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撤到台湾后留在大陆的潜伏人员最后都怎么样了？ 第1页

我觉得有一部国产电视剧很好的的呈现了这波特务在这几十年煎熬的生活。

《无悔追踪》

是尹力1995年执导的年代剧，由王志文、刘佩琦、孔琳，李冰冰主演。该剧讲述了年轻的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偶遇一个熟知兵器的教书匠冯静波，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追踪与逃避。

一九四九年，天安门广场上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老北京的百姓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土刀唐胡同也换了新颜，刚刚接管了旧警察局的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偶遇一个熟知兵器的教书匠冯静波，这引起了他的怀疑。为了查清冯静波的身份，肖大力也搬进了土刀唐胡同，和冯静波做了街坊。冯静波的真实身份确实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但面对改天换地的新中国，面对肖大力的不懈监视，冯静波不得不小心谨慎，好事做在前头，工作中更是一个好老师。

这一切竟招来了曾在妓院使唤丫头的大眉子的爱慕，冯静波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娶了大眉子。几年过去了，满腹经纶的冯静波在遇到徐小妤之后终于有勇气说出他并不爱没有文化、举止粗俗的大眉子，当他提出离婚时受到肖大力等人的指责与阻挠，冯静波只得与徐小妤黯然分手。特务身份的重压使冯静波夹着尾巴做人，这使他在历次运动中躲过了劫难，并且由于他的和善、踏实工作，还被评为区劳模。而肖大力却被冠以“特务“的罪名送进劳改农场，他的妻子亚琴自杀身亡。大眉子意外发现冯静波的委任状，偷偷的烧掉了。

几十年后，肖大力重新穿上警服，他依旧执着的监视着冯静波的一举一动。此时的冯静波已由一位好老师变成了好校长，他领略了坦荡做人的快乐，同时也感到心头的沉重。肖大力的儿子新栀与冯静波的女儿抗美青梅竹马，却因父辈们的恩怨无法走到一起。昔日给冯静波发委任状的四阎王已成了海外合作项目的投资者，这令冯静波惊讶与深思。他终于给肖大力写了自首信，在女儿的搀扶下走进了安全局的大门。

这剧是不少80后的儿时回忆，故事情节紧凑，引人入胜，当时很多东西看不懂，但佩奇没事就敲打王志文是特务的情节让人印象深刻，还给人家女儿起名叫“抗美”，这暴击现在看来都是成吨的伤害。

其实这真算不上谍战剧，片中王志文一直隐藏着自己身份，也没窃取什么军事机密，刘佩奇天天说人家是特务，但从来没抓住过，到了最后还是王志文良心发现自首去了。这部剧以两人的斗智斗勇为主线，讲建国以后的各种重要历史时期社会的变迁与剧中人物的情感纠葛。据说10年前这部剧曾消失过一段时间，理由无非就是说了些不该说的。现在不少视频网站又都能看了。这部剧绝对精彩，有空可以一看。

如果只从大陆这边的谍战片来了解国共双方潜伏人员的话，从《潜伏》可知台湾有很多的余则成，从《风筝》可知大陆有很多的韩冰。

1950年，在台湾因为吴石案爆发（吴石是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的最高情报官，中将，国防部参谋次长，因蔡孝乾叛变而暴露身份），潜伏在台湾的共产党400多人一夜之间被抓捕，骨干几乎被一网打尽。

蒋介石在退出大陆之前，是梦想有朝一日还能反攻大陆的。除大量军政人员留下“打游击”以外，还有很多特务（保密局和党通局的各个站都有潜伏名单）以不同身份作为掩护潜伏下来了。这个群体到底有多少人，没有确切数字，但规模十分庞大（数以万计）。解放初期，特务们又是搞暗杀，又是搞爆炸，嚣张得很。

但很快因为“云南王”卢汉的起义而使国民党留下的庞大特务系统迅速土崩瓦解。卢汉在起义之前诱捕了沈醉、徐远举、周养浩、郭旭等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关键领导人物共20余人。对这些高级特务审讯的结果，不但弄清楚了国民党政权在溃逃台湾前夕所制定的“四大计划”，还基本掌握了三大特务系统在大陆潜伏的特务网络。这些极其重要的情报被迅速送达有关部门，在最短的时间内，大批特务，尤其是各级特务组织的负责人纷纷落网，使得众多特务组织顿作鸟兽散，破坏力也大为降低。

后来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等历次政治运动，漏网的潜伏特务也纷纷被揪了出来，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极少数的漏网之鱼，因为与台湾方面失去了联系，成了断线的风筝，无法开展工作，又惧怕强大的政权机器，只好隐姓埋名，默默地度过余生了。像电视剧《风筝》中的潜伏特务韩冰，直到1979年才被公安部门确认身份，当属十分罕见的例子了。

现在能够实锤的国民党在大陆潜伏人员级别最高的应该就是傅作义集团三号人物，原察哈尔省主席、第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

1949年7月，傅作义抵达绥远，开始策动绥远起义。而傅部所有将领中，孙兰峰反对态度最为坚决。8月18日，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举行，孙仍托病拒不出席。傅作义集团二号人物，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玩了个心眼，在签名后扣了个杯盖，给孙留出了位置。19日凌晨，孙兰峰突然“想通了”，补签了字，并随傅作义前往北平参加政协会议。

是什么促使了孙兰峰的转变呢？孙自己是这样回忆的：

就在这时候，已经“引退”的蒋介石跑到重庆，派徐永昌带着他的亲笔信于9月16日飞到包头，请傅先生赴渝同他相晤。蒋介石还让徐带着口信，希望傅先生任西北军政长官之职。……徐永昌和傅先生见面之后，还表示要同我见面。我为了不使傅先生对我产生怀疑，我决定不和徐永昌见面，就装病住进医院，对外任何人都不见。……为了保证傅先生的绝对安全，我特由固阳调来一个强有力的骑兵团，在傅先生的住处加强保卫及警戒。并对该团长说：如果傅先生的住地发生问题，定以你是问。同时我自己也提高警惕，以防特务在我同意起义之后，对我进行暗害，或将部队拉走一部分。所以，我在医院一概不见外人，对起义也不表态。因此，当时有些人说，起义的电文都写好了，只有孙兰峰不签字。实际在当时，我正是为了稳住“中统”和“军统”那些特务们，使他们对我尚存有幻想，听到我不签字，绥远就起不了义，而不敢对傅下毒手和对我进行暗害。及至起义电文写好，徐永昌不能说服傅先生，又知道我之所以不见他就是要跟着傅先生走起义的道路，徐永昌走了。
第三次谈话是在徐永昌走后，傅先生用极郑重的口吻对我说：徐次宸（徐永昌的字）来说服我，我没有听他的话。我对他说，国民党失败之局已定，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挽回这个败局。我去了同样是无能为力。但是，他还不想走，我请邓宝珊劝说他和我们一起起义。这样，他才说要走，而且已经走了。这你大概也知道了吧！起义的通电已经写好了，别人都签了字，唯有你还没有签字。你是不是还有顾虑？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愿意同大家一道起义，打算离开我们，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的便吧！你看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去，你就带哪个部队去。但是我要告诉你，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说到这里，傅先生讲了一句诙谐的话，你们要是真有本领打，打出个天下来，我岂不是可以当“太上皇”吗？自从我和傅先生相识以来，我们之间的任何一次谈话，都没有像这次谈话那样激动人的感情。我情不自禁地流了不少眼泪，一时想不出多少话来说。我只简单地说了：傅先生和我患难生死相处了几十年，情同手足，我怎么能离开你而单独行动呢？当年涿州战役失败后，我都没有离开过你，今天我怎么能够离开你呢？我听你的话，马上签字。依照傅先生的看法和主张行事，这本来是我内心中经过多番思考，早就确定了的一条原则。因为根据过去多年的生活经验，证明傅先生比我们看得远，对部下对同事重义气、重感情、负责任。既然傅先生认定起义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而且又把一切都安排停妥了，我怎么会不签字呢？签字，它标志着我自己决心弃暗投明，参加到“九一九”起义的行列，它代表着我决心拥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我将从头学起，走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道路。现在回想起签字的那个时刻，我心中仍然充满了兴奋之情，好象那似乎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我同傅先生谈话之后，就在用红绸缮好的电文上签了字。这样，在董其武和我的率领下，绥远起义变成了现实。参加签字的39人，在包头市绥远省银行分行举行了庆祝签字仪式。我们庄严隆重地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华北军区聂司令员、薄政委，分别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的反动集团，走到人民的行列中来。

然而徐永昌的日记暴露了18日晚11电孙兰峰秘密同徐永昌会面的场景：

十一时孙兰峰再来……（孙谓）宜生现在迫其签字，避走不得，并言此时屈从，将来必可对国家发挥力量。

最后徐永昌表态：“许之”。

由此，不少人认为是徐永昌的表态让孙兰峰下了假起义、真潜伏的决心。比如，其实在绥远的中统负责人张庆恩在给　蒋公有关绥远起义的报告中就这样记录：

孙仍坚持未签，及至徐政委与傅商讨绝望后，经徐政委以暂为签字，待机再动，离间反失作用之语告孙后，孙始有签署之意，但至徐政委离包时，仍尚未签。

然而这个仍然不是最后的真相。孙兰峰最后去见徐永昌要担保是迫不得已，徐永昌的担保是不足以让孙放心的。事实上，孙拖到最后，等的是　蒋公的命令。可惜到了18日，　蒋公的命令仍然没有到而董其武等人已经开始签字。孙兰峰没办法只好启动备选方案去找徐永昌。

９月16日，孙兰峰秘密致电　蒋公，如下：

总统蒋钧鉴。傅宜生到包头，业已表明态度，现各军师旅长一体要求通电和平。职已失去统驭力，环境恶劣，独力恐难挽回。但职决本初衷，抗拒到底。如坚持到最后关头，事出无奈，忍待时机，奋力拼卫，以达捐躯报国之愿。临电迫切，佇侯立覆，祇遵。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日　蒋公才收到孙兰峰的电报。　蒋公立即复电，赞赏了孙兰峰的忠贞之举，并同意其潜伏：

铣电悉。望一本初衷，不背党国。万一为环境所迫，不能挽回全局，应可独善其身，以留西北之正气也。

那么结局如何呢？孙兰峰这样说：

通电发出后的次日，即收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复电和聂司令员、薄政委的复电，这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我参加全国政协成立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感到非常荣幸。当我第一次步入政协会议的会场时，我看到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也悬挂那里，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心中顿然感到共产党真是伟大。我曾把自己的这一感受写进自己在大会上的发言里。特别使我感激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在百忙之中设宴招待过傅先生和我。傅先生不会喝酒，我是能喝一些的。总理亲切地对我说：噢，你能喝酒，我这里还有一点好酒，你尝一杯吧！随即从书架上取下半瓶酒来，给我斟了一杯。总理介绍这酒是位法国朋友送给孙中山先生的，孙夫人珍藏了多少年，解放后孙夫人转赠给了总理。这真是好酒！而且是同这位为中国人民革命一生战斗不息、作出巨大贡献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好酒！我喝下去以后，立刻觉得有一股热流在腹中回荡不已，并且传遍我的周身。政协会议胜利闭幕后，我参加了10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感到自豪。由北京返回绥远后，我被任命为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军区副司令员，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蒙绥合并后，我又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政协副主席。我还是全国历届政协委员，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起义以来，一贯受到共产党、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内蒙古党委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内心实在感激。党的光辉照耀了我的全家。在我的儿女和儿媳中，8个人都受过大学教育，是共产党培养他们成为新中国的大学生，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他们的力量。孙子辈中，也有两个考入了大学学习。我们的幸福和愉快完全是共产党给的。在旧社会中，绝不能设想自己的子女会有如此好的前途。

孙兰峰90大寿时与家人合影

孙兰峰90大寿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