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华，朱瞻基是一个好皇帝吗? 第1页

侮爷坑儿好圣孙～

A、裁撤奴尔干都司

B、放弃图们江南岸建州女真羁糜卫所

C、瓦拉脱欢击败鞑靼阿鲁台、掳走哈密王、控制兀良哈三卫、东侵海西女真，使瓦拉蒙古在没有受到任何外力干预的情况下，统一草原。

1449年土木堡之战中，蒙古军从西路（攻甘肃）、东路（攻辽东）和中路（攻宣府、大同），对明朝发起进攻，就是好圣孙的怠慢从容导致的。

1、

宣德六年到八年，蒙古瓦剌、鞑靼之间的征战激化。

宣德六年初，瓦剌脱欢与鞑靼阿鲁台兵戎相见，北方草原局势变得复杂严峻起来。阿鲁台战败失利，南下退避，驻牧在蓟州和宣大边外。脱欢穷追不舍，也从漠北南下。蒙古三大部，都开始在边塞外活动。

宣化和大同的边镇守军，最早感受到蒙古部落南下带来的压力。这年夏天六月，大同总兵郑亨向朝廷呈奏：

阿鲁台所部人马二千，驻集宁海子西北岸

“海子”是蒙古人对湖泊的习惯称呼；集宁海子，是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南的黄旗海，是一个内陆湖，湖中有渔业资源，湖岸周围是湿地和草原，很适合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俗。

集宁海子原本是山西行都司管辖属地，距大同仅130余华里，鞑靼此前虽也曾南下，都是短暂侵扰后迅速北撤，从未有过在距离边墙这么近的地方驻留不走的前例。

明宣宗通过敕旨，给郑亨做出指示，告诉后者不要以武力驱逐鞑靼，还要做好安抚接纳的准备：

……尔但宜慎边备，固城池，彼不犯边，毋擅以兵逼之，果来降，亦察其实，俾之入境，或近边居止，或打围，或往北行，听其所之——《明宣宗实录》宣德六年五月二十五

瓦剌和鞑靼，名义上也都接受明朝的羁縻统治，都有明成祖封赐的王爵，也都打着入贡的旗号，到明朝试探口风。脱欢希望明朝出兵，和他一起灭掉鞑靼。阿鲁台担心明宣宗受脱欢挑唆，也会像明成祖那样发起北伐。

然而使节带回的消息，颇让他出乎意料，明宣宗不仅没有趁着他处境窘迫，把他一举消灭的念头，反而还对他好言安抚劝慰：

闻王困于瓦剌，避之南来，朕深矜悯。……闻有人为王言，朝廷将发兵，乘王之弊。此谗邪之言，决勿信之。朕体天心，以御天下，岂忍利人之灾，困人于戹矧？……王其宁心静志，安居边塞，无听间言——《明宣宗实录》宣德六年八月初三。

明宣宗分别给大同总兵郑亨和阿鲁台的两道谕旨，体现他坚持边防策略：

第一、过分强调修生养民，担心打仗花钱太多，即不北伐，也不干预鞑靼和瓦剌的争战，对北方正在发生的烽燹兵祸缺乏警惕性；

第二、如果说明成祖缩边弃土，是靖难后的无奈之举，那么明宣宗这句“王其宁心静志，安居边塞”，意味着他个人主观上已经不再把塞外视为明朝的领土，主动让给了蒙古。

即大宁都司被兀良哈三卫占据后，在永乐初年被明成祖缩边放弃的山西行都司和北平都司，也在宣德六年被南逃的鞑靼占据，给穷困窘迫的阿鲁台提供了一块容身之地。

2、

羁縻之道，强调恩威并用，明宣宗却是武威阙失，恩德滥施。宣德七年，脱欢派人联络兀良哈三卫，提出联合对抗鞑靼阿鲁台。兀良哈正想摆脱阿鲁台的控制，双方一拍即合。

但是兀良哈进攻鞑靼，反而被鞑靼击败。战败的兀良哈向东、东北两个方向退避——向东侵扰明朝辽西的边塞守军，向东北进攻海西女真。

三卫鞑军往掠阿鲁台，为阿鲁台所败，尽收其家口、辎重、牛马、田稼，三卫之人奔往海西，或在辽东境外，招之不来，间有来者，语言诪张，已整饬军马备之——《明宣宗实录》宣德七年九月初四

受脱欢的穷追猛打，阿鲁台在大同和宣府边外依然站不住脚，他尾随兀良哈三卫，也退避到辽东。连遭败绩的兀良哈和鞑靼，都已是缺衣少穿的“穷寇”，变本加厉地袭击辽西的明军边堡墩台，杀人抢粮。

海西女真受到兀良哈和鞑靼的持续侵扰，也向辽东明军求援：

阿鲁台部属徙于忽剌温之地，迫近本境，恐其为患，今以所部人民移居近边，乞赐优容——《明宣宗实录》宣德八年三月二十五

巫凯把上述军情奏报朝廷，明宣宗依然老调重谈，

彼来扰则御之，不扰亦勿侮之

瓦剌进攻鞑靼，鞑靼驱赶兀良哈，兀良哈又侵扰海西女真……一场原本发生在漠北草原、远离明朝的战祸，就在明宣宗持续两年的无效调解与休生养民的坐视观望之下，演化成为连锁反应，自漠北扩散到漠南，从辽西蔓延至辽东，最终波及到明朝控制区。

3、

当蒙古人从西方侵扰料辽东时，朝鲜和建州女真的冲突也在激化，他们从东侧影响到辽东。

建州女真（以建州卫和毛怜卫为主体）原本活动在朝鲜半岛东北端、图们江中下游南北两岸，在永乐初年才接受明朝的招抚。明成祖招附建州女真，设置奴尔干都司，目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A、明初洪武、建文到永乐初年，明朝和朝鲜（包括之前的高丽）有一系列领土于外交摩擦，洪武年间，高丽和北元来往频繁，还激化东征辽东，靖难时，朝鲜也在辽东煽风点火。因此明太祖和明成祖都采取以系列手段，打压朝鲜。招附建州女真，就是遏制朝鲜的北进拓土扩张路线。

殿下徒以尽忠事大之诚尔，恃帝之眷顾。然帝于东隅置建州卫，是扼我咽喉，掣我右臂也，外立雄藩以诱我人民，内加异宠以懈我御侮，其意固难测也——朝鲜《李朝实录》太宗六年八月

B、让女真发挥“辽海藩篱”的作用。建州女真在长白山的图们江和鸭绿江流域，海西女真在松花江流域。这两部女真，实际是在蒙古北元和朝鲜半岛之间。明朝招附女真，设置女真羁糜卫所，就能隔开朝鲜和蒙古之间的联系。扶植势力相对较弱的女真，让东北亚地区的地方势力，蒙古、女真、朝鲜之间并存，山头众多，互相制衡，便于明朝离间控制，符合“抑强扶弱”的策略。

C、辽东和东北送花江地区，和蒙古草原相邻，在永乐迁都北京后，辽东不仅是神京左臂，还是对抗蒙古的侧翼。明成祖经营辽东都司和奴尔干都司，就是从侧翼对蒙古形成战略包围。在永乐五次亲征北伐，辽东都司的明军都是重要的北伐力量。

明宣宗上台后，从宣德五年期，放弃图们江南岸建州女真羁糜卫所，裁撤奴尔干都司。坐视朝鲜实现北拓，坐视蒙古向女真渗透。

建州女真和朝鲜冲突，女真从图们江西迁辽东。永乐年间苦心经营的“辽海藩篱”格局被彻底废弃。

4、

瓦拉脱欢击败鞑靼阿鲁台、掳走哈密王、控制兀良哈三卫、东侵海西女真，这些都是发生在明宣宗时期。在好圣孙的统治下，明朝即终止北伐，也完全放弃了对蒙古的干预，导致明成祖时代“扶弱抑强，互争雄长”的策略完全失效。瓦剌古在没有受到任何外力干预的情况下，统一草原。

1449年土木堡之战中，蒙古军可以从西路（攻甘肃）、东路（攻辽东）和中路（攻宣府、大同），三路出击，对明朝发起进攻，就是好圣孙的怠慢纵容导致的。

5、

明宣宗获得的评价高，还有“仁宣之治”中在国家内政方面的成果，其实有一定程度是因他和明成祖截然不同的性格与执政风格。

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明宣宗某些历史评价的确立，主要是得益于他的爷爷明成祖，祖孙二人在性格和和处事风格等等方面，所形成的鲜明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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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刚刚建成的北京皇宫三大殿，在一场大雨中被雷火劈中，焚荡尽净。明成祖和其他人一样，也是即迷信又害怕，他认为这是遭天谴了，老天爷正在对他施加一些诫饬。

时三殿初成，帝方以定都诏天下，忽罹火灾，颇惧，下诏求直言。

翰林侍讲邹缉写了一道很“敢言”的奏疏，列举了北伐、迁都、修皇宫等等明成祖执意追求的“功绩”，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提到明成祖热衷招抚胡人的这个政策里存在的隐患：

漠北降人，赐居室，盛供帐，意欲招其同类也，不知来者皆怀窥觇，非真远慕王化，甘去乡土——《明史·列传第五十二》

邹缉的呼声不是孤立的。

明成祖野心勃勃，谋朝篡位。他发动靖难、夺取天下的做法，已经和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礼教的“恩忠德义”体系相悖了。偏偏他的性格还残忍好杀、刚愎暴躁。现在暴君居然虚怀若谷，主动开言路求谏了，有几个不怕死的言官呈上奏疏，也没有遭到处置。很多观望的大臣放松了警惕，以为皇帝真被老天爷吓住，这是要从善如流，回心转意了，于是纷纷写奏疏劝谏，生怕奏疏写迟了，错过了当板荡铮臣的好机会。

明成祖并没有太宽宏的胸怀，龙有逆鳞，触之必怒，大臣的指摘言辞过多过重，超过他的承受能力，他又反悔了。

言者多斥时政，帝不怿，而大臣复希旨诋言者，帝于是发怒，谓言事者谤讪，下诏严禁之，犯者不赦。

一大批跟风写劝谏疏的大臣，没当成忠良，还被翻脸不认人的明成祖打成奸佞，贬官、下狱、发配，结局凄惨。邹缉是当时太子、后来明仁宗一系的人，得益于这个关系，邹缉没有被牵连。

迁都和北伐两件事，都有大臣表示反对，却遭到贬官、下狱等等结果。这年年底，明成祖还想北伐，又有以夏元吉为首的一批人，因为和皇帝的意见相左而被下狱。

这些劝谏中的“多斥时政”，就和邹缉的奏疏类似，焦点集中在北伐、迁都和招抚胡人三条上。他们对明成祖劳民伤财的北伐事业表示忧虑，还对明成祖给胡人过高待遇怀有浓重的不满情绪。永乐二十一年的第四次北伐，鞑靼阿鲁台远遁不战，另一个小酋长也先土干南下归降，让明成祖避免了无功撤军的尴尬。兴奋的明成祖当即封也先土干为忠勇王，“命坐列侯下”。此举更是让诸多显贵勋臣忿忿不平，加重了内心积怨。明朝初年，开国功臣也没有异姓王，诸如徐达这种戎马倥偬的功臣，得到的也只是公爵，死后才被追赠一个不能袭替的王爵；这些胡酋并无尺寸功绩，就被轻易封王。文臣武将对明成祖厚此薄披的做法不满，又不敢犯上挞责君王，就把骂矛头对准胡人（明朝给女真、蒙古首领的官职和爵位虽然高，但实际待遇并算高）。

7、

总而言之，永乐时期的大臣，普遍存有“伴君如伴虎”的危机感。朱棣发动靖难，已经洗不掉“篡”字。偏偏他的性格刚愎凶残，对下属臣僚过于严酷，又给他自己增加了另一个“暴”字

中国的文士推崇的是父爱子亲、上有德下怀恩、三顾茅庐礼贤待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这种符合道德典范的君臣关系。

而明成祖这种统治套路严重缺乏人情味的君王，其实是最遭人恨的。

8、

后世对明宣宗做出一些正面评价，称赞他“敬信大臣，从谏如流”，这点和明成祖相反。明宣宗很喜欢采纳下意，他对国家政策作出的若干重大调整，很大程度是迎合这些人对反感明成祖执政政策的心态，让国家改为向他们所期望的“修生养民”的路线发展，使这些人长期积蓄的怨懑得到释放，内心得到及时宽慰。

明宣宗罢北伐，裁撤奴尔干都司，不再过问北方蒙古和辽东女真、朝鲜的战局，这些举措，确实给明朝节省了对外干预的财政负担。

宣德九年，鉴于蒙古从西方侵扰辽东，女真和朝鲜的冲突，也从东方影响辽东。辽东都司的西北东三个反响，都同时承受异常边情带来的压迫感。辽东总兵巫凯给朝廷上奏疏，认为明朝应该要做出一些实际回应了。明宣宗回复巫凯的圣旨里，有一局很典型的话：

彼之相仇乃常事，朕岂应疲中国之力，为远夷役乎？——《明宣宗实录》宣德九年四月十三

他确实缓和了明朝内部的社会矛盾，让明朝的国内得到恢复，促成“仁宣之治”的升平局面，但也让明朝的对外政策全面转入保守修持路线，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没能摸索到持中兼顾的平衡点。

瓦剌随后重新统一草原，建州女真西迁辽东，土木堡之变……很大程度，是明宣宗绥靖政策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