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日战争发起的原因是什么？谁首先发起的攻击？如何评价战争的结果？ 第1页

由于边境冲突和资源之争，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矛盾爆发。1967年6月5日，以色列空军先发制人，突袭了埃及的主要空军基地，随后调转头来进攻约旦和叙利亚，在短短六天内大获全胜。

这场史上最短的“六日战争”塑造了现代中东的国际格局，让以色列在中东“站起来了”，也给阿拉伯各国以沉重的打击，阿拉伯民族主义为此消沉。这场战争虽然给地区带来了和平的机会，但它也打开了通向更加致命的冲突的大门。

01

六日战争如何改变了中东的国际格局？

132个小时是这场战争所持续的时间。这场战争是有史以来耗时最短的战争之一。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埃及方面失去了1万-1.5万名士兵，其中包括1500名军官和40名飞行员。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受伤，另有5000人失踪。约旦方面有700名士兵死亡，6000多人受伤或失踪。叙利亚方面据估计有450人死亡，受伤人数则是死亡人数的4倍。以色列方面承认己方有679人死亡，2563人受伤，而后来以色列国防军给出的死亡人数高达800人——按人口比例计算，相当于有8万美国人死于战争。尽管阿以双方在伤亡比例上的悬殊（约25∶1）已经够刺眼了，但这一比例与双方战俘数量上的差距相比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以色列方面至少俘获了5000名埃及士兵，其中包括21名将军。此外，他们还俘获了365名叙利亚人（其中只有30名军官）和550名约旦人。以军声称还俘获了2名苏联顾问。而以色列方面总共只有15人被俘。

尽管双方相互谴责对方殴打甚至处决战俘，但实际上战俘普遍受到了优待。然而，双方交换战俘的过程却持续了好几个月。以色列坚持要求埃及释放自1954年以来一直被关在监狱里的埃及犹太人，他们此前因间谍罪而被捕入狱。此外，以方还要求埃及交还几名被处决的特工的遗体，其中便包括埃利·科亨的遗体。埃及和叙利亚却不愿接回那些充满怨气的被俘将士，并拒绝直接与以色列谈判。

然而，就两军所获战果而言，最大的差距倒不在于人，而在于物。埃及85%的军事装备（价值20亿美元）都被以军摧毁。原属于埃军的庞大军火（320辆坦克、480门大炮、2个SAM导弹阵地，以及1万辆车）最终成了以色列的战利品。约旦方面的军备损失清单也很长：179辆坦克、53辆装甲运兵车、1062门大炮、3166辆车、近2万件各式各样的武器。

在阿拉伯军队中，叙利亚人的装备损失最少。他们损失了470门大炮、118辆坦克和1200辆车，另有40辆坦克被以色列人俘获。以色列空军出动飞机3279架次，共摧毁了469架敌机（其中50架毁于空战）。这些数字中包括了埃及85%的战斗机和所有轰炸机。

英国空军驻特拉维夫武官R.戈林-莫里斯（R. Goring-Morris）评论说：“在军用航空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让空中力量在现代战争中起到如此迅速和决定性的作用。”但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以军损失了36架飞机和18名飞行员，差不多相当于以色列空军20%的军力。苏联很快便补充了埃及和叙利亚所损失的米格战机，但以色列向法国订购的幻影战机及其向美国订购的天鹰攻击机始终处于搁置状态。

相对于战后的重大格局演变而言，不管是伤亡、战俘，还是难民问题都相形失色。以色列占领了10.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相当于其原来国土面积的3.5倍。在战争爆发之前，以色列非常脆弱，其主要城市全都处于阿拉伯国家火炮的射程范围内。

而如今，这个犹太国家正威胁着大马士革、开罗和安曼。该国首都耶路撒冷已实现统一。尽管以色列与苏联断交了，尽管这场战争也给它与法国的关系带来了长久的压力，尽管发生了“自由”号事件，但以色列赢得了美国的尊重。

战前，以色列的经济好似一潭死水，现在却突然繁荣起来了。游客和捐款不断涌入这个国家，西奈半岛上的油井中也提炼出石油来。几乎不再有人向外国移民，而成千上万新入籍的移民则急切地想要分享胜利的荣耀。

以色列的确正陶醉于这份荣耀之中。在之后的数周里，以色列媒体一直在称赞军队的无畏、智慧和力量。《国土报》向读者介绍了新铸造的“胜利硬币”，并提供了“胜利蛋糕”的配方，以供返乡的士兵食用。

这场战争使犹太人“能够挺直腰杆走路了”。政府向总参谋长授予了特殊的荣誉：为这场战争命名。在一众备选方案（“勇气之战”“救赎之战”“光之子之战”）中选择了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名字：“六日战争”，它能让人联想起上帝创世的六日。

然而，阿拉伯人对这场战争并没有表现出如此矛盾的心理。即使是“六日战争”这个名字都令他们感到厌恶，因为它传达了一种闪电式征服的感觉。他们选择了一些更为直白的名字，比如“挫折之战”“灾难之战”，或更加平淡无奇的名字—“六月战争”。

战场上的射击刚一停止，阿拉伯世界便开始了对战争的检讨。用某位中东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他们“在一个充满压力、一切都十分清晰的时刻”开始了“清算”，研究“一个小国”如何做到这一切——“它暴露了阿拉伯人的不足，攫取了大片领土，并摧毁了他们的军队，而这些军队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为其所拥有的武器和英雄气概而感到自豪。”

阿拉伯世界的知识分子对阿拉伯民族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作为一场大规模运动，它再也不会复兴——并强调了现代化和民主的重要性。另一些人则主张以越南或古巴模式为原型，在阿拉伯世界推行更加暴力的激进主义，或者回归严格的伊斯兰教义。知识分子将对阿拉伯社会，对其固有的习性和弱点，以及阿拉伯人的个性和心理等各方面做出痛苦的反思。

阿以冲突背后的大环境孕育了这场战争，但战争是否反过来改变了这一大环境呢？它到底是基本上没对这个地区产生什么影响，还是使整个地区产生了全新的规则和新的统治者？那天翻地覆的六天真的是一场创世之举吗？它真创造了与旧中东有本质区别的新中东吗？

02

第242号决议真的给中东带来和平了吗？

战争的最后一枪还没打响，将战争转化为持久和平的困难很快便凸显出来了。

阿拉伯人坚持要求以方无条件归还他们的全部被占领土，而以色列人虽然愿意放弃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但拒绝归还西岸和耶路撒冷。美国几乎没有影响阿拉伯人的手段，他们对以色列人的影响力也十分有限。

在停火后不久，约翰逊总统对顾问们说：“挡住柯西金的可不是达扬，苏联很快就会受不了以色列吹的牛皮。”与此同时，阿拉伯人拒绝以任何形式承认以色列国，而苏联也准备好“不遗余力地”捍卫阿拉伯人的这一权利了。“以色列占据西岸的行为将在20世纪剩余的时间里撒下复仇主义的种子，”迪安··腊斯克总结说，“但以色列国必须得到承认。”

面对着如此巨大的挑战，再加上美国在越南问题上本身就困难重重，约翰逊完全可以选择忽视中东问题。但约翰逊没有这么做，反倒是提出了一项大胆的倡议。在6月19日的教育工作者大会上，美国总统在致辞中阐明了他和手下工作人员从战争第一天起就一直在酝酿的想法。这些想法被总结成五项原则，即承认该地区每一个国家的生存权利；确保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保证航行自由；控制中东军备；解决难民问题。埃什科尔对这次演讲表达了“深深的敬佩”，埃班赞叹其“技艺精湛”，罗斯托则汇报说：“截至今晚，阿拉伯人还没有切断石油管道或割破我们的喉咙。”需要做的事就只剩寻求苏联的合作了。

美国对苏联的这项倡议是在一个看起来不太可能的地点提出的：一幢维多利亚时代的老房子里，这幢房子位于新泽西州的葛拉斯堡罗（Glassboro）。6月23日，在这幢房子里，约翰逊与柯西金总理探讨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越南和核扩散问题，之后才把话题转移到中东。

约翰逊呼吁柯西金支持他的五项原则，支持有关“和平的共同语言”。但柯西金十分顽固。他指责美国鼓励以色列扩张，对纳赛尔则背信弃义。他警告约翰逊，“阿拉伯人是暴躁的民族”，并预测阿拉伯人会“用猎枪，甚至赤手空拳地”无条件地夺回他们的土地。作为以色列撤出所有领土的回报，苏联人最多同意由国际法院来对海峡封锁一事做出仲裁。

尽管十年之后柯西金会被勃列日涅夫赶下台——波德戈尔内的下台紧随其后——但在1967年夏天，这位苏联总理仍然大权在握。由于未能在安理会实现他的目的，他要求在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会议，其目的是“清算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并让以色列军队立即撤回停战线内”。吴丹对苏联的要求做了淡化处理。在西方观察家看来，吴丹的这一举动是为了弥补他在危机中的过失（缺乏决断力）。他只是援引了联合一致共策和平机制，并悄悄地召开了大会。

这次会议持续了五个星期，但会议并未支持阿拉伯人的主张，即这场战争是以色列的侵略行为。拉丁美洲国家在会上提出了决议草案。根据该决议草案，联合国将出面调解，以色列需要归还所有被占领土，而阿拉伯国家则需要承认“该地区所有国家享有和平与安全的权利”。此外，不结盟运动也提出了动议，要求以军立即无条件撤出被占领土。

然而，这两种方案都遭到了阿拉伯人的抵制。苏联人被他们所谓的“阿拉伯极端分子阵营”给惹怒了，他们提出了在内容上类似于拉丁美洲国家草案的决议，但这一决议也未能通过。“苏联人似乎犯下了他们所能犯的每一个错误。”卡拉登勋爵说道，“他们把阿拉伯人带进了战场，让他们经受了彻底的失败，然后却摆出了一副准备抛弃他们的姿态。”费德林大使承担了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中失败的责任，并永远地离开了自己在联合国的岗位。这位政治煽动家曾发誓要“让美国受到羞辱，并把美国打得一败涂地”。

“在经历了柯西金先生在联大的猛攻之后，我们现在正忙着清理现场，”约翰逊在致哈罗德·威尔逊的信中写道，“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中东问题将重回安理会，它本来就属于那里，但还是得通过幕后的谈判才能找到解决方案。”腊斯克与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确实已经开始了秘密的谈判。腊斯克试图将以色列的撤军与阿拉伯人需要付出的代价嫁接在一起，而多勃雷宁则愿意做出任何妥协，前提是不得使用“非交战状态”一词。

最后，葛罗米柯和戈德堡在7月初达成了协议。该协议要求以色列根据“不容以战争获取领土”的原则迅速撤军，并维护每一方的下述权利：“保持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并在和平与安全中生存。”难民与自由通航问题则将通过联合国的干预而得到解决。这份协议似乎没能取悦任何人。纳赛尔反对该协议中没有明确要求以军撤退至6月4日分界线之后的条款，他还反对在埃及与以色列之间展开间接调解的建议。“我不能接受这个，”他对苏联人说，“如果我接受了，我就回不了家了。我甚至无法面对我的女儿们。”对于以色列人而言，即使是拉丁美洲国家的草案在用领土换和平这方面也规定得不够具体。

因此，埃班把美苏之间达成的这份协议形容为“一场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撤退，而且是外交层面上的倒退，退回到过去19年来一直存在的严峻形势中去”。他抗议说：“这样下去的话，约翰逊的五项原则将只剩一个空壳。”到那年夏天结束的时候，甚至连美国和苏联似乎都开始与这份协议保持距离。与此同时，埃以双方围绕着西奈半岛而展开的暴力事件却在不断升级，并于10月20日达到顶点。这天，以色列的“埃拉特”号驱逐舰被埃及导弹击沉，该舰有1/4的船员丧生。以色列施以报复，他们轰炸了埃及设于苏伊士城的主要炼油厂，使炼油厂燃起熊熊大火。约旦河沿线的多处地点也爆发了零星的战斗。近在咫尺的似乎是战争，而不是通过协商达成的和解方案。然而，阿以冲突再次爆发的威胁也刺激了外交行动，安理会因此再次就中东问题行动起来。

戈德堡意识到，成功的关键在于决议的措辞。它既要暗示出以色列出于对全面和平的渴望，愿意交还部分被占领土，还要体现出阿拉伯人为了让以军全面撤离，最多只能承诺进入非交战状态。这一新的行动方针—戈德堡最后的行动方针，之后他便因与约翰逊在越南问题上的分歧而辞职—需要长达数周的密集讨论。

为了说服以色列人，沃尔特·罗斯托建议：“我们给他们适度的支持，让他们的思维不至于过快限死在其所占领土上不放。”对此，麦克弗森警告说：“我们必须用武力迫使他们后退，让1956年的战争重演一遍，停止援助是行不通的。”然而，由于约翰逊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便抵制过艾森豪威尔所推行的压力策略，美国总统拒绝通过武力让以色列人屈服。

最多，他只愿意推迟向以色列运送武器，并敦促埃什科尔变得“灵活、耐心、谨慎和慷慨”。至于约旦人，邦迪建议总统说：“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温和地让他［侯赛因］放下他现在的信念，你必须帮他把栗子从火中取出来。对于柯西金来说足够好的方案，侯赛因也一定会觉得好。”尽管如此，美国对其他阿拉伯国家几乎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他们都唯埃及马首是瞻。缔造和平的过程就像之前的战争一样，纳赛尔掌握着关键。“这只不过是披着美国人外皮的以色列决议。”抵达纽约的马哈茂德•里亚德向戈德堡抗议说，“它甚至都没给我们最基本的东西，即抹去侵略的痕迹。”考虑到埃及人的敏感，戈德堡做出了一些让步，其中包括在决议中提及“不容以战争获取领土”这一原则，并把“促成谈判的调停者”一语改为“建立联系并促成协议的联合国代表”。根据这份决议草案，中东地区将承诺实现和平，并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安全，但没有具体提到要与以色列实现和平，也没有提到要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地位。美方甚至连这一草案的非美国提案国都找到了，那就是英国。最后，还剩下一个巨大的障碍，即以色列撤军的程度—到底是撤离“最近冲突所占领之领土”，还是撤离“最近冲突所占领之全部领土”。

在戈德堡和卡拉顿的不懈努力下，埃及人最终相信“领土”确实意味着全部领土——法语和阿拉伯语版决议都保留了“领土”前的定冠词——而以色列人对此也感到满足，因为英文版决议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在11月22日，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242号决议——“关于在中东地区实现公正而持久的和平的原则”。

以色列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这项决议，约旦也接受了。纳赛尔的反应则更加模棱两可。在支持联合国决议的同时，他却在国民大会面前重申了“三不原则”，并提醒大会说：“被人用武力夺走的东西就要用武力夺回来。”此外，他还告诉将军们：“你们不用理会我在公开场合中可能提到的和平解决方案。”然而，他私底下却暗示美国人，他对与以色列就非交战状态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并愿为此“承担一切后果”。

伊拉克和叙利亚则完全拒绝了这项决议，并谴责它是“欺骗人民的东西，是失败的祸因”。巴勒斯坦人也是如此，他们为自己被排除在文本之外而感到愤怒。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要等到20年之后才会接受第242号决议，而在1967年时，它宣称：“未解决的巴勒斯坦问题将继续危及中东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约翰逊总统想要抓住第242号决议所创造的机会，他打算与联合国代表、瑞典外交官贡纳尔·雅林（Gunnar Jarring）携手将中东地区推向和平。然而，随后发生的事件却将他击倒。在安理会做出第242号决议的2个月后，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了“新年攻势”。又过了2个月后，由于其外交政策的失败，而年轻一代美国人又站出来辱骂他，林登·约翰逊宣布放弃竞选连任。约翰逊政府留下的遗产是一种混合物，其中既存在良好的心愿又包括失败的梦想。然而，这份遗产的贡献却是不可否认的，它为未来阿以双方签订和平协议奠定了基础。在随后7个总统的任期内，美国始终支持第242号决议及其所暗含的“用领土换和平”原则，即便该决议从未直言这一原则。

“那6天的战争真的改变了中东吗？”即使从35年后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依然模糊不清。原本只会在中东地区引发冲突的事件在1967年后却可能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在个别斡旋者及有勇气和远见的领导人的推动下，曾经难以想象的外交突破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却几乎成了家常便饭。然而，暴力仍困扰着整个中东地区数百万人的生活。它还威胁着要把整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拖入战争。

六日战争（或六月战争）虽然给地区带来了和平的机会，但它也打开了通向更加致命的冲突的大门。但基本的真理一直摆在那里：不管以色列通过军事手段征服了多少土地，它始终无法实现它所渴望的和平。尽管被彻底击败，阿拉伯人仍然有能力发动一场可怕的军事行动。

领土地位问题可以谈判，但那些关键问题—以色列的生存权、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以及以色列的国家地位—始终被搁置在一边。如果这场战争的确是一场改变了整个地区面貌的风暴，那么这场风暴也暴露出了阿以冲突的潜在本质—其存在的基石。因此，1967年被创造出来的现代中东是一种混合体：它既有初生的希望，又有迫在眉睫的危险，新时代与旧时代的背景交织并存。

在撰写本书时，中东地区又一次陷入动荡之中。巴勒斯坦人拿起了武器，以色列展开了报复，和平进程已经搁浅。恐怖袭击和反恐行动、入侵和报复，这一熟悉的模式重又浮出水面。流血事件也不仅限于阿以冲突的舞台上，它已波及海外，并以另一种形式爆发—针对美国的大规模恐怖主义袭击和美国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报复。如今，阿拉伯示威者—其中许多人手持纳赛尔的海报—要求与西方和以色列摊牌。与此同时，以色列人则在等待着，在权衡先发制人的风险。这场对于政治家、士兵和历史学家来说从未结束的战争，很可能再次袭来。

本文选自《六日战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迈克尔·B·奥伦；摘编：徐悦东；编辑：张进；导语校对：李项玲，柳宝庆。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