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细节是有出入,但谈不上是为了黑明。要说部分错误,以那个时代的人编纂鸿篇史料,这可都是通病,正如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室主任刘庭华指出:
《明史》体例严谨,首尾连贯,材料翔实,文笔简洁,舛误很少,是自清代以来史家公认的一部质量上乘的史著;同时亦拿《明史》跟《元史》和《晋书》作对比,指出《元史》在政治压力下草成,因此舛误甚多,内容前后重复、互相矛盾的地方随处可见;而《晋书》同样错误百出,内容中鬼神妖异因果报应之说甚多,亦指出书中多有史事失实、疏漏,前后矛盾之处。
片面说《明史》是专门篡改抹黑明朝的人,大都是出于情绪罢了,基本都是没真正看过《明史》,也忽略史学界研究明朝,除了《明史》,还有《明实录》《国榷》《皇明通纪》《国朝献徵录》《皇明经世文编》《大明律》等等一大堆保留下来的明朝自己的史料,也即他们更加就不可能去拿《明史》与这些史料做详细对比。《明史》中并不缺对明朝的赞美,有些甚至是过分夸大赞美,如果是专为黑明朝,这些词大可不必存在(可见下文)。
对于这些明朝史料,本人也没少看。要说《明史》黑明朝,让明朝变得不堪,实际上明朝很多不堪,明朝自己的史料就有一大堆,根本就不用明史去黑他,比如:
还有就是《明世宗实录》记载的日本倭寇六十余人横扫明朝三省,历80余日,导致明军伤亡四五千的尴尬战争(日本人的数量,一般大多数人还是相信《筹海图编》记载的53人,毕竟这是最前线抗倭名将胡宗宪下令编撰的书):
高埠逃倭自杭州西掠者沿途伤亡,至严州淳安县仅六十余人,以浙兵逼急由濠岭盘山突入歙县黄源口,徽州府守隘官民兵壮五百余人,见贼悉奔溃,贼遂流劫绩溪。至旌德,典史蔡尧佐率兵千余御之,不克,贼遂叩县南门纵火屠掠。过泾县,知县丘时庸引兵追击于塘败绩,贼乃趋南陵,县丞莫逞以三百人守分界山,见贼悉奔窜,贼遂入县城,纵火焚居民房屋。于是建阳卫指挥缪印、当涂县丞郭郊、芜湖县丞陈一道、太平府知事郭樟各承檄以兵来援,与贼遇于县东门,印等引弓射之,贼悉手接其矢,诸军相顾愕贻,遂俱溃。一道所率皆芜湖骁健,乃麾众独进,为贼所杀。一道义男子义横身捍贼刃。亦死。。。。。。南陵倭流劫至芜湖,纵火烧南岸,突渡北岸入市,各商民、义勇登屋以瓦石灰罐击之,贼多伤者,遂奔云。各商兵下屋,生缚二倭,斩首十级,贼趋太平府。是时操江都御史褒善驻太平,遣千户曾等督乡兵义勇杀虎手等兵,御之于马厂,大败。贼遂进逼府城,城中人断河桥防守,贼引而东,犯江宁镇,指挥朱襄、蒋率众迎拒,不能御,襄战死,被创堕马,官兵死者三百余人,贼遂直趋南京。其酋衣红乘马,张黄盖,整众犯大安德门,我兵自城上以火铳击之,贼沿外城小安德门、央等门往来窥觇,会城中获其所遣谍者,贼乃引众由铺岗趋秣陵关而去。。。。。。倭自南京至秣陵关,应天推官罗节卿指挥徐承宗率兵千人守关,望风奔溃,贼遂过关,至溧水县杨林桥,典史林文景率兵迎过,不能御,署县县丞赵珠臣弃城走,贼遂由小北门入城,宴饮民家信宿乃去。。。。。。苏松巡扶曹邦辅檄佥事董邦政、把总娄宇以沙兵击浒野关倭寇,歼之。初,贼自宜兴奔苏州,会柘林贼为风飘旋者三百余,进掠陶宅港,邦辅虑二贼合,且为大患,乃亲督副使王崇古会集各部兵,扼其东路,四面蹙之,贼逃至五龙桥,复至梅湾山。我兵随地与竞,颇有斩获。太仓卫指挥张大纲被杀,兵卒伤亡亦众。时政、宇督沙兵守陶宅,邦辅计陶宅贼据险且众,未可进兵,乃召邦政、宇以沙兵助剿一战,斩道十九级,贼始惧奔吴舍,欲潜走太湖,我兵觉之,追及于杨林桥,尽殪其众。此贼自绍兴高埠奔窜,不过六七十人,流劫杭、严、徽、宁、太平,至犯留都,经行数千里,杀戮及战伤无虑四五千人,凡杀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入二县,历八十余日始灭。
本人看《明史》大概也就选择性看了一小部分,谈不上个人做全面客观评价,但我所看过的部分,称赞多,感觉《明史》像是《明粉史》。因此,引用史学界评价来看,明史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整体而言,还是比较客观: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明史,原版为《明史稿》,作者为明朝遗老万斯同,师从黄宗羲,而此二人称得上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当年清朝一开始是邀请黄宗羲修明史的,后来被其拒绝,才请万斯同。万斯同样像他的老师黄宗羲一样,很有民族气节。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因诏请黄宗羲修《明史》,被黄宗羲拒绝。朝中大臣便推举万斯同为博学鸿词科,万斯同也坚辞不就。以后,大学士徐元文出任修《明史》总裁,又荐他入史局。黄宗羲觉得修《明史》,事关忠奸评判和子孙后世的大业,有万斯同参加,可以放心,便动员万斯同赴京。万斯同遵黄宗羲嘱咐,上京后宁愿寓居于徐元文家,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入史局,修《明史》,前后19年。写成明史原稿明史稿500卷,这些稿件无一不由原黄宗羲治下阳明派的文件经过审裁后写出,其艰辛异常,为中国史官的楷模。
因此,万斯同的《明史稿》不会对明朝为黑而黑。虽然几经修改,但《明史》对于明朝的赞美,并不缺华丽辞藻,比如说朱元璋:
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凤都,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至于雅尚志节,听蔡子英北归。晚岁忧民益切,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以利农桑、备旱潦。用此子孙承业二百余年,士重名义,闾阎充实。至今苗裔蒙泽,尚如东楼、白马,世承先祀,有以哉。
说朱棣:
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
而对明朝整体状况的评价是:
循吏传序云: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像这样的最高赞美,连史学界一些学者都惊讶到怀疑人生,认为《明史》简直就是夸大赞美明朝,明朝哪有那么清明:
《明史稿》中,万斯同描绘的明朝疆域为:
东起朝鲜,西接吐蕃。
而几经后来修改,改为:
东起朝鲜,西据吐蕃。
这一改,这句话竟成了今天描述明朝疆域的经典语录。要知道,按照原来说法,或者按照明朝自己的记载“西极流沙”“西极四川松潘卫” 都与吐蕃最西端相去甚远。
《明史》对明朝描述的积极面还有很多,仅以太祖为例,说朱元璋仁义方面,《明史》可谓极为用心,说这本书是最早的明粉,也不为过:
“城下之日,毋杀掠,毋毁庐舍,毋发丘垄。”
“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诸遭乱为人奴隶者复为民。冻馁者里中富室假贷之,孤寡残疾者官养之,毋失所。”
“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即如国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
“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职分之所当尽,祀天地,非祈福于己,实为天下苍生也。”
帝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当其肇造之初,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
“士诚恃富,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
因此,清朝真要有意去为黑而黑,他完全没必要去请明朝遗老万斯同,上面这些赞美之词也完全没必要存在《明史》之中。直接黑就好了,这样一来,告诉天下,自己就是黑社会。
最后看一下,顾城老先生的《我与明史》和《论钦定<明史>作“奸臣传”之微意——兼为严嵩等人重新定位》,清朝当年竟然做过这种事:
负责纂修明史的官员遵照康熙帝为尊者讳的旨意,尽量少记载明朝皇帝的阴暗面。为了掩盖明代皇帝的一些暴虐或昏庸行为,相关官员便把皇帝所犯的错误及责任推到大臣及太监身上,并列名于《明史·奸臣传》,当中的“代罪羊”有胡惟庸、陈瑛、严嵩、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等。
“清代代替明王朝立国之后,对于明代末季记载有关满洲开国时之文献,视为忌讳。从明代万历晚期至天启、崇祯时,均不予保留,在修明史时,对此时期关外满洲事绩,忌讳颇多,清廷进关后,就后接管下明朝政府各部,征集旧时档案,不使其流传后世,天启、崇祯两朝之文书,尤视为重要”。
———单士元 《清代接收明代档案》,氏著《我在故宫七十年》
批判苏联的共产主义精神,行!
践踏苏联的logo,不行!
形式主义那套玩明白了属于是。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往前走 莫回呀头
通天的大路 九千九百 九千九百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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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的大路 九千九百 九千九百九呀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 往前走 莫回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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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的高梁酒呀嘿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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