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上看，为何清朝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第1页

清朝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应该与统治阶级的独特出身和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

发生在大清和列强之间的战争，着实是很那人寻味的。那阵势，与其说是两个男人之间为争夺权力、地盘、荣誉而进行的殊死搏斗，还不如说是一对野鸳鸯在打情骂俏。

笔者曾说：“清廷如果有十分力的话，打击外来侵略者至多用一分力，镇压农民起义则会用十二分力。”为什么大清在反抗外来入侵的时候有这样的表现？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敌人的敌人可以是朋友。清廷的敌人是人民大众，而人民大众 的敌人也包括了列强侵略军。因为有“百姓”这个共同的敌人，清廷和列强可以走到一起。

比较起来，清廷和列强也有着高度的同质性。对久居关内的老百姓而言，二者都是外来户，都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都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都和他们存在着不能消除的隔阂，都无法和他们融为一体。

西方侵略者自不必说，满洲贵族也经常强调自己的独特属性。顺治说：“自太祖、太宗以来，（明清）本为敌国。”慈禧也说：“清非中国，辫子不能去，辫子去中国不亡则大清亡！”

清廷既然对自己有特殊的定位，也就拉近了和列强的距离，当然就可以在同质的前提下与之结盟。

事实上，大清和列强果然走到了一起，而且合作得非常愉快。“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绝不仅仅是口号而已，其实大清真的已经视列强为友邦。从很多方面看，大清似乎也有足够的理由与列强结友。

首先，列强无意灭亡大清，不会“伤毁我宗庙社稷”。

因为中国太大，人口太多，而且民众的反抗意识也很强烈，所以西方侵略者不会有什么作为。恰如八国联军侵略军统帅瓦德西所言：“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我们会发现，清廷从来就不曾和列强死磕，总是在寻找妥协之路。在满洲贵族看来，西方殖民者虽然屡次犯边，但并非死敌，的确是可以坐下来谈判的“友邦”。

更重要的是，列强帮助大清镇压农民起义，在事实上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

在19世纪50年代，除了规模空前的太平天国革命以外，各地也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清暴动。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最好的结局就是像黄巾起义后的东汉和黄巢起义后的唐朝那样陷入军阀割据、名存实亡的境地，有相当大的概率会像秦朝和元朝一样的在革命的烈火中化为灰烬。

偏偏在这个时候，列强多方援助大清，救了大清一命。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中，范文澜先生说：“太平军占领土地在长江沿岸，非水师不能决胜负。因此曾国藩用更多的力量筹办长江水师，大造船舰，尤其重视洋炮，要求咸丰帝向广州购买千余尊，装备战船，洋炮不到，决不出战。他崇拜洋炮，赞美备至，认为战胜的决定因素。”如果不用来自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水师，湘军是不会战胜太平军的。

不仅如此，列强还直接参战。英法等国的参战，可以说决定了战争的走势。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说：“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曾国藩也曾表示：“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即使洋人烧了圆明园、侵占了京师，在他看来也是小事一桩。既然洋人没有灭了大清，而且“助我攻剿发匪”，应该感激才是。

列强对大清的另一大恩惠，则来自海关税务司。

海关税务司，乃是晚清时期管理海关税务的官职，名为中国海关监督雇佣之人，实则是中国海关的主宰者。英国人李泰国于1859年成为第一任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于1861年代理总税务司，并于2年后正式担任总税务司。赫德执掌中国海关达48年之久，在1889年官居正一品，乃是宰相级别。

在赫德的管理之下，海关号称大清朝“唯一没有贪腐的衙门”。不仅如此，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之后，在1887年海关的收入已经达到二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朝一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其后，海关收入也一直在稳步增长，成为清朝最稳定的收入来源。无论是办洋务，还是偿付战争赔款，抑或是训练新军，晚清的诸多举措都离不开海关的强力支持。“同光中兴”的局面能够出现，大清的一品大员赫德功不可没。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封建王朝在其统治末期都饱受财政崩溃的困扰，大约只有清朝是个例外。晚清财用充裕，与海关的存在脱不了干系。对慈禧太后等满洲贵族而言，赫德等人的作用怎么高估都不过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关简直就是大清朝得以延长寿命的灵丹妙药。

洋人掌控的海关对大清而言意义非凡，大清朝也离不开海关的大力支持。仅仅看在海关的份上，大清朝也有充分的理由把列强视为“友邦”。

1860年以前，英、法等西方国家曾屡次挑起战端，不断逼迫清廷割地赔款，甚至曾经攻陷京师大肆劫掠。即便如此，曾国藩还要强调“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对侵略者感恩戴德。至于西太后，虽然曾经屡次被列强逼宫（被要求还政于光绪帝），更是曾经为了躲避八国联军的追兵而仓皇西逃，吃尽了苦头，却依然会承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继续视侵略者为友邦人士。如果我们能够厘清大清朝和列强之间的微妙关系，就会明白大清为什么在屡遭闷棍的情况下依然与“友邦”交好。

不容讳言，大清和列强也有很多矛盾，有时也会起冲突，甚至会兵戎相见。但是，二者即使不是一家人，也称得上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盟友。大清多方有求于列强，怎么与之彻底翻脸呢？所以打起仗来绝不会真正出力，所以就表现出“外战外行”的姿态。

清朝在内战中面对的敌人，则与列强有着本质的不同。无论是三藩，还是太平天国，抑或是天地会、白莲教等民间势力，与清廷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清廷与之毫无妥协余地，彼此必欲消灭对方而后快。这样，清廷为了维系自身的统治地位，必然会竭力平定叛乱，必然会全力镇压革命。在内战中，清廷一向是非常认真的，从不吝惜粮草、军火，总是投入精兵良将步步为营，甚至为争取列强援助而出卖民族权益。如此一来，清军在内战中当然会挖掘出最大的潜力，取得好得多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