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后汉人政权的扩张欲望是不是降低了，如果是，因为什么呢？ 第1页

扩张的欲望，或者说古代中原汉人统治者与士大夫的领土与边疆概念是个复杂的问题。例如米华建（James Millward）等新清史学者在讨论内亚帝国岱青固伦时，都会强调清对“中国”的扩大——不光是地理范围上的，也是思维观念上的。不过眼下我对题主问题描述中的其实更感兴趣：

大宋就不说了，明朝咋在前期就放弃了河套......好像没有了汉唐雄风。

或者说，河套是怎么失去的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没有了所谓的“汉唐雄风”吗？

我的回答大致会分为三部分，一是中晚唐到宋初中原政权是如何一步一步失掉了河套的控制，二是略谈宋代的西北拓边行动，三是再补充一下明代的河套历史。

长文。

1、

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胡儿起作本蕃歌，齐唱呜呜尽垂手。心知旧国西州远，西向胡天望乡久。回身忽作异方声，一声回尽征人首。蕃音虏曲一难分，似说边情向塞云。
——唐代诗人笔下的夏州城内粟特舞者

之前一位知友给我的评论，我深以为然：北宋时代的西北边事错综复杂，而其中的原因就要上溯到中晚唐乃至初唐了。的确，如果不了解唐代中后期的西北局势崩坏，去讨论北宋西北无异于盲人摸象。因此，有必要先谈谈唐代前中期河套的地理范围与民族构成。

对于河套这个概念，很多朋友都会带有误解。由于受近现代走西口等事件的影响，人们一提到河套，脑中几乎便是呼和浩特、包头等内蒙古黄河以北的前套、后套平原地区，但是在古代则完全不同。

河套一词，始于明朝。在更早的时代，则被称为“河南”“河西”“河曲”等等，这些不同的词汇，指向的范围其实是相同的：北、东、西三面被黄河包围，南面以白于山-横山山地与黄土高原分隔，也就是鄂尔多斯高原，包括今鄂尔多斯市全部及与之毗邻的陕西、宁夏延边地区。而今日被视为河套核心的巴彦淖尔、呼和浩特等地，反倒不过是此一概念的外延罢了。

唐代前中期的河套地区（一般来说应叫河曲，按照习概仍称河套），被河曲四大都督府所管辖，即夏州都督府的夏、绥、银、宥四州，灵州都督府的灵、盐二州，丰州都督府的丰州，胜州都督府的胜、麟二州，合计九个汉地正州构成了唐代河套建置的基本格局。以贺兰山-狼山-乌拉山-大青山一线山脉下的冲积平原为外线，延安-庆阳-固原-靖远一线以北，黄河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为腹里。值得注意的是，除云州都督府城（单于大都护府城）位于河外丰洲滩以外，灵、丰、胜等诸都督府级驻防城均位于黄河大曲流内侧。

同样，州郡的设置同样会给人带来一种错觉，即该地区是纯然的汉人地区，或至少是以汉人农耕文化占主流地位的地区，但这种想法在河套地区完全不能适用。事实上，唐代河套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民族文化构成与行政建置变革极为错综复杂，除了汉人外还包括粟特、党项、吐谷浑、突厥、沙陀、铁勒、步落稽等许多部族。我们先看唐朝政府在河套地区的汉人统辖人口：

可见在天宝初年曾达到约三十万编户齐民（应包含步落稽等汉化程度较高的部族）的人口极盛，此外，人口主要集中在夏、绥、银一带的陕北无定河河谷，灵州所在的宁夏平原等处，而前套、后套平原等地人口甚为稀少，丰、胜二州的人口还不及总量十分之一（实际上，胜州人口也主要来自黄河以南的入黄河滩）。同样，在整个河套地区，农业范围极为有限，广大地区仍然以畜牧业为主。

我曾在之前的回答中提过唐代的六胡州，这正是唐朝在此的六个粟特人羁縻州。粟特人正是当时河套的一个大部族：在六胡州叛乱中唐军便镇压叛军达3.5万众，并同时在乱后迁徙昭武九姓胡人高达五万多口至河南、江淮一带（后大部分又被放还河套），可见其繁盛。而更令人瞩目的是党项人。党项人祖居安多藏区，自贞观以来渐次涌入河套。如692年，便有号称二十万口党项躲避吐蕃而内附，被安置于灵夏一带。总之，根据陕师大艾冲教授的估计，唐代前期河套地区的人口组成及农牧比例是这样的：

据研究，唐时“河曲”地域的各族人口呈现交错分布之时空特征。贞观二十年（646)）前，“河曲”人口数量可达180000余人，其中汉族、稽胡族人口约有50000人，分布在“河曲”的边缘地带，突厥族人口游牧于“河曲”东半部的夏、胜两州之间，以及西部与西北部，昭武九姓人口定居在“河曲”中西部的灵、盐、夏之间。此后，由于吐谷浑族、党项羌族、铁勒族人口的迁入，民族构成、居民数量与空间分布发生新的变化。迄天宝元年（742）， 汉族、粟特与稽胡等族人口达到305137人（粟特人口为34320人)，突厥族人口约有10000人，铁勒族人口大略为35000人，吐谷浑则有70000人上下，党项羌人口则达约330000人。“河曲”地域的人口总数已达750137人。
“河曲”地域的人口总数已达750137人。若减去农业人口约272485人，“河曲” 畜牧业人口数量高达477652人。

（需要指出的是，非汉族群的人口数量难以确实估计，诸数据多模糊或自相矛盾。例如武则天天授年间的党项内附，《旧唐书》称二十万口，《新唐书》称三十万，《通鉴》却称只有“吐蕃、党项部落万余人”）

同时，农牧业人口分布差异十分明显，农业人口主要集中在河套边缘地区，而牧业人口则居住在河套主体区域。

这就是安史之乱以前河套的大致形势。

2、

及潼关失守，河洛阻兵，于是尽征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谓之行营。曩时军营边州无备预矣。乾元之后，吐蕃趁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虏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
——《旧唐书》对安史后吐蕃鲸吞西陲的记载

安史之乱与随后的吐蕃入侵，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惨重的地缘灾难之一。我此前曾写过回答写过吐蕃强盛给天山东路和河西走廊带来的深刻改变，但是变化的岂止河西与东疆而已？河湟谷地、剑南西川、西洱河等等无不被吐蕃铁蹄踏遍，而吐蕃对陇右高原与河套高原的征伐，同样为当地带去了深远影响。

在安史之乱后不久，吐蕃便向唐朝西北地区展开全面攻击。在几乎没有遇到像样抵抗的情况下，757年破西平，761年攻秦州，762年攻占临秦河成渭诸州，763年横扫陇右关内诸州，深入京畿，进入长安，停留十三天后撤走。此后唐军开始调整防务，抵抗吐蕃频繁的入侵。而吐蕃在已经将控制线推进至六盘山一线，又将固原平凉一带作为其游牧的冬季草场之后，也开始面临正面向东已经难以突破唐军防线进入关中，与已经尽夺农牧分界线，缺乏后继草场的困境。因此，吐蕃人将目光北移，开始将侵略的重点转向关中正北的河套地区，双方围绕着朔方节度使驻地灵州展开了惨烈的攻防战。

767年，吐蕃攻灵州，败。

773年，吐蕃六万骑大掠灵州。

778年，二月寇灵州，四月寇盐州，七月再寇盐州、庆州。

786年，十一月陷盐州，十二月陷夏州，又寇银州，银州无城，军民溃散。再向东攻陷麟州。

791年，寇灵州，因回鹘而退。

792年，攻灵州，大掠人畜。

801年，寇盐州，陷麟州，杀刺史郭锋，毁城隍，大掠居人，驱党项部落而走。

802年，北寇灵州、朔州，攻破麟州。

818年，围攻宥州，于灵武一带大败。

....

灵州，是朔方节度使驻地，是宁夏西套平原的腹心所在，也是在河陇尽数沦亡、唐廷所仅存的北联回鹘、西通西域的交通咽喉，成为了中晚唐西北的军政重镇，而其南部的西海固地区又被吐蕃占领成为其冬季牧场，故吐蕃也力图夺取西套，将原、灵草场联成一片。除了直接攻击灵州外，更是积极攻打其周边的银、盐等河套诸州，乃至向东一直攻打到了陕西最东北部的麟州（今陕西神木一带），展现出了强烈的夺取鄂尔多斯草原以做南侵基地的意图。

甚至，在这种以灵州为中心，袭扰整个河套的作战中，吐蕃还曾进军黄河以北，深入丰州、振武军拂鹈泉，进入漠北草原杀掠回鹘。

吐蕃对整个河套的军事活动，除了屠戮百姓、劫掠牲畜粮食之外，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掠夺人口，目的一是用作军队前锋，将这些汉人的妻子子女作为人质，驱使其上战场；二是抓到后方开垦土地，以补充军粮。如刘元鼎822年在河陇所看到的：

元鼎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杭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密问之，丰州人也。

龙支，在今青海西宁的河湟谷地；当地耕种的汉人，正是吐蕃从黄河以北的丰州，现在的后套平原巴彦淖尔市一带抓过来的。

吐蕃军在灵、盐、夏、麟、丰等河套诸州的侵略，除了给当地居民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外，另一个变化是使得唐朝在此的边防进一步南重北轻。由于后世的明清情况影响，人们一想到河套就是东方呼罗珊，一说起守河套就是赶紧把守黄河以北的土默川。但是正如前述，在鄂尔多斯高原环境全面恶化以前，高原南部才是生产发展的主要地区；而唐朝与其他时代又有一个根本不同，那就是“大敌在西”。帝国最恐怖的敌人，也是陇山-弹筝峡-大罗山上的吐蕃人。萧关再一次成为了农牧分界线，面对灵夏诸州尽皆破败的局面，帝国重建了夏州城、盐州城，并在芦子关以北大修驻防城，以尽可能的有效防御。而787年，夏、绥、银三州组成的夏州节度使司的建立，八千驻军进驻夏州城，更是宣告了南部军事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相形之下，黄河以北的振武军、天德军，不免显得相形见绌、军备松弛。吐蕃人毕竟大部分时候远得很；而大漠以北、帝国的老朋友回鹘人，此时满脑子都是该如何逐鹿天山南北的绿洲，夺取东西方商道的主导权攫取利润。789年他们杀掉了最后一任北庭节度使杨袭古，791年他们终于撵走了吐蕃人拿下了北庭，此后又从残余唐军中拿下西州，803年可汗已可亲自视察当地。除此外还领有龟兹、焉耆等，大有与吐蕃人分庭抗礼之势了。

再者，吐蕃人在河西、河湟、陇右的共同特点是用庞大的移民部族彻底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面貌，不谈河西，陇山东西的原、秦、渭、兰、会、阶、叠、宕、鄯、廓、河、洮等诸州各个都留下了大量吐蕃部落（所谓的河陇复土，基本都是徒有虚名，只是吐蕃王朝解体后边缘酋长们表现了名义上的恭顺而已）；但是河套地带由于以劫掠为主，未能实现稳定占领州郡，故并未有大量吐蕃人进驻。吐蕃人给当地人口带来的实质性变革是——党项部落纷纷东迁，最终成为了整个河套地区的主体族群。

3、

党项愈炽，不可不为区处。
——李德裕

党项在初唐便已时有东迁，而大规模内迁是在安史之乱以后。

安史以后，唐朝西北遭遇到了吐蕃毁灭性的打击，党项也趁势而起，积极配合吐蕃军的行动，“吐蕃、党项岁岁入寇”，几年间党项参与了包括吐蕃破长安和灵州仆固怀恩叛乱在内的一连串行动，大掠关中，京畿震怖。在经历了约十年的扰边后，唐廷最终采用郭子仪建议，将大批党项迁徙至银夏、灵州、延绥三处，建立数十羁縻州。而此后又不断有党项人陆续东迁，甚至进入黄河以北、以东的阴山和吕梁山，逐渐遍布于灵、夏、庆、银、泾、陇、彬、宁、延、武、盐、宥、麟、胜、石诸州。

有大量唐人描述表明党项东迁后人口繁盛，势力愈发雄强。同时，在逐渐取代了原有的粟特、突厥、吐谷浑等诸部落，逐步占据了主体地位后，和唐朝的军事冲突也极为频繁，反复攻略州郡、杀戮居民，让历代唐代君王头痛不已，直到唐宣宗时代后大规模冲突才渐渐平息。唐宣宗在委派白敏中为司空，招讨南山、平夏行营都统去筹备征讨党项时说：

或以竹一个植舍外， 见才尺许，远且百步，帝属二矢曰：“党羌穷寇，仍岁暴吾鄙，今天我约，射竹中则彼当自亡，不中，我且索天下兵翦之，终不以此贼遗子孙。”左右注目，帝一发竹分，矢彻诸外，左右呼万岁。

由是可见党项曾带来的巨大威胁。

此外，党项渡过黄河，挺进河套北部平原也正在此时。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而党项也逐渐涌入丰、胜，挤走漠南回鹘残部，占据了漠南西部草原。

在黑山（杀胡山）抢掠回鹘：

（太和五年，831）九月，丰州刺史李公政奏，党项于黑山劫掠归国回鹘，差兵马使仆固全等七人为贼所杀。

入寇振武军：

（开成二年，837）七月癸亥，党项羌寇振武。

入寇天德军：

太和末， 河西党项羌叛，沔以天德之师屡诛其酋渠。

党项在河套北部迅速崛起，如汤开建所说：

仅云州一处，即得“契苾、拓跋杂虏三千骑”，可见，这一时期进入河套北部地区的党项部落人数之众。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党项部落已遍布于西起丰州之北，东至云朔之境的广袤地区内，它们分为数百个大小不等、互不统属的部落，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隗衍党项、山南党项、河濡党项、沿河党项、黑山党项、模赧山（牟纳山）党项、夹山党项、山后党项、阴山党项等，到辽朝建立后统治这些党项部落时，还设立了“党项国王府”来专门管理这一地区的党项部落。

相反，曾经兵强马壮的唐朝西北朔方等镇，反而在晚唐逐渐走向虚弱不堪。

朔方军是平定安史叛军的武力支撑，肃宗也正是在朔方军将拥立下登基的。但是为了防止河北藩镇重演，朔方镇经历了一次次的分化瓦解，最终由一个辽阔的强藩沦为了京西北八镇的普通一员，最终湮没无闻。朔方军的分化瓦解与吐蕃的衰落，也为党项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而黄河以北的天德镇之流，就更不值一提了。想当初仅在河套北部外围地区（即现代视角下的狭义河套）几个大驻防城中，就有丰安军8000人，定远城7000人，西受降城7000人，中受降城6000人，东受降城7000人，天德军不详，振武军9000 人等。后来朔方镇被切割肢解后，天德镇防区包括天德军、中西二受降城、丰州四地，也就是整个后套平原，但是814 年天德军迁回旧城并增领中受降城后，西受降城仅保留兵士一千人，而中受降城居然仅有五十人！以至于唐宪宗感慨“边兵乃如是其虚邪！”842年漠南回鹘危机时，天德军都防御使田牟出动三千兵，就已经“城中空虚”了。如李德裕所说：

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力常苦不足。无事时贮粮不支得三年，朝廷力犹不及......

生动展示了河套北部天德、振武的空虚无力。所幸北方回鹘汗国并未南侵，而其覆亡后来自图瓦和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叶尼塞吉尔吉斯人又发现其并不知道该如何统治南方的草原而退回了密林中的故乡，使得漠北草原出现了数十年的势力真空，才未出现大的动乱。

当然这种窘况也是安史之乱及之后的吐蕃党项反复入侵造成的巨大破坏，如朔方五城（丰安、定远、三受降城）的屯田，在战后“旧屯沃饶之地，自丧乱以来，人功不及，因致荒废，十不耕一”，人口的损失更为巨大，夏州天宝间三千余户，元和间千余户；绥州天宝间万余户，元和间八百余户。

夏州人口的另一面，则是此时“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沙，属民皆杂虏。虏之多曰党项，相聚于野曰部落。”

晚唐时候，宥州有个人叫拓跋思恭，他原本只是当地一个小小刺史，黄巢军入长安后他打出“勤王讨贼”的大旗，得到了夏州节度使的要职，成功拿到了夏绥银宥四个州。此后他保全实力，拥兵自重，唐僖宗封他为京城四面都统，把他视为救命稻草，然而沙陀骑兵奋力向前，拓跋党项却不动如山。直到李克用攻入长安他才开始进兵，并漫天编造自己英勇作战的事迹，被封为太子太傅与夏国公，赐姓李。此后他又夺取了延鄜二州，还把弟弟推成了保大节度使。拓跋思恭死后，弟、子又接续为定难军节度使。弟弟思谏名义上兼任了静难、宁塞二节度，成为了名兼四镇，实领夏绥银宥鄜五州的独立藩镇。

4、

秋七月壬申，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
——《辽史》对阿保机西征的描述

五代时中原多事，边境不宁。向西，实际控制只能到达秦州天水；北方，李存勖虽然两次在防守战中击败契丹，但也仅此而已。周德威丢掉了临渝关天险（在明山海关以西），后又丢掉了平州卢龙，燕云的形势实际已经很糟糕了。契丹攻打宣蔚盆地一带，亦多斩获。至于河套北部这种边鄙之地，就更不必提了。据载920年契丹军夺取了晋王天德军节度使的地盘，把百姓迁徙到阴山以南，并改名为应天军节度使，后又降为丰州。但后唐、后汉、后周都有天德军节度使一职，难知确实。另辽于1044年置天德军。

原唐鄂尔多斯高原东北角的胜州被契丹攻破，百姓全部被赶往黄河以东。

太祖神册元年破振武军，胜州之民皆趋河东，州废。晋割来献，复置。

除去契丹的河外行动，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五代时期党项的大规模迁徙，一方面是南进占领横山山地，一方面是西进移居兴灵平原，重塑了横山一线到兴灵地区的民族风貌。灵州成了“陷之死地，艰危可知”的飞地；横山一带更不必说，北麓的夏州蕃汉比例已经大致是9：1了。

冯继业言灵州非蕃帅主之，戎人不服，虽卫、霍名将，必见逐矣。

皇朝管（夏州）汉户二千九十六，蕃户一万九千二百九十。

其实，除了西夏国内，以及未来北宋西北延边地区之外，辽国境内，尤其是其西南路招讨司漠南毗邻河套一带，同样有大批党项部落，从丰州胜州到倒塌岭，有记载可查的辽境党项部落有数十股。如果宋真能拿下西夏、金河会盟，大石林牙也许会为这里党项人比契丹人还要多得多而发愁吧。

西夏立国后，夺取了鄂尔多斯高原绝大部分地区以及后套平原，面对咄咄逼人的党项人，宋人有麟、府、丰这河外三州，靠当地的党项豪族形成藩镇格局以在鄂尔多斯东南角稳固立足，抗击西夏；契丹人则夺取了鄂尔多斯高原东北角，置宁边州与金肃、河清二军。三国在鄂尔多斯高原形成了三国鼎立、犬牙交错的格局。

除此之外，河套北部也就是河套平原地区，便无甚可说了。夏人典籍中不厌其烦的描述其在京畿宁夏平原地区如何开垦如何灌溉，却毫无其在后套平原发展建设的描述，只知道其在此有个黑山军司；辽方迁移燕民三百户、防秋军一千到金肃军；迁移九百户民众和防秋军一千到河清军，都只是军事对峙而已，没有什么经济开发的记载。无非再一次告诉我们，在唐末直到五代两宋，前套后套平原就没有多高地位可言，放牛放羊的荒野而已。这也使得晚唐到两宋河套平原的建置差不多全是烂账糊涂账，我们不知道北宋的丰州前后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西夏到底有没有丰州胜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辽夺取天德军后五代却还一直有天德军节度使；我们不知道西夏在后套的军司兀剌海城到底在哪；我们不知道辽夏的边界到底在哪，因为虽然谭其骧地图中辽天德军和唐朝天德军直接画在了同一个地方，但实际上我们根本不知道辽天德军到底在哪，也许所谓的天德军其实就是呼和浩特附近的丰州......

另外，关于河套北部的流变，我推荐知友 @路灯与领带供应商 的这个回答：

跟唐代一样，宋代河套的焦点仍然在南部，主要就是宋夏围绕河外三州和横山山地的争夺战。

5、

自环抵灵瀚海七百里，斥卤枯泽，无溪涧川谷。荷戈甲而受渴乏，虽勇如贲、育，亦将投身于死地。
——宋人眼中的宁东瀚海

对于毛乌素沙地等沙漠的成因，如具体是人类活动还是自然因素为主，如果是人类活动那是过度放牧为主还是过度开垦为主等倒还有争议，但是说唐朝是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一个高峰期，生态环境愈发恶化，则几无争议了。

不过，真正大规模恶化其实是要等到明朝清朝——尤其是明代中期人口高峰+九边完善以后了。明代也曾试图在明长城以北的鄂尔多斯高原南缘发展屯垦，怎奈沙暴愈发严重，根本无法种地。延绥镇后期的日常任务就是植树种草，外加把被沙土掩埋的长城再给挖出来了。至于当年号称肥美的夏州城/统万城、宥州城之类的...早没了。

6、

西人忽被德音，出于意外，虽禽兽木石，亦将感动，况其人类，岂得不鼓舞忭蹈，世世臣服者乎！
——在司马光看来，如果“天朝”能主动“归还”神宗时期“侵略”得来的西夏土地，必将让西夏感恩戴德、甘心臣服

司马光搞的元祐弃地，堪称臭名远扬；不过，有关这种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心理动机，倒也未必就能简单的理解为不想要土地。台湾学者方震华就在《和战与道德——北宋元祐年间弃地论的分析》（已被收入《和战之间的两难》在大陆出版）中深入分析了这种行为的动机所在。

弃地论在宋廷内部争议和、战的环境中被提出，其实是北宋文臣自己设想出来的议题。在西夏使者并未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即主观认定神宗朝所得之地为影响双方未来关系的核心。完全从己方的立场来思考两国关系，乐观的认为只要归还侵地，西夏即会心悦诚服。这种想法渊源于尊崇中国、鄙视夷狄的传统观念，认为高高在上的中国施予恩信，即可令夷狄感恩怀德。这种弃地求和主张，在宋廷内部引发质疑。反对者一方面以“中国故地”来合理化宋对于新得疆土的占有，一方面怀疑西夏遵守协议的诚意，终使还地的范围大幅缩减，显示北宋统治阶层内部理想主义者对务实路线的妥协。
由此可知，弃地政策从提议到付诸执行都仅在北宋内部讨论，并未与西夏进行任何实质谈判，最后以四寨交换被俘军民的决定是透过“下诏”的方式告知夏方。西夏对此未有善意的回应，转而以武力夺取熙河路，其实不令人意外。正因弃地论者虽主张在领土上对西夏让步，但在心态上仍以宗主国自居，期待夏人感恩怀德；一旦夏人对还地的范围有不同的意见，即视之为“夷狄无厌”，而改采强硬路线。由此看来，主张弃地的官员固然反对神宗的拓境政策，但并非无条件的和平主义者，又自认采行的政策拥有道德的正当性；当西夏不接受宋所提的条件，重回武力对抗的老路就成为必然的结果。综而言之，弃地论者自诩礼义为中国所特有，坚持正当性的原则，忽略了国际关系中许多因素是操之于人，仅以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对手，实难形成有效的外交政策；坚持中国的优越地位，也成为北宋与西夏建立和平关系的长期障碍。

宋代文臣们的自我感动未免滑稽可笑，当然话说回来，中国逐渐对周边国家形成正常的现代民族国家关系观念——而不是在传统“天朝”观念与****理想主义结合形成的缝合怪思想，也并不是太久远的事情。

刨除元祐弃地这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举动，从神宗到徽宗，宋在西北毫无疑问是以积极进取开拓领土的形象示人的，完全谈不上缺乏扩张愿望。从横山南北到河湟谷地，从宁南山地到陇右高原，许多自晚唐便已失去控制的地区都被宋军攻占。

战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鄜延路攻占了西夏的米脂、义合、细浮屠、塞门诸寨，环庆路攻占了安疆寨。这样，就与河东路新得的葭芦、吴堡二寨连成一片。这不仅打通了鄜延、河东两路，而且横山膏腴之地也尽为宋疆。元祐四年(1089)，以土地换战俘，宋将葭芦、米脂、浮屠、安疆四寨复予西夏。哲宗亲政以后，绍述先烈，志在征服西夏，大力推行进筑战术，至徽宗末年，鄜延路，自东向西，已将边面向北推进至清边寨、龙泉寨、中山堡、镇边寨、威戎城、芦移堡、御谋城、塞门寨、万全城、通庆城、威德军一线；环庆路已将边面向北推进至怀威堡、镇安城、宁羌寨、九阳堡、观化堡、通化堡、神堂堡、鸡觜堡、木瓜堡、归德堡、清平关、安边城一线，完全包占了横山地区。西夏由此一蹶不振。
咸平以后，宋朝经略的重点是秦凤路。在陇山以西，秦州以北，屡屡出现羌、戎向宋献地的现象。如大中祥符（1008-1016）时，陇山外熟户蕃部献笼竿川，秦州熟户廓斯敦献南市城地。天禧元年（1017），秦州末星族献大、小洛门两寨地。庆历三年（1043），德顺军生户大王家族献水洛城。皇祐（1049-1054）时，蕃部讷支蔺毡献古渭州。治平末（1067），秦州青鸡川蕃官药厮哥献地。熙宁初（1068），秦州心波等族献甘谷地。在此基础上，宋朝向秦州、渭州、镇戎军以西、以北方向实行稳步进筑，建立了大大小小许多堡寨，并由此设置了德顺军。在众多的堡寨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古渭寨。熙宁（1068-1077）时，宋以此为桥头堡，挺进河湟，一举收复熙、河、洮、岷、叠、宕诸州。哲、徽之世，继续向西北推进，建立了乐州、西宁州、廓州、积石军、震武军。在北面，则继续挤压西夏，由此建立了会州、西宁州、怀德军。泾原路的北界，怀德军、西安州，自东向西，以临川堡、绥戎堡、哕没宁堡、定戎堡为边面。会州则以柔狼山、黄河为分界线。熙河路北界以黄河、虬六岭、古龙骨城为分界线。

应当指出的是所谓的永乐城之战并不是多么影响全局的惨重失败，宋神宗更不曾被其打击的丧失信心停止拓边，实际上他此后还充满乐观的继续筹划战略进攻行动，只是很快就病情恶化死了。所谓“死者二十万众”云云，是主和派文臣在其死后讳胜扬败、夸大神宗开边的“祸国殃民”而跑的火车。

7、

我今难□整三秋
与人方便不到头
智兼和会回欢悟
未知明年收不守（收）
——俺答汗治下的丰州汉人因天灾饥馑留下的痛苦诗句

关于明代河套——其实就是丰洲滩土默川——我看到 @教子有方朱元璋 这么一个有趣的说法：

完全是胡说八道，天方夜谭。实际上我看稍有常识之人都不会幻想就16世纪东亚乃至世界那捉急的生产力，在前套平原这种穷山恶水搞农业有可能“河套地区的各种问题，比如气候，灌溉，只精确打击萌粉口中的大萌，而不为难蒙古诸部”

睁开眼看看真实的世界，很难吗？

北地荒旱，永邵卜、朵落土蛮部皆饥困。

且虏中今岁饥荒，头畜多死，东犯不逐，西抢不成，力罢于奔命，计阻于多歧，众叛亲离，内难将作 ，此亦天亡之时也。

此时北庭荒早草少， 俺酋不复过青山，悉众屯牧威宁海之东，去大边可二百里。其党永邵卜、朵落土蛮更苦饥困，易子而食。

又板升逆犯媚虏遮拦，反仇中华，逆天犯顺，理数当诛。即今圣明御世，逆虏数穷，天心悔祸，神人效灵，大雪烈风，严霜震雷，冬春杀草扬沙，牛马多死，天降酷罚，老酋殆毙，神灵共厌。

时冬寒草枯马饥，俺答众惮寇，指（赵）全等怨詈甚。

事实上，明蒙最终实现议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惨烈的天灾打击下，右翼诸万户内矛盾极度激化，板升农业社会已经趋于崩溃！

至于板升社会是不是真如有些描述的那样世外桃源，我也暂且蒙在古里。我只能说嘉靖三十七年到四十二年几乎年年能招降上千逃人，隆庆以后更是猛增（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板升大饥”），此后那些当年主动投奔的头目们甚至也开始“已各有部落，产畜饶富，至是闻风各率众来归”，甚至连赵全这种大头目都要密谋投降；明蒙封贡后第一年，就有4787名汉人逃回宣大；万历五年以后明朝基本就停止接收塞外降人，而土默特汉人也所剩不多，以至于俺答汗扩建呼和浩特时，众首领都认为现有人力无法承受，要求向明朝索要五千民夫、三百匠人；在俺答汗去世后，板升更是趋于瓦解，俺答死后很快就进入天父杀天兄环节，三娘子要嫁给能做她爷爷的儿子辛爱台吉（僧格），乌彦楚和恰台吉的大板升之战爆发，当地遭到极大摧残，汉人纷纷逃亡，连丘富、赵全的儿子都恳求明朝收容。

此后的土默特万户极速费拉化，到伟大的热河省成吉思汗——虎墩兔憨驾临后整个右翼全部崩溃，喀喇沁直接解体，土默特血流漂橹，待天聪汗大军西进后林丹又裹挟大量人口西窜。等到“烧绝板申”后清军收拾残局时，昔年控弦数十万户的土默特万户，居然只能从阴山的深山老林中招抚三千余丁。

但是土默特人的霉运还没有完，在闹出所谓的“谋逆大案”后，爵位被废，自治权完全失去沦为内属，绝大部分牧场都被其他部落瓜分，残存的一小块土地居然有一半被官府占有，完全丧失了游牧生活的可能。残存土地差不多都流入了内地偷垦私垦的民人手中，前套土默川逐渐走向了农耕化。

最后我想引用姚大力在讨论清灭准噶尔究竟是防御性质还是扩张征服性质时的一段话：

在认识这一段历史时，中国读者常常还会遇到一个特别的思想障碍。他们从中国历史的空间范围必须由当代中国的疆域来界定这个完全正确的见解出发，很容易滑向一个顽固而难以改变的非历史观念，即从当代中国版图内自远古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正确主张，错误地推导出如下的论断，即自古以来就一成不变地存在着一个与今日中国版图相同，或者只能更大而绝不能变小的中国。

虽然讲的是整体架构，但是在具体板块的“扩张”“复土”中，类似的以今度古，漫无边际想当然的错误也非常常见。

题主想多了，从来就没有什么“唐以后汉人的扩张欲望降低”。

唐以后汉人政权的扩张欲望一点都不低，哪怕是宋，对交趾、西夏和辽的征服都很积极，不是不想打，只是打不过。明朝前期的扩张更多，攻灭大理，南征交趾，茶马古道，改土归流，陕甘填汉，东进辽东，北击蒙古，七下西洋都是它干的。

你觉得唐以后扩张欲望低，无非是挫宋外战不利，元清又两次征服中国罢了。但这只是异族战力明显提升造成的。前工业时代军事技术和政治体制的进步是非常慢的，固然中原人有先发优势，但异族人又不傻，几百上千年来的技术扩散和体制学习，让他们和中原王朝的差距越来越小了。

战国七雄时异族只有部落形态，到秦汉就形成了大规模的草原部族匈奴，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异族开始建立国家政权并入侵北方，到了五代十国以后，以辽为标志，融合了农耕和游牧的优势，组织能力完全不亚于中原政权的帝国出现了，而且一个比一个凶悍。那汉人和异族打仗要是还和汉唐一样砍瓜切菜反而不合理。

不要觉得元清征服中国不正常，既然都是成熟的国家，组织和技术没有代差，那汉人强盛时能够征服异族，反过来碰到汉人政权的衰落期，异族帝国加以征服也没什么奇怪的。

（在这里顺便插一句：征服的有效性和征服者民族关系不大，更没有异族特别擅长征服之说。以大一统王朝为例，从定鼎中国开始算，元朝征服的后劲比明朝差得多；以割据政权为例，辽、金和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大票异族政权也没有展现出优于汉人政权的征服力，如果抛开清朝这个封建专制臻于历史巅峰的军事帝国，异族在东亚的征服相比汉族毫无优势。清的成功反而证明国家机器的成熟性远比民族属性更为重要）

那你可能要问，为什么以前汉人军事优势那么大，不能消化掉异族的地盘？拜托，400毫米等降水线的概念已经普及很久了，差不多也就是长城界限。再往北就无法稳定农耕，在工业时代到来前根本无法消化，就算汉人过去了，也只能打完退出，留在那里也只能胡化。东北也一样，在耐寒水稻大量引入之前，完全不具备大规模农耕的条件，除辽河平原外千年来一直以渔猎为主，想汉化都汉化不了。明朝对辽东以北未能实控巩固和军事能力无关，纯粹是定居条件问题。

南方就不一样了，广大地域都可以农耕，丘陵地带也可以靠梯田解决，那么汉人当然就能站稳脚跟。

这不是什么民族主义和燧发枪能解决的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西方先进科技的引入和新农业技术的推行，任何中原王朝顶多是在强盛期突进一把，扩张的界限必定被气候所制。你说的汉唐雄风，前期张牙舞爪，后期国力衰退，不也一样乖乖缩回汉族农耕地带，前面的军事征服只能减轻异族的威胁，对扩张汉族核心区没有任何用处。

那么你可能又要问：朝鲜和越南同样也可以农耕，为什么汉人占据不了？

准确的说法是：可以征服，但无法同化。朝鲜这边，因为寒冷和燕山山脉的存在，辽宁人口一直不多，无法稳定控制，也就不能持续对朝鲜输送人力；越南这边，广西西部和云贵高原由于与统治核心区太远，翻越谅山北部的山脉进入越南的地理困难还很大，瘴疠疫病又流行，长期的征服管控的成本太高。古典时期在可接受的成本下，投送距离是有限的。

说白了汉人已经把农耕文明条件下能够占的地基本都占了，扩张边界已经被地理和气候限死了，汉人也已经扩张到了客观允许的边界。把唐以后的政权，包括宋元明清任何一个换成汉唐都不会更好，妄想靠征服欲逆天改命和亩产万斤区别不大。鼓吹民族主义和武德丰沛的精神原子弹很容易给信众打鸡血，然而人不会胜天，现实规律不因感情而改变。清朝以分而治之的方式在一两百年时间里对400毫米等降水线以外的地区大致维持一个高于既往朝贡式羁縻统治的管控水平，在晚期没有彻底崩盘丢失，作为古典农耕帝国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当然你硬要问“为什么汉人不能首先搞工业革命完成征服”，那就是李约瑟问题了，不是这里的重点。当然你很想知道的话我可以试着用一句话概括：东亚季风区封闭、完整和肥沃的地缘条件催生了早早诞生并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和持续增长又缺乏扩张空间的人口，导致了人口扩张达到地理边界后社会共同体内卷化的不可逆加剧，自己锁死了科技迭代的空间。

是不是听起来有种天注定的无力感？那就对了。我们都是地球的臣，仅此而已。

是的。宋以前。科举不普遍，政治是高层的事，底层失位。高层的欲望不计代价。从皇权来说，越来越专制，但国家是一个整体,所有人都在这个整体里，社会越发展，就有更多人参与进来，声音就较多。有太多的算计，合计。高层的个人欲望，国家并不会限制的听从。

唐朝以前，掌权的皇帝和个别大臣，国家想怎么搞都行。没那么多制度规范。不仅是对外扩张，对内也是一样，对皇权和权利的争夺没那么你死我和欲望也降低。对于皇权，汉唐，就是在国家正常的时候，传位都是你死我活。西汉到东汉，从刘帮传给儿子开始，大多数都血流成河，唐朝从唐高祖开始，也是一样。官员也是一样，此起彼伏，争权夺利。皇亲国戚，买官卖官，都是正常的体制。因为国家就是这样运作的。这个时候的国家，整个就是高层利团伙，利益，欲望在支配国家。只要大权在握，欲望就是你的极限。比如汉武，大将军丞相都是小舅子什么的，高官都是他个人赏识任命的。所以对外可以战到底，不管多大的代价，代价不需要汉武个人付出，底下的人没有话语权，对内什么议罪银，豪强，只要权在手，怎整都行。

宋开始，就行不通了。皇权传位很少见血，哪怕不正常的时候。像宋仁宗不是太后的亲儿子，宋仁宗没有儿子，高太后和皇帝有点不和，后面太后和太皇太后政见不同，首相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赵构传位。基本上没见血，赵构传位，明朝也一样。皇权也不可以为所欲为，宋仁宗想给小舅子个位高没啥实权的什么使，被包公口水都喷到脸上了，神宗王安石搞新政，也有人说是与民争利，这在汉唐时期没人敢说半个字，民是什么，在朝堂是无视的，这个民不只是底层穷人，而是朝堂外的所有人。而明朝和宋也也是一样，因为朝堂，不再是基于皇权的个人团伙运作的。官员不再是皇帝的小舅子，老丈人。人家都是考试考上来的，官员的任期，升迁，都有规可循，很多都有独立的想法。皇帝左右不了他们，朝堂运作也有许多规范，高层的欲望受到节制。

看宋朝新旧党争，新党上台，旧党可以地方当官，反之也是一样，来回好几次，全程没死一个人。而且来回，是因为皇权换了人换了想法，不是因为新党干掉了旧党或旧党干掉了新党。要是在汉唐，就是直接干，不会在那瞎BB。

所以宋，明时其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欲望肯定要小得多，或者说规矩多了，受节制多了,文明多了。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有反复，但总的趋势是这样。

以前有日不落帝国，美国敢干吗。

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理解。

自唐朝以后，中国王朝中最有扩张欲望的，也是具有最大不稳定性的军事贵族阶层被极大程度地消灭了。

自汉朝董仲舒对儒学做出重大理论创新开始，儒学家就联合皇帝，和贵族阶层（尤其是军事贵族）开始了长达千年的夺权战争，汉朝的时候一度获得了胜利，而到了魏晋南北朝，贵族阶层携佛教道教强势反扑，但是在隋唐时期，儒学再次获得优势并在北宋获得彻底胜利。再往后，儒学家开始日拱一卒地夺取皇帝的权力，这个过程在明朝已经很明显了，但是在清朝被打断了。

贵族，尤其是军事贵族，最喜欢对外战争，因为如果贵族阶层想要进阶，军功是最好的手段。同时战争频繁则国家要维持大量军队，而掌握军队就意味着权力。儒学家是不掌握军队的，所以只能由军事贵族掌握。

即使是在军事贵族被全面压制的北宋，因为面临辽朝的军事压力，边境大量屯兵，掌握这些兵马的武将也出现了贵族化的趋势。水浒中的经略相公兄弟，大名府的梁中书都是例子。

儒学家，也就是文官集团则是反对对外战争的。一则战功和他们无关，凭借战功上位的将军们反而会稀释他们的权力，二则对外战争需要耗费大量钱财，对于国家行政造成压力，而这的的确确是文官们的锅。

所以在唐以后，宋和明对外战争都很谨慎，除了建朝初期武德充沛的一波，之后都显得费拉不堪。明朝朱元璋一开始定的重武轻文，在除掉一批贵族化的功勋将领之后，也只能变成重文轻武了。

另一个因素是因为到了宋朝中国农业社会发展到了高峰，之后就是长期的停滞。汉族对外族长期具有的科技优势不复存在，只能凭借体量维持，对外战争难以像前朝一样胡兵五当汉兵一，自然就谨慎了。

这两个因素在清朝（前中期）统统不存在。清朝作为异族政权，必须保留贵族阶层对汉族文官形成牵制；清朝无论是打准噶尔，大小金川叛乱，还是缅甸，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火器优势。

如果埃苏丹想从安卡拉出发走陆路访问各国直至访问北京的话，应该建议他在走到一半的时候（喀什）直接换飞机，反正后面那一半路也没什么可以让他访问的了。

再大真的要爆炸了。

---

  SiobhanChristine 网友的相关建议: 
      

唐后是宋，我巨宋扩张欲望再强也没用……

到了明清，反而应该庆幸没有这么强的扩张欲望了。

就是因为经历了这七百年的内部整合，反复叛乱平叛的循环，才会让如今的中国有了强力的向心力。

要是这700年都用来扩张了，那极盛时期的中国版图可能会覆盖大部分地球，然而有什么卵用呢，你不能只考虑盛世，你也得考虑衰弱期啊。

极盛时期的不列颠占领了那么多土地，现在还剩多少？

这就是没有好好做内部整合的结果。

如果明清真的疯狂扩张，搞不好现在的中国就只有河北省那一块儿……咱都是外国人。

最近大家的日子过得如何？

我们鼓楼人民民主共和国正跟下关独立主义叛军打得不可开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