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满清没亡于太平天国却亡于辛亥革命？ 第1页

清政府在辛亥革命中覆灭，大致上的原因有几方面组成，清政府在辛亥革命中灭亡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几方面的：

1.清政府自从清末新政以来，就走向了托克维尔式的发展定律及其带来的悖论，即对于清政府这样的封建集团，在近代的改革是必须的，但是改革的尽头有可能走向清政府自身的消亡。清末新政的改革是必须的，这是由内外两部分原因组成的，其一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列强需要一个具有一定行政效率和近代化行政能力的清政府作为合格的代理人，以便在中国的各项事务的运作中能够得到有效的接洽与执行，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在八国联军战役后，其旧有的各项封建运作机制彻底毁坏，不得不寻求近代化制度改革，以满足近代中国的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快速发展，除此之外，清末新政的快速上马，还有两点直接原因，其一是根据辛丑条约，需要惩办在八国联军战争前后，盲目排外和支持无差别突袭在华外国人的大臣，这些大臣中即包括绝大多数自洋务运动以来的最为顽固的守旧派大臣，如徐桐，刚毅，载漪等。其二是根据辛丑条约，华北绝大多数省份需要“停止文武考试各三年”。徐桐，刚毅等被作为“祸首”加以集中严厉处罚，令清末新政的充分执行提供的必要保证，事实上在清末新政期间，“要不要彻底改革”已经不成为一个值得进行缠斗的话题，各方势力争夺的是改革的主导权，而不是改革本身的合理性（如瞿鸿机和袁氏的矛盾，不在于是否废除军机处，而在于废除军机处以后，是否需要建立袁氏集团主导的内阁。）。而人才的积压令清政府不得不考虑废除科举制，建设近代教育制度，科举制度的废除一方面导致传统文化受到致命一击，从此不能在中国文化脉络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另外一方面科举制度的废除令大量的受过私塾教育的人才（最起码识字）得以向中心大城市集中，一方面这些人为清末发展工业技术和编练新军以及进行基层组织构建提供了大量的人才积累，另外一方面科举废除以后，中国教育的核心彻底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更进一步向中心大城市集中，从而令小知识分子得到进一步集中，有利于其作为一个整体，接受近代化的知识和教育并结成体系展开工作（比如新军），中小知识分子在城市集中，又接受了当时先进的西方近代文化，便成为中心大城市中立宪派或歌名档的中层节点，推动了清末中国社会的转型。

清末新政的核心是清代行政机制的近代化革新，在这个问题上，清政府处于典型的托克维尔悖论中，一方面清政府迫于各方面形势，不得不进行比较大幅度的近代化改革，另外一方面，清政府改革需要大量留学学习近代行政，经济，法律，工业技术，教育等方面的人才，而这些人才在海外留学期间，看清了当时近代中国的贫弱的局面，又主动或被动的大量接受了西方近代的一系列先进的zz经济学知识，加上20世纪初兴起的民族主义热潮，令其回国以后对清政府本身及其一系列的封建保守的做法存在很强的抵触心理，导致了清政府自身面临的局面更加棘手。

2.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以及日俄战争的连带效应。准确的来说，清政府的运气既可以说不好也可以说很好，清末新政启动的时候，恰恰是欧洲民族主义思潮夹杂着垄断资本主义一同兴起的年代，清政府作为满洲亲贵为主导的一个封建统治集团，在这方面处于天然的被动状态，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旧日本击败旧俄罗斯帝国，更加加剧了这种思潮的发展和壮大，同时也成为了反对清政府的各个势力进行动员的最合适理论，无论历史真相细节是否如史料记录，扬州十日，入关圈地以及剃发在清末小知识分子及粗通文字的下层青年中均被认为是完全真实的。清政府的幸运在于1912年清帝溥仪主动退位，如若清政府继续顽抗，或可以支持到1919年，但那以后，伴随着德奥集团战败，清政府或遭到更加彻底的清理和毁灭性打击。

3.清末地方督抚军政集团离心力的加强，总的来说，自太平天国覆灭以后，清末地方督抚和清政府之间关于地方自理权限的划分，是一个反复拉锯的过程，但自从东南互保以后，地方督抚绕过清政府，直接联合上海的英法公使及领事，在所管辖的省份内压制义和团，保证社会秩序，标志着地方督抚的权限得到了极大的巩固，清末新政以来，由于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的限制，清政府财力枯竭，不得不编练北洋新军（仅六镇，兵力最多时15万人）自保，地方秩序仰赖地方督抚自行编练的新军，这些新军一方面用于保证地方秩序，另外一方面也是地方督抚权力的保证，更加标志着以省籍编成“省军/系”同时利用师生，宗族及同乡关系加以严密控制的以“近代化省军”为核心实力进行利益争夺的民国早期基本军政架构的形成（1912-1945，典型的如后来的直军（吴佩孚，曹锟的新直军），奉军（张作霖），粤军（许崇智，张发奎），浙军（陈其美（陈士英）），旧桂军（唐继尧），晋绥军等）1945年以后中央军系统极大的合编了地方系部队，东北军，西北军，粤军，川军系统基本上丧失自主权，有战区级别，可以自由行动的省军仅留下果脯内部有充分zz支持的桂系，滇系，晋系和绥系4支。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等不是近代化军队，且在甲午战争以后基本上自行解体了，故不计入其中）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后，首先建设咨议局，咨议局的出现，给各省地方军政经学等各方面负责人提供了一个合法且自主的议事机构，对地方督抚的自治进行了长期合法化保证，进一步加速了地方集团的离心化。1908年以后，清政府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强行推动地方督抚权力的整合，而拒绝在清政府架构内给予足够的zz地位进行交换，加速了地方督抚的离心，导致了南方地方督抚在辛亥革命时快速脱离清政府。

清末自曾国藩起，地方督抚的离心便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清政府自身的各方面的限制导致清政府加速整合地方的行为不仅因“满汉之辩”的问题而得不到足够支持，而且会很大程度上刺激地方集团的加速离心，反而削弱了清政府高层自身在清政府整个官僚集团中的公信力，令辛亥革命的进程进一步加速了。

辛亥革命的直接原因大致上有三个：

1.清政府在1908年整合地方以及建立“皇族内阁”

2.立宪派三次立宪诉求的驳回

3.川汉铁路事件（最直接原因）

清末局势走向，准确的说是清政府，立宪派，歌名派的三方博弈，其中，袁氏则在三面均下注，利用北洋军的力量作为支持，实现了其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从清末新政的情况来看，清政府和歌名派处于两极，二者的冲突基本上不可调和，立宪派则居于中间，但是立宪派本身就包括了绝大多数的洋务官员，地方督抚，地方民族企业家，部分留学生，地方开明士绅等，因而其实是具有相当庞大力量的一个集团。其本身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立宪派身为清政府的组成部分，其合法性来自清政府，因此其需要和清政府进行合作。另外一方面立宪派自身利益及话语权的扩大来自清末的改革，因此立宪派对建设近代化国家结构及其行政体制的推广和深入是持欢迎态度的。

1906年以前，清政府和立宪派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清末新政在这个阶段主要是立足于近代化行政体系的形成，对清政府而言，其需要立宪派及其麾下人才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和落实，对立宪派而言，清政府毕竟维持了表面上的统一，为清末新政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大环境，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在于建立近代化新军，推动「商法」，建设商部，令地方及民间资本开设民营近代化企业完全合法化，建设近代化的法律体系，如改刑部为法部，取消大理寺，废除繁冗无用的机构，如漕运总督，河道总督，以及废除科举制，落实「奏定学堂章程」，建设近代化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体系，开办国立/省立大学堂，这一系列措施改变了清代的行政机制，令清政府有了初步的近代化行政架构，受到社会的欢迎，因此这一时期，立宪派和清政府基本上没有矛盾。但这一时段的改革不涉及清政府的最终决策机构，如军机处，预示了后一阶段更激烈的博弈。

准确的说，清末新政第一阶段应该持续至少十年，1901-1906年这五年时间进行制度建设，即使建成近代化行政单位，新政的落实和贯彻也需要时间，但1906年的日俄战争彻底改变了清末各方的博弈平衡，1906年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俄国，打破了白种人横行世界的“种族神话”，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看来，这是“立宪国的胜利”，因此地方督抚以下便要求清政府讨论立宪的问题，立宪涉及到清政府军机处为代表的最高决策机制的变革，因此各方都非常深重，就慈禧本人而言，她不希望自身权力受到限制，但是日俄战争失败的俄国爆发了1905年歌名，令其不得不考虑不立宪的危机，因此最终慈禧宣布预备立宪，时间9年，从时间上看，9年时间并不是严重的拖延战术，中国在2000年的封建制度下，突然转化为立宪国，其中的过渡与平衡都需要时间，何况清末新政的落实尚且有待完成，因此这个结果是各方面都能比较满意的。立宪本身被确认合法性，但是究竟是进行英氏虚权君主立宪还是德式实权君主立宪，就成为接下来的双方斗争交点。

清政府预备立宪以后，突然爆发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起源于慈禧在1908年病逝并在死前干掉了光绪帝，就问题本身而言，这是慈禧一生中最后一次误判，慈禧干掉光绪，本身是出于维护叶赫那拉氏的利益考虑，光绪帝不在，溥仪继位，生母和嫡母都是叶赫那拉氏，溥仪对叶赫那拉氏并没有切身的仇恨，且可以让同治皇帝有名义上的子嗣，与慈禧家庭内部是合适的做法，但是这对于清政府而言，总体是弊大于利的：光绪帝是清末新政期间虽然没有过多实权，但是他是国内外君主立宪派的“精神领袖”，且光绪帝在死前年龄仅40左右，恰好人到中年，行事稳重，可以平衡清政府和立宪派，且光绪帝本人主张推动立宪，有利于落实立宪。

光绪帝的病亡和溥仪的登基，导致了两个恶性后果：1.光绪虽然在大多数年代没有实权，但是他已经名义上执政34年，其位置没有争议，有利于整合清政府内部和立宪派，同时光绪帝从小受到严格的教育，后来成年以后又有很长时间的洋务事务办理的经验，均强于后来的载沣。载沣16岁以前（1883-1899），慈禧对载沣并没有过多的zz要求，当时的想法是光绪亲政，因此载沣受到的教育，明显宽松于光绪，这对载沣人格和能力的形成产生了先天性影响。溥仪继位，载沣辅政，则导致一票同治旁支的亲贵（如恭亲王溥伟）产生了竞争的想法，导致了清政府内部的内讧。

2.溥仪-载沣-隆裕的体系，倒挂了同治光绪年间的“叔嫂共治”体系，这个体系是晚清特有的现象，慈禧以同治/光绪的名义，掌握主导地位，而具体行政事务，尤其是洋务的决策和办理及落实，则由皇帝的生父或者近亲进行总管，二者是合作和矛盾并存的关系，尽管这个体系在当时是权宜之计，但是由于同治早亡，光绪帝因为各种原因不能亲政，因此这个体系是晚清最高决策体系的构建形式。由于在这个体系中，总的来说是太后强势而亲王弱势，慈禧占据主导地位，先后更换了恭，醇和庆三位亲王，每一次易枢都加强了慈禧的主导地位，到了最后，庆邸对慈禧完全唯命是从。慈禧死后，隆裕根本没有能力占据这个主导地位，大事仰赖载沣，载沣性格并不强势，只是他在清政府中的角色比较强势，又造成了载沣是“弱势人物占据强势位置”的问题，叔嫂共治位置的倒挂及载沣自身威望，能力的缺陷共同导致了慈禧死后，清政府内部的混乱，以及清政府同立宪派更为激烈的争执。

清政府的立宪过程，理论上应该是清政府和立宪派合作，通过立宪削弱淡化歌名派的立足要点的过程，实际上由于清政府糟糕的执行情况，实际上是一个把立宪派不断推向清政府自身对立面的过程，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后，立宪派和清政府初步达到了一个平衡，但是在其后，双方就“模仿何种体制进行立宪”又产生了激烈争执。虽然德式/日本式立宪不符合立宪派的根本诉求，但是当时中国整体的旧思想依旧较为浓厚，寻求稳妥保守的德式立宪并不能说没有可取之处，可是，接下来清政府的行为却不断触碰立宪派的底线。首先，清政府最后颁布的模仿旧日本宪法的「钦定宪法大纲」，相比于旧日本的模板，进一步强化了皇权，弱化了国会，就其本身而言即存在问题，更何况清政府与旧日本天皇的性质不同，旧日本自诩“万世一系”，天皇在旧日本的确具有极大的国民认可度，清政府本身作为满洲亲贵集团，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大背景下本来认可度就不会高于旧日本,因此钦定宪法大纲颁布，进一步加剧了立宪派对清政府的不满，但立宪派此时尚且认为，落实行宪是第一位的，因此依旧配合清政府制宪。

其次是载沣集团的两方面行动导致了清政府和立宪派合作的最后破裂，就载沣个人的能力，行为和性格而言，载沣是弱势人格者，但却居于强势地位上，因此其威望远不及慈禧，载沣对自身威望不足的焦虑导致其不断集中自身权力，因此载沣首先罢免了袁氏，其次又组织了“皇族内阁”，载沣试图逐步收回地方督抚集团及立宪派权力的行为刺激了立宪派，导致后者更加急迫的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立宪派的三次请求均被清政府驳斥，最终导致其对清政府完全的失去信心，进而寻求和革命派合作。同时，虽然载沣试图整合清政府内部，并将自身基本盘人员大量安置在各个关键部门，但是载沣没有能力对清政府内部的实力派进行充分压制，载沣对清政府内部的整合措施往往不能充分执行，反而加剧了清政府内部的分裂。同时也导致清政府的基本盘急剧缩小，加剧了清政府自身的危机。

在这样的情况下，歌名派快速的和立宪派取得共识，立宪派在载沣三次拒绝召开国会以后终于被逼到底线，因此，立宪派占据的大量社会及经济资源被大量用于支持歌名派，从而导致了辛亥革命得以快速灭亡满清。在整个三方博弈中，袁-庆集团作为晚清唯一一支整合了清政府高层行政资源，中层管理资源（北洋大臣下属各近代化机构，如天津机器局，保定军校，北洋军各镇管带（即师长，如曹锟））和基层军事力量（北洋军）的集团，在清末博弈中居于超然且独特的地位，在整个过程中，庆-袁二人对清政府和立宪派+歌名派分别反复博弈，各取所需，最终在各方基本满意的情况下，达到了各自的预定目标，这个问题就是之后需要论述的了。

时间所限，以后再增补吧

没有亡于太平天国只是表面，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彻底动摇了清朝的经济、政治、军事根基。

在1853年英国人做了个统计，发现人口超过2亿的中国，从英国进口的纺织品——当时的主要工业品——还不如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多，对于这个数据，英国人的看法是中国当时的小农经济足以自给自足以至于不需要从国外进口工业品。

而太平天国运动则彻底打破了中国经济的稳定，由于运动波及富裕的江南、甚至延伸到中原、山东等传统农业区，几乎当时中国的主要农产区除了四川以外都受到影响，这种影响彻底破坏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和收入，使得作为中央政府的满清朝廷无力再维持统一的政治与军事行动，允许当地豪强自行招募军队平匪。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期间，刘虞也上书朝廷要求允许地方自行征募壮丁平乱，这是东汉后期军阀割据以及三国演义的开始。同样，在满清允许地方征召团练的时候，也代表自己走上了与东汉一样的不归路。

同时，满清掌握的八旗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利后，能够使用的军事力量基本只有汉族地主武装的湘军、淮军等，而这些地主武装的代表曾、左、李等后来也因此进入中央，成为实力权臣。再往后，就是地方大员的强势化，最终在庚子之变中引发了代表着王朝崩裂前兆的“东南互保”。

庚子之变之后，当时的中高级官员都已经看出，改朝换代时机已到，需要的只是点燃引子的火星。所以辛亥革命只是凑巧成为点燃这个引子的一个火星，而引子本身在太平天国北伐时就已经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