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 第1页

谭嗣同就义之前说的啥都忘了？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

倒幕运动，西南战争，大政奉还，那人家也是血里火里滚出来的，明治维新才不是天皇一句话，大家脱掉和服拿起洋枪就变法成功了。

几个书生BB两句变法就能成功？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啊！

不是，一般中文使用者對明治維新的理解本來就很奇怪，因為開頭就錯了……

明治維新不是天皇帶領人民一起維新，而是薩長下級武士群自己取代了德川將軍來搞德川家做不成功的現代化事業

而且這個課題很大，如果泛指1867～1905（連結束點都有爭議）這段期間的日本政府，那可以講的更多了，不是一句兩句就能輕易定論，甚至拿完全不同的中國社會拿來比較

有幾個重點：

1.戊戌變法肯定失敗，但明治維新成功了嗎？

2.適合跟明治維新類比的中國事件是戊戌變法嗎？還是另有其他選項？還是根本沒有這個選項？

3.明治維新是憑空變出來，還是有其社會基礎？

4.日本西化成功，就代表中國的西化失敗嗎？

5.明治維新就代表日本的現代化嗎？

6.談論這些事情的時候需要考慮時間、空間、社會傳統的變量。

《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这本书恰好我也读过，应该有资格来驳斥最高票答案。首先说明一点，这本书是一本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好书，但最高答案

的解读有许多微妙的误导性，或者说许多解读超出了这本书的范围。

《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这本书的核心是验证若干解释工业化产生的假设是否具有解释力，比如制度和人力资源是否有助于工业革命。这本书除了讨论西欧外，也引证了一些中国和日本的数据作为横向比较，比如中国（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日本都有比较高的书籍印刷量。但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引用中日数据的时候，提出的疑问是：为什么中国和日本的某些数据看上去很好，却没有实现工业化？而且作者在全书中都没有回答这个疑问。再说一遍，这本书中所有引用的日本的数据不是为了解释为什么日本可以实现工业化，相反，在这本书中日本和中国都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失败例子。当然，读者可以基于本书验证的理论和数据加以引申，但这些引申全都超出该书的论述范围，所以这些引申本身同样是需要验证的。

另一个具有误导性的地方在于，这本书只讨论哪些因素有助于实现工业化，但一个国家拥有某些更有利于工业化的因素并不直接等于这个国家更加“发达”，或者这个国家“领先”了。比如作者提出，一个国家如果在某些条件下人口较少，则更有可能实现工业化，因为在人口较少的国家，劳动力的工资更高，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程度相应也更高。所以人口是一个影响工业化的因素，本书也验证了西欧14世纪黑死病造成人口骤减对西欧的长期经济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显然不能说，西欧在14世纪病死的人比较多，所以西欧“领先”了世界其他地区吧？多澄清一句，我并不是那种认为不存在“发达”或者“领先”的虚无主义者，有一些领域是比较容易比较发展水平的，比如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识字率远胜当时的中国，粮食亩产亦胜于中国。但在比较制度，特别是对前现代社会的制度作比较时，使用所谓“发达”、“领先”等词语就需要非常审慎了。

最后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整本书讨论的问题是哪些因素对于一个国家实现工业革命产生积极作用，这一点从书名上就能看出。但明治维新还是戊戌变法的成功与否和日本与中国是否会发生内生的工业革命并无关系。即使我们同意日本比中国处于更有可能启动工业革命的历史环境，或者承认日本确实领先了中国，也远远不足于解释“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

如果真要说这本书和中国或者日本有什么关系，那么我读完这本书确实有两个疑问，不知是否有懂经济史学的人可以解答：

1. 为什么中国和日本分别拥有一些有利于激发工业革命的因素，却无法实现内生的工业革命；

2. 中国和日本在20世纪是少数成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这一成功与两个国家在18、19世纪看上去更接近工业革命是否存在联系。

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一篇回答肯定是无法真正的讲清楚这个问题。我尝试着尽量简单的说说这个问题。

明治维新能够成功，而中国近代的历次改革和革命却都以失败告终，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的幕藩体制并不是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体制，而幕府和幕府将军，也不是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政府，同时由于有天皇的存在，幕府将军虽然是实际上的国家权力掌控者，但是并不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拥有者，因为名义上的天皇才是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幕末时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倒幕运动导致幕府的对于全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大幅降低的时候，倒幕派自然而然的搬出了天皇来质疑幕府统治的合法性，而不是谋求建立一个新政权。

所以，在我看来，明治维新是日本重新确立更加稳固的中央集权，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过程。

但是按照这种看法，清政府作为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其集权程度更高，对于地方上的掌控能力更高，其中央集权体制更加稳定，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集大成者了，解决了之前历代政权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按理来说应该能更加容易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为何屡次都失败了呢？

因为在这一问题上，中日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

在绵延近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多次改朝换代而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不变，原因就在于朝廷、贵族-士绅、民众三者之间基本关系的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因此，两千年间，皇帝的姓氏在变，但社会的制度与结构却相对稳定。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能持续两千多年的谜底。

但从晚清末年开始，维持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的基础条件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侵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播及新式学堂的创办，特别是科举制本身的衰败及最后被废除，原来作为社会中间层的最主要部分----士绅-地主集团，开始沿着四个方向分化：一部分转变为近代工商业者，一部分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一部分转变为新式军人，还有一部分仍然留在农村的，后者大多成为土豪劣绅。这实际上意味着维系中国传统社会两千余年的“国家-民间精英- 民众”三层结构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的分裂与解体。

这种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体制的解体，同时在更深的层次是社会结构的解组，即由于社会结构构成的变化，社会失去了自组织的能力。在中国近代史的最后岁月里，呈现给人们的就是这样一个政治解体与社会解组结合在一起的局面。对此，有人将其称之为“总体性危机”。此后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缺乏能定型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社会力量，社会制度缺乏内在的稳定根据。最终结果，就是频繁的社会动荡。加之帝国主义的入侵，社会正常发展的条件丧失殆尽。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当时所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不仅仅是列强的入侵，而是由于新的生产关系的进入导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解体，也就是说，自秦朝以来中国一直维持着中国社会的这种社会结构在1840年开始解体，原有的中央集权体系已经开始崩溃，所以中国近代的主要任务，其实也是在重建一个具备现代民族国家性质的中央集权政府，所以如果你认为清末的中国还是中央集权政府，这大概是你的错觉，特别是镇压太平天国时期，地方上开始组织团练武装，这基本上标志清政府开始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而这个问题在东南互保时期更为突出。同时由于中国的国土面积更大，人口更多，重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的过程显然更加困难。代表旧势力的地主阶级和代表国外资本的买办们仍然是巨大的阻碍力量。由于外国资本的冲击，传统的地主阶级也无法转变成为工厂主或是资本家，只能继续剥削农民，然后社会矛盾越来越大。

当我们了解了中国的情况之后，再去看看日本情况，就很好理解了，对于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来说，一是地方上仍然拥有相当的自主性，幕府的中央集权统治并不稳固，而由于天皇的存在，作为名义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在名义上拥有比幕府将军更高的合法性。我们可以发现在明治维新中，特别是包括之前的倒幕运动中，转折点是大政奉还，因为从此天皇在名义上重新获得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只要这样地方各藩，特别是西南的萨摩长州两藩，才能名正言顺的出兵与幕府作战，而不是被认为在谋反对抗中央政府。

而在戊辰战争结束后，代表着日本传统社会结构的幕府体制彻底解体，一个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这时候日本人不再认为自己是土佐人或是萨摩人了，而是认为自己是日本人，在这之后，新的明治政府又通过西南战争彻底解决了地方上拥兵自重的问题，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才建立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自上而下的推行改革。而明治维新中，几个核心的改革措施，包括土地改革，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税收改革等等都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支持，因为在土地改革中，必然要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而税收改革也要触动一部分的利益，而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更不用说了，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动荡，比如废刀令的颁布，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维持基本的秩序，很有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进一步动荡，从而葬送倒幕运动的成果，最典型的就是明治政府与地方势力矛盾集中爆发的西南战争。

而对于中国来说，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等，第一无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来应对当时的总体性危机，第二无法改变中国传统的财税体制，政府的财政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第三缺乏一个真正具有感召力的意识形态，甚至连某个领导人的个人权威都建立不起来，而日本好歹还有个天皇。

这些问题则在蒋介石通过军权夺取政治权力的四一二事变之后，反而更加的严重了，并没有得到任何解决，当蒋介石选择依靠大地主和买办阶层进行清党摧毁了国民党基层组织之后，国民政府就已经彻底丧失了对基层的控制能力，那么上述这三个问题自然都解决不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然也就不可能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明治维新能够成功，其实也是靠着自下而上的倒幕运动摧毁了原有的幕府统治。

评论里和其他答案里有很多人说，诸如当时日本的识字率，对于西方的了解程度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这些的都只能称之为助力，只是能够加速日本的近代化，但是这些助力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拥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来确保社会的基本稳定。

如果我们只看晚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其实可以发现晚清政府面临着一种两难的抉择，如果它不从骨子里更加接近西方，它一定会被西方吞没；如果它试着从骨子里去接近西方，它就无力再维持自身的存在。晚清政府面临的这种两难，实际上一直至今有余波。这一点在五四前后表现得极为突出，而这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核心问题和矛盾——不全盘西化无以救中国，全盘西化则何谓中国。

而日本呢，则是走具有日本特色的西化道路，其实这种TG走得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都在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利用西方的理论解决问题。只不过多多少少会留下些后遗症，这就是后话了。

而日本在之后走上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其实是和所谓的明治维新的改革不彻底，个人认为没有任何关系。（刚才我和亲爱的

同学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其实说没有关系是很偏颇的，严格来说是有关系的，因为旧的军事贵族还在，所以改革还是不彻底的，但是并不影响下文的论述，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所谓的彻底改革也是不存在的。）

首先，日本是一个岛国，这就意味着，他的人口，资源都是比较少的，国内市场也很小，因此，随着日本工业化的不断开展，势必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市场，本国没有怎么办？那就只能去开拓殖民地了。但是呢，日本是一个后发工业国，明治维新正式开始的时候都已经是1868年了，那时候整个世界基本上都已经被瓜分完毕了，包括德国在内都分不到阳光下的地盘，只能夺取些太平洋上的小岛。所以为了继续工业化，扩大市场，获得更多的资源，唯一的途径就是和先发工业国争夺殖民地了，因此，日本现实通过甲午战争夺取了朝鲜和台湾，在一战中又夺取了德占青岛与德国的太平洋领地，但是这些还是不够的，那么怎么办？一是入侵中国，二是夺取东南亚，接下来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日本人在二战中把这俩件事都做了。

而这也是后发工业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德国也遇到了，美国也遇到了（现代美国的建立其实是1868年北方联邦吞并了南方），意大利也遇到了，但是为什么只有德意日最后走上了战争扩张的道路？虽然美国的那块地的地理条件非常好，本国的人口够多，面积够大，有非常大的本国市场，同时资源也十分丰富，但是即使有这么好的地理条件，美国还是在南北战争后进行了对外扩张，一是美墨战争夺取大量领土，二是美西战争确立了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地位，同时又获得了菲律宾，使得美国在亚洲获得了立足点，三是吞并夏威夷，最后是通过二战获得了大量的海外基地，肢解了英国的殖民体系。你看，美国就算是有这么好的地理条件，但是作为后发工业国还是要进行对外扩张，与德意日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吗。所以日本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是后发工业国所共同面临的现实情况，严格来说并不是因为明治维新的不彻底。

夜深至此，就此停笔，欢迎大家讨论。

中日近代殊途试析之

客观的说，中国在被卷入西方文明的体系后，表现的算是不错——惨是惨，但比之全国沦为殖民地的印度呢？比之四分五裂的奥斯曼土耳其呢？比之一度灭国的波兰呢？好像还可以吧？但为什么回忆起那段历史，中国人总觉得憋屈呢？这事得看和谁比——和那些国家比，中国挺好的，和日本比就完了。

和日本比，有点儿苛刻。因为日本的崛起是一个奇迹——德国也崛起了，但毕竟他深受神圣罗马帝国的遗泽；俄罗斯也崛起了，但毕竟他离欧洲中心很近；美国也崛起了，但毕竟他站在英国巨人的肩膀上——日本呢？这样一个位置偏远、没钱没人、资源匮乏的国家，用短短50年成为了世界一流强国，这样的事，不敢说后无来者，却也前无古人了。

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刺醒，是1840年，日本被“黑船”打开国门，是1853年。就两者开始全面接触西方文明的时间来看，中国比日本还早一些。但为什么两国的近代史道路迥异，以至于到了今天，中国也只是靠规模带来的综合国力才略胜日本而已，若探究社会发展程度，仍是远远不如呢？

单个的人也许存在强弱，但民族不存在优劣——3000年前被犹太人描绘为天堂的伊甸园，如今是伊拉克腹地荒凉的沙漠；2000年前被罗马人严重鄙视的日尔曼蛮族，如今是工业4.0的技术先锋。日本人不比中国人优秀，中国人也不比日本人强大，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中日两国近代的差距呢？

第一是政治体系不同。

日本是一个封建国家——这不是废话吗？难道中国不是封建国家——中国还真就不是封建国家。如今我们熟知的“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依据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而创立的，这个“封建”和我们要谈的“封建”不是一个东西。所谓“封建”者，“分封建制”也，中国古代，这个词意是，天子依爵位高低将领土分封与宗室或功臣。这种制度存在于周王朝和早期的汉王朝，而秦、汉武帝“推恩令”后的汉一直到清，都不是封建王朝，是中央集权的帝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国，是工业革命前人类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可以集中每一份微小的单人力量，形成国家意志，国家越大，此种意志越强。而封建制度的存在，正是因为人们没有掌握帝国这种组织形式，庞大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让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尾大不掉。所以，中央政府不得不把权力逐步分解下探，以利于统治，结果呢，力量也在这个过程中被稀释了。古埃及、古罗马、古中国等等帝国们，在识字率、农工技术、政府效率等诸多方面做到了农业社会的极致，才得以进入帝国时代。简而言之，帝国是远比封建国更加高级的存在，直到工业革命的出现——由于人类技术的迅速进步，封建国家规模小、能量弱的劣势被工业的洪流填平了，在这股洪流中，封建国船小好掉头，化整为零，顺流而上，反而成为了弄潮儿，而帝国呢，在被赶超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日本就是这样的封建国。不对啊，日本不是有天皇吗？天皇不是皇帝吗？日本不是帝国吗？这正是人们对日本的一个误解。很多人以为日本人自古就对天皇极其狂热，随时可以为皇道乐土刨腹自尽。错。日本天皇万世一统，并不是因为天皇的强大，恰恰是因为天皇的弱小。日本天皇出自古邪马台国，后被架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天皇就和曹操手中的汉献帝一样，是吉祥物一样的存在。同时，日本社会还处在君权神授的原始时代，天皇在二战后才放弃自己的神格，不似中国，帝位有德者居之。所以，在日本政治家看来，做掉天皇要犯下百姓眼中的“弑神之罪”，而自己的权力又不会增加，这买卖不合算。既然天皇没统治力，在这个历史时期里，谁在统治日本？幕府将军。有实力的政治家会请（或强迫）天皇授予自己“征夷大将军”之职位，有了这个职位，就可以为天皇代理国政，至于“夷”到底是谁，没人关心。从1192年的镰仓幕府建立，到1867年德川幕府倒台，这700年漫长时间里，日本的真正主人都是幕府将军，而绝非天皇。幕府就是日本最大的领主，其下，有众多的封臣，封臣地被称之为“藩”。藩不大，和今天一个城市差不多，在农业社会中没什么力量，但也正因为小，藩民反而有归属感、容易团结、唇亡齿寒、相濡以沫。日本国门洞开时，德川幕府已经岌岌可危，其下众藩受幕府压榨，同时也各自为政，互有攻讦。为了在斗争中占有优势，各藩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和技术，出现了所谓“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强藩。而此时，700年来一直受幕府钳制的天皇也终于“多年媳妇熬成婆”。明治天皇利用各藩的力量和西方的先进技术、制度，把幕府将军彻底打进了历史教科书。所以，明治维新绝对不是什么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是彻头彻尾的暴力革命，大权旁落的天皇和受尽打压的众藩团结一致，做掉了不可一世的幕府。幕府倒台后，日本出现了权力真空，众藩中没有压倒性的力量，君权神授的天皇面对权力当然却之不恭。以工业革命技术为后盾，日本一夜之间从封建国升级为帝国。在帝国体系之中，日本青云直上，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那么中国呢？作为一个老牌帝国，中国是一个臃肿的巨人，西方文明带来的痛感，要经过漫长的神经组织才能刺激到大脑。日本的某位智者了解了最新的火枪技术，告诉藩主，藩主就可以学习建造，而就算中国有同样的智者，同样尽职的官员，一层层打报上去，清朝都灭亡了。中国皇帝没有大权旁落的问题，自然也不会想到利用底层力量，反而时刻提防着人民，就算有光绪这样还算聪明的皇帝，手下也没有众藩，只有书生意气的戊戌六君子，打草惊蛇，一败涂地。幕府倒台时，日本有天皇继承，而清帝退位时，中国无领袖接任——革命党不服袁世凯，北洋军鄙视孙中山。老袁签了二十一条，琢磨过来了，咱们帝国有力量，还得学日本，于是自己要当天皇，但人家的天皇毕竟熬了700年了，又是神，你呢？结果死的很惨，生为护国能吏，死为窃国大盗。

风水轮流转，上局游戏中你的优势，很快就会变成下局游戏中你的劣势。日本特殊的政治体系拯救了他，而中国原本先进的政治体系却害了他。

第二是文化基础不同。

何为中国？古人云，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诸夏用夷狄礼则夷狄之。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总结出一套特殊的文化体系，用以支撑庞大帝国的内核。慈禧嫌弃火车动了先祖的龙脉，因为中国用祖先崇拜代替宗教信仰。大学士倭仁说“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因为中国以道德规范代替科学技术。在历史上，这些特有的中国文化维持了帝国、尤其是帝国下辖各地方的长治久安，因为在农业社会中，宗教本就比祖先虚无，技术也没有道德有用——反而是玩物丧志呢。这套复杂的系统影响到方方面面，甚至成为选拔人才的方式——汉举孝廉，隋唐其实也是举孝廉，只不过要用文章写出来而已，可没听说过谁木匠活干的好可以当官的。所以当西方文明冲杀进来时，中国人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

而日本可没有这样的政治正确，正如邓公所说，在日本人看来，不管白毛黑猫，抓住耗子，做成寿司，就是好猫。日本的封建体制，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非常相似。幕府下有众藩，众藩下有武士，武士正是日本社会的核心阶层。由于社会发展的落后，日本的文武政治还没有分家，武士是卫兵、是军队、是谋臣，是一切。他们勇猛好斗、质朴刚毅、轻视生死，但是他们为谁负责呢？为自己的领主，而绝非其他人，更不是天皇。日本历史上多次出现过武士为给自己的领主报仇，去刺杀更高级领主的事情。喊着万岁冲锋的日本兵，是明治维新以后才出现的。在国门打开的初期，日本还没有形成国家统一的文化思想，武士阶层心中也没有中国这样的华夷之辨，对于新思想、新技术，他们抱有一种朴素的功利主义态度，既然西方的东西好，我们就学吧，就像当年学中国一样。简而言之，中国自成体系的文化支撑了大一统帝国的存在，在遭到更先进文化的入侵时，开始负隅顽抗，而日本没有这种负担。实际上，明治维新中的著名人物，比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都是武士出身。当然，明治天皇这样的大人物，自然要做一些过河拆桥的大事情。明治维新后，天皇发布《废刀令》，将武士对藩主的效忠转为对国家的效忠——这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其实很简单，只要把武士的工资条从藩主手里转到天皇手里就行了。何况，武士之间也有层级，推翻幕府，要靠藩主，推翻藩主，要靠上层武士，推翻上层武士就要靠下层武士。天皇远交近攻，不亦乐乎。随后，伴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律法和教育开始发挥作用，日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由一个武士对领主效忠的封建社会，转变为一个全民对天皇效忠的帝国社会。此时，融合武士精神、儒学、神道教等元素的日本文化体系成型了——武士道。武士道，是日本帝国的精神支柱，而一旦破坏这种文化体系，日本帝国也就和当年的中华帝国一样，不堪一击了。

日本的幸运，在于西方文明进入时，全民认同的文化体系没有形成，自然也就没有壁垒。而中国的不幸在于，自身优越的文化体系在遇到更优越的体系时，不甘于失败。

在世界近代史中，中日两国的迥异，恰在于中国的特殊的先进和日本特殊的落后。

举两家那个时代的中日企业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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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wo-61-3 网友的相关建议: 
      

站在大历史角度，从所谓宏大叙事而不是小民生计来说，明治维新并没有成功，反而彻头彻尾的失败了。

德川幕府三百年天下，没让外夷军队踏足江户一步；维新乱党执权柄不足百年，美利坚大军已踏平日本了。

明治维新导致了日本二战战败，并且吃到了两颗原子弹，外国军队在本土驻军，万世一系的天皇从实权君主变成国家吉祥物。

连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获得的好处都统统吐出来了。

这叫成功吗？

要知道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日本宣布战败，也就77年时间。

也别说明治维新和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是两回事，从维新元老选择向天皇妥协，颁布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教育敕语》开始，日本就注定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注定会和西方文明发生猛烈碰撞。

《教育敕语》的实质是经过22年改革，日本最终决定不承认日本在政治伦理、文化传统方面落后于西方，相反，日本认为自己在政治伦理和文化传统上是要优于西方政治伦理和文化传统的。

于是在1890年正式颁布《教育敕语》，这无疑是宣布日本要走“西学为用，儒学为体”的道路。

正是这种面对西方文明的应激反应使得日本在意识形态领域走上了“精神分裂”的道路。

经历过幕府时代，知道日本内裤什么颜色的明治元老既不想向西方彻底屈服，又担心将来不肖子孙把日本带进火山口里。

结果自以为聪明的在教育上搞“显宗/密宗两段式教育”，觉得这样既可以保证底层老百姓不走西方邪道，同时又能让上层精英保持清醒。

然而正如日本学者鹤见俊辅说的那样：

统治者很难在愚弄民众的同时长时间的保持自我清醒。

洗脑洗多了，结果日本上层精英也相信了自己前辈编织的“日本特殊论神话”，自己都信了这一套，结果果然把日本带进了火山口里。

所以，从大历史的宏大叙事角度讲，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开始于1868年，终结于1945年，一共77年。

今天的日本和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已经完全不同，今日之日本真正的国父是美国人麦克阿瑟，国母是日本统制经济派（日本式社会主义者）。

今天的日本，虽然在文化传统上保留了一部分日本原生态的文化，但是在政治伦理上已经彻底融入西方文明了。

这个过程开始于1945，而不是1868。

彩蛋：纯粹从国土面积说，“明治”日本在1945年丢掉了关东州（大连）、半个库页岛、琉球群岛、台湾、太平洋诸岛，相比日本本土面积而言，这等于是清朝只剩下关内18行省。

这可比清朝灭亡时丢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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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儒学与西学之争，结论是经过22年博弈，维新派最终还是向日本儒家妥协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倒向以“三纲五常”为底色的日本儒学。（武士道只是日本朱程理学的外延）

1869年维新派给明治天皇选择的老师就是元田永孚，这个人学的就是“朱程理学”，大久保知道元田的底子是理学时，表示元田把程朱理学教授给明治天皇很好。

而从此，明治天皇身旁就聚集了一批人，这就是“宫中集团”，为首的是“帝师”元田永孚。

元田永孚第一次在日本政坛发声是1877年西南战争之后。

元田希望明治天皇能绕过维新派，直接发布以理学为底本的“教学圣旨”：

近年教学之风，势必舍本逐末，厌弃忠孝廉耻，流于外表之开化，失却皇国之本色，殊与圣虑不合，故今后应以忠孝为本，重礼义廉耻，然后广泛钻研知识。圣意如此，务请推而广之，是所企盼。

而在明治天皇北巡途中，元田永孚甚至直接对元老伊藤博文开火：

“视仁义忠孝而唯知竞效洋风，只知崇尚知识才艺，追逐文明开化之末”，要求“根据祖宗之训典，专心致志，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则以孔子为主”。

伊藤博文为首的维新派当时根本不搭理元田这个儒生的主张（很可能也是明治天皇的主张）。

直接把“学习知识文化”放在“道德之学”之前，元田永孚和明治天皇也没什么办法。

但是从1879年，日本地方自由民权运动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不少反感“自由民权”的日本保守派开始与日本儒家开始合流。

1880年的《小学修身训》、1882年的《幼学纲要》全部以日本理学的胜利而告终。

《幼学纲要》里明确提出日本学童要以“忠孝为本，仁义为先”，所以明治天皇才让儒臣（元田永孚）编纂了《幼学纲要》。

1890年，板垣退助重建自由党，使得地方舆论重新哗然，山县有朋作为首相，在2月召集地方官员训话。

而和山县一样有危机感的地方官们，尤其是石手县知事石井省一郎批判那些‘从美国回国的学士’，批判他们“主张极端的西洋派学说‘’，致使文部省的政策偏重于智育，尤其是政府居然准备制定那种“妻能控告其夫，子能控告其父”的欧美式法律，“对这方面的问题必须用教育来收拾。”

其他人也主张，偏重智育的教育培养出“热衷于政论的人物”，以至于“紊乱社会秩序，终将危及国家”，要求“增加伦理修身学科时间，大兴德育”，以“挽狂澜于即颓，固我国之元气。”

山县打算向之前颁布军人敇谕那样，对教育也出一个敇谕，为此他要甩掉之前一直反感文相榎本武扬，认为他只知道对物理化学感兴趣，对德育不甚关心，所以撤了榎本改让主张德育的芳川显正做文相。

而芳川让东京帝国大学的中村正直来起草，结果他的草案井上毅坚决反对，认为类似宗教或者哲学上之大知识的说教，不宜出自君主之口。

所以井上打算亲自起草草案，而元田也自己写了草案，两个人又以井上草案为基础，互相交流自己想法，最终一起写了正式草稿，基本以井上的意见为主，最终就是教育敇谕。

最终，日本正式走上了“儒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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