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时国府早点让出副总统和行政院长是否尚有可为？ 第1页

大家说的都很对，但当时国民党根本没有让出政权的意愿。重庆谈判几乎是以我党单方面妥协而告终的，国民党一直很强势，这跟之前和之后的几次谈判都有所不同。

我请大家注意一下，重庆谈判前我党提出的草案、双十协定本身以及接下来的旧政协5项决议的区别。

如果大家看一下我之前写的《历史上有哪些当时看起来在下很大盘棋，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的事？ - 知乎 (zhihu.com)》就会发现，从1944年开始，我党的主张就是联合政府，赫尔利第一次斡旋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把我党的联合政府与国民党许诺的“参加政府”混为一谈，结果闹了个大笑话。七大的报告主题也是《论联合政府》，在这前后的另外几次谈判我党在联合政府的问题上也没怎么让步，然而到重庆谈判时联合政府的主张却消失了。

在我党提交的重庆和谈十一条意见当中，最关键的是第9、10两条：

（九）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省府主席，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十省副主席，北平、天津、开封、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推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选。
(十）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公平合理的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解放区部队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军委会及其他各部的工作；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可以看得出，教员他们从一开始要价就大大降低了，从联合政府变成了参加政府。那么是不是我们过于抠字眼呢？

不是，理由有二：

其一，在8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教员明确指出：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最大困难，现在就要实行了。希腊、法国的共产党人得了雅典、巴黎，但政权落在或主要落在别人手里；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

法国的路，就是当年法共的路，承认戴高乐，参加政府。

其二，在9月4日国共在重庆举行的第一次谈判中，周恩来对我党所做之妥协和让步做了一个集中的说明：“我等已作了尽可能之让步，第一，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作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既认为有推翻政府之顾虑，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党派会议。第三，国民大会之代表，中共主张普选……中共虽不能放弃主张，亦不反对参加，现亦未打算在北方另行召开会议。凡此让步，皆为此次谈话之政治基础。”

这里明确说了，联合政府做不到，只要求参加政府。

而最后的双十协定当中，也果然没有联合政府这一条，只提了各党派合法化和召回政治协商会议，连参加政府也搁置了：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侯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双十协定公布后，尽管国内大部分情绪倾向于欢呼。但以民盟中的少部分人却开始指责我党“调子太低”，这种指责一直持续到旧政协召开前。重庆谈判结束之后不久，10月19日，民盟发表全国临时大会宣言，表示：“中国民主同盟始终相信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当前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再次强调了联合政府的重要性。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3个月后的旧政协会议上，联合政府居然又复活了，不仅复活，而且以相当顺利地方式通过了改组国民政府为多党参加的联合政府的决议。在这份决议中，尽管否决了我党提出的三三制主张，但国民党也只占据了新的国民政府委员的一半，未能过半，保持了我党接下来在政府内足够的影响力。

此外，在国大的决议中，虽然我党做出重大让步，承认旧的国大代表有效性，但国民党也不得不做出一定让步，新增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名额，其中我党和民盟超过四分之一，有权利行使否决权。

在宪法草案的决议中，否定了五五宪草，否定了总统制和五权宪法，实际上肯定了内阁制。这为在野党提供了较多制衡的权利。有趣的是，今天的台湾政坛上，反对党也再次祭出内阁制的主张，看来逻辑是相通的。

政协会议后，教员曾起草一份电文，“同意以周、林、董、王（若飞） 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这表明，我党当时确实曾经考虑过参加政府。

从这个脉络梳理下来，大家就能发现问题，从抗战前，到重庆谈判，再到旧政协，我党的调子经历了一个从高调，到“低调”，再到高调的过程，这背后反应的是当时国内外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而不是蒋介石的私心和权术。

重庆谈判前的一段时间内，国民党遭受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引起国内外一片哗然。这种情况下，我党自然采取攻势。

重庆谈判前后，国民党一手摆平美国，请美国派飞机运送国军接收各主要城市，一手摆平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换取苏联对我党的不支持。但当时国民党的优势，形式大于实质，国内局势晦暗不明，上党战役更是以我党获胜而告终。这种情况下，我党只得采取守势，力求保留解放区和人民军队。

重庆谈判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党制定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总体战略，抢占东北，苏联在一段时间内不阻止我进占东北，美国则力图通过马歇尔这位强势人物居中调停。国民党再次沦为各方批评的对象，直到四平决战，才用实力彻底翻身。

事实上，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已经吃定我党了，连联合政府都不允许，又怎么会考虑让出行政院长呢？

根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说法，当时我地下党员搞到了国民党的底牌：

国民党在军队问题上最后可能让至十六个师，所谓允许中共参加政府是考虑在中央各院增设一名副院长，省主席之说是如果毛泽东愿意可任命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大会则要保证国民党代表占十分之七以上。

看见没有，连个部长都没有，唯一有实权的可能也就是新疆省主席了……

当然如果说官职，当时我党确实考虑了5个省主席、10个省副主席以及4个特别市副市长，以及北平行营主任。

但这些只是坐地起价，我党的实际底线是要保留解放区和人民军队，至少要保留大头，南方的几个小解放区可以考虑让步，所以中间曾经四次降价。《双十协定》中是这样描述我党为保留解放区而如何煞费苦心的：

关于解放区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方面开始提出三方案，为依照现在十八个解放区的情形，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并即以原由民选之各级地方政府名单，呈请中央加委，以维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重划省区变动太大，必须通盘筹划，非短时间所能决定。同时政府方面表示：依据蒋主席曾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国军令统一之后，中央可考虑中共推荐之行政人选；收复区内原有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为党派关系，而有所差别。
于是中共方面，提出第二解决方案，请中央于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山西、山东、河北5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省府主席及委员；于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等6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省府副主席及委员（因以上11省或有广大解放区或有部分解放区）；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4市，得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副市长。于东北委中共推选之人参加行政。此事讨论多次后，中共方面对上述提议所列推选省府主席及委员者，改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4省，请推选省府副主席及委员者，改为晋、绥两省。政府方面表示中共对于其抗战军事著有劳绩，且在政府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决定任用之。倘要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副主席等，则即非真诚做到军令之统一。
于是中共方面表示可放弃第二种主张，改提第三种解决方案，由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重行举行人民普选，在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监督之下，欢迎各党派各界人士选贤参加举办。凡一县有过半数区乡已举行人民普选，实行民选者，即举行县级民选，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省级行政区级民选，选出之省区县级政府，一律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此省区加委方式，乃非谋政令之统一，惟县级民选加委，可以考虑，而省级民选，须待宪法颁布，省的地位确定以后，方可实施，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即恢复常态。
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种解决方案，各解放区，暂维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之民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而目前则规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之恢复。同时中共方面认为可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方面，则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之悬而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继续商谈。

这里顺便说一下，有些答主津津乐道的军队数量，当时确实是重中之重，双方的博弈也很激烈，但没解放区重要。熟悉工农武装割据的人可能知道，根据地才是根本，真正的要害是政权以及政权下驻防的军队。换句话说，军队的驻防和指挥比数量更重要，而这才是接下来几个月里双方反复博弈的点。这也是为什么，双方能够在军队数量上大致妥协，却始终无法在解放区问题上迈出一步的原因。双方打的都是明牌，谁不知道谁呀。

怎么果粉又开始讹副总统和行政院长了？

可以哇，1949年元旦公告之后国共重开和谈，张治中带团来北京谈判。

共产党提出了“惩治战犯”，李代总统还没表态，在溪口的国民党党魁常凯申一拍桌子“文白无能，丧权辱国”，然后吓得张治中直接投共了。

这可是比副总统还高一个段位的代总统，行政院长？是你们家总统任命的。

怎么在果粉眼里你刮民党什么玩意儿都值钱，都是那种你一张嘴别人都得跪下谢恩的东西？

这个屁股坐这么“正”，你们家祖上是刘文彩啊还是马步芳啊？

国共谈判问题的关键是“枪杆子”问题，“笔杆子”这玩意共不稀罕，有“枪杆子”自然就有“笔杆子”，蒋公愿意给“笔杆子”还不是看见了共手里有“枪杆子”？要是共交出“枪杆子”去拿蒋公给的“笔杆子”那才是疯了。

见23.24条

虽然在许多回答里说过了，但是还是要再次强调

我局（SFA）在北约和西方集团那里是有正式编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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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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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2-98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努力工作，年收入突破百万。我楼下小卖部老板眼红了。

他说他每天7点开店，晚上10点关店，工作时间比我长，收入却比我低，这不公平。为此，他甚至发展出了一套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要求将卖给我的可乐从一瓶2块钱涨到100块钱。

他说之前他受太多委屈了，等他觉得委屈弥补回来了，他会把价钱降到一瓶4块钱的。但想像原来一样2块钱一瓶那是永远不可能的。

我默默想了一下，走多一百米，用2块钱在另一家店买了一瓶可乐。

这件事被小卖部老板知道了，他生气了，他跑去骂另一家小卖部老板，骂他不尊重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并且在我家楼下贴大字报隐晦地骂我。

你说我为啥讨厌他？

我不只讨厌他，我甚至想报警呢。可惜警察说这事他们管不了。

……

这件事还有后续。

后来，小卖部老板人权组织找到了我，跟我说我楼下的小卖部老板的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不是正宗的，他们才是正宗的。

我说，那你们的是怎么样的？

他们说，我们卖3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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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as-Vladimir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不能这么讲。在当时的背景下。一人兼任多个藩镇首领是常规操作。比如王宗嗣。曾经任安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看账面实力的话。卧槽。从哈萨克斯坦到山西，所有边军全归这哥们一个人管。然后呢？不也没出事嘛。

安禄山任三镇节度使。看起来很屌。其实他也就是在范阳和卢龙两镇树大根深。任河东节度的时间并不长。如果让河东军打蛮子。安禄山做得到。但是让河东军南下。安禄山并没有那个控制力。叛乱以后的河东军也印证了这一点。

至于说为什么给安禄山干了三镇节度使。是因为即便如此。安禄山也并没有挑战中央的能力。老皇帝是这么认为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所以问题的根本在于。老皇帝可能是懒政、怠政。但并没有老年痴呆。问题的关键。是。安禄山石乐志。搞起了一件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成功的叛乱。

然后结果就是老皇帝一通神级微操。把半年可以搞定的事情拖了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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