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朝可以把大臣训的服服帖帖而明朝不行？ 第1页

若论犯颜直谏，其实明清两朝都有，清朝雍正时有孙嘉淦，乾隆时有王杰，尹壮图（不过他有点倒霉）嘉庆时有洪亮吉，有以林则徐龚自珍等为首的宣南诗社，咸丰时还有和皇帝当庭对骂的曾国藩。且明朝时敢于直接批评皇帝的也不多，就总数而言远远少于忠犬。

要论刚猛，其实明清两朝的大臣和前朝比都是费拉不堪，宋有寇准架着皇帝上前线，唐有魏征怼天怼地，三国有陈矫不许皇帝检查工作，汉……霍光表示你们都是辣鸡

其实对于把大臣训的服服帖帖的印象，主要来自于乾隆，哪怕康熙早期尚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各部大臣和王爷如果达成一致康熙通常是不会硬刚的，不过康熙在用人上或许会有所考虑让他们无法达成一致，最后自己拿主意。

等到乾隆时大臣确实不太敢说话，刚正如阿桂、王杰等也不太敢直接批评皇帝。因为乾隆的脾气实在是太暴，而且喜欢杀人诛心，尤其是晚年提拔了和珅后更甚。他和明朝皇帝对言官的态度不同，明朝皇帝一般是看了奏疏很生气，下令把大臣拖出去打屁股，乾隆直接说大臣造谣，交刑部议处，动辄斩立决。什么？你说你有证据，那拿出来啊，拿不出来（和珅有的是办法让你拿不出来）就乖乖去坐牢吧。尹壮图案后大臣莫不悚然，自然没人敢说话了。

当然，总的来看，有清一朝，如果不算咸丰及以后，仅就顺治-道光时期来看，大臣犯颜直谏者确实少于明朝。私以为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是制度上的原因，明朝给大臣上书胡喷留了一道口子，因为朱元璋为了制衡六部之权设立给事中，并特许风闻奏事，既然上书不用负什么责任，那就随便说呗。

清朝觉得这个风闻奏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事实上给废了。“造谣”是要负责任的，那就没那么多人敢胡说八道了。

且如前所述，明朝皇帝对大臣犯上动辄私刑，廷杖是一种法外刑，属于皇帝家法，按说不能对大臣用，虽说明朝基本每个皇帝都用过，但这玩意合法性始终说不通，没有形成制度上的权威。纵使总有大臣被打死，但一般而言皇帝也不希望大臣真被打死，私刑杀直谏的大臣毕竟难听，遂演化出了打 着实打 用心打，一般来讲都是着实打，打不死，滥施刑罚其实损害了皇帝的权威。

就比如两次大规模杖毙大臣事件（大议礼事件和阻正德南巡），皇帝杖毙大臣其实没有给出任何合理理由，在外人看来，就是皇帝不爽了，打大臣出气。

杖毙十余人之后正德皇帝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过，取消南巡之议，而且后来正德南巡时脾气大体来讲相当的好，大臣估计也是吃准了正德得克制几年，所以胆子就比较大。当然嘉靖就心狠，打死十几个就当给枫叶一丈红，之后又先后提拔对自己绝对听话的严嵩和甘草阁老徐阶，他这一发狠就给大臣压制了四十年。

而清朝就不一样了，就以乾隆为例，乾隆从来不会因为大臣直言犯上而处决大臣。

他说你造谣，妄议，曲解上意，乱上所指……

直谏没错，但你所言不实那就有错了吧。

要么是大不敬诽谤皇帝，要么是构陷同僚，诬告者反坐其罪，反正两种罪名哪样都能要人命。

之后乾隆大多数时候是不杀上书的大臣的，他先批你一顿，逼你做检讨，认罪悔罪，再来个死刑恫吓，然后赦免之把你一撸到底，把你名声亏个底掉，对大臣来说这其实比直接廷杖杖毙吓人多了，心态好点的比如尹壮图把乾隆熬死还能有重新启用的这一天，要是心态不好的可能直接就气死了。

然后清朝在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外又先后设立南书房，军机处，设密奏制度，让大臣互相分裂，秘密行政下大臣也无法得知政事全貌，让皇帝无形中对很多事情有最终解释权。乾隆总有底气说大臣造谣应该和这有关系。

但这套制度对皇帝个人精力要求极大，乾隆后的皇帝精力和判断力越发不济，诸多制度自然陷入空转。当然，私以为明朝其实不用这么麻烦，只要皇帝足够勤快就可以压制大臣。因为清朝内阁与议政大臣等多为满洲贵族，所以清朝才需要在本来就是秘书机构的内阁之外另设多个秘书机构压制大臣。明朝不存在这个问题，可是明朝嘉靖之后皇帝越来越懒。

其次是性格上的差异，明清两朝的政治特点决定了政治风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抛开皇帝的性格去谈这个问题显然是忽视了关键要素：

明朝和大臣冲突比较多且为人熟知的主要是朱厚照和朱翊钧，以及大议礼时的嘉靖皇帝朱厚熜。

朱元璋朱棣性格极其强势，这两位在的时候大臣敢直言犯上的少。

朱瞻基和大臣处的很好，他斗蛐蛐有点过头（可以参考聊斋《促织》），招点批评也正常。

英宗大帝看着和风细雨实际上很擅长放狗咬人，而且心胸狭隘，敢批评他的不多，不然容易被厂卫整死。他弟弟和大臣关系不错，立储的事和大臣有冲突这正常，在哪朝都是个问题。

朱见深和大臣关系好，至少前期很好，后期任用汪直，这人太狠，大臣也不敢说话。

朱佑樘大多数时候和大臣关系很好，除了不爱娶媳妇，大臣没啥喷点。

朱厚照性格阴晴不定（注意不是难以捉摸），他暴脾气上来可以一次打死十几个人，脾气好的时候怼他也没事。总的来看朱厚照似乎是比较恨大臣要挟他，而不是怼他——非常像小孩，你可以哄他可以批评他，但不能激他，否则小孩会砸东西，正德会打人。因为他这心性比较孩子气，所以很多大臣不太怕他，只要摸准了脉那自然没啥事。很多人喜欢拿大臣劝阻他南巡跟康熙乾隆比，其实没啥可比性，康熙乾隆一来威望高手腕硬，二来这俩政治动物南巡其实玩乐成分不大，大都事先经过了精心筹划安排，和各地通好了气。正德那个总喜欢自己跑出去玩的风格，换谁都得劝阻，事实上他也正是因为学渔夫打渔才掉水里。

朱厚熜心机深重，借大议礼事件狠狠清洗了一波不听话的大臣，嘉靖一朝也没谁敢说话，除了海瑞这个特例。大议礼事件本身不是大臣直言犯上，是朱厚熜非要给他爹上帝号，往小了说叫胡闹，往大了说会给民间宗法制度带来很坏的示范，这事放哪朝都要炸锅，嘉靖很大程度上就是故意弄一个炸锅的议题，把不听话的统统干掉。

他儿子隆庆皇帝性格软弱，甩手掌柜

然后到他孙子朱翊钧

朱翊钧并不是个心性坚定的人，甚至可以说比较软弱。和嘉靖暗操独治不一样，朱翊钧是真的躲起来自闭。不做事也不挨骂，万历朝直言犯上的其实不多，争国本那是放在哪朝都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事，改易储君是闹着玩的？而且朱常洛没啥错，朱常洵并未表现出过人才能。

朱由校半个甩手掌柜，大家的仇恨值都被转移给了魏忠贤。

朱由检大帝是个暴脾气，所以崇祯一朝没人敢怼他，敢怼他的基本都死的很安详，还有几位很不安详。

总的来看，明朝因为皇帝大多比较有个性，君臣关系不一而足，大体几类：

皇帝特别强势威望极高让大臣俯首帖耳不敢说话的：朱元璋、朱棣

皇帝施行恐怖统治或特务政治，或是脾气特别不好让大臣不敢说话的：朱祁镇，后期朱见深，朱厚熜（除了另数海瑞），朱由检

皇帝和大臣关系好没什么喷点的：朱瞻基（和他爹），朱祁钰，前期朱见深，朱佑樘

不干活也不挨骂，大臣可以上书直谏畅所欲言反正他也不会看（但被狗咬死后果自负）的：朱载坖，朱翊钧（和他儿子），朱由校

做事太出格和大臣爆发激烈冲突的：朱厚照，大议礼时的朱厚熜，争国本时的朱翊钧

嗯，然后到了清朝。

清朝最强势的三位皇帝是康熙雍正乾隆，其中康熙身段柔软，和大臣正面冲突不多，到后期对大臣甚至非常放纵，但一旦下定决心基本没人能劝动（特别是收台湾后自信和威望爆棚）。

雍正坚毅酷烈，敢和大臣硬刚，而且喜欢秘密行政，大臣各管一摊，很难对政事发表出什么见解。

乾隆同时遗传了康熙和雍正的特征，城府极深最为狠辣，恩威并施，擅长诛心，管你是满是汉，是皇族还是普通文武，或动辄找茬下诏申斥，或罗织罪名将一些他眼中有潜在威胁的大臣夺职罢官甚至下狱赐死。

而且这仨皇帝精力极其充沛，洞察力也强。大事小情随时过问，一旦怀疑官员敢欺瞒他们后果非常严重，这种氛围下大臣自然莫不噤若寒蝉。

假设同一件事：

明朝言官进谏：陛下您这样不行啊因为巴拉巴拉巴拉……

皇帝：烦死了，不听，拖出去着实打二十棍。

第二天好几个言官继续进谏：陛下您不能不听忠言啊巴拉巴拉……

皇帝：好了好了，知道了，那就缓缓吧

（此情景不适用于朱元璋、朱棣、朱厚熜、朱由检。朱厚照有一定概率发飙，然后把那几个言官全打死）

清朝言官进谏：皇上您这样不行啊因为巴拉巴拉……

康熙：交各部再会同确议，画一具奏，（若干日后）议不出来是吧？那就按朕的意思办

雍正：你这是想让自己出名！发泄一己不平！妖言惑众，砍了。

乾隆：大胆，朕这样的大棋，你竟敢妄自揣度，有不实之处一二三四（是否列举看心情），摘去顶戴花翎，交刑部严加议处

大臣就这样被压制的死死的。皇帝不纳忠言，那叫昏庸，皇帝说你能力差，说你道德污点，非说你吃了两碗粉，你咋反驳？

举个栗子，栗子1：清缅战争最能表现乾隆这类皇帝的强势性格。时云贵总督刘藻虚报战功，被乾隆发觉，将其降为湖北巡抚，刘藻惊惧自杀。

接任的总督杨应琚，核查战报不利，涉嫌虚报战功，逮捕处死。

接任总督明瑞率军出击，陷入重围，最后阵亡，额尔登阿救援不利，压赴京师凌迟处死。

后来的总督鄂宁又上书历陈征缅五难，乾隆又暴怒，斥其乖谬无耻，降为福建巡抚，后来干脆一撸到底为蓝翎侍卫——估计不久之后就郁闷死了。

连踏踏实实做事稍有瑕疵都有可能被申斥罢职（如鄂宁），耍心思或被怀疑耍心思就会被问罪（如杨应琚），这种氛围下乾隆朝的大臣哪敢和皇帝对着干。

栗子2：尹壮图案，乾隆如何对付直谏大臣的经典案例

尹壮图上书批评乾隆的议罪银制度，表示议罪银这东西败坏官场风气，让地方官层层盘剥，造成巨额亏空。

乾隆表示那你去查吧，拿出详细报告来给我。

然后在和珅的操作下自然是啥都没查出来，各地仓廪充实，国泰民安。

尹壮图知道自己药丸，上书请罪，是自己胡言乱语了。乾隆下令交刑部处置，斩立决。后来表示吓你玩，朕宽大为怀，给贬为内阁侍读。尹壮图没多久辞官回乡。

大家再傻都明白乾隆的意思了，从此以后没人再敢上书直言了。

到嘉庆的时候，嘉庆有感于乾隆朝的氛围太窒息，下诏广开言路，也确实有了一批知名的谏臣。但乾隆朝强大的惯性下，仍是万马齐喑。而且嘉庆本人就是个中规中矩的乖孩子，大臣就算想喷他，其实也没啥太多的喷点。洪亮吉喷他喜欢看戏，虽然吃了处分但最后也没啥事。而且嘉庆这个人资质平庸，任人不察，后来广兴贪腐舞弊大案，嘉庆发现言官竟无一人上奏。

然后嘉庆道光时的氛围确实相对自由一些，文字狱基本也没有了，这爷俩的性格特征是做事婆婆妈妈，左右横跳，心比较软，不似康雍乾那般严苛和雷厉风行，于是林则徐龚自珍等人的宣南诗社也能抨击朝政了。

再例如嘉庆即位后曾流露出想去南巡的一点意向（没明说），吴熊光上书直言说太上皇在的时候表示下江南劳民伤财以后的皇帝不许再去，南方没啥好看的您甭去了，嘉庆遂打消了这个想法。

咸丰继位后又下令广开言路，因为咸丰就是个二杆子，这回大臣有喷点了，上演了和曾国藩当庭对骂的大戏。后来曾国藩组建湘军后又就军事调度问题和咸丰多次爆发激烈冲突，最后咸丰气疯了，下令让曾国藩停职反省。不过后来我们也知道的，曾国藩没啥事。

咸丰之后的那几位就都是小屁孩了，啥也不懂，更谈不上把大臣治的服服帖帖，虽然有慈禧和恭亲王镇场子，但也是一边打击大臣一边妥协，要不到最后也弄不出东南互保这种事来。

因此清朝的君臣关系其实是这几类：

皇帝作风极其强势威望极高：康雍乾，他们的祖宗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但他俩必须尊重王公贵族的意见）。此外雍正还有特务政治和手段酷烈两重buff，乾隆有虾仁猪心buff。

和大臣关系好没什么喷点的：嘉庆，道光，顺治（或许），康熙中后期某种意义上也算

做事太二杆子和大臣有激烈冲突的：咸丰，后期顺治

时代变了：同治，光绪，溥仪

综上，只要皇帝性格弱势或是比较心软，无论明清，大臣都是敢说话的。如果皇帝作风太出格（封建伦理下），无论明清，无论公事还是私事，都会导致和大臣爆发激烈冲突。如果皇帝作风强势或是手段暴虐，那么大臣是不敢说话的，出名和没命哪个重要言官们分得清。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封建王朝都是分阶段的，土木堡之前老朱家照样把士大夫训的服服贴贴。而鸦片战争以后你看老奴家不跟几个南方士大夫掏心窝子人家跟你干活嘛？

清承明制，明朝的教训他们吸取了也一定程度避免了，可地主头子还是地主头子，集权技巧再精妙，该死的还是要死的。

清只是卷，读书的多了职位不够用了，你要说杀人有用，那我河臣第一个不服

尽管清政府制定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努力使河工经费得用其所，但河工修防工程的复杂性、准确审核的困难性、漫决发生的随机性等因素仍给河臣的侵贪留下了很大的活动空间。

康熙曾向总河赵世显提过这样一个问题：“河工乃极险之处，看守亦难，今具呈愿往河工效力之人甚多，伊等若无所利，何故踊跃前往？”其实，这是康熙在明知故问，河工这一美差之“肥”的玄机，他心中非常清楚，只是不愿当面揭破罢了。乾隆帝亦曾大发感慨：“今之外省官员公然贪黩者实少，惟尚有工程一途耳。”“外省工程无不浮冒，而河工为尤甚”。

康熙、雍正时，虽已出现河臣侵贪的现象，但没有发生大贪、巨贪的事件。至乾隆初年，河臣的侵贪就很严重了。乾隆十八年（1753）发生南河河员亏帑误工一案。是年九月，黄河在江南铜山县冲决，黄水掣动大溜，南入洪泽湖，致使高邮二闸被冲。乾隆认为南河官员在修防过程中“显有情弊”，于是派策楞、刘统勋前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外河同知陈克浚挪用河银2.5万两、海防同知王德宣挪用1.8万多两。而核减未完、办料未交之银共计十余万两。不久，平日侵贪河银、贻误河工的铜沛厅同知李惇、河营守备张宾等人得悉朝廷派人清查的消息，自知获罪必重，遂于水涨之时消极怠工，任由决口增至140余丈。对此，乾隆甚为震怒，下严旨一道：李惇、张宾即刻正法于工地，同时将主持南河事务的高斌、张师载缚赴该地，令其目睹行刑后再行释放。按理，经过此番整顿，河工风气应当大为好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乾隆二十一年（1756），又有河臣孙廷钺、舒超等人合伙侵贪河银一案的发生。到了乾隆中期尤其是和珅擅权后，“河防日见疏懈，其任河帅者，皆出其私门，先以钜帑纳其帑库，然后许之任视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蚀国帑。而朝中诸贵要，无不视河帅为外府，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充其用”。

嘉庆年间，河臣的贪欲日益膨胀，掩饰罪过的手段更形卑劣。南河总督徐端坚持“国家有用赀财，不应滥为糜费”的原则，一些河臣害怕他在觐见朝廷时，将他们侵贪的事实和盘托出，因而多方阻挠，竟使其终生未能入京，最终抑郁而死。嘉庆十五年（1810），嘉庆怀疑南河河臣侵贪河银，于是派托津、初彭龄前往调查。二人将历年的账簿逐一核对后发现，“所发银两与各工所领数目，均属相符”。也就是说，从河臣的账簿中查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这种情形下，锐意求切不能的嘉庆只好退却一步，婉转劝谕：“河员承办一工，果于工料估计大数不致悬殊，而又能办理坚固，或其中稍有沾润，伊等在工日用所需，岂能一无资藉？此尚情事所有，朕亦断不苛求。”嘉庆所持的这种浪费事小、工程事大的自欺欺人心理被河员利用，并据此创行一种“浮冒罪小，节省失大”，甚至“糜费罪小，节省罪大”的歪说。

清代河臣对河工经费的侵贪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从包世臣对治水名臣郭大昌的记载中可得到一个大致概念。乾隆三十九年（1774），河决老坝口，全黄入运，运河附近的高邮、宝应等地被淹。惊恐无措的南河总督吴嗣爵请郭大昌以“钱粮五十万”加以堵塞，不想大昌只接受10万两。嘉庆初年的丰工工程，河臣预算120万两，河督减至60万两，商之于大昌，大昌请再减一半。河督面有难色，大昌解释道：“以十五万办工，十五万与众工员共之，尚以为少乎？”从大昌的这一番话中可以推知，嘉庆年间，河臣预算的经费中真正用于修防的仅在十分之一左右。包世臣也认为，即便“真明钱粮”的河臣也只能将经费的七成用于河工修防，另外三成用来“明津厅员”。

屡屡惩处、谆谆警戒，但河臣依然我行我素。随着黄淮的不断冲决，国库钱粮滚滚而出，流向河臣的腰包。随着腰包的鼓胀，河臣的生活日趋奢华，《水窗春呓》的作者曾对乾隆末至嘉庆年间河臣的奢侈生活作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描绘。据传当时河员的起居饮食堪与广东洋商、两淮盐商相媲美，而落榜之士及各省所罢官员也都以河工为“金穴”，纷纷钻营求进。魏源曾经说过，鸦片烟乃“民财之大漏卮”，而河工是“国帑之大漏卮”。

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清朝借着军事统一的机会，将明朝时期六年一次、而且还徒有其名的京察改成了三年一次，从而对官员的考核力度明显加强。

二是清朝依靠庞大的八旗集团，相对于明朝皇室来说更加有效地监督了各地官员。

三是在这两方面因素的支持下，清朝在各地坚决贯彻了他们的统治意志。比如说大兴文字狱，沿海迁界，想杀谁就杀谁。

关键点就在于清朝是带着自己的基本盘过来的。而且这个基本盘由于曾经被明朝逼到墙角里去而变得分外一致，所以特别有行动力。同时，作为以反明和奴役明人起家的王国，他们又特别藐视明人，因此动起手来毫不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