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北洋将领徐树铮？为什么徐在当代的知名度不高？ 第1页

首先声明，以下内容属于原创。但这是以前在别的地方发过帖子，不知道这里再发违规否？

　　随着发现历史真相的热潮涌起，北洋军政府也被重新认识，成为“最民主”的了。而正是在这个“大时代”下，精英们又发现了一个民族英雄——徐树铮！据媒体称，徐树铮乃“收复外蒙古的北洋名将”（凤凰网之中国近代史）、“收复外蒙古第一功——智勇将军”（陈钦编导的大型历史纪录片《北洋大时代》及其同名图书）。

　　然而，史实真的如此令人血脉偾张吗？既然称其为“收复外蒙古的北洋名将”，其所谓收复蒙古的战功为什么又不为人所知呢？

　　我想，还是从徐树铮出兵蒙古之前的背景说起吧。

　　民国之前，蒙古至少在名义上是归顺清政府的。民国初建后，清末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重新归于民国政府，而外蒙古的活佛和王公们却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宣布独立建国，军队包围了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中国官员被驱逐。

　　其后，在袁世凯民国政府时期，经过与沙俄多次谈判，并先后签订了《中俄声明》、《中俄蒙协约》，明确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不仅如此，１９１５年６月17日，陈箓被袁世凯任命为第一任都护使，兼任库伦办事大员，代表中国施行在外蒙古之宗主权。

　　很明显，外蒙已经承认其“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中国政府仍然“施行在外蒙古之宗主权”。其实，自有清以来，外蒙始终是保持类似高度自治状态的，而清政府对于外蒙总体上也是采取封王、和亲等类似安抚笼络政策。

　　因此，当时的外蒙基本上算是恢复了独立前的相对较强的“自治区”状态。

　　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宣布一切对外不平等条约，并断绝了对蒙古的外援支持。断了奶的蒙古在内忧外患之下，很快陷入财政困难、社会混乱境地，库伦当局难以自保，开始向民国政府求援。

　　１９１８年初，俄国新旧两党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激战，严重威胁恰克图安全。按照《中俄声明》、《中俄蒙协约》规定，中国政府不能在外蒙驻军，陈毅（此陈毅为接替陈箓的第二任中央驻库伦办事大员，非ＴＧ之陈毅）趁机劝说外蒙政府请求中央政府出兵。１９１８年５月２８日，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同意由内地调派骑兵两营、步兵一营，携带山炮、机枪，协助外蒙巩固边防。北京陆军部遂指派绥军骑兵第四团高在田所辖的两营部队从归绥(呼和浩特)出发，经察哈尔进入外蒙，第一批部队于9月14日抵达库伦。

　　自此，在得到外蒙首肯的情况下打破了《中俄蒙协约》关于“中国政府不能在外蒙驻军”的规定！

　　而此时的小徐在干什么呢？一边忙着组织“安福会”大搞国会贿选，一边忙着挑斗内战（与孙中山的护法军大打出手），中间还擅自杀了北洋元老陆建章！徐树铮如此狂妄跋扈，以致于连北洋政府前线大将吴佩孚都愤而声明：

“讵中央误听宵小（答者注：指徐树铮）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
一、此次国会新选举，政府以金钱大施运动，排除异己，援引同类，被选议员半皆恶劣，此等国会不但难望良好结果，且必以司法机关受行政指挥而等赘疣，极其流弊，卒以政府不受法律约束，伪造民意，实等专制，酿成全国叛乱，若再以武力平内乱，是惟恐亡之不速也。
二、我国对德奥宣战，若以兵力从事内争，重轻倒置，贻笑外人，日本乘我多难要求出兵，而丧权协定以成，内争不息，外患将不可图。
三、内争年余，军费全由抵借，以借款杀同胞，何异饮鸩止渴
……用人取德与才，不论党派，乃与此层相反，如傅以操切而祸湘，徐以违法而杀陆，政府赏罚倒置，而犹以叛逆责人，大张挞伐，岂得谓平！”

　　言归正传。

　　1919年春，谢苗诺夫等人策划在日本扶持之下成立“大蒙古国”，并于1919年6月上旬派代表逼迫库伦当局表态。此刻，外蒙会不会在日本人压力之下成为另一个朝鲜，实属难料。库伦当局焦虑不安，于1919年6月20日派“外交长”车林多尔济来向驻库大员陈毅报告情况，说明外蒙古当局“实属困难万分”，“虽未明言请兵，而已露求助之意”。（《1919年6月20日收驻库大员(陈毅)电》，《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年至1919年》第415—416页）

　　北京政府则根据外蒙古局势变化，于6月13日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主管增兵外蒙古事宜。陈毅在与车林多尔济的谈话中了解到外蒙古当局的意向，立即抓住时机与外蒙古当局磋商增兵问题，“晓以利害，解释种种疑虑”。6月28日，外蒙古当局就增兵事答复陈毅：“业经密商，佥称倚仰日人外援，将来必受其残毒手段。与布人联合成国，布人必喧宾夺主，万不可从。现在事机已迫，惟有一致依赖中央，求发大军援救。议决后回禀活佛，深为喻许，意尤坚定……至此次进兵，即以面商为定，不用公文，以防泄漏机密。外蒙既无他心，求助中央，有何交涉可言，有何境界可言，惟盼来军愈多愈速为妙。”，陈毅据此提出建议：“大兵入境后，蒙事前途或可借此解决，永奠蒙局！”并恳请北京政府“立排困难，积极进行，速派重兵进入外蒙”。（《1919年6月29日收驻库大员(陈毅)电》，《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年至1919年》第419—420页）。

　　在此情形之下，外蒙取消“自治”形势一片大好，倘若北洋政府能够妥善处理此事，也不至于落到今日海棠叶残，金瓯痛缺的局面了！

　　然而，尽管外蒙当局和陈毅都恳请“速派重兵进入外蒙”，当时边防军共有３个师零４个旅的兵力，徐树铮却直到１９１９年９月份才向外蒙派去了褚其祥所辖第三混成旅（驻宣化）的第七团而已。而徐树铮本人呢，直到北京政府驻兵外蒙一个月后，才于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２９日才姗姗来到库伦视察驻蒙军队！

　　明明是外蒙当局和陈毅恳请“速派重兵进入外蒙”，而小徐不过是 前往库伦视察驻兵，竟然成了智勇双全收复蒙古的名将，实在是可笑之至——古今中外有这样收复领土的名将吗？！

　　不仅如此，更令人可恼的是，虽然在徐树铮动身前，北京国务院一再叮嘱他“筹边使所部军队对蒙方并无直接责任，蒙事仍由都护使完全负责”，但其始终不改嚣张跋扈本性，一抵达库伦就对陈毅百般挑剔。就在北洋国务院经过讨论决定外蒙撤治之事仍由陈毅主持的情形之下，徐树铮竟然擅自下令在都护使衙门外设立岗哨，限制陈毅的人身自由。

　　１９１９年９月底，陈毅已经与外蒙当局拟定了《外蒙取消自治后中央待遇及外蒙善后条例》草案，并经北京政府核定，只是库伦当局内部王公派和喇嘛派就个别条款有争议，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双方正在谈判过程之中。

　　可是，徐树铮却罔顾现实，极力反对《条例》，要求将外蒙行省化。完全无视了行省化最大的受害者恰恰最为积极支持取消自治的外蒙王公！

　　更为恶劣的是，尽管《外蒙取消自治后中央待遇及外蒙善后条例》已经北京政府核定，徐树铮却一意孤行，在没有请示任何人的情况之下予以否定，并提出了自己拟定的八项对蒙新条款。甚至于1919年11月14日晚上亲自带兵前往外蒙“总理”巴特玛多尔济的住处，强迫其签字确认，遭到巴特玛多尔济断然拒绝。

　　试想一下，即便是今天，中央政府敢不敢猝然取消新疆、西藏、内蒙自治区自治？敢不敢动辄废除对自治区的种种优惠政策？ 安抚笼络了这么多年，尚且如此。对于一个首鼠两端的外蒙当局而言，采取如此激进鲁莽之策后果会是怎样呢？！

　　当然，先斩后奏也是小徐跋扈本性使然。当年明目张胆枪杀陆建章，连其恩主段祺瑞都大惊失色，最终也遭致段祺瑞倒台！

　　次日，外蒙方面召开官府会议，最终在陈毅的劝导之下，外蒙方面同意了先撤销自治，然后再和中央商定各项优待条件。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１７日，外蒙撤治的请愿公文递交到了陈毅的都护使衙门，签名者以巴特玛多尔济领头，外蒙各部总长次长联名副署。11月22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令，正式接受外蒙撤治请求。

　　可以说，真正为取消外蒙自治做出突出贡献的民族英雄应当是北京政府都护使兼库伦办事大员陈毅，而不是什么摘果子的徐树铮！

　　外蒙古之所以在1911年宣布“独立”，是因为他们认为清廷的政策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在磋商取消“自治”过程中，外蒙最担心的事是取消“自治”后本身利益受损，外蒙之所以对《善后条例》有争议，就是想保证权益的最大化。而徐树铮所提出的“八项条款”则将外蒙权益较《善后条例》更加笼统虚化，甚至强化了直接管理外蒙的倾向。

　　在当时微妙局势之下，也正是徐树铮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外蒙统治集团本来就有一些人不愿意取消“自治”，徐树铮以武力胁迫库伦当局呈请取消“自治”，根本不提保障蒙人权利，使得原本倡议取消“自治”的蒙古王公转向了北京政府的对立面，怎么不招致外蒙统治集团一致反对？

　　应当说，徐树铮力促外蒙古取消“自治”是正确之举，但他擅自废除《外蒙取消自治后中央待遇及外蒙善后条例》是极其恶劣的行为，反而让外蒙撤治的中坚力量和喇嘛们联合起来对抗中央。正是其蛮横无理的行径，将外蒙人心彻底推向对立面，中国政府因此失去了外蒙政治集团当中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倘若段祺瑞和徐树铮真的是出于保家卫国的目的而采取强硬措施的话，蒙古取消“自治”之后，肯定要将蒙古置于边防军控制之下吧，其实却不然。

　　蒙古取消“自治”之后不久，蒙古上层王公就向中国驻军发难。当时，旧俄白党恩琴的军队起初也只有大约800人，装备6门大炮、20挺机枪而已。在外蒙王公喇嘛动员蒙古民众加入恩琴军队以后，恩琴军队兵力迅速增加。可即便如此，到1921年5月底，恩琴的军队才发展到1.1万多人。

　　而1921年2月库伦陷落时该城的中国中央政府军尚有4000人。而当时，中国奉系、直系军阀的军队各以十万计，倘若这些将领拿出其1/10的兵力，对付丧家之犬恩琴匪帮，可谓胜券在握！

　　可是，不管是皖系的段祺瑞，还是奉系张作霖，都不愿意因此消弱自己集团实力，纷纷以缺乏军费军械相推托，拒绝承担驱逐消灭恩琴匪帮的使命，从1919年10月至1921年3月，由中国内地派到库伦的增援部队只有区区几百人！

　　面对外蒙军队大举进攻，1921年3月后，中国政府军战败撤离买卖城，从此中国军队再没有进入外蒙古！

　　本来不过是一个“自治”的外蒙，硬是在徐树铮高压胁迫之下，彻底脱离了中央政府的版图，其罪千刀万剐也不为过！

　　对于这一个不识大体、恣意妄为、贪人之功、欺世盗名，严重破坏外蒙回归过程的军棍徐树铮，也好意思称其为“武力收复蒙古的民族英雄”？

　　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英雄埋没，竖子成名，这些砖家叫兽们不把人民的脑子搞乱，不把是否的观念弄混是誓不罢休的！！

2015年8月3日补充说明：

　　外蒙独立是一个长期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立国基础不稳（满清与外蒙——即漠北蒙古——关系为结盟而非臣服），晚清盘剥埋下祸根，辛亥革命触发分离，树铮莽撞丧失人心，日俄幕后博弈推动，盟国分赃洗牌（雅尔塔协定），外蒙公投独立，国民政府签约认可，ＴＧ接盘确认，外蒙入联国际认可（1961年10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赞成，0票反对和1票弃权推荐外蒙古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放弃否决权。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1630号决议，接纳外蒙古加入联合国）。

　　外蒙独立当然不能全部归罪于徐树铮，然而其令蒙古高层的向心力全数丧尽之害绝对不可忽视！某些所谓学者文人对其肆意吹捧，到底意图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