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本有哪些方面比同时期的中国强？ 第1页

（鉴于有人提出来了日语中的古代的问题，日本的“古代”是一个划分年代的历史术语，这个术语所指的大体上是六世纪的日本到平安时代的时期。实际上就是从西方引用的术语“antiquity”（古典时代），也就是我们历史课本所称的“古典时代”

我觉得不应该以如此狭义的定义来参考，日本的古代、中世划分和世界各国的历史时间段都是差别很大的，例如日本的中世就是从西方引入的术语“middle ages”，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中世纪时代，西方的古典时代是5世纪之前，中世纪是15世纪之前，和日本差了一个时代，我们如果单单采用日本的划分方法，那么时代错位问题又如何得到解决呢？

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唐帝国、十世纪的朝鲜、平安时代这些日本所划分于一个时代的不同文明，难道还没可以比较么，罗马帝国或成最大输家啊。。。）

事实上确如我们所知，日本在历史上同期长期落后于中国。但是同时在大多人眼中仅仅是在近时代日本才篡夺了中国的超级霸权，打碎了我们心中所谓的天朝上国的幻想。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朴素的自发历史观，实际上历史突然发生巨大转向基本是不可能事情——就像是现在的史学界几乎都认为在工业革命前欧洲有一个所谓的“积累时代”——前工业时代（preindustrial time）。

在此时期欧洲长期而稳步的发展，但并没有完全从国家实力上完全表现出来——这主要由于农业时代人口是主要因素。而奥国、英国与土耳其国有着巨大的人口差距，尽管此时英国的人均经济产量已经超过土耳其接近一半，但是国力上看土耳其依旧是作为一个巨怪。

而直到17世纪末期土耳其人才被欧根亲王彻底驱逐出西方的主要政治舞台，这个时代奥地利作为一个只有三四万常备军的帝国仅仅是欧洲大陆的二流强国，之后的土耳其更是只能和当时远远弱小的俄罗斯争雄（此时离而俄罗斯取代瑞典还有半个世纪之久），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土耳其帝国有着巨大的资源优势，其彻底失败更是难以想象。

而土耳其的失败更早在勒班陀时代早已经表现出来了，西方第一等的帝国和东方第一等的帝国旗鼓相当，从勒班陀的失败到彻底被驱逐出欧洲大陆的政治舞台用了整整一个半世纪，而其实力转变却远远是一日之功。实际上，后来欧洲的巨大发展是之前的“积累时代”所自然产生的，而非凭空产生，所以这个思想有助解释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江户时代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优势十分明显。

通过具体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亚洲的平均水平远远低于西欧国家，同时在江户时代也迅速被日本超过，在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优势十分明显

亚洲经济水平在1500年曾经大幅度超过日本，而到了1820反而被日本大幅度反超。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工业革命时代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仅仅在0.01-0.1%，几乎和无数年以前一样处于停滞——原因似乎是几乎没有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因素出现。这个差距以速度想要追赶日本，即使是日本完全停滞几乎需要数百年时间。

即使有人批评说麦迪逊虽然做了人均GDP的大部分基础性工作，但可靠性略低，那么Van Zanden

的可信度就非常之高了，他在Bolt, J. and J. L. van Zanden (2014). The Maddison Project: collaborative research on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s.中的结论是

（1）14世纪之前日本经济非常落后——The other country that really stands out is Japan, where income levels are much lower than in other pre industrial societies especially the very tentative estimates for 720 is perhaps too low.

（2）到了 18、19世纪日本已经超过了亚洲的中国印度和印尼等国，但低于吸收了欧洲科技的土耳其——The most populous parts of the world China, India,and Indonesia range between 530 and 600 dollars, about half the Western European level. Japan has a somewhat higher real income (660 dollars), as has the Ottoman Empire (740 dollars).

所以在19世纪欧洲技术传播之前，日本已经有了对亚洲国家的经济优势

所以说日本在江户时代出现了经济大幅度增长的因素——可能与日本的商业迅速发展扩张、教育事业的普及、城市化的缓慢而又持续的推进等原因有关。换而言之，日本社会在江户时代有了明显的进步元素，而非像几乎所有亚洲国一样陷入了长期的停滞

最后值得指出的中国人口大约占统计时的亚洲的人口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决定亚洲平均水平的权重因素，尽管中国的发展水平略高于印度，但我 们大体推测中国的数据大约在590-600元左右。所有我们认为中国人均经济生产力大概只有日本的85%左右，这个差距在古代社会实际上是极其巨大。中国所谓的”宋朝“相比同期欧洲也没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宋朝经济的历史传说）。

如果此时我们参考其他资料我们会发现，江户时代发生了巨大的经济发展，远远超越了当时的主要亚洲国家——中华帝国、波斯帝国、莫卧儿帝国、土耳其帝国等

2 同时江户日本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了，实际上与欧洲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除去英国）相当，相当于中国的两倍

江户人口在统计上大概18世纪超过了100万人，之后达到了120万人。在当时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都市（或者之一）（largest metropolis),这在学术界也得到共识。

而当时中国的城市无法与庞大的江户城相比，只有【直隶】可以与江户相当，由于时间错位的原因（前期江户人口多于直隶，而后期直隶与江户相当），可以认为是相当了。

PS:具体考证可以参考葛剑雄的《中国移民史》

对比同期欧洲城市我们发现，同期的伦敦大概有60-70万的人口，而欧陆的政治中心维也纳大概只有30w万，这个原因可能归功于中国和日本的军事贵族集中在城市的传统——江户有60万左右的武士阶级成员（50%，但武士同时也是政治官僚），而北京当时有50万以上的左右的八旗子弟和奴仆（70%左右）。

这反映了实际上中国中世纪末代的城市建设的必要条件在江户年间确实落后于日本，以至于日本可以建造出世界一流的大都会。例如在公共卫生领域，被外国观察家医师麦考尔称为“没有必要提醒，中国的卫生问题有多么紧迫”打破了在欧洲广为流传的“中国神话”，而日本却反而是城市卫生发展非常好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可以参考

TonyTang的答案，他以非常详细的数据回答了这个问题

回到中国，细分到各个省份。在清朝的发展高峰乾隆时代，江苏作为第一大省，首府南京中心城市大概有85万人，作为城市化之冠的江苏的城市化率在13.6%左右，考虑到浙江只有10%而山东更低，同时广大内陆诸行省严重拉低了成绩（部分人认为云南为下限，约为4%），所以清朝的城市化率几乎不可能超过日本的一半了

18世纪世界的城市化率平均水平大约在3%左右，19世纪前叶发展到6.5%——可以推测欧洲日本等国家拉高了数据，例如英国达到了50%，日本及其他欧洲国家在10-15%，所以亚洲国家应该大幅度低于这个数据，据计算18世纪亚洲地区的城市化率应该2%左右，19世纪前叶大概有4.5%。

由于中国当时的人口世界比例以及欧洲日本等国大幅度拉动世界平均水平——我们实际可以了解到中国大概比世界平均水平略高。施坚雅估算 1843 年中国的城市化比率为 5.1％， 其中分区估量比率最低的是云贵 4.0％；赵冈在罗兹曼基础上修正后得到的 2420 万人，大体在6%左右，所以我们大体可以推测清朝的城市化率在十九世纪初期5%-6%，

而日本同期认为在10-15%左右（经过剧烈浮动，后期呈现衰退现象，平均水平大概在12%左右），同期欧洲在10-15%左右，可以看到日本明显在发展速度上超过了清朝，大体相当于于除去英国的欧洲国家平均水平。

日本城市人口可以通过总人口和这里的城市数据计算出。

总体来说城市人口估算有很多种说法，例如我取的1984年的一个推测是1750大体在330-350w人左右。总体来说日本的城市化水平大体与当时的德国相当或略微超过。

3 识字率，大家都说了很多了，大体上江户末年，日本的男性识字率大概在40-51%左右，女性在20%左右。而在政治首府江户大概80%人可以识字。可见日本的社会进步力量有多强大。从江户时代社会发展可以发现日本此时对中国优势比较明显

       識字率については寺子屋の生徒数から嘉永年間（1848から1854年）の江戸府内では70から80％、江戸府内の農村部を除くと90％という推測結果もあり、かなりの高水準である。武家階級は、ほぼ100％といわれている。  　幕末の日本全体では男性40から51％、女性は15から21％と当時の日本の識字率は世界一といわれている。江戸時代全体で民間の教育施設が公儀より廃止させられたのは幕末の松下村塾の吉田松陰が国法を犯したとして処刑され、塾が閉鎖したぐらいだろう。     

江户时代教育内容，我们可以通过经受过私塾教育的人的资料书信，加上所知的幕府时代教育体系和后来的外国观察家所推测得知。我们知道可以实际上接受教育的日本民众掌握了从基本的识字能力、经史知识、职业所需知识和地理风俗知识等等。

       現代の学習指導要領に相当するものはなく、教育内容は師匠の裁量に任されている部分が大きい。  　最初にいろは四十八文字の読み書きと文字の意味、数字を教えた。短文の読書きを教え「名頭（人の姓の最初を漢字で書く）」、「名字尽くし」や手紙文と商用の送り状、請取状など実用的な文章ものを学んだ。  　地理に関する教育は江戸の寺子屋であれば、江戸の町名を読書きしながら江戸の地理を学ぶ「江戸方角尽」、江戸の町の生活の行事について習う「江戸往来」で江戸の地理と風習を学んだ。東海道のことは「東海道往来」、日本の地理は「国尽くし（アメリカなど外国ではなく山城、武蔵など旧国名）」を用いて地理を学んだ。  　その後、庭訓往来や漢文の基礎である千字文などを教えた。最後に百姓の子供には「百姓往来」、商人の子供なら「商人往来」と相場についての本、職人の子供なら「番匠往来」など親の職業に合わせた教科書を使い、入門者が将来就く職業に必要な知識を学んだ。寺子屋の教科書は七千種類（そのうち女性用は千種類あり）あり、寺子屋の備品で使いまわしされていた。  　生徒の年齢と親の職業が異なり、通う時間が生徒により異なるため一律に教えるのはではなく、個別指導を行った。礼儀作法を身につけさせるのも寺子屋に期待されていた事柄である。  　庶民が武士の師匠に習うことはできたが、武士の師匠は算盤の代わりに唐詩選や千字文など漢文を教える。学問好きの父兄がいるか本人が学者を目指していなければ、これらは生活に直接役立つ内容ではないため通うことは少なかっただろう。  　小兵衛ら剣客の子供には何を教えていたのかはわからないが、道場を経営するなら算盤、諸国を修行するためには地理知識は必須でどちらも寺子屋で習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大半の流派の伝書は宗教や哲学の用語が多い難解な文章で、「本人以外見てはいけない」決まりのため、わからない箇所を他人に尋ねることもできない。  　一流を興せば伝書を作る必要があるが、文章を書けなければ後世に技を伝えることができない。剣客でも子供の頃に寺子屋で習ったはずだろう。     

看来很多人对识字率的标准有疑问。。。日本史学的水平我觉得不用大家操心，各位认为识字率可能有很多种解释，请直接套用以下数据

       6歳以上で自己の姓名を記し得る者  会写名字的——男89%女39% また内訳を見ると、自己の氏名・村名のみを記し得る者——63% 日常出納の帳簿を記し得る者——22.5% 普通の書簡や証書を自書し得る者——6.8% 普通の公用文に差し支えなき者——3.0% 公布達を読み得る者——1.4% 公布達に加え新聞論説を解読できる者——2.6% したがってこの調査では、自署できる者のうち、多少なりとも実用的な読み書きが可能であったのは4割程度である——实际能读写的40%     

我们考虑到同期英国识字率10-20%，法国5%左右，实际上日本在律令时代以来识字率最低的水平也在3.7-7.4%左右，所以实际上日本是自古以来重视教育的发展

PS:具体资料可以参考久木幸男的研究 欧洲的资料可以参考世界新闻传播史、 The Rise of the Public in Enlightenment Europe等

实际上所谓的识字率是笼统的估算值，在十九世纪以前各国识字率大多都是后世根据资料、数据、经济水平推算得知的（古代不可能有这种统计）。日本第一次得出关于教育的数据是上文给的那部分明治初年的数据（1870‘s），我们所得到所有的早于这个时间点的数据都是估算得出的。

识字率标准问题：没有说所推测的江户时代的识字率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我们认为相当于明治时代的话，明治时代的标准是“小学校卒业率“，基本对应于英文资料里面的 elementary school enrollments(似乎两个史界研究标准有所差别） ，我们大体可以知道是所谓的初等教育完成是作为一个标准的，同时我们参考现代日本的识字率的标准，同样是初等教育的完成。所以我们推测这个识字率可能是以初等教育是作为一个衡量标准、一脉相承的可能性极大。

而我们发现日本的这个数据大概在30%左右，然后考虑到男女平衡问题我们继续细分数据会得到，40-50%的日本男孩和15%的日本女孩离开家庭求学 （1860s），所以我们基本可以认定他说的，识字率标准与后世的明治时代、现代日本的识字率标准是相同的，所以识字率的标准是初等教育的入学/完成。

另外他提到的另一个是【实际读写能力】，以此作为了一个研究基础，这个数据大概是40%

现在我们可以确信日本的教育水平在当时是大幅度领先于中国的，但这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民族自尊心上的精神胜利呢？

实际上我们参考了Becker和Woessmann在2009的很著名的论文

Was Weber Wrong? A Human Capital Theory of Protestant Economic History

这部文章本身是反驳马克思韦伯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此书主要讨论了新教伦理的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当代学界对于基督教是否促进经济发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反对方似乎占有一定上风。此论文就探讨了新教伦理的作用实际上促进了通过传播教育提升了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就是教育是一个促进经济的重要因素

这篇论文发表虽然仅仅在六年前，但是却得到了极为广泛的认可，其中我摘录了关键的部分。

       We find that Protestantism indeed led to higher economic prosperity, but also to better education. Our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Protestants' higher literacy accounting for most of the gap in economic prosperity.        

简单地说就是说，信教的所产生的识字能力（literacy）可以解释大多数经济成功与否（the gap in economic prosperity）

所以我们认为，日本在江户时代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功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功于日本的优秀的教育普及制度，这使得日本有40%的民众可以掌握基本的literacy能力。

即使在前工业时代，教育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是不显著，但是依旧可以通过促进工作技能、商业应用、科学知识来促进增长

4政治退出经济领域，二元分离以及商业的迅速发展

在江户时代，出现了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分离，即武士集团退出了生产领域，使得农工商专心于自己的领域独立发展。和许多经典的集权式的亚细亚国家不一样，日本的统治阶级——武士阶级在德川幕府时代并不直接控制生产资源，相反他仅仅掌握政治权力，而将经济领域让位于其他阶级。这种以政治和经济，权力和财富的二元分离为原则，武士出让经济领域，不将社会资源与权力尽归统治者之手，而是在各阶级中分配。各阶级都有自身独立的社会资源和空间。

在商业领域，江户中期大商人逐渐控制了小手工工人，成为强大的工业资本家，而并不拥有生产资源的的统治阶级武士阶级却逐渐陷入贫困，即使是中央政府也逐渐陷入破产危机之中，只能获取强大商人的经济支持，才能维持自己的地位。

德川政府试图自我改革——改变财政破产的境地，反而陷入到威信扫地的地步，之后变更不能抑制住商人工人作为一个新兴阶级的逐渐扩张 。早到十七世纪末，鸿池善右卫门一家相当于十个藩的收入。大阪巨贾淀屋家财号称“一亿两千万”，曾经有三十三个大名向他借贷。到了幕府末期，纺织业和银行业巨头三井家族同时为幕府派和保皇派所拉拢，明治时代三井家族更是成为了制造业和金融业的巨头。

同时伴随商品经济发展的是日本的金融制度，日本的金融制度发生了巨大进步

江户日本的西南部商业经济发展更加强大，《日本经济史》中有过相关论述，长州藩处于本州最西，偏离于经济中心大阪，总体来说经济水平属于全国中等偏下的城市，我们以此作为参考

统计中上层阶级购布84.5%，自织15.5%，而中层阶级购布、买旧衣服、自给自足分别是46.6%、34%、下层则是买旧衣服61.6%，自己自足38.4%，自给自足率30%而商品率达到了70%

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日本金融制度也在随之而完善，这是经济进步的必然。日本在江户初年出现了类似于公司的组织，发挥着合理组织资源的作用。在海洋贸易中，进出口商从投资者得到资金，再将部分资金给船主进行经营，利润进行一定比例的分配。到了之后的海产品经营商西川传治，他接受了21人的注资并划分股权为40份。

货币金融领域，随着货币经济发展，对小额货币需要增加，“两替屋”、“挂屋”、“札差”等金融机构和商人大规模出现，并出现了新型的金融衍生品

然而在中国，其金融制度发展的几乎令人发指的落后，最典型的例子是明朝其货币制度是银铜双本位，但是其银铜是没有替代性的，甚至反而有互补性，使得双本位的自然调控能力被极大的削弱了。更可怕的缺陷是，铸造两种货币的条件都是不完全的，这点在白银上体现的非常明显，其本身既是商品，又是货币，其货币供给不仅不由明朝政府所掌控，政府反而愚蠢的放任白银进出口，使得白银供给十分不稳定；我们从铜的角度看，明朝铸造铜的技术很落后，民间私放铜钱成风，而由于明朝货币体系双本位制度的根本缺陷，是不可能像双本位货币制度一样进行“格雷欣法则”式自然调节的，所以银和铜的价值频繁交替进行，也就会导致其通缩和通胀的交替发生

也就是说其本身是一个不完全的双本位制度，由于其过早放弃了金融市场的管理政策，明朝时期中国的金融制度有着根本性的弱点。明朝的金融市场极大的受制于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流入，当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极大的减少流入，中国就会陷入缺少货币的长期恶性通缩中
而明朝的纸币建设，由于其没有准备金，又不能兑换贵金属，为了增加税收频繁的滥发，实际上一发行就信誉破产了

缺乏合理的货币运行体系，明朝的金融体系在全国性的税收调控上也有着巨大的缺陷，也就是“官收官解”的政策转向（取代了粮长制度，实际上是转嫁金融危机） 使得明朝将农民税收部分的金融风险下转嫁到广大的农民阶级。这种行为的最大的恶劣之处是大大加重了农民阶级的 税收比例，反而使得地主和商人得以从中套利。

明朝的财政体系的根本失败之处是没有全国性的调控体系，并且多线程进行税收调控，加之本身政府的权力过大就会极大的剥削农民，使之金融风险大大加大。这种金融制度的落后直到清朝中期才逐渐有所改善

~~~~~~~~~~~~结论

但是日本的发展是一种在古典框架上的有限进步，机械化运用处于初级阶段，科学发展同广大亚洲国家一样处于长期停滞。虽然我们看到了日本与后来明治时代的资本主义迅速进步有着部分联系，也更有利于西方的技术迅速本土化，但是生产力相差太大，以至于很多日本学者认为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是有巨大割裂的鸿沟，甚至部分人认为是处于资本主义初期的停滞状态。所以我们可能会认为，日本的领先也是一种在中世纪生产方式上的进步体现，或许并不是像部分先进的欧洲国家达到了前工业时代（proindustrial time）。

这实在是一个学界的难题，如果认为足够的“落后”则，无法解释日本史无前例的突然崛起——一个没有任何基础的国家能够实现所谓的“一代人完成二十代人地进步”；而认为日本足够的“进步”，也无法调和日本国在智识上的落后、技术上的原始以及广泛的人民贫穷（贫穷是当时亚洲落后国的一个通用的标志）的事实矛盾，我们也不知道日本为何而摆脱停滞而进步。

       经济进化是渐进的。它的进步有时由于政治上的事变而停顿或倒退，但是，它的前 进运动决不是突然的；因为，即在西方和日本，它也是以部分自觉与部分不自觉的习惯 为基础。天才的发明家、组织者或财政家虽然似乎可以一举而改变一个民族的经济组织， 但是，他的不纯然是表面的和暂时的那一部分影响，一经研究就可知道，也不外乎是使 得久已在准备中的广泛的建设性的发展达到成熟而已。     

马歇尔曾经在经济学原理提到过日本的突然进步——实质上广泛性建设上的发展至成熟。

19世纪下半夜，一个拥有三千五百万的巨型国家——在人口还要超过土耳其帝国，在东方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大国，并且首屈一指的拥有超过一千教育良好的国民，曾经在长达数百年的经济建设中诞生了一个强大的商业强势阶层、较为发达的商业体系、充足的货币资本。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努力进取而又开明的新生政府领导，可能可以解释日本的流星崛起。

所以我们或许可以推测日本成为后起的工业国与江户时代日本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进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白银产量。中世纪地理大发现前的日本是全世界最大的白银生产地。

铸币！金融的核心之一。

可以说，两宋之后中国经济文化科技各方面都停滞不前。铸币技术和能力都开始严重退化。

我小学的时候喜欢收集铜钱什么的，康熙通宝、乾隆通宝收集了一罐子。有一天无意间发现了几枚“宽永通宝”，在字典什么怎么都没有找到“宽永”这个年号，但是这个铜钱制作精美，硬度比较高，但比康熙乾隆通宝都轻很多，声音清脆，表面文字清晰，但颜色很旧，明显又是时间很久的钱币。而康熙通宝和乾隆通宝很多都磨损相当严重，字迹都不太清晰。后来初中的时候百度了才知道，宽永通宝是日本钱币。从明代开始日本的铜钱就大量的流入中国，我家在重庆农村，已经是长江上游很偏的地方了，照样发现不少宽永通宝。

可见中国铸币技术当时退化到何总程度，老百姓都觉得宽永通宝制作精美耐磨耐久，认为宽永通宝才是足值货币。直到乾隆年间，市场上倭钱泛滥，禁而不能，官方只好承认其价值，用同等的乾隆通宝收买民间的日本钱。

想想都是耻辱啊，《新元史-食货志七-钞法》中就有“……至元十四年．……日本遣商人赐金来易铜钱，许之”的记载。日本从元朝(那个时候还没有宽永通宝)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从中国取得铜后，制造轻质铜钱，然后再输出到中国换取重质铜钱，运回国熔化后再铸造更多的轻质铜钱，再输出到中国换取更多的铜钱或铜材，如此往复，赚取巨额利润。

也就是说，同等重量的铜，日本人造的钱，比中国人造的钱更有价值！

下面是百度百科关于宽永通宝的介绍。

宽永通宝

宽永通宝是日本历史上铸量最大、铸期最长、版别最多的一种钱币，同时也是流入我国数量最多的外国钱币之一。它始铸于日本第108代后水尾天皇宽永三年（1626年），从1636年开始大量铸造。当时日本各地的钱炉均有铸造，至明治初年还在使用，前后流通长达240余年，后因德川幕府灭亡而废止。宽永通宝钱在长期的中日贸易及交往中不断流入我国，至今在我国各地均有发现。

流通时间

240余年

流通地区

日本、中国、朝鲜半岛、安南国

古币由来

古币的由来

日本是最早开始仿铸中国方孔圆钱的国家。

宽永通宝

据一些专家研究，日本在公元708年奈良朝元明天皇和同元年(公元708年，相当于我国唐中宗景龙二年)开始仿效中国唐朝铸币，铸行“和同开珍”方孔圆钱。到19世纪60年代，共铸行方孔圆钱32种，其中的“宽永通宝”是铸行量最大的一种。

我国明代施行钞、银、铜钱并行制度，但铜钱的铸行严重不足，在明代的十七帝中，只有九代帝王铸过币(如明宣宗时自宣德年后的几十年间没铸过币)。于是便允许唐、宋旧铜钱入流，这便为民间的私铸钱和流入中国的日本仿制钱的流通提供了条件。

日本于“宽永”二年(公元1625年，相当于明熹宗天启五年)开始铸造“宽永通宝”铜钱，历经天明天皇至孝明天皇等十个皇朝，到1867年(相当于我国的清同冶六年)止，长达242年之久。所以，“宽永通宝”流通到莱芜的时间，最早也应在明末清初之时。

日本的“宽永通宝”钱在中国民间流通了多年，直到清乾隆初年，才被官府知道，怀疑是私铸钱，还另用“年号”，这无异于谋反。于是，乾隆皇帝谕令江、浙、闽各总督、巡抚穷治开炉造卖之人。幸亏江苏巡抚庄有恭的幕僚见多识广，道出来历。于是，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苏巡抚庄有恭“会衔上疏”，讲出来龙去脉，乾隆皇帝才又谕令严禁商船携带倭钱；民间使用的，官为收买。至此，事情才算了结,现存世极少，价格昂贵。

不抖机灵，好好回答。

江户时代的寺子屋制度，共有2万多所。由民间主办，与武士的藩校不同，是主要针对一般平民的初等普及学校。课程包括识字，算术，地理，历史，文学，生活常识等。寺子屋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嘉永年间，入学率达到了70%到86%。使得日本在幕末到明治初期的一段时间内识字率世界第一，远超当时的英法。为纪念这一制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世界识字运动也被称为“寺子屋运动”（world terakoya movement）（主要引自日文维基百科）

另外，江户时代作为日本封建社会的最高阶段，还有许多领先之处，如海洋保险制度，人口控制政策，发达的商业，曾有的“海外殖民地”，在那个时代极高的城市化率（18世纪的江户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关东平原的粮食高产量，还有旅游城市的出现，这些现象代表江户时代的日本相对于中国有了更多的近代化因素，因此，后来明治维新的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

（更新）

其实战国时代在商业方面也达到了当时亚洲领先的水平。

一是出现了自由贸易城市，如（对外：堺，博多。内部贸易：清州，稻叶山，观音寺）

二是民间军火生产销售组织，如：纪州根来众，近江国友众。

等等。

战国时期日本经济的发展给后来的德川盛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