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是不是个聪明人？ 第1页

刘禅当然不是傻瓜，而是个有正常智力具备充分的自知之明的帝王。

《三国志》作者陈寿是蜀汉旧臣，评价故君“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

蜀汉旧臣李密认为刘禅“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恰如齐桓公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皆算是很中肯客观的评价。

其一、刘禅之长：气量甚大、爱德下士，萧规曹随，选贤任能。

历史上的刘禅，在位长达四十年，其中执政三十年，虽然肯定不可能是英明神武、才能出众的君主，但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昏君劣迹。他个人才能虽不甚高，若在大一统王朝治世做个太平皇帝，同样绰绰有余。

孔明逝后，刘禅便是刘备和孔明的双重法定继承者，既有天子名分，又有孔明临终前《遗表》背书，如果刘禅定要肆意妄为，整个蜀汉政权并无任何人能制约他。相反，蒋琬费祎董允姜维们任职期间的军政成绩，皆离不开刘禅的首肯和鼎力支持。

孔明逝后，刘禅先后以大司马蒋琬、大将军费祎为录尚书事，总揽朝权；后又以姜维、诸葛瞻为录尚书事，（包括蒋琬费祎、费祎姜维共录尚书事时期）

最重要的朝政大权，一直都交给当时蜀汉最杰出的人才担任。直到在位的最后几年，方有黄皓之失，隔绝上下，终致其祸。

姜维身为曹魏降臣，羁旅讬国，本处尴尬之地，在朝中人缘不佳，竟致“阴养死士”。是刘禅对姜维委以军国重任，将他提拔至位极人臣的大将军、录尚书事高位，并一直支持他的北伐事业。

无论重臣如诸葛瞻董厥，还是宿将如张翼廖化，皆对姜维“军旅数出，百姓彫瘁”“好战无功，国内疲弊”甚为不满。

参见同时期魏国吴国，重臣出兵进攻敌国，招致惨败时，或是因此被政敌反攻倒算，或是自己丢失权柄愤懑而终，几无例外。既令孔明摄行君事时，街亭失利亦自贬三级以服众人之心，收取武都、阴平二郡后方才复职。

段谷之战姜维大败于邓艾后，星散流离，死者甚众；侯和之战反攻，又再次失利，蜀汉满朝文武对姜维的不满情绪已达到顶点，还是刘禅力排众议，一直压制朝中那些反对姜维、欲剥夺其军权的意见。

姜维没有如曹爽兴势大败、诸葛恪新城大败一般，被政敌打垮夺权，始终牢牢握住半数以上的蜀汉军权，正是刘禅为国惜才。

只有根本不理解两汉时代政治的人，才会将刘禅并没有乾纲独断、大权独揽，而是选贤任能，任用大臣主政，当做了他推卸责任、厌倦权力的表现。

从明太祖废宰相制起，明清两代就并没有真实意义的宰相了，内阁阁老、军机大臣，虽也有宰相之名，其实不过君主的私人秘书。或者说，是在君权侵吞了相权以后，再临时分担代理其中一部分的君权+原相权。

非要用大明太祖皇帝、成祖皇帝、或清代诸帝那种标准，以为皇帝将宰相的活抢了自己一个人做，天天瞎灯火赶早朝，忙到晚上还要批阅无数奏折、事无巨细大小皆察，才算“模范好皇帝”，恰恰是离现代最近的明清体制带给世人的最大误解。

蜀汉承东汉体制，天子五日一朝，三公坐而论道，事务决于台阁即尚书台。大臣加“录尚书事”者，便可代替君主管理尚书台相关文书事务，兼有行政权和决策权，尚书令直接受其管理，实际权力可类比先秦和汉初丞相。

天子只需垂拱而治便可。这便是秦汉士人“虚君实相”的政治理想了。

既然刘禅论能力远不及父亲和相父，能有充分的自知之明不添乱，能在绝大多数执政期间里，充分信任大臣能力，使之发挥才干，如此已算得履行了其皇帝之职，又何必定要朝乾夕惕、夙兴夜寐呢？

此外，刘禅亦能遏制君主的自身好恶，礼敬直臣。他虽宠信黄皓，然董允在世之时，能死死压制黄皓不得升迁，刘禅哪怕因此到了“深恨之”的地步，对董允仍然生前重用，身后荣褒；姜维扬言要杀黄皓，刘禅亦让黄皓给姜维道歉，意图调处两人关系，使之和睦。

总结刘禅一生，虽做不到清心寡欲，屏黜奸谗，是其短处，但不因小人而害正臣，对大多数君主而言已算难能可贵了。

其二：刘禅时代频繁大赦，事出无奈；“面有菜色”，未必属实。

章武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宫。五月，后主袭位于成都，时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
建兴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秋八月，亮卒于渭滨。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斩延首，仪率诸军还成都。大赦。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张氏。立子璿为太子，子瑶为安定王。大赦，改元。
延熙六年冬十月，大司马蒋琬自汉中还，住涪。十一月，大赦。
延熙九年夏六月，费祎还成都。秋，大赦。
延熙十二年春正月，魏诛大将军曹爽等，右将军夏侯霸来降。夏四月，大赦。
延熙十四年夏，大将军费祎还成都。冬，复北驻汉寿。大赦。
延熙十七年春正月，姜维还成都。大赦。
延熙十九年春，进姜维位为大将军，督戎马，与镇西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秋八月，维为魏大将军邓艾所破于上邽。维退军还成都。是岁，立子瓚为新平王。大赦。
延熙二十年，闻魏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以叛，姜维复率众出骆谷，至芒水。是岁大赦。
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於是大赦，改元。
景耀四年春三月，追谥故将军赵云。冬十月，大赦。

其中大赦理由，包括即位改元、立皇后太子、军队胜利、敌国内乱、敌国重臣来投等。大赦肯定是对国家律法的损害，因此孔明执政期间，仅仅在刘禅继位之初大赦过一次，并表示过他和刘备“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的施政理想。

陈寿对此相关的评价：【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没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

费祎执政期间，大司农孟光也公开抨击了对当时频繁大赦的反对，费祎竟不能答。

【大司农河南孟光于众中责费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何有旦夕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乎！」祎但顾谢，踧踖而已。
初，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由是蜀人称亮之贤，知祎不及焉。】——《资治通鉴》

封建帝制国家，是极难有现代国家一样的严明法治的，而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人治。

孔明的理想主义施政，只有凭他卓越当世的个人能力、鞠躬尽瘁的工作热情、事无巨细的工作态度，可说是燃尽生命中所有能量才得以实现；

此后即使是他看好的继任者，公认的贤相费祎也同样难以为继。长久面对蜀国地域狭窄、国力弱小这样的现实，作为务实的政治家不得不做各种妥协。

在刘禅此后实际统治的30年间，一共11次大赦，和孔明时代比当然是过频过滥。可看看同时代魏国吴国执政者，包括孙权、司马父子这些在历史上均可被称为政治家的所为，也一样在依靠频繁地各种大赦来缓和矛盾，延续统治。

依据《三国志》各帝纪传大略统计了一下，

曹丕在位6年，1次大赦；曹睿在位13年，5次大赦；曹芳在位15年，9次大赦；曹髦在位6年，3次大赦；曹奂在位5年，4次大赦；

孙权在位33年，8次大赦；孙亮在位6年，6次大赦；孙休在位6年，4次大赦；孙皓在位16年，14次大赦；

大赦的本意，是赦免罪犯、减轻罪责。再注意一个事实，当时蜀汉作为一个人力资源贫乏的小国，却不停以攻为守，对北方大国频繁发动攻势。而刘禅的大赦令，绝大多数发生在重臣（蒋琬、费祎、姜维）还军成都、准备新的攻势时。

那么这些大赦令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显而易见了，不外乎让那些罪犯囚徒，去填补下一轮军事行动所需的人力资源。换言之，就是史上常见的“谪发囚徒为兵”，如秦始皇征南越、汉武帝征大宛例。只不过秦皇之鉴不远，轮台诏书犹在，便用大赦天下的名义粉饰太平。

（一如孙皓仅仅用相当于刘禅一半的实际执政时间，就下达14次大赦令，荣登“三国大赦帝”宝座，仁君乎？然则其人正是史上出了名的暴君。其“大赦”目的，可想而知。）

因此单因频繁大赦之事，用不着对刘禅过度批评。不能完全效仿孔明在位时期的施政方式，正因彼时蜀汉君臣能力不够，非不欲也，实不能矣。毕竟单论治政，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及孔明这个千古奇才？真当“诸葛大名垂宇宙、千载谁堪伯仲间”是随便说说的么？

《汉晋春秋》：【孙休时，珝为五宫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长期以来，治下百姓“面有菜色”被当做刘禅施政昏庸无道的铁证，近乎已成共识。然而考其出处，仅来自于东吴使臣对其君主孙休的一面之辞。

孙休其人，陈寿评价他“以旧爱宿恩，任用兴、布，不能拔进良才”，算不得贤君；为巩固权位便杀害被权臣废黜的幼弟孙亮，算不得仁主；孙休信用张布、濮阳兴主持朝政，托孤此二人，他们却废其子而迎立孙皓。孙皓即位后杀孙休之妻并二子，足见孙休亦无基本的识人之明。刘禅实际执政三十年，发布十一次大赦，尚且被批评为“兹制渐亏，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

孙休在位仅六年便四次大赦，军事上无对外胜绩，不乏海盗进犯，乱民起兵；其政绩比之刘禅，甚至比之暴君孙皓，又能强多少呢？

从前吴使张温盛赞孔明时代蜀汉施政，被孙权认为有损国体，因此贬官。前车之鉴如此，更何况孙休的能力见识胸怀，更远不及其父呢？

因此当孙休问及蜀政得失，吴使多加夸张贬辞，亦属寻常。

只是不久后蜀汉军事失败灭亡，诸如“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这些贬低之辞，才成了吴人所谓的“先见之明”，竟成青史定论。说到底，不过成王败寇罢了。

其三：浅评刘琰之死兼为刘禅辩诬
此事被许多人视为刘禅昏庸无道的依据，不但与重臣妻室私通，事后更杀苦主，是足以证明他人品不佳的一桩丑闻。在此事上不得不为阿斗申辩，他实在是无辜被累，冤枉之极。

刘琰其人为一坐谈清客，豫州牧时期即跟随刘备，因为资历老，又是同宗同姓，在刘备死后竟登车骑将军、都乡侯之高位，表面地位仅次于李严。

蜀汉政权上下俭约，孔明自不必说，刘禅身为天子御妻不过十二人，而刘琰却“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为声乐”，这点豪奢若在君臣斗富的太康之世当然不值一提，但在此刻励心求治的蜀汉就十分扎眼了，称其为一无能禄蠹，亦不为过。

他后来在前线因“言语虚诞”，与大将魏延不和，被孔明责备，谢罪自言“有酒荒之病“；此后被孔明赶回成都，远离了孔明身边，就等于远离了蜀汉实际的政治中心，于是更加“失志慌惚”。ps：刘备198年任豫州牧，距离此事发生的234年，推测此时刘琰已60-70岁。

新年之际，他的妻子胡氏入宫朝见吴太后，被太后留宿宫中，月余方出。刘琰却因此认定是刘禅与胡氏有私，令麾下役卒殴打胡氏，用鞋踢胡氏的脸，可叹花容月貌颜，竟招面目全非脚。

被休弃并赶出家门的胡氏向相关衙司控告刘琰所为。有司判决【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将刘琰下狱处决。从此后在蜀汉，新年时大臣女眷入宫朝庆之事就不再实行了。

史载明确，让胡氏留宿宫中的并非刘禅，而是吴太后。这位吴太后原为刘璋之兄刘瑁之妻，守寡多年后被刘备迎娶为继室，更是东州军首领、蜀汉重臣吴懿之妹。和《三国演义》记载不同，正史中刘备另两个儿子刘永、刘理皆非她所生。因此，一个自幼丧母的少年皇帝，和一个年长无子的太后，本身无利害冲突，继母子间感情自然不坏。

ps：「刘焉死于兴平元年（194年），他生前听相士说吴懿之妹有大富大贵之相，方替其子刘瑁迎娶，则刘瑁娶妻必在194年之前。而到蜀汉建炎十二年（234年），已经过了四十余年，此时吴太后亦是个年高德劭的老妇人了。」

因史料中关于胡氏记述甚少，仅仅记述了她“貌美”做以下两个推测：

推测一，胡氏确和此时27岁的青年刘禅年纪相仿：

吴后除了和刘备做了短暂几年夫妻外，一生寡居，在宫中原本寂寞；而胡氏老夫少妻，其夫又美婢众多，好发酒疯，政治上失意后更是神智恍惚，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夫妻感情可言。

因此两个寂寞的女人言语相契投缘，一直是或者这次朝见后成了忘年之交。吴后特意将胡氏多留在宫中几日，大约也是出于年老妇人对小辈的关爱，毕竟回家面对一个准精神病人，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

推测二，胡氏既是刘琰正妻，可能和吴太后一样，也是刘备军入川后，主臣上下与当地势力联姻的结果。因此胡氏虽“貌美”，此时已和刘琰成婚快二十年，早已不再年轻；刘备一直以朋友待刘琰，是以胡氏和吴太后也是熟识多年的手帕交，没准还逗玩过幼时的小阿斗。

所以胡氏因其夫政治上失意、神智恍惚，（可能还包括家暴撒气），而到宫中诉苦时，吴太后才特意留她长住，以示宽慰；

正因胡氏是阿斗的长辈妇人，所以吴太后也好、刘禅也好，掌宫中宿卫的董允也罢，谁都不认为“特留经月”是件需要避嫌的事……

刘琰身为国家重臣，居然因此突发奇想，认定是天子与己妻私通，太后帮拉皮条，实在荒唐之极，狂妄之至。刘禅连想多招几个嫔御都有董允谏阻，怎么有能力让太后不要名声给自己做这种龌龊事？

莫说此时尚是孔明执政时代，莫说是刘禅这种“祭由寡人”的礼仪天子，哪怕后世那些君威甚重的集权帝皇，好色到能支使自家皇后去帮忙欺臣妻也罢了，谁会（假借、支使、强迫）用太后名义？不怕被群臣当做不孝忤逆之徒骂死，不怕在史书上留下千秋恶名？

真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是白说的？要真是刘禅在后宫居然都如此一手遮天任意妄为了，统帅宫中宿卫的董允岂不是尸位素餐之徒，还算什么“秉心公亮，义形于色”？

若董允一边拒绝天子相对合理的纳妃要求，一边放任他搞出在任何朝代都是大丑闻的“君淫臣妻”事件，岂不是成了沽名钓誉、表里不一之人？

从吴太后将胡氏特留宫中，长达经月，而董允不问来看，此事根本就与刘禅丝毫无涉。堂堂蜀汉天子，才是躺着中枪的无辜之人。

ps：你或许可以不相信阿斗的节操，但请千万相信名列“蜀中四相”、身后无数蜀民感怀的董允之能力、人品。

刘琰仅仅凭着自己的臆测，就以此由令麾下役卒去私刑殴打国家的外命妇（都乡侯夫人）；更兼污蔑天子、辱及太后；被受害者上告有司，下狱处决，正应了《三国志》最后评价他的“招祸取咎，无不自己”。

ps：汉魏时期，公卿列侯的夫人是为外命妇，典礼、称谓、殡葬等都有相关制度规定。

【议者以为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所谓外命妇也。依春秋成风、定姒之义，宜崇典礼，不得总称妾名，於是称成侯命妇。殡葬之事，有取于古制，礼也。】——钟会《母夫人张氏传》

用“非刑殴打妻子”为罪名去处决一个重臣高官，看似处罚过当，不合律法；然则蜀承汉制，而两汉以春秋决狱，原心定罪原是常事，“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是春秋决狱的精髓，用更通俗的话解释：本心为善，虽违法亦赦免；本心为恶，虽不违反律法（或说钻了律法条文空子）亦当诛。

刘琰如果单单虐待其妻，当然罪不至死，可他仅凭自己的幻想，就将当朝天子和太后牵扯到一桩他自己发明的丑闻中，休弃胡氏将之逐走的行径，更等同任由此事传扬街头巷尾。

若这么以讹传讹下去，等到市井百姓、魏吴朝野都知道了他老人家制造的这桩大新闻，不知道传播走形成什么模样：

毕竟重臣女眷朝庆太后是国家制度，绝不止胡氏一人。一旦刘禅“好淫臣妻”的罪名在口口相传中证实，朝中多少外命妇的清誉要被连累？国家和朝廷的声誉还要不要了？在雍凉前线死战的蜀军将士还抬不抬得起脸？

这就是成都留守诸臣快刀斩乱麻，果断决定处决刘琰，前线的孔明也对此判决认可的缘由。不用怀疑，孔明可是事无巨细到在前线连二十板子都要亲自过问的主。后方杀一个万石俸位比三公的车骑将军，居然能不经过孔明认可，谁信？

「换言之，哪怕刘琰老儿越想越不对劲，偷偷把老婆药死了出气，明面上报个病薨。吴太后一个深宫妇人，还真拿这种滚猪肉没辙，刘禅也不可能会为这种事就去杀一个建国有份的元从重臣。他的相父更绝不会允许。这正应了那句话：不作死就不会死。」

对一个已成为国家累赘和祸害的老疯子，对一场可能闹出轩然大波累及政权声誉的大新闻，迅速以“挝妻”罪杀人诛心，将危害和不良影响尽可能减弱到最小，此事证明了孔明治下蜀汉政权的危机应对能力甚强。

史册记载此案判决者是“有司”，并不能确定主导决策的是蒋琬、董允等成都留守大臣，还是天子刘禅本人。

若当真是刘禅，正说明经过相父的十年教诲，他已经逐渐开始变得成熟了。——同年，八个月后，星殒五丈原，蜀汉政权的刘禅时代正式到来。

其四：盖棺定论，蜀汉亡国，刘禅确有不可推卸责任。

刘禅在位期间的最大弊政，便是信任他称之为“趋避小臣”的宦官黄皓。蜀汉执政如姜维、诸葛瞻，蜀汉故臣如陈寿、李密，均视其为亡国之罪魁。

贤臣董允在世期间，一直压制黄皓，使之不能为害；董允死后，陈祗接任侍中、尚书令，开始与黄皓交好，内外勾结。而陈祗死后，黄皓“始专政”“操弄威柄”，其劣迹包括离间皇族，令甘陵王刘永十余年不得朝见；将不附和自己的名将罗宪贬为巴东太守等；

「ps：但陈祗并非明显意义的奸臣，根据《谯周传》，当姜维北伐“军旅数出，百姓彫瘁”，陈祗和主和派代表谯周争辩，令谯周做《仇国论》，本身是姜维北伐的鼎力支持者，同时亦是死后令刘禅痛惜流涕的信臣。」

毕竟宦者是朝臣和士人的死敌，北伐派如姜维、休兵派如诸葛瞻，均一致视其为祸害，誓欲除之。姜维求杀黄皓不得，远至沓中屯田避祸，间接促成了魏国决定大军南伐。

魏军准备进攻时，黄皓因衔恨姜维，迷信鬼巫，压下姜维要求“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的表章，直接导致了邓艾偷渡阴平时，蜀国上下猝不及防，诸葛瞻父子绵竹一战败死殉国，刘禅绝望投降。

因此说黄皓是蜀汉灭亡的直接责任人之一，当无疑问。刘禅在众臣抵制下信任了这个小人几十年，还为不能擢升他而记恨董允，晚年更令此人掌握了中枢机要大权，以至于被隔绝内外，其罪责同样无可推卸。

但当时诸葛瞻绵竹战败，成都留守兵力尽丧；而姜维尚与钟会大军对峙于剑阁。

蜀汉对南中一直是“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掠夺其各种物资来维系统治和用兵的高压政策，当其大半国土丢弃、自身权威丧失时，想南逃至叛服不定的南中来反攻复土，只能说全无可行；而投奔东吴亦不过是寄人篱下为臣虏。

谯周代表益州本地大族的发言，更清晰表明他们已经彻底放弃了蜀汉政权，一如半个世纪前放弃刘璋一样。毕竟在魏晋九品中正制下当地方豪强的前景，怎么也比既出钱出力，亦被荆州派等外来户排挤打压强得多。

是以，刘禅投降亦是迫于无奈，并非在情势尚可挽回时就自毁国家。最可批评他的，就是不能天子死社稷，以死殉国了。

刘禅投降后，保全性命家小于一时，除五子刘谌受降之日哭庙自尽，长子刘璿死于成都兵乱外，其余五子随其到了洛阳，后来大都死于永嘉之乱。

魏国下令将蜀国宫人赐给灭蜀有功的无妻将士，刘禅之妾李昭仪也在发配中，以此为辱自杀。因此刘禅被后世史家抨击为“不特愧于将士，亦且愧于妇人矣。 ”

如今颇有些“刘禅只是个身不由己普通人”“你知道阿斗有多不自由么”“阿斗终于解脱了”这种心灵鸡汤式的洗白方式，把刘禅的投降说成是“如释重负终于解脱了”，只怕和历史上真实人物性情，正是大相径庭呢。

历史上的刘禅刘公嗣，从12岁封汉中王太子起，便注定就是要承担为君之责。而且他也一直很乐意很享受地去做这个皇帝，直到57岁这年兵临城下、做不下去为止。史书上可曾留下过半点他不情愿从事皇帝这份职业的记载？

既在其位，便担其责。难道做刘备的儿子和皇位继承人，居然还委屈他了不成？难道做诸葛亮的学生和事业接班人，居然还亏待他了不成？

至于非要夸阿斗什么“投降为和平为百姓”“乐不思蜀保命有急智”，更是拿怯懦当伟大去洗白了，实在不值一哂。

其五：刘禅在民间形象成为傻瓜的缘由

白帝托孤的本质，是刘备出于大公之心，摒弃私念，将刘禅这个儿子，连同整个蜀汉政权，都交给了诸葛亮，“任其自取”。刘禅继承的只是礼仪上的天子名号，诸葛亮才是刘备实际的继承人。

刘禅宣告“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终孔明之世，以父事之，丝毫没有任何争权意图。

《三国志》裴注中引孙盛点评此事是：【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讬孤之谓。幸值刘禅闇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衅。】

评刘禅“暗弱”同时，亦称赞他“无猜险之性”，秉承了其父的恢弘大气，完全没有大多数皇帝那种雄猜本能，因此才能让蜀汉举国一心，不生异同和间隙，确实恰如其分的称道。

从晋武帝司马炎起，孔明就被历代君主评价甚高，写给刘禅的《出师表》更被誉为“千古臣则”。当然，每个后世帝王希望自己能获得如孔明一般的大臣时，肯定是以刘先主自诩的，无人会喜欢「刘禅-诸葛亮」这种"礼仪天子+实权摄政”的帝相模式。

随着后世君权不断强化和集中，君臣法则从“君臣互择”变成了“君主臣奴”，甚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大臣们就再难理解刘备和孔明的这份大公之心，甚至连刘禅的气量他们也同样难以理解。如清代那个被一些文人吹捧为“千古一帝”的康熙帝，就公然质疑过“白帝托孤”，蔑称：【三国人以谲诈相尚,鄙哉！】

因此当孔明渐渐成了后世提倡臣子忠君的政治符号，被塑造成对君主唯命是从至死方休的臣仆典型，以这种大众形象深入民心后，为了解释孔明既是忠臣却为何总揽朝政，并不归权天子；

自然就必须将正史中智力表现正常的刘禅，在民间形象中丑化成一个司马衷式的痴儿，何况他还确实是一个责无旁贷的亡国之君。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刘禅变成了孔明在世时就听信谗言败坏国事、令孔明在大好时机退兵的昏君；更加上了被司马昭恫吓时“面色如土”等细节描写；同时明明是“政事无巨细，咸决於亮”的孔明，也等同变成了听其乱命而退兵，错失北伐良机的愚忠之臣。

因为该书作为古典名著小说之一，影响力巨大，关于三国的戏剧、影视、游戏皆以此取材，而非《三国志》正史，刘阿斗低能智障的形象也就再洗不掉了。

在唐朝成都，刘禅尚有自己的庙宇，据说是南北朝时蜀中百姓自发所建，【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杜甫《登楼》

北宋庆历年间，一个叫蒋堂的益州知州大兴土木，所需建材不足，下令拆毁刘禅祠，引起当时蜀人的普遍不满，终至贬官。

【又建铜壶阁，其制宏敞，而材不预具，功既半，乃伐乔木于蜀先主惠陵、江渎祠，又毁后土及刘禅祠，蜀人浸不悦，狱讼滋多。久之，或以为私官妓，徙河中府。】——《宋史·蒋堂传》

宋末元初，诗人汪元量游成都，分别至先主庙、刘禅庙、武侯祠参观，留下《锦江蜀先主庙》、《后主庙》、《丞相祠堂》等相关诗句。

【汉贼不两立，英雄恨不平。孔明劳已死，仲达走还生。双剑鹰鹯急，三秦虎豹横。东南无霸气，恢复恐难行。】——汪元量《后主庙》

而到元末明初《三国演义》大行于世后，蜀中百姓对刘禅长达千年的怀思，俱都被湮没了，不但后主庙被废弃，被称为“武侯祠”的先主武侯合祀庙中，也再没有了刘禅的容身之所。

ps：可参考以下关于刘禅的回答：

不同意排名第一的答案

诸葛死后，还有29年时间，蜀国竟然存活，以此说明刘禅聪明机智？

如果不是因为诸葛武侯，就没有这29年，当场就被乱拳K.O

大一辈大牛死的死，伤的伤之后，才迎来了真正意义的更加残酷的三国

这个时期魏国和吴国的动乱绝对比蜀国要强几倍以上，同室操戈就和喝水一样，城头变幻大王旗是分分钟的事，这个时期，蜀国是很安全的，基本就是姜维控制不住自己的带兵欲去骚扰魏国，然后和邓艾打了一下，回来了，魏国没事不碰蜀国，内乱都来不及呢，还打你呢，吴国就别说了，孙权死后，这帮孙氏子弟都打成什么样了，杀同室兄弟和喝水一样轻松加愉快

这29年真正牛逼的原因在于，诸葛武侯选择的3位继承人，而且这3位坚定的执行贯彻了诸葛武侯的政策方针

你不得不佩服诸葛武侯，诸葛武侯死前，留下了3个人推荐给刘禅，以后加上诸葛武侯，称为四贤相

分别蒋琬、费祎、董允三人。

蜀国是乱于黄皓，四贤死后，尤其是董允死后，没有人制约黄皓了，于是就完了

刘禅是标准的昏君，蜀汉灭亡的原因是皇帝昏庸，宦官专权

自四贤陨逝，姜维屯田沓中避祸于黄皓之时

蜀汉最后一根支柱，也断掉了

姜维屯田沓中的第二年，邓艾带兵进蜀.

对于这样一个昏君（智商和昏君没啥关系，不管智商如何，都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昏君），翻案是极其可耻的

答案中没有提及四贤的，等同于，没有读过真正的三国

为什么那么多人为刘禅的智商过分平反呢？刘禅可根本不是什么大智若愚的家伙，蜀汉的灭亡或许是大势所趋，但他的智商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邓艾、钟会出兵之前，姜维上书刘禅：“闻锺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结果，刘禅未予采纳，继续在黄皓身边玩闹，坐等邓艾偷渡阴平。姜维固然比不上诸葛的高度，但好歹算是蜀汉后期最拿得出手的人物了，忠诚度也够高，而刘禅宁愿信任太监黄皓也不信任他，这难道还不能算作昏庸？

另外，很多人拿乐不思蜀来证明刘禅有生存智慧，懂得保身。但别忘了故事还有后文。刘禅在说过乐不思蜀的话后，去上厕所，旧臣郤正劝他告诉司马昭自己想家，这样就可以回蜀。刘禅回去照样子说了一遍，司马昭说：“这怎么听着像郤正的话？”刘禅立刻说：“哎呀，被你看穿了！”前一秒还在说不想家，去个厕所下一秒就说想家了，语气口吻还跟平常完全不一样，这是个人都会觉得可疑吧？如果刘禅不笨，他完全能明白，郤正的本意绝不是让自己在同一次宴会上瞬间改口，而应该是过一段时间司马昭再问起的时候说想家吧？刘禅的这番话，简直就是把郤正往火坑里送，就差直接告诉司马昭：“郤正想让我回去重建基业，快去把这个危险分子解决掉！”郤正可是个“颠沛守义，不违忠节”的忠臣，幸好司马昭心情好，没杀他，否则他知道自己的命断送在这么个昏庸的主子手上，真能气得活过来。

当然，如果无限脑补，认为刘禅不设防是为了吸引邓艾入蜀，然后自己投降，帮助完成中国统一大业，认为刘禅坑了郤正是算准了心狠手辣的司马昭这次心情好不会杀郤正，或者故意用郤正的生命来换得自己的安全……好吧，那请问依照这样的无限脑补，历史上还有人是昏庸的吗？依照这种无限脑补，还可以论证秦桧是民族英雄哦，所有投降的军官都是爱民如子哦，所有投降的国君都是顺应历史统一大潮流的智者哦。

这实在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好像最近几年总能看到有人为刘禅平反，但平反的焦点却总集中在“刘禅是个聪明人”上。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刘禅是个弱智，至少在智商上，他和普通人是一样的。

但这不能代表刘禅就是个明君。

对刘禅的怀疑最早是从白帝城开始的。

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这是刘备临终之际对诸葛亮的托孤遗言。这句话说的有些莫名其妙，因此被后人多次讨论，但不管刘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都能看出，对刘禅的执政能力，他是有疑虑的。

注意，我用的词是“疑虑”。

刘备对刘禅的遗诏中，还有这样的话： 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脩，过於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

这句话普遍被翻译为：射援到我这来，说丞相感叹你很有智慧很有肚量，比希望的要好，审能如此，我便没什么可忧虑的了。为刘禅平反的人们特喜欢这句话，他们经常将其拿来当作例证：看看，诸葛亮都说人家聪明！

但我认为不是这样。审能如此，吾复何忧，我觉得应该如此翻译：如果真的是这样，我还会如此忧愁吗？只有这样，才能符合上下语境，才能解释刘备托孤遗言里的忧虑。

遗诏里，刘备还勉励刘禅，要多读书，读汉书，礼记，读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你爹我德行浅薄，别学我。

问题是，这可是给下任皇帝的遗诏，而不是家训。

看看曹操的遗令里都说了什么：

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天下尚未安定，不得遵循古法。下葬之后，都除去孝服，所有将官不得擅离职守，各部衙门必须各司其职）

抛开曹操身上浓重的浪漫主义情节，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他临终时，对曹丕是没有担忧的。

而这正是刘备的痛处，可以说，子不类父，是刘备死前最大的遗憾。所以，在他的遗诏里，满满的都是对刘禅的不放心；也因此，他才会对诸葛亮说出“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样的托孤遗言。

但，当然，这样抠字眼并不能说明刘禅是个笨蛋。还是来看看刘禅登基之后都做了些什么吧。

建兴元年到建兴十二年，诸葛亮主政时期，刘禅无作为。

建兴十二年，丞相死，刘禅下令禁止官员奔丧，还驳回了为其立庙的申请。后向充等共同劝谏，刘禅才允许立庙。

诸葛亮死后，刘禅废除丞相职位，短暂还政，无作为。

延熙元年，蒋琬出成都，驻汉中，二年，蒋琬升大司马，开府治事，打造舟船，联结羌胡。

延熙七年，大将军费祎退敌，同年，蒋琬病重，费祎领益州刺史。

延熙九年，蒋琬死，刘禅自摄国事，依然看不到大作为，直到延熙十四年，费祎回成都，听算命者说国都无宰相，于是又领兵出成都，屯汉寿。

我一直认为这是一次很诡异的事件。费祎领兵屯汉寿，明摆着，是向刘禅要官。而对这时候的刘禅来说，他已经没有任何能够收回军政大权的手段，也毫无政治资本制衡费祎，他能做的，也只有满足后者。于是第二年，刘禅下令，命费祎开府治事。

延熙十六年，费祎遇刺身亡。

鹰派军人姜维掌权，即刻率军北伐，刘禅无作为。

延熙十九年，姜维领大将军，彻底执掌兵权，接连北伐。刘禅宠幸黄皓，无作为。

刚开始我确实以为，宠幸黄皓，是刘禅培养政治势力的一次尝试，是他想要收回政权的一次冒险。如果这是他的目的，那么也就可以解释，当姜维启奏杀黄皓时，他为什么会保着后者。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因为当姜维上书要求调兵遣将防范魏国的进攻时，刘禅却询问了黄皓的意见，并得到了一个“敌终不自致”的结论。

于是我发现，刘禅，其实只是一个甩手掌柜。他做着皇帝，却从未真正治理国家。

这也许与蜀汉自诸葛亮以来的“内阁”式执政方式有关，但把原因完全归咎于此是不对的，因为刘禅并非有名无实，他是有权力的。但在他的权力范围内，刘禅却鲜有功绩，他已经习惯于把事情全部交给他人打理，而缺乏自己的判断。就更别指望他能够收回军政大权，君临蜀汉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刘禅就不可能是一个明君。他是一个很平庸的人，而并非一个当皇帝的材料。

于是，听信了黄皓谗言的蜀汉皇帝，终于迎来了邓艾入蜀，成都岌岌可危的局面。谯周一番话，刘禅就投降了，刘谌请求背水一战，他不同意；霍弋希望带兵入成都，他还是不同意。在投降这个决策上，刘禅现出了难得一见的强硬。

这也是他作为皇帝所做的最后一个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