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旧上海法租界在中国电影电视里出现的概率要远高于公共租界？ 第1页

第一、

拍摄诸如以黄金荣、杜月笙等旧上海青帮势力、鸦片走私等为主要题材的影视剧，那故事空间基本就集中在法租界了。因为在1914~1925年间，黄杜张为首的“青帮三大亨”，就是依靠法租界当局的庇护和纵容，成为毒枭。法租界是他们的大本营。

恰恰这一类型题材的影视剧非常多。

第二、

从1862年起，在法国殖民当局，就确定了法租界的城市经济发展的基调——鼓励以鸦片烟馆、妓院和赌场为主的娱乐业，因为这三个产业有投资周期短，挣现钱的特征，能为租界迅速开辟税源、财源。在法国殖民当局的长期经营下，法租界的特色，就是在“声色犬马”方面特别发达。

英国人控制了鸦片的生产和流流通环节（主要是印度鸦片和波斯鸦片），所以外国鸦片洋行都集中在公共租界，公共租界有全上海、乃至全国最集中的土栈。

而法国人没有涉足鸦片的生产和流流通环节，所以他把心思用在大烟馆这个大众消费环节，法租界有全上海、乃至全国最集中、密度最大的大烟馆、燕子窠（低档烟馆）和花烟馆（与色情服务结合的烟馆）。

“此等花烟间，英租界尚少，法租界最多。法人之言也，花烟间虽华人以为有害于地方，有伤于风化，然此辈列肆而居于法界，则皆法界之房客也。一家花烟馆，月收入房租若干，烟灯捐若干，马桶捐若干，皆法界利源所在，一旦驱而禁之，则此数欸者何从出乎？”

——《申报》1887年8月5日刊

在赌场和妓院方面，法租界同样首屈一指。

烟馆、妓院和赌场，具有人员复杂、容易滋生事端的特点，是帮会黑道人物经常出没的地方，有很多“江湖故事”发生。

第三、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房，都招收大量的华人巡捕。比如说黄金荣和沈杏山，他们都是从“包打听”出身，前者成为法租界华人巡查长，后者成为公共租界总探长。

这些华人巡捕经常利用自己的权利，接受贿赂，与租界的青红帮势力串通，参与鸦片走私等等行为。租界巡捕房的外籍巡官，自然也会对巡捕队伍加以必要的整肃。

1918年后，面对愈演愈烈的华人巡捕犯罪问题，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A、公共租界采取“严惩”措施，清除了一批为害的华人巡捕，比如说沈杏山（“大八股党”头目），就因为长期参与鸦片走私，而遭到公共租界的处置；

B、法租界采取了纵容态度，尤其是1923年初就任巡捕房总巡官的法国人费沃利，被黄金荣和杜月笙用重金行贿收卖，随后与法租界公董局内多名法籍高管沆瀣一些，推行鸦片公卖，为青帮的毒品走私生意大开绿灯。导致青帮势力在法租界泛滥。

更多的“江湖故事”就在法租界发生了。

第四、

很多“革命故事”也在法租界发生。

因为租界有“国中之国”的特点，所以从晚清开始，革命党就利用租界为掩护，从事反清、反袁活动。比如说陈其美。最明显的例子，1911年发动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革命党就是在汉口俄租界的据点里，秘密制造炸弹，因为走火爆炸了，惊动了租界的俄国巡捕，没法隐瞒了，起义提前发动

那么，在1911年辛亥、之后1913~1916年的二次革命、护法、护国等等活动发生时，江浙沪地区的革命党，也频频利用上海的两个租界作为掩护。

那么，孙大炮等革命党，在外界只得到日本的相应和支持、策动。当时的西方国家，并不支持革命党，也不希望革命党在租界里“起事”。

但是法国人发挥了他们的一个小聪明：他知道北洋政府、尤其是袁世凯，特别嫉恨革命党，又因为租界有“国中之国”的特色，没法直接到租界里抓人，所以法国人先长期伪装出“处于人道主义，同情”容留革命党的态度，然后和北洋政府讨价还价。

1914年4月，上海法租界当局和袁世凯北洋政府，签署《法租界界外马路警权划分协定》，在协定中，法方承诺驱逐租界里的革命党，允许北洋政府在必要情况下到租界抓捕通缉犯，租界警力会给予一定程度配合；北洋政府承认法租界在此前的一系列扩界行为。法租界的面积，从1900年的2100余亩，骤然膨胀至15150亩。

所以，法租界时常有“革命党”活动，由此产生了很多暗杀、暴动之类的“革命故事”。

第五、

中共“一大”会址在哪里啊，还用解释吗？

拍摄一些红色革命题材的影视作品，自然就更不能少了法租界~

回答完毕，大家可以点赞了~

一方面是剧本写手，对法国文化的崇拜。另一方面，法租界西餐馆和花园洋房比较多，即使对上海历史一窍不通，对这种环境信手编一个故事，还是很容易的。但是公共租界就不一样了，银行、洋行、石库门。如果对中产阶级生活一窍不通，很可能出洋相。顺便讲一下，《色戒》的道具组，绝对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