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在台大学的是历史学,师从姚从吾,受过专业史学训练。毕业论文: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这是一篇严肃的学术论文。
姚从吾很想把他培养成一名宋史研究者。他也跟着姚从吾认真做过宋史,在此期间写过《余玠人格品质的分析》,这篇文章跟姚从吾写《余玠评传》有关。此外,还有《宋帝始生异像考》,这篇文章很少有宋史学者引,其实可以和研究宋代火运与政治文化的论文联系起来看。
从他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李敖以社会科学治史的学术倾向。之后,他便转移兴趣,由宋史向近现代史过渡,由学者向文人方向转移。如果我们不把文人当成一个贬义词,而是追求贯通的另一种表达,李敖也足以当之。
在他的近代史研究中,胡适和蒋介石是两个绕不开的人物。胡适是他父亲的老师,也是他老师的老师,还是他的老师。但他抱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态度写《胡适评传》和《胡适研究》,力求展现一个真实的胡适。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是仰视正在盛年的胡适,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则是俯视正在倒霉的胡适,李敖的《胡适评传》更像是平视。他受胡适影响,并坚持发扬胡适的“自由精神”,而蒋介石是他的政敌,是他打击的对象。但他写《蒋介石评传》的时候,也尽量保持公正。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庶几近之。
尽管他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但他受历史学训练的根底始终贯穿在他的文章里。同时,我个人觉得,他的历史感比他的历史论文更为重要。所谓“走出书斋的史学”,大概是这个意思。或者可以说,他的学术倾向,由此从近代转向了当代。这种历史感,突出地表现在2005年大陆之行的三场演讲。历史学者所追求的“通古今之变”“经世致用”,在李敖身上都体现了。只是我们习惯性把他列为狂人,没有正视这点罢了。
李敖虽然身不在学界,但他与港台学界的历史学者多有交往,我读他的《李敖回忆录》的副收获,便是知道些港台学界的掌故。从这点说,要研究近代学术史,还得参考他的书。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论论文的精深,他写过;论论著的水准,他有;论著作和言论对社会的影响,他做到了。你说他水平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