》：
（正统3年正月）大同总兵官都督陈怀奏：近者达贼三百余人饮马黄河，调都指挥佥事石亨、戴旺率兵追捕至丰山，得其踪迹。我军陈官山下，贼众迎敌，亨等奋勇进击，败之，俘获而还。上遣敕谕怀等，令录有功，官军以闻。
（正统7年二月）大同参将都指挥石亨奏：臣奉敕分守西路，兼督屯种。然大同右卫屯堡皆临极边，耕获之时，军士散处莫为保障。看得忙牛岭外有玉林故城，相去右卫五十里，与东胜单于城相接。其地有险可据，又水草便利，乞拨官军筑立烽墩、哨瞭仍于故城，择取一隅修为营垒，以驻往来哨马。既得以保障边方，亦可以防护屯种。从之。
（正统9年十月）命大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宁夏总兵官都督同知黄真镇守延安，绥德都督佥事王祯、守备偏头关都指挥马贵巡视塞外。先是(黄)真奏，乞于天暖草青之时，会大同延绥偏头关边将，各率轻骑出境巡历：起自东胜黄河，西抵百眼井，按视贼来径路，豫知地利所在，遇警乘便，易于追剿。兵部下其事于(朱)冕等议，冕言：大同距宁夏颇远，难以合兵，大同与偏头关近，臣与马贵各整军马出境，会于东胜。宁夏与延绥近，宜令黄真与王祯各整军马出境，会于百眼井。从之。

虽然土木堡之变后，明军在前套暂停活动，而毛里孩、满都海等蒙古势力也趁虚而入，但是明军仍能出塞反击：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八·议复河套》：
英宗天顺六年春正月，毛里孩等入河套。是时，孛来稍衰，其大部毛里孩、阿罗出、少师猛克与孛来相仇杀，而立脱思为可汗。脱思，故小王子从兄也。于是毛里孩、阿罗出、孛罗忽三部始入河套。
(成化2年)六月，大学士李贤等奏：河套与延绥接境，原非敌人巢穴。今毛里孩居处其中，出没不常。苟欲安边，必须大举而后可。乞令兵部会官博议，进兵搜剿，务在尽绝......帝允所拟，遂召信还，以修武伯沈煜代之。乃敕陕西巡抚项忠、太监裴当、总兵杨信协谋征剿河套。
(成化)四年春二月，癿加思兰杀阿罗出，并其众，而结元孽满鲁都入河套。
(成化)六年，孛罗忽等据河套，边人大扰。
(成化)九年秋九月，满鲁都与孛罗忽并寇韦州，总督王越侦知其老弱尽行，巢于红盐池，可取也。乃与总兵许宁、游击周玉等率轻骑，昼夜驰三百馀里袭击之。擒斩三百馀级，获杂畜器械甚众，尽烧其庐帐而还。自据河套以来，无岁不深入，杀掠人畜至数千百万。边将拥兵，莫敢谁何，徼所遗老弱及杀平民以上功，冒陞赏。三遣大将朱永、赵辅、刘聚出师，亦多效边将故习。以是益横，内地且危。廷臣日议搜套，聚兵八万，糜资储无算，而师竟不出。至是捷，贼内失其孥，相与悲泣，渡河北去，患少弭。

等到了嘉靖朝，非但明军不再能出塞反击，在庚戌之变时守在城中不敢出战；朱厚熜居然以“俺答汗是因为夏言、曾铳提议收复河套才来犯边”为由，杀害了夏言、曾铳......

铣有机略，初为御史，巡按辽东。会辽阳、广宁、抚顺兵变，铣密运方略，悉捕首恶诛之，全辽大定，时论以为才。比视西师，乃倡复套议。
夏言好边功，遂力主持之。时敌势方炽，而军士积弱。铣疏下部议，久之未覆，上亦危疑之，密以讯严嵩。嵩素与言不相能，欲因是陷言、铣，铣竟论死，家无馀赀，妻子狼狈远徙。
后九月，(俺答)复寇宣府，上曰：“寇以言、铣收河套，故报复至此。”遂并斩言，天下并冤之。自言、铣死，竟无一人议复河套者。

直到隆庆朝，交战数十年的明蒙议和，俺答汗受封为顺义王，双方恢复贸易，维持着大体上的和平直至蒙古被后金攻灭。

PS：俺答汗在前套修筑的“库库和屯”被朱翊钧赐名为“归化”，即今天的呼和浩特。

学清朝。。。

能不能讨论讨论价值更大的缅甸越南？一天到晚就盯着穷乡僻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