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三百年为什么不能一统天下？？？ 第1页

所谓“宋吹三件宝——燕云无马敌太吊”，至少“无马”这一条是不成立的。

因为不但北宋的战马储量不如辽人，唐朝的战马储量也不如突厥人等草原民族。而北宋骑兵数量虽然不及唐朝，但胜于五代。

唐朝的马政，确实不是宋可以比的。但是北宋作为基本大一统的王朝，在国力上要远胜于五代各朝，能够维持的蓄马量远大于五代。

（五代亦无河西，虽然前期有燕云，但唐朝后期燕云就已经大规模开发为农田，剩下能够养马的地区并不多；而因为偏重西北轻视东北的战略，唐朝在安史之乱前就已经失去对辽东和大部分辽西的控制了）

按后唐李存勖平定中原，所依靠的不过数千骑到万骑。

而北宋初期官方蓄马量多达17万匹，按照一半可以作为军马，一个骑兵两马来计算，足以支撑一支3-5万人的骑兵。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宋前期地方有一定的自主权，有时能自行组建强兵。如易州位于宋辽前线，地产马匹，其“静塞军”原来只是一支厢军部队，但经过地方上的经营，组建为重骑兵部队，在雍熙北伐后，龙卫军等原来的精锐部队损失惨重，静塞军遂一跃为大宋王朝的王牌。

《宋史》卷二百五十九·列传第十八：会契丹骑大至，驻唐河北，诸将欲坚壁待之。继忠曰："今强敌在近，城中屯重兵不能剪灭，令长驱深入，侵略他郡，虽欲谋自安之计，岂折冲御侮之用乎？我将身先士卒，死于寇矣！"辞气慷慨，众壮之。静塞军摧锋先入，契丹兵大溃。太宗闻之，降玺书奖谕，赐予甚厚。

唐河之战，静塞军大破契丹铁骑，令辽人闻风丧胆。

承矩整兵出拒，迟明，列阵酣战久之，斩馘甚众，擒其酋所谓铁林相公者，契丹遁去。


——《宋史·何承矩传》


契丹入寇，能当城西，与诸将合战，无惮色，大败其众，斩首二万级。契丹统军铁林相公来薄阵，能发矢殪之，并其将十五人，夺甲马、兵械益众。


——《宋史·魏能传》

宋史中出现了两个铁林相公，都被宋军收拾掉了。根据两个铁林相公与宋军正面合战的表现来看，辽国的重骑兵质量实在有限，应当不及当年的高句丽。

（辽与高句丽军队对比详见拙文——人口1200万，王牌军遭高丽全歼，与北宋相爱相杀的大辽是战五渣？）

根据壁画，发现高句丽有精良的具装骑兵。

述等为方陈而行，高丽四面钞击，述等且战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萨水，军半济，高丽自后击其后军，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诸军俱溃，不可禁止，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

——《资治通鉴》

宇文述等人以步兵方阵稳步撤退，与李陵与匈奴大军作战且战且退颇为相似。而李陵以寡击众几乎撤军成功，宇文述在兵力不落下风情况下却在渡萨水时因为后军遭到冲击而大溃，显然出于高句丽具装铁骑的庞大冲击力。

与之相比，辽国骑兵拿宋军有备而行的步兵方阵并没有什么办法。更多的招数是通过断其粮道、冲击正在攻城的宋军、绕过宋军阵线攻其必救迫使宋军疾行失去阵列等等。

当然，高句丽的产马地和铁矿的存量都不及辽国，因此虽然具装骑兵质量有优势，但是骑兵数量和步兵质量，比起辽国要逊色。

就宋辽战争而言，北宋的战马储量不如辽人，但唐朝的战马储量也不如突厥人等草原民族，这是农耕民族的必然劣势。而与唐代常常依赖精良的具装铁骑打击游牧民族相似，北宋的许多胜利，实依赖具装铁骑胜过辽人之功。

所以骑兵当然重要，但是除了数量之外，更重要的是质量。

而宋辽战争中，宋军表现不尽如人意，更多的原因，则是掣肘过多，分权过度。

太祖命李汉超镇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郭进控山西，武守琪戍晋阳，李谦溥守隰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筦榷之利，悉输之军中，听其贸易，而免其征税。边臣富于财，得以为间谍，羌夷情状，无不预知。二十年间，无外顾之忧。

赵匡胤时代收藩镇兵权，而保留一定独立性，使之互相配合，而战争表现就可圈可点。

前面提到，静塞军的崛起，正是地方自主性的结果。而满城之战的胜利，亦是将领自主性的体现。

辽人扰边，命延进与崔翰、李继隆将兵八万御之，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师次满城，辽骑坌至，延进乘高望之，东西亘野，不见其际。翰等方按图布阵，阵去各百步，士众疑惧，略无斗志。延进谓翰等曰：「主上委吾等以边事，盖期于克敌尔。今敌众若此，而我师星布，其势悬绝，彼若持我，将何以济！不如合而击之，可以决胜。违令而获利，不犹愈于辱国乎？」翰等曰：「万一不捷，则若之何？」延进曰：「倘有丧败，则延进独当其责。」于是改为二阵，前后相副。士众皆喜，三战，大破之，获人马、牛羊、铠甲数十万。

应当指出，赵延进是宋太宗的连襟，故他敢于独当其责，而有恃无恐。

宋太宗喜欢自作聪明，赐给下边将领阵图。然而不按阵图打，发挥将领个人能动性，却正是取得大捷的重要原因。

由于预授阵图有害而无利，文臣田锡提出异议，他对宋太宗说：“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之以阵图，不须授之以方略。”(《咸平集》卷1《上太宗答诏论边事》)朱台符也对宋真宗说：“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致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长编》卷44咸平二年闰三月庚寅)但是，军事的失利，正确的反对意见，并未使宋太宗和宋真宗改弦易辙。宋太宗曾亲自告诫傅潜说：“布阵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长编》卷40至道二年九月己卯)

此外，赵匡胤在打大仗时，比如慕容延钊征湖南，王全斌灭后蜀，曹彬灭南唐，潘美灭南汉时，都任命了明确的主帅，事权统一，不然不可能做到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自从赵二任命曹彬挂帅北伐，兵败歧沟关之后，我们很少看见赵官家任命方面之寄的主帅了。

在雍熙三年(986) 辽骑“长驱深入，咸婴城自固，莫敢出战”，使敌军“出入燕、赵，若践无人之境”。在不少战役中，“常以一邑之众，当戎人一国之师，既众寡不作，亦败亡相继”。对于这种错误的军事指挥，连一些文臣也相继提出批评，张洎说，“兵聚则功成，兵分则祸集”，“胜败之道，其理昭然”(《长编》卷30端拱二二年正月)。王禹偁也指出“兵势患在不合”(《历代名臣奏议》卷322)。可是无论宋太宗和宋真宗，都害怕一员大将独掌重兵，而宁肯分兵。甚至象雍熙三年(986)的二次伐辽，也兵分三路，并一定程度上由身居开封的宋太宗决定三军进止，结果大败亏输。

宋辽战争中，宋军的胜利往往是精良的具装骑兵取得的。然而澶渊之盟后，北宋的马政却快速衰败。

当然，考虑到马政的巨大经济投入，以及北宋和辽国互相都吃不掉对方的事实，节约开支不能说有错。然而宋夏开战之后，马政却几乎没有恢复的迹象。

面对善骑的劲敌，宋朝也有人主张发展骑兵，但这种主张不占主导地位，宋朝总的对策还是以步制骑。因为组建骑兵需要大量马匹，而宋朝的马匹主要是通过与贸易得来，需要耗费巨大的投资。“计一骑之费，可赡步军五人”，这是许多官员反对发展骑兵的重要理由。

甚至曾与西夏交战多年的范仲淹也是反对加强骑兵的，范仲淹说“自古骑兵未必有利，沿边市马，岁几百万缗，罢之则绝戎人，行之则困中国”；沈括则从另一角度分析，以为“契丹，马所生，而民习骑战，宋则利弓弩，舍我之长技，勉强其所不能，以敌其天产，未闻可以胜人也”；宋祁说得最干脆：“臣料朝廷与敌相攻，必不深入穷追，驱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则，不待马而步可用矣”。

（按北宋属于温暖期，气温较高，在中原养马死亡率高，北宋马政不佳，不可完全归咎于官僚。然而以太宗朝蓄马多达17万匹而言，若精心经营当有相对充裕马匹可用。轻视骑兵，乃是蓄马不断减少，马政不断废弛的主因）

北宋士大夫以宋初野战倾向导致的军事败绩，大力诋毁骑兵的作用；却看不到北宋前期骑兵在野战胜利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北宋与西夏相攻，大肆修筑堡寨，消耗更大于骑兵。其中颇多堡寨根本没有修筑必要，完全是浪费钱财。如刘沪忽悠范仲淹在无用之地修筑水洛城，就使得熟悉边事的狄青发怒，枷辱刘沪。


不可否认范仲淹在堡寨战术的开创上起到的作用。然而为什么北宋士大夫们如此偏爱堡寨战术呢？正是因为缺乏实战经验的他们，在事边的时候可以龟缩在边境后方，通过派兵修筑堡寨捞取边功，成为在朝堂上晋升的资本。(此处当 @荒木彦吕飞)

不搞基建怎么搞钱呢？这个道理古今皆然。

唐朝比宋朝更讲出将入相，文臣往往事边立功，而后回朝得到重用。然而唐之文臣事边，如娄师德、郭元振、张说，皆擐甲冲锋于一线，宋之君子，如文彦博、明镐、范仲淹、韩琦、庞籍，不曾闻锋镝，岂知沙场之苦乎？

所以，缺马可以凭借质量胜之，而不信任将领则无可奈何。既不信任将领，以文制武，又优容文臣外行指点内行，龟缩在防线后方吆喝，并且轻视骑兵，胡扯“骑兵未必有利”（按“以步制骑”本五代旧法，但讲的是步骑配合，未闻偏废骑兵而能有效执行者），那么军事上想要强，就只能意淫强国了。

当然，经济上的问题也不容忽略，以前写过，直接上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