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喜欢民国？ 第1页

国家不幸诗家幸，能给文字创作者提供大量靠想象力永远无法企及的绝世素材。

这种充满了魔幻主义的现实生活，让很多之前时期存在于文学作品里的情景，在民国都真真切切的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以下为例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唐*杜甫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唐*白居易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唐*杜甫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唐*杜甫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兵车行》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后蜀*花蕊夫人

太子悲秦粟，明妃泣汉轩。——靖康改元四十韵*宋*刘子翚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东汉*曹操*《蒿里行》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唐*杜甫*《三绝句》

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唐*白居易*《卖炭翁》

以上这些，是占据民国时期人口99%的人生活状态的文化体现。还有百分之一的人生活也充满了泱泱大国的文化底蕴。

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唐*白居易*《轻肥》

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轻肥》

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当。——汉乐府*《孔雀东南飞》

注:很大一部分奢侈品是通过驼峰航线运输过来的。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轻肥》

民国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气息的时代，充满了高端的哲学思辨与纯粹的理想主义，就连那个时期的某种"匪"都比后世的一些官方显的更有理想，更有情怀，更有家国天下的担当。

愿普天下所有向往民国的人，早日过上民国时期有文化，有底蕴，有光明的生活。

我不喜欢民国，虽然我回到民国日子应该比现在舒服一些吧。

现在我是某省会城市小市民一个，每月一半多工资交房贷的房奴，不过有个幸福小家庭，媳妇和孩子一起过的很好。收入不高，工作很累，自己家里也开着店铺忙起来更累。不过再累也要坚持，慢慢积累自己的财富，不用担心其他，安心过自己小生活。

不用担心兵痞，更不用担心土匪，还不用担心大地主看上我家土地，也不用担心外国大兵开车乱撞撞死了就跑没人敢管。

如果在民国。

我家是县里第二大地主，本县大几百亩土地，邻县也大几百亩土地（我家所在镇在县界边上，去相邻两个县城的距离要比去我们县城还要近一些，这个数值是土改后我根据土改前打大分家各家分到的土地加起来计算的），开办一些作坊（榨油，酿酒，修船，镇上的码头也是我家修建管理的），镇上我家是族长，是县里最大家族之一（族谱从唐代起），在天津有店铺和各种投资。

有很多人对我家这第二大地主有疑问，这里解答一下，我家第二大地主的名声在外，但是却没有写进县志（只记录了我家是最大家族之一，但是我和县志办的一个老领导聊天，他听说我老家是谁，以及太爷爷和爷爷名字后，还笑话我你们当年那可是县里第二大地主，老领导是县里老人，以前游击队指导员，主持过县里土改，曾经做过市政协主席，回家乡当了县志办顾问，今年97岁了吧），没写进土改工作的任何记录，这些我都没有查到。询问了在世的五爷爷和九爷爷，他们也说我家在土改前哪段，在本县土地并不算多，而且土改前都分掉了。本县土地少主要是两次分家。一次我太爷爷那一辈，19个兄弟分家，一次是我爷爷这一辈，9个兄弟分家。还有原因就是我家出售了大量土地去天津投资，这主要是我太爷爷在天津上学回来后接管家族的时候办的。家里具体最多的时候多少土地也不知道，五爷爷说土改的时候县里第一大地主曾经多次想要我家土地，使用了很多方法，我家虽然保住了大部分土地，但是还是有一些土地没能保住。不过不管五爷爷还是九爷爷（两个老人目前都不在老家，建国后我家大部分迁到东北，太爷爷，太奶奶也在我爷爷去世后，不顾90多岁高龄去了东北，并最终长眠在那边，只带回部分骨灰葬于家乡，现在家乡我们这一支只有我爷爷的三个儿子留在老家，我父亲作为长子也不再老家而在县城，父亲还有两个弟弟在东北。爷爷辈还有一个老姑奶在北京生活）都对土地数量不愿多说，这个也理解，毕竟经历了十年的动乱后，很多东西还是不说出来的好。

所以，质疑肯定会有，我也认为少了点，但是我能计算的就这些了。也不想再算了，五爷爷说的对，有些事，就让他过去吧，别纠缠这些，不是啥光彩事。

按我最新统计，估计我家其实那时候算资本家也够的（太爷爷曾经最多一年三分之二住在天津），不过拜日本人和国民党接收大员所赐，我家又重新成了地主。

人脉方面，太爷爷中学毕业，上过天津工业学堂一段时间，因为激进思想不得不退学。爷爷和其他近亲中有当时大学毕业的，有国军团长，有市参议（市还是县忘了）

作为太爷爷的长子，长孙，长重孙的我，是以后肯定的族长。

所以，民国的我比现在肯定轻松些，也少不用那么客户奋斗就能接手一大堆产业。

但是我自认凭我的本事，在民国守不住这写家业。

太爷爷小时候最疼我，除了因为我是长重孙子，这辈老大外，主要原因是我喜欢读书。

我小时候对太爷爷的印象就是严格，刻板。比如吃饭的时候，碗里的每一粒米都要吃赶紧，掉桌子上的米粒要捡起来吃了，掉地上的米粒要捡起来喂鸡。检查发现有剩余米粒，要被罚在面壁，并大声念：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直到太爷爷喊停才能停下来。

还有一次学校填表，需要填家庭成分，我偷偷填了贫农，结果不知道太爷爷怎么知道了，一顿批评，让我回学校找老师认错，改成地主（其实那时候县里平反富农的通知书已经下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的，又通知那个通知书作废，结果我家又当了一个半月地主，后来才认可了那个通知书）。

但是有时候也很温柔，爱唠叨。

但是等我知道了太爷爷的一些事情，才知道太爷爷守业的艰辛。

因为在民国，你虽然是县里第二大地主，虽然你家族几万人的族长，你在天津还有大量产业投资，你有亲戚在军队里当团长，你有亲戚是市参议员。

这些都不行啊。

第一大灾难是兵灾：

我家乡经历过多次战争，远的八国联军，英法联军进北京就算了。

近的有，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的内战，在我家乡多次拉锯，直系军队打过来抢一通，奉系军队打过来又抢一通。

好不容易打完了，北伐东北易帜，东北军又入关了。

---

  1201xun-ling 网友的相关建议: 
      

民国啊，还是挺喜欢的，主要是当时的生活条件比较好，物价很便宜（迫真）

据《大公报》1948年8月16日统计，仅8月上半月，食品价格上涨390万倍，住房价格上涨77万倍，衣服价格上涨652万倍，较7月下半月同比上涨90%，当日报道中有一条“大饼油条，每件十万元”。

“若1937年6月货币发行额为100，1945年8月为2.82万，1948年8月4707万，1949年5月14.45兆；若上海物价指数1937年6月为100，1945年8月为864万，1948年8月为5.64亿，1949年5月为36.3亿乘以100万。（《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

1946年1月7日，广州市的米价每担已超过万元（法币，下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高得惊人，猪肉每斤720元，牛肉每斤420元，柴每担2200元，蔬菜及一切物品的价格也不断向上攀升。

到了1948年，物价涨幅加剧。

1948年2月14日，广州市大米价格，每担由70万元涨至140多万元；食用油每斤由3万元涨至7万元；柴每担由12万元涨至25万元。

同年5月5日，大米每担价格猛涨至700万元。

据民国广东省政府统计，自8月19日实行币制改革至11月26日的3个多月时间，广州市物价指数上升1300％，即上涨13倍。由于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条件恶化，不少市民不得不吃野菜、米糠，甚至有些市民以死猫、死鼠充饥。由于贫疾交加，路尸日增。

1948年，广州市路尸1628具，平均每月约为135具，每日4～5具。

进入1949年，广州市物价继续暴涨。

从1948年2月到1949年3月的13个月中，广州市电费上涨8.77万多倍，电话费上涨51.11万多倍，自来水上涨10.19万多倍，米价上涨7000倍。

1949年4月，广州市公共汽车票价上涨六次：

4月3日，全票700元；7日，全票1000元；10日，全票1600元；16日，全票2500元；20日，全票5000元；23日，全票1.4万元。

百姓安居乐业，健康幸福（迫真）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0--1921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几次大饥荒愈演愈烈。1939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

——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场大灾变前的反思--重申“灾变论”》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

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1937年和平的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灾区的情况总是相似的，只说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阅后放在袋内。”

此后便无下文。蒋介石曾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军队英勇无畏，顽强抗日（迫真）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

——《冈村宁次回忆录》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是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

军纪严明，绝少害民之事（迫真）

江西在1933年有近2000万人口，到1936年居然只有1300万人，除去因战争死亡及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的人，被国民党白匪军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五百多万。
为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军队和蓝衣社别动队在当地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他们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蒋军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
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蒋军在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蒋军肆意屠杀苏区共产党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极为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
从3岁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婴儿被蒋军抓住2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有的革命群众被蒋军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被轮奸割乳，凌辱而死。
国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振中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达数万人。
国民党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制造了‘武阳围血案’。
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
谢家祠和陈家祠被害的革命群众的尸体推积如山。
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屠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地区被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命群众达5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
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害的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
在蒋军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区1933-1936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地区被杀了300多万，瑞金、兴国两县80%人民被杀。
其中有个地方叫千坟岗的，1934年红军长征后还乡团在半个月内在这一带8个村杀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
千坟岗附近的一个村庄，民国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杀得只剩下8户，现在才100多户。当地至今到处可以看到国民党军队烧毁房屋后的灰黑地基残余。

所以说，民国还是挺招人喜欢的（迫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