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朝可以把大臣训的服服帖帖而明朝不行？ 第2页

大臣与官场清代大臣面对皇帝时的自称特别复杂，很多人只知道“汉人称臣、旗人称奴才”，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大体上，清初的自称不严格，臣或者奴才都可以，从乾隆朝之后变得特别严格。您要是作为大臣穿越回去见皇上，请牢记以下三条：1、民人出身的文职大臣，无论公事私事，均自称为“臣”。2、旗人出身的文职大臣，公事自称“臣”，私事自称“奴才”。3、凡是武职，无论是旗人还是民人，也无论私事还是公事，一概自称“奴才”。——《清朝穿越指南》

五、中央集权制发生动摇
从军事上看，面对缺兵这一棘手问题，咸丰帝允许地方自行招兵买马，结果曾国藩撇开旧体制另起炉灶，借举办团练之名创立湘军。湘军以湘乡子弟为班底，地域化、私人化色彩甚浓，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打破了兵权归中央执掌的世兵制度，开晚清兵为将有现象之先例。攻陷天京前夕，曾国藩在致朋僚信函中，多次谈及自己身处舆论旋涡之困窘，称“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鄙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又谓“两接户部复奏之疏，皆疑弟广揽利权，词意颇相煎迫。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不凶于而国、害于而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表示“万一金陵克复，拟即引退，避贤者路”。攻克天京后，曾国藩主动提出裁军，除湘军越发难以统驭的因素外，主要是为了消除清廷疑忌，作韬晦之计以求自保。
从财政上看，面对缺饷这一棘手问题，咸丰帝允许地方自筹军饷。作为六部之首的户部，其权力在战时大为削弱。曾国藩分析说:“我清之制，一省岁入之款，报明听候部拨，疆吏亦不得专擅。自军兴以来，各省丁、漕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臣之权日重。”[18]各省督抚纷纷开征厘金，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现象，造成清廷财权下移。据估算，从咸丰三年(1853年) 至同治三年(1864年)，全国厘金平均岁入一千万两白银，合计1.1亿两。[19]但由于清廷被迫放权，厘金成为归各省督抚自行掌控的合法、可观的财源——厘金所入不用上交户部;税率多少、如何征、怎样调拨使用也不归户部过问，而是每省各自为政。
从人事上看，到咸丰末年，湘军将帅及两湖官绅凭借战功和政绩，纷纷出任督抚。汉人督抚不仅人数增加，彼此呼吸相通，而且手握兵权、财权，在人事任免等重大事项上的进言权与影响力也相应增加。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标志着汉族地方势力迅速崛起，打破了满族贵胄牢牢把持权力的旧格局。
上述三大变化，严重削弱了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在权力架构上形成内轻外重态势，使清政府潜伏着巨大变数。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南数省督抚抗命中央，与西方列强搞“东南互保”，便是一个例证。
总之，曾国藩等人挽救了清政府，同时又给清政府埋下隐患。江山社稷保住了，但危机依然存在，导致危机的社会根源并没有触动。尽管曾国藩等人百般维持，包括发起以“自强”“求富”相标榜的洋务运动，但终究无法也无意从旧体制中突围，无力真正使清朝走向“中兴”。而曾国藩本人也锐气大减，感到心力交瘁。

同治六年(1867年) 夏，曾国藩与赵烈文某日秉烛夜话，谈到京城乱象环生，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曾氏不免忧心忡忡，问:“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答:“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末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氏怆然表示，“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祐之陨”。[20]孰料赵烈文所言竟一语成谶。44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皇室被迫将权力移交给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清朝统治顷刻间分崩离析。以“洪秀全第二”自励的孙中山先生领导一个全新的运动，结束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亲手缔造了民国。

绿营制度虽然在历史上延续了很长时期,最后与勇营一起退出历史舞台，但清政府恢复其战前地位与作用的努力，却遭到了失败。这样，清廷既然无法恢复战前旧有的武装力量和军营体制,也就不能不依靠湘淮军，既然依靠湘淮军，也就不能不承认勇营制度的地位和曾国藩对军营制度的改革。然而，这一改革不仅导致国家兵制和军营风气的极大改变，也使国家政治体制为之大变，由中央集权的削弱和地方分权的增强，最终走向国家分裂和军阀混战的局面。
曾国藩在世时,不仅国家权力分配上内轻外重的形势已成定局，且分裂之象已露端倪。同治六年当他正为军制改革的成功和集权一身的经验自鸣得意的时候,其心腹幕僚赵烈文就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做法的恶果:师(指曾国潘)事成矣，而风气则大辟蹊径。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师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而”联系前面关于“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和剖分之象盖已滥觞”的话其意思是很清楚的。无非是说，导致将来国家分裂的祸根，是由曾国藩一手种下的。 还有一次二人聊天,当曾国藩表示“吾尚有归志”时、赵烈文极为郑重地对他说:“师进退大计,所关非浅。”“师万事不理,卧而镇之,犹胜寻常万倍。言师之才德,皆近于谀，兹姑弗言。湘、淮诸军之各有门户,师所知也。杨厚庵统水师,名动江表，一改陆师而号令不行。迁地弗良,其效尚如此,况百万之众，贵则茅土,富则陶、猗,皆一人所提携。现虽散处,其中豪强节概之土不可偻指而数，一且取而代之,其可得乎?三年冬师奉命离任督剿江楚,旨甫下，而人间已有扼腕不平、愤愤欲起者;况师谢事而去，易以新督,自颈以下不与头接.是大乱之道也。两楚三江戌数千里,所惮一人耳。师今日去，明日必呼啸而起。师至时而欲悔，上负君父,下负黎庶,不已晚乎?师向奏言，谢事不敢望归田里，欲统万人任一路。师试想，师为统将,孰当驭之?且天下虽大，何处可容师迹。”曾国藩听后立即表示，“足下言切如此，能无动心"?可见赵烈文讲的话是符合实情的。当时的有识之士除赵烈文外,王间运也看出了这一问题。同治九年他看过《五代史》后，借古鉴今,为之大惊,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观其将富兵横,矛戟森森，与今时无异,恐中原复有五季之势,为之臬兀。余去年过湘乡县城，如行芒刺中，知乱不久矣。”?
曾国藩死后,这种兵为将有、督抚专政的情况更为严重。后来有人描写江宁的情况说，金陵“光复后战兵虽裁撒，留防湘军常万数，江督一缺必于湘军宿将中选之，盖非如此不足安其心，且恐有他变。杨金龙(湖南人)提督江南十余年，虽跋扈而朝廷不敢动(时哥老会匪多湘人，杨为其魁,遇事专擅，历任督臣不能制)，亦此故也。光绪甲午、庚子间,刘忠诚公(刘坤一,字岘庄)督两江前后殆十载,竞若-日公不死，无复有可以代之者。金陵遂俨然湘人汤沐邑矣。

另一方面,湘军集团对满族贵族统治者权力斗争，也产生长久而又重大的影响。威同时期形成，并得到确立的满汉統治者平分权力的格局，至光绪时继续存在。正如王阁运所说“今之督抚与战国之君相似，皆自以为是则无不是也”，“官吏之视总督，若实封斯土者，凡所建议，莫敢支吾”。非湘淮两集团的督抚也同样如此。张之洞督两广时，黜陟大权一人独揽，抚藩以下，畏其气焰,唯唯听命而已。②对清廷虽然作法上有所不同，但遇事专断则一。如财权方面，度支部就诉说臣部有考核外省庶政、议准议驳之权，...乃近年各省关涉财政之件....往往事前既不咨商，用后亦不关白。义和团运动时，江渐、两湖、皖赣、两广、山东等督抚，竞公然违抗清帝宣战诏旨， 与列强勾结， 使几占全国半数的省置 于战争状态之外。督抚这样专权，如此跋扈，使满族贵族深为不安，力图加强自身的权力。事实上，早在义和团运动前，满族贵族就趁湘淮两大集困自然削弱之机，逐步增加旗员总督的任命。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以湘军集团为主导的满汉统治者，镇压了具有强烈反封建和发展资本主义倾向的太平天国革命，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似乎停滞不前了。但实际上却隐伏耆更深刻更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表现在原有的问题不但未改善，反而更加恶化。如军功滥保和捐纳开就使原来本已庞大的官吏队伍更为膨胀，贪污因循等腐败现象也就随之恶性扩散，从而更加严重地削弱了封建国家机器的功能。同时，湘淮两大集团所带来两大结果，又使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潜伏着严重的不安定因素。秦汉以来的历史证明，高度的中央集权是封建王朝赖以生存的正常体制，一旦大权旁落于军政大吏，往往就是王朝倾覆的先声。熟悉这历史事实和教 训的满族贵族，对兵为将有，满汉地主平分政权的格局，自然深感不安，力图集权中央，削弱汉族官僚权势。继承这两大结果已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汉族地主官僚对此自然十分愤惑，奋起反对，有的更千方百计保持自己的权势。

咸同时期的大量事实已证明，满族贵族已经腐败无能，只是由于能被迫放弃主导地位，让出很大部分政权，换取以湘军集团为代表的汉族地主的支持，才得以度过难关。可见，满汉地主的联合和团结，正是清王朝赖以生存的关键所在。以载沣为首的亲贵们,年青鲁莽，见不及此，结果就使自已孤立无援。而与此同时，新的革命风暴正在形成。其所以能形成,主要原因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革命情绪高涨，资产阶级革命力量日益发展壮大。但先在湘军中得到发展，后又急剧向长江、珠江流城扩散的哥老会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朝宗室，不抵抗，全体被灭门了

满清宗室，满世界复辟，溥仪就更别提了。

禅让？复辟多少次了？连海外都有伪满。想干什么？

你们不过提醒了我们一句话，一旦入侵，我们必须抵抗到底！我在此感谢你们满清遗老遗少！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