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真的对世界一无所知吗？ 第1页

题目中既然提到了18世纪著名的卡尔梅克东迁事件，

蒙古土尔扈特部 从伏尔加河流域东归，

那不妨看看，卡尔梅克的东迁能带来什么欧陆新鲜资讯。

七十一，号椿园，满洲正蓝旗人。其在新疆库车任职期间著有《西域闻见录》，成为了研究当时新疆人文地理，风土人情的宝贵资料。其中即记录了他对控噶尔（鄂图曼帝国）的了解（应主要来自于卡尔梅克人）：

关于鄂图曼的地理位置、国界体制：

控噶尔，西北回子最大之国，地在鄂罗斯西北，幅员广阔，地包鄂罗斯东西界之外。称其王曰汗，其大头目亦谓之“阿奇木伯克”，各有土地人民，所辖各城，自万户至十余户不等，均为其汗之阿拉巴图，其汗所辖之阿奇木伯克一千四百余人。建都之城谓之务鲁木，极广大，南北经过马行九十余日，东西亦然。

位于俄国西北还能包俄国东西界之外....有点难度。当然西北方可能与卡尔梅克人的方向观有关。

关于鄂图曼的经济发展、民间风俗、军事制度：

城门二千四百余处，内大江三道，山河薮泽不可胜计。居人、田园、庐舍、坟墓、牧场，各分地界，散布而居，类古井田之制。其汗所居之宫室，阔远深邃，黄金朱门，金玉珠宝为稀，穷极奢丽。土产黄金白银多于石子，珠玑、宝石、珊瑚之属习见不鲜。自鸣钟表、绸缎、毡绒尤多奇异，比户丰盈，不知人间有缺少衣食之事。俗重宝石，以赤者为上，如拳、如鹅蛋者，人人佩以为美。黄金为钱，重二两许，通行济用，所管地方有不富饶者，其汗即携带金钱，于人烟辐轿之地，道旁抛撒，以察情形。如拾取者少，尚谓无害。如人争取拾，则其汗恻然谓：“地方之贫苦难支矣”，因而多方救济。大抵风俗醇美，无欺诈诡谲之习。知礼让，重人伦，与中国之教同，迥非西域各国可比。好唪经纳马兹，礼拜天地日月，男妇皆然。每旦夕梵咀之声如雷，不喜争战，以杀为戒。其说以天地生人即系同类，我国与他国之人皆天地所生，岂有以人杀人之理？以故国虽强大，不肯侵凌小国。

大汗发现有不富裕的地方就去撒币，老百姓抢的越多就撒得越多。此段大抵都是吹嘘鄂图曼的繁荣富饶，爱好和平，虽然说过于夸大，但也反映了人们一些浪漫的想象和美好的愿望。

最有意思的，当属对于鄂图曼帝国与沙皇俄国关系的描述：

而兵皆精锐，鸟枪及二百步，箭射石能没羽。人以死敌为勇，败而来归者不齿于人。数其人，即兵无一定之兵，如有他国侵其地界者，其汗即视敌之大小，酌派其阿奇木伯克或二三人、四五人不等，各率其所部人等前往迎敌。鄂罗斯本其属国，历有年所。乾隆二十年后，鄂罗斯停其贡赋七年，未尝责问，而鄂罗斯反以兵相加。控噶尔发兵大战，鄂罗斯全军覆没，丧师八万。察罕汗又起十万之众，更借土尔扈特之精兵数万，与控噶尔大战，又复大败。以故土尔扈特大惧，于乾隆三十五年弃鄂罗斯而投诚中国。而控噶尔戎兵数十万出境长驱，直压鄂罗斯国都。察罕汗大恐，复称臣求和。定于常贡之外，岁纳童男童女各五百人。控噶尔许之，乃舍去。或曰控噶尔西界，亦多其属国，岁修朝贡之礼，如鄂罗斯云。

也就是说，俄国一直都是鄂图曼属国，后不但停止纳贡七年，还发兵入侵，结果大败损兵八万。后俄国又借卡尔梅克兵数万，会合自己十万大军与鄂图曼决战，再次一败涂地。卡尔梅克见势不妙赶紧向东投诚中国，而鄂图曼几十万大军威逼沙俄都城之下，察罕汗（沙皇）只好称臣求和，在正常贡赋外还要每年上贡童男童女五百人。

这种堪称玄幻小说一般的情节，如果硬要解读，倒也能分析出一些可能被严重扭曲前的实像。例如俄国本为其属国却停止纳贡，让人想起14世纪的金帐汗国；每年进献五百童男童女，让人想起15世纪鄂图曼在巴尔干的血贡制度；大军直压俄罗斯国都沙皇求和，让人想起16世纪的克里米亚鞑靼汗国——当然这些显然都对18世纪后半叶的大清子民认识东欧到近东不会有什么帮助就是了。

实际上，这些充满瑰丽想象的玄幻记录给当时人乃至后世带来最大的影响，反而是其中“借土尔扈特之精兵数万，与控噶尔大战，又复大败。以故土尔扈特大惧，于乾隆三十五年弃鄂罗斯而投诚中国”的语句，这些话语在后世被不断传播，早已形成人们解释卡尔梅克东迁清朝时的最常用理由之一。

不过遗憾的是，恐怕所谓“无休止的征兵，也给每个土尔扈特家庭造成恐慌和带来灾难，导致了极为巨大的青壮年死亡”从来都不曾存在，或者说，极有可能只是卡尔梅克人编造出来解释其东迁原因的说辞。因为很简单，从俄国档案看沙俄征调卡尔梅克军队的程度一直很小，而且大多仅限于和乌拉尔-伏尔加一带的鞑靼人小规模冲突，几乎没什么机会接触鄂图曼军队。更不要说，在所谓停止纳贡七年后的乾隆二十七年（1762）根本不曾发生什么俄土大战，哪怕是到了1768年开始的第五次俄土战争（距离其东迁已只剩三年），卡尔梅克人也仅仅只是在北高加索和库班人、卡巴尔达人作战，而且照样自行其是、转进如风，根本不可能出现什么惨重伤亡：

其实，如果俄国人真有本事随便征调卡尔梅克人当廉价炮灰导致“部众死者七八万”，那渥巴锡大概连乌拉尔都过不去。卡尔梅克在沙俄治下确实越来越惨，但构想出一副伏尔加河上的石壕吏还是大可不必。

说完这个案例，回到问题本身吧。当然不可能对世界一无所知，就算是最传统的叙事也不会这么说。而且众所周知，多年以来境外尤其是北美史学家很多都对清朝的外交、军事、对外情报认知之类评价极高，往往认为18世纪或者说工业革命以前的清朝仍然包容开放、自信进取强大而富有活力，并不逊色于任何一个西欧国界，而过去对中华帝国停滞，专制，僵化，封闭，闭关锁国的认知则被视为二元对立的刻板认知，西方中心论下的狭隘偏见，或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者炮制出的虚构幻象云云。将清朝与沙皇俄国，或者鄂图曼、莫卧儿、萨法维等伊斯兰火药帝国，乃至其他帝国类比屡见不鲜，称清为早期现代帝国或其他也属寻常。

种种不同的认知出现有很多原因，不过最基本的客观基础就是清朝离现在最近，且版图极为巨大，留下了堆积如山仍待发掘的多语文献，所以容易出新理论新发现。而且18-19世纪的世界确实联系在逐渐变得紧密，举例来说，除了著名的恰克图贸易，当时下阿穆尔的原住民被日本人称为山丹，又叫山鞑，自山鞑地-虾夷地到松前藩乃至江户幕府的朝贡贸易被称为山丹交易。下阿穆尔-萨哈林又构成了与西伯利亚、西北太平洋俄国人贸易的桥梁，18世纪末又出现了俄美公司，交易扩展到俄属北美，所以你看，一个武汉的阔佬可能穿着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皮衣，这就说明不论是达特穆尔的农夫还是广州的渔民还是锡霍特山的乌德盖猎户都紧紧的融入了全球化贸易的时代大潮中，共处在同一个舞台中竞争.......

虽然我并不太建议你按照当今越南瑞典墨西哥等国的国际贸易分工来这么理解这种全球化就是了。

一般来说对所谓新清史的印象还是其主要关注内亚边疆或内亚性，但如马世嘉等关于清朝印度情报的研究早已不限于内陆，而早在四年前，布琮任（Ronald C. Po）就在其著作The Blue Frontier: 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台版译名海不揚波 : 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中雄心勃勃的提出了构建所谓“海洋新清史”的目标，力图论证大清不但在陆上绝非一无所知，而且还是一个“海洋帝国”，其中要旨，可见台版介绍：

18世紀的清皇朝，真的是一個漠視海疆的內亞帝國嗎？
從測繪海疆、伐木造船與海防方略，到《海錯圖》、追逐魚翅與渡海詩文，讓我們重探一段被遺忘的盛清海洋大歷史！
我們已習慣利用以大陸為軸心的史觀，去分析滿清統治中國的歷史：滿洲人馳騁天下，建立一個橫跨中亞的陸上帝國。他們對海洋的認識，對海疆的重視，往往不如前朝鄭和下西洋的積極。若不是19世紀西方列強相繼由海路侵擾中國，清政府也不會意識到鞏固海防，發展海事的重要性。
但史實真是如此嗎？
《海不揚波：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希望追溯清帝國的海洋關懷，證明清代中國在歐美列強紛起入侵前，不是一個漠視海疆的陸權國家。

实际看来这一任务大概还任重而道远，而且布一时可能还难以担负此重任，例如布将“则山东之利津等县”翻译为 is where the Shandong merchants benefited considerably——他应该不知道直到今天山东省东营市还有个县叫利津。不过如作者所言，这毕竟还不是严谨的学术专著。总之各种研究大致都可说明清代各方面可论证可拓展空间巨大。

最后我倒是觉得，比起大清认识了世界什么，可能同样有吸引力的是世界从认识大清得到了什么。两年前出版的Spies and Scholars: Chinese Secrets and Imperial Russia's Quest for World Power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沙俄对清朝两个世纪的间谍刺探与情报搜集，所形成的信息交流和知识网络如何塑造其外交政策和殖民霸权。令人期待关于对俄-高加索等地的类似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