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感觉同属西南边境，元明清三代云南的开发比广西显眼的多? 第1页

有更强烈的文化符号导致获得时人和今人都有更高的关注度是很自然的事情。

明代著名的旅游博主王士性在他的《广志绎》里就表达过如下观点：

“雲南十四府、八軍民府、五州，惟雲南、臨安、大理、鶴慶、楚雄五府嵌居中腹地，頗饒沃，餘俱瘠壤警區。在大雲南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百蠻雜處，土酋割據，但黔、寧遺法，沐氏世守，比廣西、貴州土官不同，差有定誌。而西有瀾滄衛，聯屬永安、麗江以控土番，南有金齒、騰衝以持諸甸，東有沅江、臨安以扼交趾，北有曲靖以臨烏蠻，各先得其所處。惟尋甸、武定防戍稍疏，木邦、孟密性習叵測，元江、景東土酋稱桀，老撾、車裏姻好，安南、阿迷、羅台瘴癘微梗，廣南、富州界臨右江。”

相比广西，云南首先有“黔宁世守”，作为明初开国英雄家族的驻地之一，在汉地士人眼中的声望中就已先胜一筹，这是文化符号之一。

而后作为与中土风格迥异的省份，又带有很强烈的文化异质性

其中滇西属南诏、大理国故地，明初对云南的军事用兵，主旨还在消灭对整个云南都有号召力的大理国，然后大量赐封在战役中降明带路的大理或非大理系贵族为土司。除了吸纳故元军士和新汉人移民组成军屯卫所外，明廷也在对“土人”的治理上下了很大功夫，包括在征服大理国后，敕封原大理出身的佛教僧侣上京受赏，推动设置阿吒力僧纲司，看似在提升滇西传统佛教的宗教地位，实际上循序渐进地将僧侣集团在滇西故地的政治和礼仪方面的影响力相分离，然后顺利成章地将大理僧侣和世族所建的佛寺纳入赋役体系中，逐步消除上述二者在政治方面的影响，为汉地的儒教、汉传佛教甚至道教等的传入提供条件。

部分大理世族精英也通过被明廷纳入儒学教育体系甚至送往南京留学而逐渐转型为“士人”。这些转型成功的士人在回到故地以后成了明廷在西南经略的代理人，又进一步推动本地的儒家教育和编户齐民化、建立祠堂规范符合官方意识的“祭礼“，甚至拥护在地明朝官吏推动的“毁佛”行动。当然这些士人在接受完明朝官方意识的教育后，同样也会助力于他们的自我认同，用文字方式推动他们有别于”南京叙事“的另一套”大理叙事“，以与作为“他者”的中原流官相区别。这种官方意识和本土意识的二重叙事塑造过程，个人觉得其实和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殖民统治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

三江之外的滇南地区更加不必说。与各缅族、掸族、佬族政权相接壤的羁縻土司，从文化上与中南半岛诸国更加亲近，加上麓川、东吁的先后崛起，一直也是得到明朝重点关注的边境地区

明代的广西虽与云南相似，汉土杂居，当然也有经历类似的汉化过程，但可能正因为缺少这种强烈的文化符号，且在地理环境（和贵州一起）上既无东南的开洋之利，又无川中的沃野千里，属于千年来一直被边缘化的地区。按王士性说“故數千年暗汶，雖與吳、越、閩、廣同時入中國，不能同耀光明也。”

从战略价值和开发力度上，又是“插數漢民於夷中則已，是民如客戶，夷如土著，田非不經丈量，亦皆以空牒塞責，故幅員雖廣而征輸寡、逋負多”的状况，与安南边境的相对缓和（除了割据高平莫氏党羽时有劫掠钦州外），都吸引不了明廷太多的关注目光。

不过有意思的是，尽管广西长期被边缘化，但明代“两广总督”的总督府却长期驻在广西的梧州或毗邻的肇庆，而不是常人印象中更接近珠江出海口的广东中心广州。这也是因为，对两广总督来说，最重点的军事目标往往在于讨伐广西境内那些盘山而据的盗匪或土民酋长。

至于题主所说的贵州，对明史爱好者来说之所以会有更具存在感的感觉，恐怕还是因为有两个文化符号，一个是杨应龙，一个是王守仁。（不过说起来，王守仁镇压大藤峡盗乱也是在广西，但这个经历的传播度跟龙场悟道相比就不这么出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