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自称明朝遗民的这些人? 第1页

是一群可敬的人

1645年清军南下，黄道周入福建担任首辅大臣。国势危殆，他乃自请出师，率领门生子弟北伐抗清。出征时，别人看他们的武器只是锄头、扁担，跟他说，黄阁老你此行恐怕凶多吉少吧，黄道周回答：「我知道无补于天，这是把自己的骨头敲碎了来做成药粉，只是希望后人能闻到这一丝药气罢了。」三个月后，黄道周和他的弟子在婺源遭遇清兵，打了这支「锄头军」唯一的一仗。又三个月后，黄道周拒绝劝降，在南京就义。人们从他的衣带里找到了十六字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落款「大明孤臣黄道周」。

1645年，清军渡江，攻占江南。乡居进士黄淳耀（1605—1645，南直隶嘉定）被嘉定士民推为领袖，组织城守。嘉定城抵抗月余后终因寡不敌众被清兵攻陷，黄淳耀在西林庵自缢殉难。其绝命书云「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进士黄淳耀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昧，此心而已。异日虏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事者，当知予心。」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为自己没能成功完成保卫家国的使命而内疚自责，说只剩下此心不昧，可以对越千秋万世。他也希望有朝一日中华光复，后代子孙读历史至此时，能明白他当年的一片苦心。

1645年清兵占领江南后。松江名士、几社领袖夏允彝（1596—1645，南直隶松江）联络义兵图谋复明。兵败后，他不愿忍受投降的屈辱，自沉河塘而死。因为池塘的水太浅、只达腰部，夏允彝不得不弯腰将头埋入水中，到他死的那一刻，仍然腰带不湿、衣背尚干。遗言：「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

清兵攻破江南后，浙东士民退踞舟山岛，在总督张肯堂（？—1651，南直隶松江）的领导下，固守长达数年之久。1651年，清军发动总攻，张肯堂率领舟山军民浴血拼杀十二天，海战、城战、巷战，最终不支。城陷后，张肯堂在官署雪交亭自缢，绝命诗：「寄语千秋青史笔，衣冠二字莫轻删。」守城文武也悉数死难。

崇祯十一年（1639年），清兵劫掠内地，总督卢象升在北直隶巨鹿力战而死。1645年清兵渡江，其弟卢象观在亡兄祠堂内誓师起兵，投身太湖水师，血战败没。幼弟卢象晋（？—？，南直隶宜兴）为明末秀才，念两兄之仇，至1650年仍不薙发，为仇家告发，扭送官府。在留发不留头的政策下，满清官吏有意替他开脱，说「我知道卢象晋肯定不敢违背朝廷的意思，这一定是他当初薙发后一时疏忽，没有定时打理，才让头发又长了这么长」，卢象晋当即反驳：「此发固自明出」！

著名学者朱永佑（？—1651，南直隶上海）在清兵南下后，渡海至舟山，任鲁监国的吏部侍郎，坚持抗清数年。1651年，清兵攻陷舟山时，朱永佑当时已经卧病在床。清兵对他说「薙发则生」，朱永佑回答「吾发可薙，何待今日？」朱永佑言毕，当场就被清兵斫死。

瞿式耜（1590—1650，南直隶常熟）曾任广西巡抚，在永历朝担任内阁辅臣，主持西南抗清大局。1650年，清军攻入广西，瞿式耜以残兵留守桂林。知悉消息的总督张同敞（张居正曾孙）本无守城之责，也毅然泅水入城，与瞿式耜共守孤城。沦陷后，面对清朝定南王孔有德的百般威逼利诱，瞿、张二人坚拒不从。囚禁期间，二公也毫无惧色，还效仿文天祥的事迹，在监室内诗酒唱和，汇成《浩气吟》一编。四十一天后，瞿式耜与张同敞在桂林仙鹤岩慷慨就义。瞿式耜刑前赋诗云：「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

吴钟峦（1577—1651，南直隶常州）师从顾宪成、高攀龙，出入讲会四十余年，被海内推为名宿。清兵占领闽浙时，他已将近七十岁，仍然赴海上参加了抗清义军。他说就算四海之内再也没有一寸土地属于大明，但是「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复也」，只要我此身不死，只要我此志不移，便终究尚有我一人仍为大明之人，尚有我心中这一片方寸之地仍为大明土地。一次，他的弟子以《论语》中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一语请教吴钟峦，问老师：「朝闻道，所闻何道？」吴钟峦仅答了四个字：「只看下句」。

「岭南三忠」之一的陈子壮（1596—1647，广东广州）是明末有名的儒臣，不到23岁就高中探花。1647年，清兵攻入岭南，占领广州。陈子壮毁家纾难，动员乡贤捐资募兵，组织了上万人的义兵出征。终因书生掌兵、实力悬殊，在战斗了大半年后，功败垂成，全军覆没，陈子壮本人被捕，他的长子也在战斗中牺牲了。最终，陈子壮拒斥了清军劝降，坦然赴死。为震慑抗清义兵，清军对陈子壮施以惨无人道的「锯刑」（将人劈为两瓣）。据说在行刑时，因陈子壮躯体晃动，刽子手无法下刀，陈子壮乃对刽子手高喊：「蠢才！界（锯）人需用木板也！」刽子手找来了木板，将陈子壮固定住，这才顺利行刑。至今「界人须用板」的典故，仍在广州父老当中流传。

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率领大明水师收复台湾。翌年永历帝在云南昆明殉国，但台湾仍保存大明衣冠二十余年。郑氏父子不但沿用永历年号，还在名义上拥戴明朝宗室宁靖郡王朱术桂（1617—1683，湖广荆州）。永历三十七年（1683年），施琅攻破台湾前夕，朱术桂在府邸结帛自缢，死前书于壁曰「时逢大难，得全发冠裳而死。不负高皇，不负父母，生事毕矣，无愧无怍」。回望故国，虽已山河涂炭，回首平生，却是无愧无怍。作为大明最后的象征，朱术桂以从容的一死，为大明315年的历史画上了最终的句号。面对天地，终无愧疚。

大儒杨廷枢（1595—1647，南直隶苏州）是复社领袖，一生以清操自砺。国变后，他以一介文士之身深入太湖，联络义师，图谋光复，后因行踪败露被清军抓获。杨廷枢入狱后慨叹：「我自小时候读书开始，就仰慕文天祥的为人。今日之事，正是我平生夙愿。」押解途中，他在船上用鲜血留下了遗书：「遍体受伤，十指俱损，而胸中浩然之气，正与信国（信国指文天祥）燕市时无异。俯仰快然，可以无憾！觉人生读书，至此甚是得力；留此遗墨，以俟后人知之。」又说「只今浩气还天地，方信平生不苟然。」两天后，杨廷枢被押至家乡苏州处斩。临刑时，他纵声高呼「生为大明人」。刽子手手起刀落，杨廷枢首级坠地，仍喊出了后半句「死为大明鬼」。

朱舜水（1600—1682，浙江余姚）师从张肯堂、吴钟峦、朱永佑。1651年，清兵攻破舟山，张肯堂自缢死，吴钟峦自焚死，朱永佑拒不薙发也被斫杀。这一年的秋天，朱舜水在给日本长崎镇官的揭文中说「瑜之师友三人，或阖室自焚，或赋诗临刑，无一存者矣」。乍看平实无奇，读来字字泣血。

郭之奇（1607—1662，广东揭阳）气魄非常，在福建、广东、广西征战十余年，后以残兵退入安南（今越南），为安南人诱捕后绑送清军，解至桂林处斩。在被押送回国的路上，郭之奇回忆自己一生风雨，写下了一首纪事诗：「成仁取义忆前贤，异代同心几自鞭？血比苌弘新化碧，魂依望帝合为鹃。曾无尺寸酬高厚，惟有孤丹照简编。万卷诗书随一炬，千秋霜管俟他年。」其如烈火真金一般的赤诚，让三百多年后的读者也为之击节快然。

「凛凛孤忠志独坚，手持一木欲撑天。」李定国是明末忠诚无比、勇冠六军的抗清统帅。他受封为晋王，也是大明在西南最后的支柱。李定国曾率领明军北伐，数月之内在桂林和衡阳两蹶名王，震动天下，一度逼迫清廷欲划出西南七省与大明议和，几乎改变历史进程。转战十余年间，他也多次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奋勇征战，数度扭转局面。大厦将倾，英雄末路。云南全省失守，李定国以残兵退入暹罗（今泰国）。他听到永历帝被吴三桂弑杀的消息，捶地恸哭「我对不起陛下，对不起大明，又何以面对天下万世？」最终悲愤而死，终年四十二岁，遗言仍要求部下宁愿死在荒外的雨林中也不要投降。李定国的忠勇之精神足以激励民心，让人生死相从。后人有诗赞曰：「老草坡前草树香，磨盘诸将墓堂堂。残碑读罢呼雄鬼，生死都从李晋王。」

「恒干瞿然亦自雄，孤舟横野更飘风。难将幽愤填沧海，剩有悲歌贯白虹。」这是「岭南三忠」之首的陈邦彦（1603—1647，广东顺德）所写的一首诗，读来苍凉悲愤，如挥戈挽日。陈邦彦在清军南下后与陈子壮共同起兵，失败被捕后亦被凌迟而死。在三四百年前的那个时代，这样一种孤舟横野、悲歌忧愤的感情也蔓延在中华大地无数父老姊妹的胸中。

学者在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时发现，许多遗民在薙发易服时，就亲手撰写了祭祀自己的祭文，表明其独立不迁、昂首天地的精神生命已同衣冠发式共同消殒。遗民方以智（1611-1677，南直隶桐城）更在薙发时撰写的自祭文中说：「汝以今日乃死耶？甲申死矣！」认为早自甲申年（1644年）清军入关、家国破碎之时起，他便已如行尸走肉一般苟活于世，尤令人感到沉痛。后来，方以智参加武装抗清，兵败后出家为僧，在广东被清军抓获。押解途中，船经赣江，路过江西万安惶恐滩。方以智想起了文天祥〈过零丁洋〉之诗「惶恐滩头说惶恐」，感到深愧前贤，一跃自沉殉国。

1651年，大明军民坚守舟山城，血战十二日后，不敌沦陷。舟山抵抗之惨烈，为当时所罕见，令满清方面也感到心有余悸。城陷后，守城文武悉数死难。苏兆人（？—1651，南直隶吴江）是总督张肯堂的弟子，追随老师一同守城、一同殉难。他的绝命诗说：「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孤忠惟自许，义重此身轻。」

吕留良（1629—1683，浙江崇德）是有名的遗民，也曾与家人起兵抗清，并且亲眼目睹了与他共同长大的侄子吕宣忠被清廷抓捕杀害。这种悲壮惨痛的记忆是今人难以想像的。多年后，吕留良整理宣忠遗稿，想起当年死难的侄儿与自身辱身苟活的经历，惭愧焦灼之情仍然让他忍不住感愤流泪，说「比向当年一半遗，书成涕泣欲何为！甲申以后山河尽，留得江南几句诗。」令人动容。

1651年，清兵进犯舟山时，年过七旬的吴钟峦正在隔海相望的普陀山。他听说了讯息，想到自己的老师、弟子、好友与儿子都在明末的山河剧变中先后殉难，又思考到自己将来会以如何面目见亲友于地下。于是，吴钟峦备船渡海，潜入即将沦陷的舟山城，与挚友张肯堂诀别说「我先行一步等您了」，随即到文庙右庑，留下绝命词，奉先师孔子神位，举火自焚而死，享年七十五岁。他的遗笔现今只存最后两句，曰：「只因同志催程急，故遣临行火浣衣。」意思是，因为亲友感召甚急，他只好在临行之时选择以烈火浣洗自己的衣衫。

1645年，清兵攻入福建，掌握军政大权的郑芝龙薙发降清。其子郑成功苦谏不成，乃下定决心叛父起兵，他说「子尝闻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郑成功亲赴孔庙，焚烧儒服，对孔子像起誓，誓以孤臣孽子之心恢复大明、重整河山。此时的郑成功年方二十，手下只有两条船、不到一百人。在尔后的十六年间，他以忠义为旗帜，转战闽浙，践行着他的诺言，成了大明在东南最后的支柱。直至弥留之际，郑成功想到大业未竟，痛哭嚎啕「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而去世，终年三十八岁。

对于明末清初的变乱，顾炎武（1613—1682，南直隶昆山）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的异同。他还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明朝的灭亡，不仅是朱明皇室一家一姓的「亡国」而已，更是华夏文明到了「亡天下」的危急之秋，因此尤需要全天下的读书人和普通百姓挺身而出、执干戈以卫文明。

张煌言被誉为明末的「一代完人」。他25岁投笔从戎，起兵抗清，转战崇山峻岭、惊涛骇浪近二十年，被称为岳飞再世。在永历帝被杀且郑成功卒于台湾后，张煌言仍然徘徊在浙江外海希图再举。清廷认为只要煌言不死，那么反清复明的义师终将再起，乃大举搜山捡海，终将其抓获。被捕后，张煌言丝毫未惧，提笔写下了一首〈放歌〉：「予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予之浩气兮化为雷霆，予之精魂兮变为日星。尚足留纲常于万祀兮，垂节义于千龄。」1664年九月初七日，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中原最后一位大明人张煌言，在杭州弼教坊就义。行刑时刻到了，张煌言眺望着一如往昔的西湖山水，俯瞰着早已薙发易服的围观百姓，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轻声感叹道「好山色」，随后坦然就戮。山色依旧好，家国已沦亡。「好山色」是张煌言的遗言，也是大明留给这片土地的最后一句话。「好山色」，是莫大的伤感与莫大的悲痛，也是无限的留恋与无限的希望。

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1631—1647，南直隶松江）是知名的英雄少年。他自孩提时起拜名士陈子龙为师，不到十岁以诗文闻名于世。清军南下，夏允彝抵抗失败。夏完淳亲眼目睹了父亲自沉殉国，也愤然起兵。征战数年后，因强弱悬殊失败就逮。在狱中，夏完淳写信与母亲诀别，说「一日中兴再造，则庙食千秋，岂止麦饭豚蹄，不为馁鬼而已哉。」 意思是，有朝一日中华光复，他相信自己将作为烈士被后世所永远怀念，长受祭享不绝，所以不必像一般人一样只求不做个饿死鬼就好。1647年，夏完淳在南京就义，时年16岁。

「汝知文天祥否？江西只闻断头宰相，不知薙发学士。」1646年，内阁大臣傅冠（1595—1646，江西进贤）在福建汀州被清兵抓捕后，面对劝降时如是说。

1646年，福建全境失陷后，唐王朱聿鐭（1605—1647，河南南阳）乘船至广州。十一月初五日，他在大学士苏观生等人的拥护下登基称帝，年号绍武。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广州失守。苏观生见大势已去，写下「大明忠臣，义固当死」八个大字后自缢而死。绍武帝被抓获。清军送饭给他，他说「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于地下？」遂以大明天子之身自缢殉国。壮矣哉！

「江阴八十一日」是明末历史上最悲壮的片段之一。1645年，满清颁布薙发令，原本打算归顺的江阴士庶一片哗然，决定为了尊严重新拿起武器。在典史阎应元（？—1645，北直隶通州）的领导下，江阴军民拼尽了万千血肉之躯，以弹丸之地抵抗滔天之敌，坚守长达近三个月。浴血奋战至第八十日，眼看城破在即，阎应元登上东城门楼，挥笔写下一联：「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书毕继续上马，直至次日力战而死。城破后，江阴城的十万百姓没有一人投降，而阎应元所书的那副对联，也成了明末忠义精神的最佳写照。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随后一统南北。当年02月15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文）（1866—1925）率领文武百官赴明孝陵，以最隆重的国家礼仪祭祀明太祖，告慰此前二百余年间屡仆屡起的反清义士。孙中山在祭文中表示，光复大业终于完成，他本人以及全国同胞，面对明太祖的在天之灵时，终于不会再感到愧疚了：「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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