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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怎么样?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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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好奇一件事,毛主席自己在“七千人大会”上表态自己不懂经济,不懂工业,农业也懂得不多。

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管不顾一定要论证毛主席是经济专家呢?

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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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统计数据,很多未必是虚假,但其含金量是非常可疑的,就随便举几个例子:

1、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小学教育被戏称为“三、六、九”,即账面上做到了90%的入学率,能坚持读完的只有60%,真正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却只有30%。

建国三十年旧文盲没有扫除干净,新文盲还在大量产生,全国一亿多成人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职工里初中以下占70%,实际文化程度更低,农村青壮年有30%是文盲、半文盲。

究其原因就是片面追求入学人数,却无视后续的财政投入,1965年每个中学生经费为88.89元,到1976年下降到36.42元,1965年每个小学生经费19.96元,到76年下降到14.43元,同时期还有近1000万平方米的校舍被挪用,相当于近5年教育基建投资总和,同时全国中小学危房数量高达5400万平方米,倒塌事故时有发生。

2、中国煤炭资源客观上就呈北多南少分布,但当时却大搞南方煤炭资源开发,广东省本就轻工、热带经济作物发达,却要强行上马煤铁工业,全省除了韶关、广州、北江三个省属钢厂外其余30多县还投资办小钢厂,由于广州煤炭频发,大多采用能耗极高的电炉钢,造成全省电力紧缺,而耗费了全省之力的广钢自建成起年年亏损,广东全省的轻工业利润全部投入了这个无底洞。

同时还强行开采一些根本没有价值的劣矿,如陆丰煤炭煤层厚度只有0.3米,万吨煤坑木消耗500立方米,吨煤成本达100元以上,有的煤热值只有一、二千卡,生产出来的煤还不够煤炭自己消耗。

更可笑的是江苏在省内都要扭转北煤南运,放着煤炭资源丰富的徐州地区不去投资,却在苏南大量开矿,仅报废的煤炭就多达24座,浪费资金2.34亿元。

3、之前流行在全国搞“五小建设”,兴建了大批效率低下,长期亏损的小化肥、小钢铁企业,1978年工业部门亏损40亿元,这些五小企业就占了22亿。全国有小型合成氨厂1539个,产能却只有874万吨,其中70%处于亏损状态。硫酸厂470个,规模不足2万吨的达93%。烧碱厂248个,最大的年产也只有10万吨,轮胎厂全国80个,平均产能只有14万套。

这些小企业造成的浪费极其惊人,当时30万吨合成氨工厂设备消耗标准为1000-1200万大卡,而小化肥厂需要2600万大卡。

小煤矿回采率只有10%,而同时期大型煤矿能达50%。大型炼钢企业综合焦比为623公斤,而小钢厂平均达950公斤。

4、1978年中国机床总数达267万台,看似数量颇为可观,但其实由于钢铁行业供应能力不足,只能满足1/3-1/4的需求,近半数机床完全是摆在工厂里闲置,没有任何价值。

全国1000吨以上水压机生产了48台,设计产能55.6万吨,数量上与欧洲齐平,但实际上由于工艺不完整,实际产能只有一半,大型锻件仍然需要进口。发电设备三大主机能力达500多万千瓦,但高压输变电能力只有400万千瓦,配套的机、泵、阀和仪表更是严重缺乏,大批电力无处可用。

根据一机部统计,一机部系统2.6万多种产品,相当于世界五十年代及以前水平的占了60%,相当于六十年代水平的占35%,比较先进的,达到七十年代水平的只有5%。

5、各部门之间重复建设也极为惊人,8000吨水压力产能尚不能全部利用,有的部又在它处新建了6000吨与8000吨水压机,农机部安排生产的船用柴油机,其它部局又投资另建了两个厂,一机部还富余大量铸造产能,五机部又引进了7条铸造线,却不知道用在哪里。

广东一省就有拖拉机厂10个,平均产量却只有2500台,机床厂全省27个,其中14个厂重复生产8个品种,有的厂一年只生产几台或几十台。

大庆油田建设中各部门各自为政,结果先是修建了让通铁路、新增了一万多辆油罐车,然后又建设了2500多公里的管道,导致铁路运力闲置2/3,几千辆油罐车毫无用处。为发展胜利油田,先在胶州湾建设了黄岛油港和管线,然后又修建了870公里的鲁宁管道,结果两者都无法充分利用。

1979年全国有货运汽车114万辆,但交通部门只有16万辆,非交通部门的汽车使用效率极低,平均三辆才抵交通部门一辆,而且油耗高,每年多花燃料100多万吨,使国家少收利税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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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史之核心:国家工业化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


  看历史,大势重于细节,数据重于故事。如果研究所谓“康乾盛世”只纠缠于什么“九龙夺嫡”、宫闱阴谋、秘闻野史,却对小冰河气候、玉米红薯的引种扩展、摊丁入亩等一无所知,这不是历史学者,而是三流网络写手。

  在我看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大势就是“工业化”,顺此大势就是正确的,除此以外什么主义都是假的。因为只有工业化的中国才不会重陷绝境,不用以血肉长城去抵抗钢铁洪流,不用为裹腹口粮徒劳地深耕日削益瘠的耕地……而在历史迷局中的当事者已经为“工业化重要和困难”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国府无视了“重要”,土共轻视了“困难”,我们回顾、研究这段历史时依然犯同样的错误就太不应该了。

  但是,在对红松实木家具的价格望洋兴叹的今天,普通人确实无法想象当年的“老解放”居然是用三寸厚的上好红松板做货厢,原因仅是因为钢材缺乏;在担心果蔬农残的今天,也无法想象看到整片整片庄稼被铺天盖地的粘虫(或蝗虫或稻苞虫或……)吃得精光,却只能手捉脚踩木板拍,原因仅是因为没有农药。在追捧不用化肥的有机食品的今天,也无法想象当年最主要的水稻病害竟是因缺肥缺水引起的胡麻叶斑病……

  所以,某些人最常犯的错误就是以现在的情况去揣测当年,以事后孔明的心态去指点江山,因为当年生活困苦就觉得那些无法计入GDP的基础建设就没什么用,仿佛工业化可以神赐天赠,似乎庞大但落后的“无法对外竞争”的工业就毫无意义,好象“世界主流是和平发展”我们睡着也能和平发展。就如某些高赞回答。


目录

1——重工业之重

2——工业化之重

3——工业化之难

后记——我们没有时间和选择余地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之1——重工业之重


  先不提国防军事、独立自主、殖民经济、抽血贸易这些“高大上”的东西,就谈小民之天——粮食。

  根据《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 百度文库-信息提示 ),我国历代粮食亩产最高是明清时期,北方平均亩产为1.3市石(小麦),南方平均亩产为2.6市石(水稻)。考虑到北方耕地远多于南方、旱地面积是水田面积3倍以上的情况,所以实际上数千年以来,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从未曾稳定达到100公斤。

  更详尽的论证请见《2000年以前的浮夸风?——论数千年来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从未曾稳定达到100公斤》 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能有多少?

  而且明清时期的这个“高产”是在全国人口约1亿多,耕地总量不超过10亿亩,人均耕地尚在5亩甚至10亩以上,仍有大量山林草地未开垦的情况下取得的。

  为什么我要提示这一点,因为仅以作物最重要的3种生长元素之1——氮计算,每生产100公斤稻谷约需吸收纯氮2.2公斤,100公斤玉米约需纯氮2.5公斤,100公斤小麦约需纯氮3.0公斤;折中取2.5公斤,相当于人或猪粪尿(标准腐熟肥)500~600公斤,或牛粪尿腐熟肥约1000公斤,或绿肥腐熟肥500~1000公斤。而这分别大约是2个成人,或0.2头猪,或0.2头牛全年的“产量”(折为标准腐熟肥),或不施肥的2亩绿肥产量。同时应注意到,虽然在“提供”肥料的能力方面,猪牛等大牲口远高于人,但是1头牛或猪需不施肥的10~30亩草地或耕地(秸杆)提供饲料。所以,在小农经济下,农户养殖猪牛等大牲口数量是有限的;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能挤出来种植绿肥或保留为提供饲料的山林草地面积也是有限的;所以农业社会的农户“获得”肥料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另:南方的河池所能提供的塘泥也是同样情况,不再分析。

  换而言之,在农业社会,以自耕农最为理想的情况:每户6人30亩耕地60亩柴草山(或鱼塘湖面),饲养10头猪2头牛,而粪尿收集、腐熟、贮存、运输、使用过程中的遗失、流失、挥发等损失仅以50%计算(实际仅贮存过程中不加盖密封就将挥发损失约40%的氮),不考虑经济作物用肥,其“提供”的纯氮也仅能维持3200公斤的粮食产量。即使能精耕细作每年挤出1/3耕地轮休种植一季绿肥,最多也就3700公斤粮食产量。而农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物质的输入和输出应该平衡,否则系统就要退化、崩溃,表现为土壤退化板结,地力下降,减产甚至绝收。

  当然,农业水平已经达到农业社会巅峰的古代中国,各种肥饼和酒糟、糖渣、豆渣、油渣等也被广泛用作肥料,尤其在江南被广泛使用。明后期甚至已开始把硫磺、砒霜、黑矾、卤水及螺蚬壳灰、蚌蛤蚝灰等用作肥料。但是因来源有限、产量有限(酒糟糖渣归根结底仍然是农田产出物的返还)、肥效有限、或作用有限(硫磺蚝灰等只能用于改良特定土壤,不能补充氮等),对农业生产没有根本性的影响。

  所以在化肥问世之前(或者是不使用化肥),无论有多好的水利、良种、良法,木桶效应就决定了农业不会有高产。也就是说在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盛世”,在保留必要的柴草山(约24亿亩)后受限于“合理耕地”的总量(约12亿亩),以最好的耕作管理、技术和品种,中国的全国粮食可持续总产极限为:1.2亿吨,合理供养人口为3~4亿人。

  即使是流谬甚远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在声称“清亩产367市斤”的同时也在说“从城乡人口总的来说,供养全部人口的消费量,需一人四市亩,才过得去。这个比例关系其实古已如此,固不独清时为然”(《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第149页),和本文“盛世”合理供养人口为最高3~4亿人的观点不谋而合。

  而在“盛世”之后,必将因人口指数性增长导致人均耕地急剧减少,进而导致大牲口减少使土壤肥力得不到必要补充而下降,再进而导致亩产下降;人口增加亩产下降又必将导致耕地不能轮休反而必须连作、间套作,甚至出现围湖造田、毁林开荒等行为,竭泽而渔的后果是短期内粮食总产甚至平均单产都能有所提高(新开荒地肥力较高),但必将进一步加剧土壤肥力下降的速度……在华北,每当田间收获之后,即会出现大批的拾禾者,以致“作物根杆,搜括净尽,一次不足,且有继续数次者”,“有几处地方甚而至于收割小麦,不用刀割,而用手拔,罄其所有而去,所送还于土壤中的不过一点草木灰而已”(注: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7年再版,第242页、319页。)这种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在工业革命以前是个无解的局。人口在指数性增长,人均耕地却日削益瘠,最后一旦“四海无闲田”,就必定“农夫犹饿死”,饥荒、瘟疫和战乱成为必然和残酷的“解决方案”。

  近代又如何?

  虽然有所谓的“黄金十年”,但重工业的空白让工业化的光明依然与中国农村农业无关。

  《民国年间山东平原区的耕作制度变迁市场与生态:民国年间山东平原区的耕作制度变迁》一文在谈耕作制度变迁的同时也谈到了30年代(民国工农业生产最高时期)北方农业水平最高,战乱最小的山东的单产水平。“民国《馆陶县志》载:包谷,上等地亩产130斤”最肥沃的土地也只能亩产玉米65公斤。《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载“邑中地土膏腴”“山东省最富裕的县之一”的桓台县小麦“水浇地每亩收量,至少一百六七十斤,有收至四百斤者……非水浇地每亩收量百余斤”,平均单产约80公斤。

  《河北省面粉产业发展概况》载:“1949年,全省小麦产量90.1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19.3%,平均亩产只有37公斤。”

  向称“湖广熟天下足”的湖南,《第一章 粮食作物-岳阳市情网 404 Not Found 》载:“民国25年,稻谷丰产,共产稻谷60多万吨,除平江只能自给外,其余各县均有稻谷输出(华容15250吨,岳阳13910吨,临湘275吨),尤以湘阴为多(3.5万吨),湘阴县年输出量在全国居第三位,华容县居第八位。民国时期,华容县注滋口,湘阴县南大膳、白马寺、铁角嘴,岳阳县城陵矶、新墙、黄沙街、筻口等地是稻谷的主要集散地。1949年,水稻播种面积296.27万亩,总产稻谷546460吨,亩产仅184公斤。”

  鱼米之乡的苏州地区,1948年《淀湖区主要农作物产量调查》记载:“石浦乡种植水稻16740亩,单产111.35公斤,小麦2530亩,单产37公斤,大麦1060亩,单产30公斤,油菜10790亩,单产37公斤,蚕豆560亩,单产38.1公斤。”

  《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引用国民政府农林部统计手册数据,列明民国粮食亩产1936年最高,稻355斤,麦151斤,玉米194斤。民国时期全国粮食平均单产最高时也不曾高于100公斤。

  中国1949年消耗15.8万吨钢43亿度电0.6万吨化肥(折纯)0吨农药(原药)就只能生产1.1亿吨粮食;而1980年消耗3712万吨钢0.3万亿度电1269万吨化肥(折纯)54万吨农药(原药)就能生产3.2亿吨粮食;而如今年消耗7亿吨钢5万亿度电6000万吨化肥(折纯)200多万吨农药(原药)200多万吨的良种400多万吨农膜就能生产6亿多吨粮食。

  假如——当中国人口增长到了10亿仍没有相应的重工业体系,当绝大部分柴草山都已开垦为耕地后人均耕地也不足2亩,当作物秸杆既不能还田也不能做饲料而只能成为做饭的柴火的时候,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中国已经走到了万劫不复的绝境。

  这不是危言耸听,光、热、水、土资源均好于中国的印度,在进口1000多万吨化肥后平均单产折合100公斤/亩(来源:news.163.com/11/0720/13 )。如果中国现在只有这个单产水平,粮食总产将不到2亿吨,人均口粮只有140公斤,即使再多的“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最公平最理想的粮食分配方案,最慈悲最无私的外国援助也阻止不了大饥荒的发生!

  如果没有工业化因素,谁能为我解释,数千年“包产到户”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从未曾稳定达到100公斤,1984年怎么就上了240公斤?是菩萨供的高还是风神龙王入了党?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之2——工业化之重


  1、什么是“工业化”?

  “工业化”是整个社会结构、社会经济结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它以工业发展为基础却又不仅局限于工业发展,它包括对自然经济的破坏和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建立,提升的是整个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社会。

  XX百科:“工业化通常被定义为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或第二产业产值(或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工业发展是工业化的显著特征之一,但工业化并不能狭隘地仅仅理解为工业发展。因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

  例如:

  在经济结构上,我国工业和农业产业增加值的比例1949年为1:2.5,1978年变为1.7:1,现在为5.5:1。

  在税收比例上,农业直接税占比1950年为39%,1979年变为5.5%,现在几乎为0%。

  在就业比例上,以城乡划分就业人口,城市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952年12.0%(2486万人);1980年24.8%(10525万人),较1952年增长323.4%;2010年较1980年再增长229.6%达到34687万人。以三次产业划分就业人口,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952年7.4%(1531万人);1980年18.2%(7707万人),较1952年增长403.3%;2010年较1980年再增长183.4%达到21842.10万人(这已是有史以来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人口)。

  这就是工业化。


  2、对于一个独立的大国而言,工业化的核心——重工业体系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可惜在1949年以前,中国自己的民族工业在此方面基本是一片空白。最大的出口居然是猪鬃、桐棬油和钨矿石,仅有的规模工业是机制面粉、火柴和棉纺业……至于什么“官府号巨轮”之类的神话最好不要提,这种美国提供图纸、材料、器具、工程师,中国提供船台和苦力的“制造”是真正的制造?更关键的是在此之后,真正的工业化应该有两个特征,1、量的喷涌而出,2、质的持续进步。不同于“跃进号”之后有“东风号”“长风号”及众多的“风”字号万吨级散货轮、有“远望2号”、有“向阳红10号”……“官府号巨轮”却是“下面就没了”,这样的“制造”能证明什么?证明中国1920年之后就不需要巨轮了?就不屑于学造巨轮了?


  3、1949年中国产钢15.8万吨(人均300克),连全国每户一把锄头也满足不了;产化肥0.6万吨,全国每亩耕地只有4克,比一盘菜的味精用量还少;这样的工业基础加上水利工程失修等原因直接造成了全国平均单产仅70kg。

  到了1980年,仅以抗旱排涝所用的农用抽水机为例,全国已拥有258.3万台农用排灌电动机289.9万台农用排灌柴油机,合计520多万台(国家数据data.stats.gov.cn )。如果全部进口,给个良心价大中小均价100美元,至少需5亿多美元。

  5亿多美元!

  我用这笔钱的1%来建厂自己造不更好?这东西到70年代连社队企业都在生产,既解决剩余劳力问题,又能促进工农业全面发展。

  不过这也有个前提,就是国家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否则原材料哪来?技术工人哪来?运输物流怎么办?别的不说,520多万台抽水机,至少需硅钢等各种合金材料共50多万吨,单以重量就已超过民国“黄金十年”产钢量10年总和,或1949年产钢量的3倍!如果依靠进口以粗钢计价也要约2亿美元。


  4、推而广之,化肥等农资同样如此。1949年中国化肥人均产量仅为“几乎夷为平地”的日本的1/700。在1973年“四三方案”整厂引进合成氨工艺以前,虽然侯德榜的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工艺的国产氮肥有质量差成本高的问题,但一步步的积累扩张达到了年产上千万吨。关键是如果没有前期的技术积累和特种钢工艺的突破,“四三方案”不能自建配套设备的话,至少要多花50亿美元,也更谈不上80年代因合成氨工艺的仿制、扩散成功,氮肥和粮食产量连年增长的大好形势了。

  《尿素合成塔制造工艺》(来源:尿素合成塔制造工艺 )第二页就谈到“我国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制造尿素合成塔,起初为双套筒的结构,一九六八年开始制造Φ800mm内衬Cr-Mn-Ni(A4)双相不锈钢小型尿素合成塔,生产能力为80吨/天。一九七0后全国建有33个这样的尿素厂,全部由国内自行设计和制造。一九七五年以后,从国外开始引进13套年产48~52万吨的大型尿素生产装置,尿素合成塔的内径为Φ2100mm~Φ2800mm不等,从一九八三年开始,我国也开始自行设计和制造大型尿素合成塔,并对原有的中小型尿素合成塔进行改造……”

  此外,化肥生产还需消耗2~5倍于产出量的海量石油、天然气、HCl、H2SO4、HNO3、NaOH、Na2CO3等基础化工原料,而农药生产工艺更为复杂,所需的一甲胺、苯、氯乙酸甲酯等基础原料多达数百种,消耗量甚至可达产出量的10倍以上。

  中国1949年化肥产量0.6万吨(折纯)、农药产量为零、粮食总产1.1亿吨,30年后上升到化肥产量1269.40万吨(折纯)、农药产量53.7万吨(原药)、粮食总产3.2亿吨,再30年后上升到化肥产量5704.24万吨(折纯)、农药产量230万吨(原药)、粮食总产5.7亿吨。请各位自行估算一下这几个数据背后所代表的3个时间段的工业能力。

  依靠一步步的技术积累,一步步的规模扩张,1980年中国钢产量终于从连每户一把锄头也保障不了的15.8万吨增长到了3712万吨,并以此为基础,化肥、农药产量先后超过苏、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而现在已经占世界总产1/3和1/2。

  数千年来的小农经济从不曾有100公斤以上的平均亩产,仅凭“包产到户的积极性”不可能把粮食平均亩产从1949年的70公斤提高到如今的350公斤以上。

  农业发展的4个基础:基本完善的重工业体系、完善的农科技术研究推广体系、完善的农田水利体系、集约化和适度规模化经营,最终都只能依靠工业化来实现。如中、印这样的大国,不可能依赖进口别人的工业化成果来解决粮食问题、农业和农村问题。

  事实上,大国的平均单产及其增长和其工业化程度密切相关,1961~1981年,世界谷物总产量增产9亿吨,其中中国提供了1.9亿吨,美国提供了近2亿吨,其它工业国家提供了2亿多吨,拉美、非洲及印度等其它国家依靠进口化肥的“绿色革命”提供了近3亿吨。

  而现在,以耕地总面积计算的粮食平均产量而言(1、该指标不宜用于经济作物占比大的国家;2、中国种粮耕地约占耕地总面积2/3;3、该指标较易获得所以便于比较),世界耕地总面积约为15亿公顷,粮食总产26亿吨,折合亩产115公斤,其中:整个非洲平均单产折合亩产50多公斤,印度和大量出口粮食的泰国也仅100公斤,更不要说印尼、菲律宾等等……事实上除西欧北美外只有越南靠进口中国的化肥和杂交良种达到了200公斤/亩。西欧诸国单产虽高但总产低,最终就成了:“中国+美国”以共约3亿公顷占世界20%的耕地,生产了约10亿吨占世界40%的粮食,也就是说,中美之外的国家平均粮食亩产不到90公斤!

  民以食为天,工业化之重,莫过于此。


  5、再推而广之,轻工业同样如此。都说战后的日本“几乎夷为平地,物资限量供应”(《日本经济白皮书》:“配给的实绩,比如火柴1人1天只有4支,肥皂1人1年1个”),可是中国1949年人均仅有日本人均硫酸产量的1/280、人均烧碱产量的1/70、人均钢产量的1/140、人均化肥产量的1/700……这就决定了中国如果不大力发展重工业,将不仅没有国防工业,而且也没有真正自己的轻工业,将继续使用“洋火”、“洋胰子”、“洋钉”……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依赖进口海量的硫酸、烧碱、钢铁等原料来实现工业化。无论是抽水机、化肥、农药、自行车及各种工业品和工业原料……

  稍有眼光的人都应知道,即使不谈什么战略、安全等,仅从长远经济效益出发,中国巨大的消费规模就决定了只要没有技术和政治因素的阻碍,经济模式绝对只能是“租不如买、买不如造”

  轻工业必须以重工业为基础,所以“租不如买、买不如造”就必须大力发展重工业,而在仅有15.8万吨钢、4万吨硫酸的当年也就只能勒紧裤带。因为,而宝贵的外汇只能用于关键技术设备原料的进口,所以要造化肥就只能“肥皂火柴限量供应”,因为化工原料有限;要造炼钢炉、汽车、尿素合成塔、反应塔就只能限制“低技术高利润的自行车”等生产,因为钢铁有限;要建设钢厂、农膜厂、电站、桥梁就只能控制日化工厂的建设,因为电力、水泥、乙烯、机械有限;……在重工业基础未初步建成前不可能放手发展轻工业,甚至只能压制轻工业,尽量让重工业的产品(如钢、化工原料等)专用于重工业的自我壮大。

  如果把工业体系看作一棵果树,重工业可视为果树长大长高的“营养生长”,而轻工业就是开花结果的“生殖生长”。国民要从果树获益,只能收获“生殖生长”而来的果实,但是在幼树初植时,忍一时饥渴,让幼树“营养生长”更快更好肯定是明智之举。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之3——工业化之难


  大国工业化的核心是重工业,而重工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要等民间自发地发展重工业,即使是在没有外来干预破坏的情况下也将是极漫长的过程。如英国,1733年工业革命以纺织工业开始,到因纺织工业的扩张、纺织机械的改进和对运输的需求开始驱动重工业大发展却要半个多世纪以后了,直到进入19世纪后英国的钢铁产量才出现迅猛增长。如果后发工业国家都象英国这样等待重工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只能是等到花儿都谢了,大家永远只能跟在英国人的屁股后面吃灰。

  所以,在中国、日本、韩国、德国、苏联这样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初期都无一例外地以国家为主导“超前发展”重工业,人为加快工业化进程。

  如德国的克虏伯,其生产、发展一直在德皇威廉二世视野中,甚至其家族继承也要亲自安排。

  再如明治政府实行殖产兴业政策的具体内容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各种政策为杠杆,用国库资金来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在1880年又发布“官业下放令”,将军工、铸币、通讯、铁道、印刷等特殊部门以外的兵库造船所、长崎造船所和日本邮船会社,全是国家投资建成后以几乎白送的价格“卖”给三井、三菱、川崎、古河等特权财阀,,大力扶植财阀的成长。现代日本产业支柱的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日本对其的称呼是“政商”,它们的起源就是官营产业再以优惠政策扶持,甚至直接以国家力量协助其从中国、朝鲜和日本国内掠夺而成长壮大。例如八幡制铁所《寄生于中国的日本八幡制铁所-财经-凤凰网finance.ifeng.com/news/


  工业化主要的困难有:

  1、资金问题。

  重工业投资巨大,仅一个钢铁厂就动辄数百万美元,还要配套铁矿、煤矿、电厂、铁路、港口……通常建设每万吨钢产能需100~300万美元(1910年美元),根据“美元时间”网站(DollarTimes - Financial Calculators and Money-Saving Info )折合1980年的800~2400万美元。

  例如,汉阳铁厂用白银500万两(时约折300万美元),是当年清政府年收入(约0.77亿两)的6.5%。1897年日本设计指标年产6万吨钢的八幡制铁所,耗用1920万日元(折合白银1280万两或860万美元,甲午赔款),占当时日本政府正常年收入的24%。又如70年代台湾高雄钢厂两期总投资879亿新台币(24.42亿美元)建成325万吨钢产能,在外汇充裕全部海运进口澳洲优质铁煤矿不需配套矿山、选矿、铁路等基建投资的情况下,每万吨钢产能投资751万美元。

  因我国铁矿石品质差,绝大多数矿山为30%以下的贫矿(美、澳、印多为60%以上的富矿),且共生复合矿石多、矿体复杂,不利于开采和冶炼,不邻海交通不便,冶炼工艺复杂等原由,单位投资远高于正常。如攀钢的建成就是以成昆铁路和钒钛磁铁矿冶炼工艺研制成功为前提。前30年结束时,我国1980年3712万吨的钢产能(含配套矿山、炼焦、铁路、电厂、港口等)至少须投资100亿美元(1910年美元),或800亿美元(1980年美元),仅此一项就占前30年GDP总和(以当年汇率折算为2.80万亿美元)2.9%,占前30年财政总收入(以当年汇率折算为0.78万亿美元)10.3%。(账面用款肯定低于此数,这从侧面也证明了当年的GDP因统计、计算方式、“调拨”“冬修”“民办”等无偿低偿劳动和各种原因存在被低估的现象)。

  另:《中国现代钢铁工业_ 中国现代钢铁工业_百度百科 》提到“1950~1983年国家给钢铁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约占全国总投资的8%弱”。又如,1953年建设的太原重型机器厂投资6075万元(24.2吨黄金或近0.3亿美元,折合1980年的1亿美元);前30年仅搭建骨架所新建的2.5万公里铁路在不计征地成本的情况下,就须200亿美元以上(成昆铁路1083公里至1978年止就累计投资33.12亿元,平均每公里造价305.8万元)。而台湾仅“十大建设”就耗资2580亿新台币,折合71.7亿美元,占1971年~1977年的GDP总额近7%!

  重工业的建设资金之庞大,以倾国之力尚有不足,根本不是谁都投资或能下决心投资的。

  而且,即使汉阳铁厂能以最理想的情况:顺利投产并年产1万吨钢,能以进口钢铁的售价出售(时价每吨30余两白银约折20多美元),以23两白银的成本计,也需60多年才能收回投资(当然,实际上在一战开始后钢价迅即高涨至每吨100美元以上)。

  如此巨大的投资和漫长的资金回笼时间,极易受时政影响的特点,都决定了普通私人资本在毫无政治背景和经济、技术基础的情况下不可能进入重工业。

  即使以国家而言,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工业化所需的天文数字般的资金,在时间紧迫,却既不能靠外援,也无法殖民掠夺,工商自行扩大再生产能力极弱小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同样是巨大的难题。


  2、技术问题。

  刚从农业国起步时,技术问题只能通过海量的投入来解决,引进-消化-积累-研发-创新,循序渐进、时间漫长而且绝无捷径。这就必须由国家来解决两个问题:扶持和保护。

  工业化初期的产品必定是技术落后、价高质劣,让蹒跚起步的幼稚产业不经积累和成长就贸然“面对外部竞争”完全是天真无邪的想法。即使90年代以前的韩国也是高度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独裁、外援、血汗-韩国经济奇迹的前世今生- 404-页面不存在 》。

  旧中国唯一能在重压之下成长的重工业企业——永利铔厂,其基础是技术(侯氏制碱法等)领先世界,但是,作为农业国的中国初创的重工业能有几个领域有这种领先世界的技术?

  事实上即使到了1949年,依然是“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页,表3及下方文字)。全国5.4亿人中,大学生不过14万人(其中文科生约占80%),各种技术人员不足5万人(含见习生)占人口比例不到万分之一,工业(含土木工程)科研机构不过区区32个(归并后共21个),甚至远不及当时美国一个“托拉斯”雇佣技术人员的数量。

  所以,在这样一个农业社会的基础上,中国的汉阳铁厂、日本的釜石田中制铁所和八幡制铁所初建时都屡屡失败,经数年至十多年的改造方能勉强产钢,但依然价高质劣。

  20世纪初在进口钢铁每吨售价30余两白银的情况下,汉阳铁厂的钢铁因质量太差,以低于成本的每吨23两白银出售都无人问津,生产陷入困境,到“黄金十年”甚至已不能产钢,沦为日本八幡制铁所的廉价原料基地。而日本,釜石田中制铁所最初生产的釜石铁同样被评为“品质恶劣,价格又高”100磅重的价格2元30钱,而进口铁只有1元左右。以至于大阪炮兵工厂用于海岸炮的炮弹铸造材料时,不得不加一道精炼工序,称为“釜石再制铁”。即使这样日本政府依然坚持采购,直到八幡制铁所建成后并入国营的日本制铁。

  后发国家工业化初期的产品如果没有国家违反“市场规律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循私”采购和庇护,重工业的发展必定举步维艰。

  事实上,正因为北洋及国府的不闻不问,汉阳铁厂很快就深陷衰败亏损之中;最终在“兵荒马乱”的一战和“黄金十年”(钢价涨至每吨100美元以上)这本应是钢铁业利润最丰厚的时期,被日本以国家力量巧取豪夺,沦为八幡制铁所的廉价原料产地;这充分证明了国家扶持和保护对重工业的重要性。

  1921年,中国产钢7.7万吨,为北洋时期最高年产量,当年日本86.5万吨。1934年,中国产钢5万吨,为国府主政时期最高年产量,当年日本384.4万吨。


  3、对原有的农业社会基础进行彻底大改造,使其能为工业化提供市场和具一定文化的劳动力更是大难题。

  现代工业是一个庞大完整的体系,较农业社会其产业关联链的长度和紧密度完全是天壤之别,其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特性要求必须对原有的农业社会基础进行彻底大改造。

  明朝民营冶铁厂年产百吨“大厂”已是经营扩张数十年的成果,而现代钢铁厂一炉就有此数。一年生产数十万吨钢铁打锄头、菜刀肯定是用不完,小农经济的田野上突兀出现的孤单工厂结局只能是倒闭。所以要等重工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所需的时间是极为漫长的,根本不可能实现日本20世纪初和中共执政后20多年内钢产量200、300倍的增长。所以必须由强势政权大力“殖产兴业”,破坏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把整个国家纳入工业体系之中,规划好、建设好轻重工业的上游和下游的比例和配套关系,把新增加的产能用于新的钢厂、铁路、汽车厂、船厂、及农业的发展……

  对原有农业社会基础进行改造和工业化进程,是互为基础,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果对原有的农业社会基础的大改造不成功——也就是说,如果依然是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工业原料基地没有建设,农资相关技术没有推广,农村的市场没有建立,农村基础教育没有普及不能提供具一定文化的大量劳动力——工业化就不可能推进。


  归根结底,资金、技术、市场、具一定文化的劳动力,这是中国要尽快工业化所必须提供的4个要素,而民间工业力量的柔弱幼稚、工业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特性,和时间紧迫性决定了我们和其它后发工业化国家一样,只能依靠国家来代替“民间自发”解决其无法逾越的困难。

  毫无疑问,以国家为主导“超前发展”人为加快工业化进程,肯定有种种“并发症”。各国最为普遍的是一定时期内重工业比例过高,盘剥过度,诱发大跃进、米骚动、大罢工等等,及重工财阀在经济危机中为了市场和利润绑架国家“军国化”,苏联也因未及时配套发展轻工业而崩溃。

  但是,“超前发展”并不是“拔苗助长”,当其造成“超前”的欠缺因素(如生产力和科技素质)可以在新机制下较在旧机制下更好更快地成长,“超前发展”就是可取的,正如明治维新。而“并发症”也并非不治之症,完全可以通过及时追加配套轻工业、调整积累/消费比例来根治,果树长大长高到一定程度就应该开花结果了。

  更何况,没有谁的工业化进程可以在康庄大道上唱着歌开始,都只能以无数血泪和挫折在黑暗和荆棘中摸索前进,英法美德俄日……概无例外,区别仅是能否让殖民地“帮着”流血。

  最关键的是,历史已经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选择余地。受限于自然环境,当年的中国竭尽全力地开荒,围湖造田,围海造田,毁林造田……依然无法遏制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在前30年中,中国只有两条道路:

  一种是“无为而治”什么也不干就不会犯错误;“与民争利、盘剥农奴”肯定是招人骂的事,在耕地潜力未尽前不“瞎折腾”肯定大家都可以宽舒几年,有了余钱时再办厂修堤赈下灾,然后轻松写意地沉醉在小农经济的田园牧歌中,然后人均耕地越来越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另一种是最大限度压缩消费和最大程度地盘剥农业,把资金集中起来,冒着犯错误背骂名的危险,勒紧裤带,流着血汗,在人均耕地降至2亩(1974年)以前尽快工业化,至少要有最基础的重工业体系。

  后面这条道路狭窄艰险,稍有小错就有人跌下悬崖(如大跃进),对执政团队从核心到中层到基层的凝聚能力、策划能力、掌控能力、号召能力、组织能力、执行能力、应变能力等,乃至国民素质都有极高的要求,这也是二战之后新成功的工业化国家廖廖无几的原因。但却是唯一生路。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之后记——我们没有时间和选择余地


  1、我在第一个章节就论证了在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没有工业化因素“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从未曾稳定达到100公斤”,而人均口粮200公斤就是饥荒的边缘。

  1949年中国人均耕地3亩,1974年人均耕地下降到2亩以下,在前30年结束时,人均耕地已仅有1.86亩。

  当年的中国竭尽全力地开荒,围湖造田,围海造田,毁林造田……依然无法遏制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如果不能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尽快工业化,1980年就必将面对“人均耕地1.86亩×100公斤/亩”这个残酷的算式,先不说能否买到粮食,没有工业化的中国能有外汇购粮吗?届时,中国将连“黑非洲”也不如:没有工业化平均亩产50公斤的非洲,虽然进口或受援6千万吨粮食后人均口粮也只有210公斤,虽然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2年报告称:饥饿人口占该地区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有约一半儿童营养不良,每年数百万人死于食物短缺和与之相关的疾病。但是,“黑非洲”还有2、30亿亩宜耕荒地可以开垦。

  工业化对中国而言,不是划算不划算的问题,而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是农药化肥良种农膜的生产基础,是农业获得高产的前提,所以中国必须在人均耕地滑下深渊前达成这一目标。


  2、“超英赶美”并非攀比,而是危机的紧迫使然。

  中国工业化时间紧迫,人口却差不多是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所以即使在1980年工业总规模超过英、法之后,依然是“总量巨大”、“增速辉煌”与“人均不足”并存。

  就以工业的骨骼——钢来说,在人均仅300克钢连每户打把锄头也不够的基础上,“以钢为纲”钢产量前30年间增长235倍,1980年产钢3712万吨,接近德国(4384万吨),超过了法(2318万吨)英(1128万吨);增速远高于日、德、美等国的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快增速!

  但是,在以骄人的高速增长30年后,中国人均用钢量仍只有38公斤,仅有发达国家人均用钢量的1/10!所以“解放”车还得用红松板做车厢,有的地方还在用“竹筋混凝土”、“水泥船”。

  然而,要保障最简单的生存需求——吃饭穿衣(仅全国粮田以最低标准10公斤/亩就需1500万吨化肥(折纯)),要保障化肥、农药、农机、医药、纺织工业的原料、工厂建设和交通运输,10亿人口按日本二战后50年代初的人均标准,至少还要有50万吨乙烯、50万吨化纤、800万吨硫酸、8000万吨水泥、3000亿度电……除了钢铁工业外,还要有冶金、能源、机电、机械、铁路、船舶、汽车、医药化工、合成纤维、建筑材料、基本化工原料等等……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前30年的工业建设在发展速度和总量上极为辉煌,工业规模从与比利时相当提高到了超过英法(注意,这里仅指以钢产量、发电量、工人数量为代表的工业规模);然而,它的粗糙、初级更是不可否认,在人均上也只是让中国达到了日本在二战后50年代初的人均工业规模。

  因为耕地的日削月瘠,在前30年,中国就如燃狱中的囚徒,能在烈火覆顶前破壁而出就是海阔天空,否则就只能永沦绝境。

  事实上中国也只是非常幸运地在最后一刻完成了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粮食亩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40公斤。但是,人均耕地的继续下降又导致人均口粮长期只能在300~400公斤间徘徊,远低于发达国家。幸而现在已有大量工业品出口,换回的棉、油、糖等农产品数量已相当于8~10亿亩的境外耕地,这才保障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


  3、仅能保障吃饭穿衣的重工业体系所需要的建设资金就已极为庞大。

  时间紧迫,国家大,人口多,目标“高”,而人均基础工业产品仅为当年“几乎夷为平地,物资限量供应”的日本人均的100、200分之一;在连化纤和合成氨技术也被“巴统”严密封锁的同时,技术人员全国数量却还不及美国一个“托拉斯”……“超英赶美”就意味着所需投入极为庞大。

  这其中不仅有包括钢铁、化肥、化纤在内的门类众多、规模庞大的基础工业建设;还有因“巴统”的封锁而被迫投入巨额资金去“重新”研发尿素合成塔、钢轧机、水压机等技术;还有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农技推广、农田水利等体系的建设;还有对数千年以来“皇权不下县”、宗族宗法、小农经济等等政治经济制度的摧毁、改造和新制度的建设。

  这些都只能依靠自己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建设,不可能神赐天降。

  就这么一个仅能保障吃饭穿衣的重工业体系,其建设成本就已经让没有殖民地和外援、一穷二白的中国搜净了家中最后一个铜板……

  在此之余,还有多少钱来投资发展食品、造纸、日化等轻工业?


  4、有充裕的资金、外汇就可以平衡发展,但我们没有。

  1949年台湾省人口770万(同年大陆人口5.4亿),不计优惠贷款和国府运台黄金,不计其原本就好于大陆的基础(设施、教育……),美国对台经援和军援总额约为48.64亿美元(见《1949年以来美国给了台湾多少援助?》 1949年以来美国给了台湾多少援助?_评论_腾讯网 )。不计军援和贷款,美国从1950至1965年,对台经济援助共17.85亿,超过1952年台湾GDP总额。不考虑军援的资金替代作用等对经济的促进,仅用经援总额除以1949年人口计算,台湾人均受援232美元;以人口比例计算等于大陆得到1252亿美元,这个金额是欧洲马歇尔计划援助总金额的10倍,或1950年苏联GDP(约1000亿美元)的125%,或美国GDP(2930.7亿美元)的43%,或大陆GDP的5倍!

  以上数据不包括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贷款和带政治色彩的商业贷款,而这是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援外的主要形式。如台湾在1961~1971年先后从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国际银公司、美国进出口银行、欧洲银行团等获得9.5亿美元贷款。70年代“十大建设”、“十二项建设”等更为依重于国外贷款。其中仅“十大建设”就耗资2580亿新台币,折合71.7亿美元(占1971年~1977年的GDP总额近7%),其中外国贷款24.3亿美元(见《蒋经国时期台湾地区经济政策研究》)。郭焕圭、赵复三的《台湾之将来》则提到:截至1982年底,美国等西方国家给予台湾的资金计达205亿美元。

  50、60年代美援占同期台湾资本形成的34%,且美援在台湾的对外贸易中,每年弥补财务及劳务入超额约91%。从1952年到1961年,在台湾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的7.9%中,‘美援’占了6%的比重(彭付芝:《台湾政治与经济》)。而据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尼尔雅各比推算,在美国经援的作用下,台湾GDP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2倍多,人均GDP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4倍。若无经援,那么台1964年的实际GDP要延迟到1980年方可达到,而1964年的实际人均GDP须延至1995年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美国对台援助使得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其实际提前了20-30年。

  在两岸都最为困难的50、60年代,台湾的工业化启动资金是每人一两千美元外援(含贷款等),而大陆是砸锅卖铁、甚至是卖血而来的每人一两千人民币……这就是区别。

  如果真能如某些人幻想的一样,1949年后国府执政大陆,美国人就会一时脑残送来3500亿美元(按美国对台经援军援总额和1949年两岸人口比例计算)——1949年大陆GDP的14倍!再加上大量的优惠贷款(台湾未查到总额,但韩国1985年所欠外债总额达467亿美元)……

  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有了这笔横财,中国就肯定不需盘剥农村,不需压制消费,就可以在“轻重工业并重”的情况下,30年内建成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

  但是,这可能吗?1949年美国GDP也仅2672亿美元!


  5、历史已经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选择余地。

  不同于韩、新、台等,人口少进口量少,自己规模生产反而不划算,又有充裕的外汇,所以可以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其余进口解决。而中国即使仅从节约资金和外汇的角度出发,也必须尽可能自己规模生产而非进口。例如1953年青霉素规模生产研制成功就将青霉素从35美元一支的高价变成了0.1元人民币一支,投资成本数年内就赚了回来。再如,建设3712万吨的钢产能投资了800亿美元,而以二战后的最低钢价200美元/吨计算,这个金额能买到4亿吨钢;但是,中国前30年已累计产钢4.3亿吨,虽然投资大、回本慢但总体也是划算的。最为关键的是,这3712万吨的钢产能是属于中国自己的,其本身和上、下游产业链可以提供上千万的工作岗位,和稳定有保障的海量原材料供应。

  中国巨大的消费规模和重工业内部广泛紧密的产业关联决定了只要没有技术和政治因素的阻碍,中国经济模式绝对只能是“租不如买、买不如造”,必须拥有完整的重工业体系。

  在重工业体系基本建成之前,在基础工业原料生产能力满足基本需要之前,中国不可能依赖进口海量的硫酸、烧碱、钢铁、化纤等原料来生产化肥、农药、农机、布料、日用品等等,也不可能有海量外汇来在进口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悬在空中的轻工业,这种继续使用(原料或成品进口的)“洋火”、“洋胰子”、“洋钉”,连技术含量最低的基础工业生产都不能全面占领的“工业化”注定只是空中楼阁。我们当年庞大但落后、“无法对外竞争”的工业是中国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必须的台阶和保障,绝非毫无意义。


  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决定了中国只能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尽快工业化,否则中国将连“黑非洲”也不如!

  而仅仅保障最简单的生存需求——吃饭穿衣,保障10亿人口达到日本50年代初的人均标准所需的基础工业产品的产能建设,就已让没有殖民地和外援的中国搜净了家中最后一个铜板……

  时间极为紧迫,资金极为窘迫,历史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选择余地。



春过雪消: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能有多少?

春过雪消: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春过雪消: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春过雪消:我国农业改革的逻辑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春过雪消:农村的乡村振兴的根本怎么建设,农村的根本出路到底是什么?

春过雪消: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水平和规模在世界上能排到什么等级?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体系?(近现代史之核心:国家工业化——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

春过雪消:就中国而言,近代到今最伟大的人是谁?

春过雪消:为何印度耕地面积世界第一而粮食年产不足中国一半?

春过雪消: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讨厌日本?单纯因为历史?

春过雪消:为什么一些人觉得美国是中国的敌人而不是朋友?

春过雪消: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国家一个政策或者法律,你会改变什么?

春过雪消:有哪些农业上的事实,没有一定农学知识的人不会相信?

春过雪消:中国整体的潜力有多大,尽头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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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没有任何问题。

经济高速增长。

有人说人口也增长了,人均并没有增长,所以失败。但反问一句,晚清、民国人口增长率那么低,人均也没怎么增长啊?

实际上人口增长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刚出生的人口是没有生产力的,文盲的生产力也是极为有限的。经济高速增长了,才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并逐渐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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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 @乌有之乡 刊登过两篇王立华大校的文章,里面讲的很详细,在此转载过来,以飨诸君。

第一篇:

用发电量考证一下新中国经济史

一、为什么提出用发电量来考证?

简单地回答:因为GDP与实际经济史差距太大

  以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翻两番”为例来看一下。

  “翻两番”是党的十二大提出、十三大重申的战略目标,是我国reform and open之初第一个三步走的主要内容。具体要求就是: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从1991年到200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

  按理,这样的重大战略目标,一定是在认真判断可能与现实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应当科学客观并基本准确,目标略高一些或留有余地略低一些都可以理解,但一定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目标。而当我们查看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称GDP)数据时,却颠覆了这个基本理解,当年提出的战略目标与事实差距太大。

(一)用GDP数据看看翻两番的情况。

  【有关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8》,3-1国内生产总值。】

  1980年GDP是4587.6亿元,翻一番是9175.2亿元,翻两番是18350.4亿元,就是用20年时间,实现1980年GDP的4倍。

  GDP数据的实现情况是怎样呢?

  翻一番,是在1985年到1986年之间。1985年GDP是9098.9亿元,比翻一番差76.3亿元,而1986年是10376.2亿元,比翻一番多1201亿元。翻两番,是1990年,这年GDP是18872.9亿元,超过翻两番目标522.5亿元。等于20年的目标提前了10年超额完成。

  到2000年,GDP是100280.1亿元,已经翻四番还要多。从这个数据来看,翻两番战略目标完全失去准确性,比原定目标超过了500%还要多,GDP达到1980年的21.9倍。

  还有,既然提前10年超额实现翻两番目标,为何1987年底党的十三大还重申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呢?出现巨大误差,是战略判断失误导致目标太保守?还是GDP数据偏离实际太远?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发现,尽管舆论经常拿GDP说事,但那些数据却不能直接用来做历史比较。GDP数据是按当年价格统计出来的,受两大因素影响:一是价格变化,一是物量变化。GDP与物量增速成正比,也与通货膨胀也成正比,票子发多了,物价大幅上涨,即使财富增长没那么快,GDP也能有相当幅度的增长。所以,实现GDP增长可以使用两个办法:一是发展生产,物质财富高速增长;一是多印钞票,货币数量高速增长。前者增长基于客观条件,难度较大;后者增长只需要下决心放开印钞限制,相对容易。

  几十年来,物价在不断上涨,官方确认的通货膨胀率为年均4.8%。依据物价不断上涨统计的GDP数据,包含了太多的价格水分,用于短时间经济发展的比较看不出大问题,对时间跨度大的比较就会看出荒唐。进行年度比较时感觉不明显,而计算20年跨度的“翻两番”历史时,我们明显看到这个问题很严重。纪念reform and open40周年时,众多媒体宣传GDP增长224倍多, 也是这种直接进行历史比较弄出来的笑话。

(二)用不变价GDP看翻两番的情况。

  【有关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8》,3-3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

  实际上,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不变价GDP,也不能用来对时间跨度大的经济发展史进行比较

  按照不变价GDP数据,1980年是4168.6亿元,翻一番是8337.2亿元,翻两番16674.4亿元。

  不变价GDP数据翻两番的实现情况是怎样呢?

  翻一番,是1986年到1987年之间,1986年是8289.6亿元,比翻一番差47.6亿元;1987年是9256.0亿元,比翻一番多918.8亿元。

  翻两番哪年实现的说不清楚。因为到1990年,价格统计基期变了,按照老的价格基期1990年是11148.3亿元,比翻两番目标差5526.1亿元,还差33.1%。但要按照新价格基期,1990年是18872.9亿元,比老基期数据增加了7724.6亿元,增长幅度是69.3%。这样一来,超出目标2198.5亿元,超出幅度达13.2%。等于提前10年超额实现20年翻两番目标。

  到2000年,不变价GDP是50886.7亿元,比1980年翻了三番多,是1980年的12.2倍。但这个不变价GDP已经变了价,是以1990年价格为基期统计的数据,与1980年价格基期的数据根本不是一回事,根本不具备直接可比性。

  国家统计局这样说明:

  “计算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需要每隔若干年调整一次基期。我国自开始核算国内生产总值以来,共有1952年、1957年、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9个不变价基期。”

  【引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8》,国民经济核算-简要说明。】

  可见,即使不变价GDP,一般也只是在5至10年的同一基期内具有可比性,超越同一基期直接比较就是笑话。一些人把几十年的不变价GDP不加区分的放在一起加减乘除,直接进行历史比较,是对这一数据有限可比性的无知。

(三)用GDP指数看翻两番的情况。

  【有关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8》,3-5国内生产总值。】

  国家统计部门还发布了一个GDP指数,是用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以1978年为100进行比较的数据。

  按照这个指数,1980年是116,翻一番是232,翻两番是464。

  完成翻一番目标是1987年,指数为234.1;完成翻两番目标是1995年,指数为502,超额8.2%。这个数据与政府工作报告的结论基本一致。1996年曾宣布: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提前5年实现。

按照GDP指数,2000年898.8,比1980年接近翻三番,是1980年的7.7倍,超过预期目标94%,依然是巨额突破

  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所有GDP数据都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统计的,年代跨度越大,价格差距就越大,产品升级换代越快,价格换算越复杂,这也导致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经济比较就越难。

数据不是用来混淆视听的,它的根本价值在于准确反映客观实际,用GDP比较出现这种我们不愿看到的巨大误差,能不能寻找一个不受价格影响的普适性实物数据,对经济发展史进行相对客观地考证和比较呢?

二、用发电量进行比较的可行性

  发电量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指标性数据,有以下特点:

1. 电是一切现代经济生活的源头动力。现代生产生活特别是物质财富的生产,一刻也离不开强大的电力支持,没有发电量的高速增长很难有经济高速增长。

2. 发电量与经济增长应是正比关系。发电量增长速度高低直接取决于经济社会需求,人为地提升或降低几乎不可能,很难想象发电量增长速度很低而经济增长速度很高,或者发电量增长速度很高而经济增长速度很低。

3. 电的特点是发多少就要用多少。从发电、输电到用电瞬间同时实现,直接转化为生产能力和生活质量,不能像货币那样储存起来不用,年度实现数据可以很精确。发电用电必须一致,发电多了用不了,发电企业就要停机限发;发电少了不够用,用电单位就要拉闸限电。

4. 发电量是一种内涵衡定的实物量指标。百年前的一度电与现在没有什么不同,不像其他一些产品在不断升级变化,因而具有大历史跨度的数量可比性。

5. 电量统计是用电表数据。不是可以拍脑袋瓜子编造的,如果头年编造了下年就不好办。

6. 发电量是产品产量的统计。产量多少与产值高低不是一回事,数据不受价格波动和上升的影响。

7. 发电量历史数据保留也特别完整。世界各主要国家和经济体,都有近百年来完整的发电量纪录,中国的发电量记录从辛亥革命后就有。

  因此,电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动关系,被称为先行官、晴雨表和温度计等。发电量或用电量【实际应当是用电量,有的国家有部分电力的国际性贸易,发电量不是实际的用电量。】作为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指标性数据,受到众多国际机构的认可,也是中国政府衡量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重要客观依据。

  中国政府公布2018年GDP增长6.6%,为打消质疑,说明这个增长速度的真实性,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讲,经济增速与用电等实物量指标相匹配。2019年上半年GDP增长6.3%,为说明这个速度的真实性,发改委也用发电量增长来佐证。应当说,把GDP增长速度与发电量增长速度直接关联,用发电量做依据和保证,这是政府对GDP数据负责任的表现

  我们可以2018年为例,考证一下GDP与发电量增长的匹配比率是多少。2017年发电量64951亿千瓦时,2018年发电量69940亿千瓦时,2018年发电量增长7.7%。2018年GDP增长6.6%,用GDP增长率除以发电量增长率,得出匹配比率是85.7%。

  与其他年份比较一下,就知道2018年这个匹配比率,更接近于由发电量带动的生产力扩张速度。

  我们随意选取1980年、2008年比较一下:

  先看看1980年:

  1979年发电量2820亿千瓦时,1980年发电量3006亿千瓦时,1980年比1979年发电量增长6.6%。1980年的GDP增长是7.8%,1980年GDP增长与发电量增长的匹配比率是118.1%。

  再看看2008年:

  2007年发电量32816亿千瓦时,2008年发电量34669亿千瓦时,2008年比2007年发电量增长5.6%,而2008年的GDP增长9.7%。2008年GDP增长与发电量增长的匹配比率是173.2%。

  如果按1980年、2008年的匹配比率计算,2018年的GDP增长不是6.6%,而是7.8%或11.4%。这至少说明一个问题,2018年的GDP增长速度,与发电量增长速度更接近,与实际生产能力和规模的扩张速度更接近。

在国际经济对比中,发电量也是一个重要指标。2010年,中国发电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几乎同时,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也相应地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用发电量考证一下翻两番实现情况,会得出什么结果呢?

  中国1980年发电量是3006亿千瓦时,翻一番是6012亿千瓦时,翻两番是12024亿千瓦时。

  实现发电量翻一番的时间是1990年,共发电6212亿千瓦时,超过不到1%。实现发电量翻两番是2000年,共发电13556亿千瓦时,只超过了12.7%。这与规划时间完全一致。

翻两番的预期目标是2000年GDP达到1980年的4倍,从实际发电量来看,2000年是1980年的4.5倍,与翻两番战略目标匹配比率仅高12.5%,考虑到经济发展目标超额完成的情况,这个数字应当是很接近的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我们党制定战略目标是严谨科学的,是客观可能与主观努力的统一,不是拍脑袋瓜子估计的数字。同时也说明,进行历史跨度大的经济发展比较,发电量有不可忽视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可以作为经济发展史的重要考证依据

三、用发电量对比一下reform and open前后的速度

  reform and open前后,一般说是两个30年。1949年建国时,中国人民接受的是百业凋敝的旧中国;reform and open前,也被说成经济发展缓慢甚至濒临崩溃。reform and open前后的发电量对比,前30年从1949开始到1978年,后30年从1978年开始到2007年。

1949年43亿千瓦时,1978年2566亿千瓦时。

1978年2566亿千瓦时,2007年32816亿千瓦时。

前30年增长58.7倍。

后30年增长11.8倍。

  鉴于一些人主要否定的是李德胜时代,也可以用另一个时间段来对比。以完全掌控的完整年度为标准,李德胜时代从1950年到1975年,一共26年,reform and open后也对比26年,从1979年到2004年。

1950年46亿千瓦时,1975年1958亿千瓦时。

1979年2820亿千瓦时,2004年22033亿千瓦时。

李德胜时代26年间增长41.6倍。

reform and open后26年间增长6.8倍。

  GDP增长应当与发电量成正比,而不应当成反比,发电量增长速度快,GDP也应当增长速度快,而不应当是相反的结果。看看这组数据,只要脑袋不出问题,事实真相应当很清楚。

《百喻经·欲食半饼喻》中说:

  有人饥饿要了7个煎饼,一口气吃掉6个,最后一个饼只吃了半个就饱了,他后悔地用手打自己说,我今天能吃饱肚子,全凭最后这半个饼,早知道吃这半个就能饱,先吃它就好了。

  这个故事的主角,谁都知道他的脑袋出了大问题,思维方式近乎于白痴,但现实中却有那么多精英如出一辙,言之凿凿地否定前面那6个饼而不知羞耻。

对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必须实事求是的总结宣传,尊重事实是叙事说史的最高原则我们见证了reform and open以来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否定reform and open前的成就。肆无忌惮地否定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一代共产党人,肆无忌惮地否定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肆无忌惮地否定那些省吃俭用、艰苦奋斗给今天打下坚实物质基础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很不应该,很不符合实际,很不得人心。

四、从发电量看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

  本来可以按年度计算,为了简便直观就简化一下,从1950年开始,以5年为一个时间段,计算比前一个5年的增长倍数,计算到2010年。

1950年:46亿千瓦时

1955年:123亿千瓦时,增长1.7倍。

1960年:594亿千瓦时,增长3.8倍。

1965年:676亿千瓦时,增长0.1倍。

1970年:1159亿千瓦时,增长0.7倍。

1975年:1958亿千瓦时,增长0.7倍。

1980年:3006亿千瓦时,增长0.5倍。

1985年:4107亿千瓦时,增长0.4倍。

1990年:6212亿千瓦时,增长0.5倍。

1995年:10070亿千瓦时,增长0.6倍。

2000年:13556亿千瓦时,增长0.3倍。

2005年:25003亿千瓦时,增长0.8倍。

2010年:42072亿千瓦时,增长0.7倍。

李德胜时代1950年到1975年,每5年平均增长1.4倍。

reform and open后1980年到2010年,每5年平均增长0.6倍。

  经济规模越大,增速可能会降低,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但李德胜时代的增速之快显而易见,不能人为压低李德胜时代的增速来说明什么,那样很不道德。

五、用李德胜时代的发电量与美国对比

  有关部门计算出一个美元GDP,可以进行国际间对比。但用这个数据对比的结果,却是颠覆认知的。

(一)用美元GDP对比一下增长率:

  【说明:包括美元GDP和人民币GDP,有关部门只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2年以后的数据,所以只对比1952-1975年这24年。】

中国:1952年304.9亿美元,1975年是1634.3亿美元。

美国:1952年3677.3亿美元,1975年16889.2亿美元。

中国24年间增长5.4倍。

美国24年间增长4.6倍。

  一个经济规模巨大的美国,与一个一穷二白、超高速发展的新中国相比,GDP增长速度竟然差不多,你能相信吗?

(二)用发电量对比一下,发现完全不同的情况:

  【美国数据引自《国外统计资料1949-1976》,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年版,第200页。】

中国:1952年73亿千瓦时,1975年1958亿千瓦时。

美国:1952年4631亿千瓦时,1975年20009亿千瓦时。

中国24年间增长26.8倍。

美国24年间增长4.3倍。

从发电量增长速度来看,李德胜时代的中国,是美国增速的6.2倍,比美国快得多,而不是差不多。由此提出一个质问,为什么GDP增速竟差不多呢?

(三)不同年度1千瓦时电力创造的美元GDP:

中国:1952年4.2美元,1975年0.8美元。

美国:1952年0.8美元,1975年0.8美元。

1952年:中国是美国的5.3倍。

1975年:中国降低5.3倍,与美国完全相同了。

  到底是1952年计算高了呢?还是1975年计算低了呢?是什么奇怪的原因,导致中国1975年电效率下降如此之大呢?

六、用李德胜时代的发电量与日本对比


中国发电量:1952年73亿千瓦时,1975年1958亿千瓦时,1975年是1952年的26.8倍。

日本发电量:1952年516亿千瓦时,1975年4758亿千瓦时,1975年是1952年的9.2倍。

中国美元GDP:1952年304.9亿美元,1975年是1634.3亿美元,1975年是1952年的5.4倍。

日本美元GDP:1952年172.5亿美元,1975年4999.4亿美元,1975年是1952年的29.0倍。

李德胜时代的中国,发电量增长26.8倍,GDP只增长5.4倍。

而同时代的日本,发电量增长9.2倍,GDP增长了29.0倍。

  两国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为什么?

  1952年,日本发电量是中国的7.1倍,GDP只有中国的56.6%,电发出来都干什么去了?竟然不创造GDP?一个近代史上反复欺凌中国的强国,经济发展水平竟然如此落后于中国?

  1975年,日本发电量是中国的2.4倍,GDP却成了中国的3.1倍,发电量倍数大大减少了,GDP却反超中国,由中国的56.6%变成了3倍多,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

  从1千瓦时电力创造的美元GDP来看:

中国:1952年4.2美元,1975年0.8美元。

日本:1952年0.33美元;1975年1.1美元。

1952年:中国发电量创造GDP的效率是日本1270%。

1975年:中国发电量创造GDP的效率只有日本72.7%。

  把起点数据抬得很高,把终点数据降得很低,用什么理由才能解释清楚?这样的数据能拿来说事吗?如果相信了这个美元GDP数据,李德胜时代真的可以被鄙视了。

七、用美元GDP得出的中国世界排位

  这样的美元GDP数据,还得出一个极其荒唐的结论:

迄今为止,中国人均GDP在世界排位最高的年份,是蒋家王朝行将灭亡的1948年,排名第40位

  【特别提醒:1948年的蒋家王朝,打内战最激烈出现巨额战争赤字,是不得不发行天文数字的金圆券疯狂掠夺人民的一年,到1949年物价上涨了500万倍至1100万倍。金圆券面额最大的一张可达到60亿元,面额100万元的比比皆是,当个百万富翁也不难了,只不过即使买煤球也要用麻袋装钞票,从而导致民心丧尽。这样的恶性通货膨胀,竟然成了中国人均GDP世界排位最高的年代,我们的一些著名专家教授还以此为依据来恶毒否定新中国,难道不荒唐吗?!】

而李德胜时代结束时的1976年,人均GDP是165美元,世界排位由1948年的第40位大幅度下降到第121位。

reform and open后也没能幸免被美元GDP否定的命运,到凳shopping去世的1997年,reform and open已经轰轰烈烈进行了18个年头以后,中国人均GDP是781美元,世界排名又大幅度下降到第135位。

到2017年底,中国人均GDP是8759美元,只排在世界第73位,人均国民总收入世界第95位,仍与常凯申统治末期第40位的世界排名相差甚远。

这个美元GDP数据,已经完全与发电量、与生产能力和规模无关了,甚至是成反比的它否定的不再只是李德胜时代,连reform and open后包括到现在,一概不能幸免

  有这样的GDP作为依据,再通过某些权威人士长期不断地灌输给全社会,得出的确定结论就是:

  和平不如战乱,李德胜不如常凯申,CPC不如kmt,socialism不如半殖民地半封建,新中国不如旧中国甚至不如一切外国,搞中国特色socialism不如一步到位复辟capitalism。

  当这样的错误共识形成后,prc、cpc、socialism和中国特色socialism制度,还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吗?不彻底否定能行吗?

  而问题在于,那些言之凿凿的数据靠谱吗!能信吗?


第二篇:

从粮食产量等实物数据看李德胜时代的农业

提起李德胜时代,就是在socialism制度建立后,搞得国家凋敝不堪,家家户户贫困潦倒。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一些势力甚至与美国、台湾的情报部门合伙,编造出一个饿死了3000万到8000万人的弥天大谎。经过几十年铺天盖地的妖魔化宣传,让很多人信以为真,相当一部分人把谣言当成了正史。

  为了帮助大家明辨真假,建立起符合实际的认知,坚定四个自信,我们用农业的实物数据考证一下历史真相。

  李德胜时代的界定,按照实际领导的完整年度计算,从1950年开始到1975年共26年,reform and open后同样计算26年,从1979年到2004年。与其他主要国家的对比限定在同时代,从1950年到1975年。

一、粮食产量增长情况

(一)粮食总产量

  1950年13212.5万吨,1975年28451.5万吨。

  1979年33211.5万吨,2004年46946.9万吨。

  李德胜时代26年间增长1.2倍。

  reform and open后26年间增长0.4倍。

(二)人口增长情况

  1950年55196万人,1975年92420万人;1979年97542万人,2004年129988万人。

  李德胜时代人口26年间增长67.4%。

  reform and open后人口26年间增长33.3%。

(三)人均粮食产量

  1950年239.4公斤,1975年307.9公斤。

  1979年340.5公斤,2004年361.2公斤。

  李德胜时代26年间人均增长54.9%。

  reform and open后26年间人均增长6.1%。

  尽管李德胜时代结束时生活还不富裕,但那一代人在简陋原始的生产条件下战天斗地,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不容否定的铁一样的事实。中国人民温饱问题的解决,不能数典忘祖,不能忘记老一辈的艰苦奋斗业绩

三、其他农作物增长情况

(一)棉花

  1950年69.2万吨,1975年238.1万吨。

  1979年220.7万吨,2004年632.4万吨。

  李德胜时代26年间增长2.4倍。

  reform and open后26年间增长1.9倍。

(二)糖料

  1950年337.8万吨,1975年1914.3万吨。

  1979年2461.3万吨,2004年9570.7万吨。

  李德胜时代26年间增长4.7倍。

  reform and open后26年间增长2.9倍。

(三)茶叶

  1950年6.5万吨,1975年21.1万吨。

  1979年27.7万吨,2004年83.5万吨。

 李德胜时代26年间增长2.2倍。

  reform and open后26年间增长2.0倍。

(四)油料

  1950年297.2万吨,1975年452.1万吨。

  1979年643.5万吨,2004年3065.9万吨。

  李德胜时代26年间增长0.5倍。

  reform and open后26年间增长3.8倍。

(五)水果

  1950年132.5万吨,1975年538.1万吨。

  1979年701.5万吨,2004年15340.9万吨。

  李德胜时代26年间增长3.1倍。

  reform and open后26年间增长20.9倍。

(六)猪牛羊肉

  1952年338.5万吨,1975年797.0万吨。

  1979年797.0万吨,2002年4928.4万吨。

  李德胜时代24年间增长1.4倍。

  reform and open后24年间增长5.2倍。

(七)水产品

  1950年91.0万吨,1975年441.2万吨。

  1979年430.5万吨,2004年4246.6万吨。

  李德胜时代26年间增长3.8倍。

  reform and open后26年间增长8.9倍。

(八)增长速度对比

  李德胜时代:棉花、糖料、茶叶等生活必需品速度领先;

  reform and open后:油料、水果、猪牛羊肉、水产品等更高生活需求的产品速度领先。

这说明,经过新中国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在基本温饱问题解决以后,食品消费的新要求和农业生产的新水平。

三、农业生产条件发展速度对比

(一)农业机械总动力

  1952年18.4万千瓦,1975年7478.6万千瓦。

  1979年11379.5万千瓦,2002年57929.9万千瓦。

  李德胜时代24年间增长405.4倍。

  reform and open后24年间增长4.1倍。

(二)农业用电量

  1952年0.5亿千瓦时,1975年183.1亿千瓦时。

  1979年282.7亿千瓦时,2002年2993.4亿千瓦时。

  李德胜时代24年间增长365.2倍。

  reform and open后24年间增长9.6倍。

(三)有效灌溉面积

  1952年19959.0千公顷,1975年43284.0千公顷。

  1979年45003.1千公顷,2002年54354.9千公顷。

  李德胜时代24年间增长1.2倍。

  reform and open后24年间增长0.2倍。

(四)化肥施用量

  1952年7.8万吨,1975年536.9万吨。

  1979年1086.3万吨,2002年4339.4万吨。

  李德胜时代24年间增长67.8倍。

  reform and open后24年间增长3.0倍。

  尽管随着基础的巨大改变,发展速度会有所降低,但只要有一点良知就不能不承认,在农业生产条件改善方面,李德胜时代倾注了极大的努力,是旧中国不可同日而语的,也远远高于后来的发展速度,大大提高了中国落后的农村生产力,为reform and open后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四、李德胜时代与美国等国农业对比

(一)从粮食总产量看:

  1950年:中国13212.5万吨(粮食种植面积171609万亩),美国15235万吨,日本1810万吨,西德1590万吨,英国1010万吨,法国1690万吨,印度6285万吨。

  1975年:中国28451.5万吨(粮食种植面积181593万亩);美国29520万吨,日本1890万吨,西德2350万吨,英国1505万吨,法国3730万吨,印度14070万吨。

  1975年比1950年粮食产量增长倍数排位:

  并列第一:中国1.2倍,法国1.2倍,印度1.2倍;

  排名第二:美国0.9倍;

  并列第三:西德0.5倍,英国0.5倍;

  排名第四:日本0.04倍。

(二)从粮食亩产量看:

  1950年:中国77.0公斤,美国110.5公斤,日本194公斤,西德189.5公斤,英国169.5公斤,法国113公斤,印度42公斤。

  1975年:中国156.7公斤,美国206.5公斤,日本370.5公斤,西德273公斤,英国255公斤,法国247公斤,印度74.5公斤。

  1975年比1950年粮食亩产增长倍数排位:

  排名第一:法国1.2倍;

  排名第二:中国1.0倍;

  并列第三:美国0.9倍,日本0.9倍;

  排名第四:印度0.8倍;

  排名第五:英国0.5倍;

  排名第六:西德0.4倍。

(三)从水产品产量看:

  1950年:中国91.0万吨,美国260万吨,日本337万吨,西德55万吨,英国99万吨,法国51万吨,印度82万吨。

  1975年:中国441.2万吨;美国280万吨,日本988万吨,西德44万吨,英国110万吨,法国81万吨,印度233万吨。

  1975年比1950年水产品产量增长倍数排位:

  排名第一:中国3.8倍;

  排名第二:日本1.93倍;

  排名第三:印度1.8倍;

  排名第四:法国0.6倍;

  并列第五:英国0.1倍,美国0.1倍;

  排名第六:西德-0.2倍。

  李德胜时代的中国农业,比西方主要国家和“民主橱窗”印度不但不差,还有相当大的发展速度优势,那些言必称美国和西方的权威们,难道不应当从实际出发认识一下吗?


user avatar   tian-feng-67-4 网友的相关建议: 
      

这段时期的经济发展可以称为奇迹。

49年之前的中国大陆实际已经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亚洲垫底的水平。

农业上人均耕地不足4亩,平均粮食亩产140斤,生产方式极其原始落后,农业生产力水平可能还不如1000年前的宋代更高。

工业上钢产量16万吨(印度49年钢产量是140万吨 日本是311万吨 西德是916万吨 )发电量43亿度人均发电8度(台湾当时人均有150度 日本人均600度 美国3000度 非洲肯尼亚人均都有13度)。

教育上5亿人口在校小学生是2400万 中学生120万 大学生11万(当时印度3亿6千万人口有1800万在校小学生 460万中学生 28万大学生 台湾700万人口有90万小学生 8万中学生 9千大学生 日本7000万人口有1100万小学生 700万中学生 40万大学生),东亚东南亚南亚这一片地区里,中国大陆在校学生占人口比例是最低的。

而且当时的中国大陆已经陷入了严重内卷化的恶性循环当中。因为农业资源匮乏农业产出低下,无法为工业和教育发展提供有效积累。而工业和教育无法发展,就更不可能反哺农业有效提高农业产出。而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农业资源更加匮乏,更无法有效提供工业积累。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只能导致国家无法建立一个稳定发展的政府,依旧会持续混乱内战下去,也就是越打越穷,越穷越打。这也是当时美国对于中国的主流看法,认为虽然中共相对国民政府要廉洁高效,但依旧无法解决中国的内卷化恶性循环不能有效发展的问题。用不了几年政权就会崩溃, 继续陷入混乱内战之中。

然而当时的中国大陆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仅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力(49年粮食产量1.12亿吨平均亩产140斤 78年是3亿吨平均亩产340斤 )而且极大的发展发展工业和教育,走出了内卷化的恶性循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具体可看下面的数据。

1949年和1978年中美苏日德英法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

粮食总产量:1949年,美国15740万吨,中国11318万吨,苏联8810万吨,日本1780万吨,法国1610万吨,西德1450万吨,英国1025万吨。1978年,美国32807万吨,中国30477万吨,苏联25506万吨,法国4717万吨,西德2609万吨,英国1870万吨,日本1818万吨。

棉花总产量:1949年,美国350.8万吨,苏联84.4万吨,中国44.4万吨。1978年,美国236.0万吨,苏联264.0万吨,中国216.7万吨。

粗钢产量:1949年,美国7074万吨,苏联2329万吨,英国1580万吨,法国915万吨,西德916万吨,日本311万吨,中国15.8万吨。1978年,苏联15100万吨,美国12389万吨,日本10211万吨,西德4126万吨,中国3178万吨,法国2284万吨,英国2030万吨。

生铁产量:1949年,美国4982万吨,苏联1639万吨,英国968万吨,法国841万吨,西德717万吨,日本160万吨,中国25万吨。1978年,苏联11100万吨,美国7957万吨,日本8017万吨,中国3479万吨,西德3014万吨,法国1919万吨,英国1141万吨。

焦炭产量:1949年,美国5773万吨,西德2514万吨,苏联2430万吨,英国1574万吨,法国690万吨,日本258万吨,中国54万吨。1978年,苏联8640万吨,美国5250万吨,中国4690万吨,日本4389万吨,西德2541万吨,英国1225万吨,法国1030万吨。

原油产量:1949年,美国24892万吨,苏联3344万吨,西德84万吨,日本19万吨,英国16万吨,中国12万吨,法国8万吨。1978年,苏联57246万吨,美国42919万吨,中国10405万吨,英国5338万吨,西德506万吨,法国112万吨,日本54万吨。

煤炭产量:1949年,美国43597万吨,苏联23550万吨,英国21861万吨,西德11740万吨,法国5304万吨,日本3974万吨,中国3243万吨。1978年,苏联72400万吨,中国61800万吨,美国59915万吨,西德20750万吨,英国12354万吨,法国2239万吨,日本1909万吨。

天 然 气:1950年,美国1779亿立方米,苏联58亿立方米,法国2.5亿立方米,日本0.7亿立方米,西德0.6亿立方米,中国0.07亿立方米,英国0.6亿立方米(1959年)。1978年,美国5331亿立方米,苏联3724亿立方米,英国372亿立方米,西德203亿立方米,中国137亿立方米,法国79亿立方米,日本29亿立方米。

发 电 量:1949年,美国3451亿度(净发电量),苏联783亿度,英国506亿度,日本410亿度,西德357亿度,法国303亿度(净发电量),中国43亿度。1978年,美国22860亿度(净发电量),苏联12000亿度,日本5640亿度,西德3534亿度,英国3534亿度,中国2566亿度,法国2226亿度。

硫酸产量:1949年,美国1037万吨,苏联220万吨,英国169万吨,日本161万吨,法国115万吨,西德114万吨,中国4万吨。1978年,美国3481万吨,苏联2240万吨,中国661万吨,日本643万吨,西德468万吨,法国458万吨,英国346万吨。

纯碱产量:1950年,美国362万吨,英国125万吨,苏联75万吨,西德74万吨,法国72万吨,日本17万吨,中国16万吨。1978年,苏联488万吨,英国190万吨(1971年),美国164万吨,法国137万吨,西德135万吨,中国133万吨,日本118万吨。

烧碱产量:1951年,美国282万吨,英国55万吨,西德39万吨,苏联35万吨,日本33万吨,法国26万吨,中国4.8万吨。1978年,美国960万吨,西德325万吨,苏联276万吨,日本270万吨,法国134万吨,中国133万吨,英国92万吨(1972年)。

化肥产量:1950年,美国426万吨,西德184万吨,法国165万吨,苏联124万吨,日本64万吨,英国56万吨,中国1.5万吨。1978年,苏联2365万吨,美国1941万吨,中国869万吨,法国470万吨,西德447万吨,日本215万吨,英国164万吨。

塑料产量:1952年,美国89万吨,西德17万吨,英国12万吨,苏联6.7万吨(1950年),法国4万吨,日本4万吨,中国0.2万吨。1978年,美国1238万吨,西德675万吨,日本587万吨,苏联352万吨,法国291万吨,英国277万吨,中国68万吨。

乙烯产量:1960年,美国247万吨,英国45万吨(1963年),西德23万吨,苏联18万吨,日本8万吨,法国8万吨,中国0.07万吨。1978年,美国1247万吨,日本439万吨,西德322万吨,法国197万吨,苏联148万吨(1976年),英国125万吨(1975年),中国38万吨。

汽车产量:1949年,美国625.4万辆,英国62.9万辆,法国28.6万辆,苏联27.6万辆,西德16.2万辆,日本2.9万辆,中国无。1978年,美国1287.6万辆,日本924.0万辆,西德458.4万辆,法国408.0万辆,苏联217.3万辆,英国160.8万辆,中国14.9万辆。

载重汽车:1949年,美国113.4万辆,苏联23.0万辆,英国21.6万辆,法国9.8万辆,西德5.7万辆,日本2.8万辆,中国无。1978年,美国370.8万辆,日本326.4万辆,苏联85.9万辆,法国45.6万辆,英国38.4万辆,西德30.0万辆,中国9.6万辆。

拖 拉 机:1949年,美国60万辆,苏联9.3万辆,英国9.0万辆,西德2.7万辆,法国1.7万辆,日本和中国无。1977年,苏联56.9万辆,中国41.9万辆,日本28.8万辆,美国20.5万辆,英国14.7万辆,西德13.0万辆,法国6.0万辆。

水泥产量:1949年,美国3594万吨,英国936万吨,西德846万吨,苏联815万吨,法国688万吨,日本328万吨,中国66万吨。1978年,苏联12928万吨,日本8489万吨,中国7390万吨,美国7174万吨,西德3350万吨,法国2820万吨,英国1592万吨。

木材产量:1950年,美国28266万立方米,苏联26600万立方米,日本5136万立方米,西德2659万立方米,法国2033万立方米,中国664万立方米,英国337万立方米。1977年,苏联37670万立方米,美国33844万立方米,中国4967万立方米,日本3431万立方米,法国3039万立方米,西德2873万立方米,英国389万立方米。

化学纤维:1949年,美国47.8万吨,英国13.0万吨,西德12.8万吨,法国7.1万吨,日本5.7万吨,苏联2.5万吨,中国无。1978年,美国390.7万吨,日本184.8万吨,苏联110.0万吨,西德88.2万吨,英国59.8万吨,法国33.5万吨,中国28.5万吨。

电 视 机:1958年,美国528万台,英国200万台,西德149万台,日本121万台,苏联98万台,法国37万台,中国0.02万台。1977年,日本1521万台,美国786万台,苏联707万台,西德468万台,英国218万台,法国191万台,中国28.5万台。

卷烟产量:1950年,美国784万箱,苏联250万箱,英国225万箱,中国160万箱,日本129万箱,法国63万箱,西德49万箱。1978年,美国1390万箱,中国1182万箱,苏联755万箱,日本603万箱,西德303万箱,英国213万箱,法国165万箱。

糖 产 量:1949年,苏联222万吨,美国199万吨,法国83万吨,西德61万吨,英国52万吨,中国20万吨,日本3万吨。1978年,苏联935万吨,美国523万吨,法国406万吨,西德297万吨,中国227万吨,英国111万吨,日本62万吨。

机制纸及纸板:1949年,美国939万吨,英国163万吨,苏联100万吨,西德89万吨,法国87万吨,日本51万吨,中国11万吨。1978年,美国5752万吨,日本1650万吨,苏联940万吨,西德687万吨,法国496万吨,中国439万吨,英国415万吨。

棉纱产量:1949年,美国171万吨,苏联61万吨,英国37万吨,中国33万吨,法国23万吨,西德23万吨,日本16万吨。1978年,中国238万吨,苏联161万吨,美国112万吨,日本45万吨,法国22万吨,西德16万吨,英国9万吨。

棉布产量:1949年,美国76.8亿米,苏联36.0亿米,中国18.9亿米,英国18.3亿米,法国10.9亿米,西德8.7亿米,日本8.2亿米。1978年,中国110.3亿米,苏联69.7亿米,美国36.4亿米,日本23.2亿米,法国10.1亿米,西德9.6亿米,英国3.8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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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总有人拿韩国和台湾来对比中国大陆,这里要说明的是,韩国和台湾的基础当时就比中国大陆更好,上面列了台湾的部分数据。 而且因为地缘政治原因,他们都得到了大量的美国援助。如果按同样人口比例来援助中国大陆,那是美国根本无法承受的。比如50年到65年美国援助台湾41亿美元,而按人口比例这样援助大陆需要3000亿,美国50年GDP才3000亿,65年也不过8000多亿。实际上冷战时期台湾韩国的发展速度基本就是世界第一,用这样的特例来类比中国大陆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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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一段总体评价。

共和国付出了非常艰辛的努力,完成了最重要的筑基工作(就像有人说的,差不多类似日本明治时代)。中间犯了不少错误,经济体制也有僵化之处。但是成绩是主要的,算是把晚清,民国两个时代给后人挖的大坑给填起来一大部分。

当时后发国家普遍在推进工业化和独立自主。

只不过有的政府无能(比如印度等)有的政府无力(很多非洲国家)。而中国后来能从第三世界脱颖而出,和这个打基础阶段是很有关系的(工业和经济发展不是无源之水)

要是具体的比GDP增速的话,只看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不算太高(但很多数据体现不了)。呈现非常剧烈的波动,比如饥荒三年,文革前两年还都是负增长,但是有些年份增速也非常高(包括文革后六年1970-1976也不算慢)。

但是相比之民国的停滞(黄金十年也不过尔尔,可能它那个黄金是LOL的黄金段位吧),尤其是1945-1949年经济的总崩盘还是好了太多太多了。

可以说前三十年打下了一个相对健全的基础,为改开后的起飞做好了铺垫(再怎么强调市场 也要有几处才行,要不搞新自由经济的国家怎么没几个成功的,而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不是一日之功)

这些基础的改进包括

比如说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健全和死亡率的大幅下降(人口红利

城市化率的相对提高和基本工业体系的建立(工业基础

基础教育体系的建立健全和识字率的大幅提高,民国即使最为称道的高等教育也惨不忍睹,而且完全是靠精英阶层撑起来的。(决定是人口红利而非人口负担

对国内交通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修建了大量的道路等(投资的硬件环境

匪患消除和治安水平的提高,后来最乱的八九十年代治安混乱也和民国相比不值一提(投资的软件环境

农业水平的提高,农业水利设施的广泛修建,解决了从清朝中后期到民国困扰中国人的马尔萨斯陷阱问题,使得人民至少能吃饱,最起码也饿不死(三年除外)(还是人力资源问题,从1905-1945年,同在东亚生育率可能还略低的台湾,韩国人口都增长了差不多一倍,只有民国人口增长接近停滞算上抗战损失不超过35%,高死亡率背后是民国农业的悲惨现状)

在国际政治上,当时的学者大多认为 中国是 仅次于 美 苏 的第三大政治力量(比如1984年的《大国的兴衰》 第六版《全球通史》等作品应该都提到过)

我就偷懒贴点数据吧。

因为我非常喜欢回答经济史问题,再一次感谢 @雷龙

我也就做一个注解(这是我想法里保存的中国经济数据1949-1967里的)

1949年中国粮食产量大约在11500万吨我个人估计1936年或某一年份的峰值不超过13000万吨,我个人认为我引用的这本资料里援引中国人口史估算的1936年 粮食峰值15000万吨是错误的,因为那个调查只算了条件最好的南京周边(估摸是侯杨方某个学生搞错了),而同年包括四川湖南江西等地都在闹饥荒,四川人大量饿死,所以1936年大丰收在很多地方纯属笑话)

这里多说两句。民国最烂的一点就是其水利荒废比清朝更甚,而农业离不开水利,水利荒废导致农业面对 水灾旱灾毫无抵抗力,这也是为何民国水旱灾极其频繁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兴修水利,农业抗灾能力大幅提高,而这是GDP体现不出来的。

根据图中可见,公路里程,城镇化,工业都非常薄弱。


蒋蚣民国,全亚洲倒数第二,世界倒数前十甚至前五。最不发达国家里的最不发达国家

@到最好 你想说什么?看看这个

人均各项数据差不多都是世界倒数第一第二第三

所谓的五常差不多是个笑话(没有治外法权的治外法权,参考我另一个答案)

首先是1950-1952年的经济恢复与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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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WG之后有一个著名的文件叫《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对WG进行了彻底否定,有些人对党谈不上拥护,但对这个决议是极其拥护的,决议里有关于改开前国家建设的描述:

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九八○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都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一九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一九八○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一九八○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

  八、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一九八○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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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发展的角度,找历史找对照的话,大致走完了日本从甲午后到中日战争爆发前,大约50年的工业化道路。人民还是穷的,但是工业门类已经建立起来了。

为什么以甲午前的日本做对照点,主要考虑是当时日本能打赢清朝,但是机器设备和武器都是外购的;相对的建国后,中国能和美国在朝鲜打一仗,但是武器并不是国产的。这两个起点作为工业化起始的相似度最高。当然完全贴合的对照组是不存在的,只能大致比较一下。

从重工业化的成果看,有些方面中国强一些,比如火箭核武器。有些日本强一点,比如世界前三的海军。当然火箭核武器日本大正时代没有,但是消耗的资源比重看,和日本海军差不多。民生方面呢,做的都不好。

以前常有人说,解放时,中国和被打成废墟的日本在同一水平线上,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对的。日本战后的真实起点,更接近我们改开后的某个时间点。大致就是一个有基本工业能力和教育水平,但是人民一穷二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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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每人每次发放17尺3寸布票,刚够成人做一套蓝布制服。天津市每人每次可领取13尺,江西省发放11尺,严寒的哈尔滨则每人每次24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衣;南方亚热带地区城镇每人每次就只有7尺4寸布票。1960年,布票限量普遍减少到一半以下。许多地区每年每人供应的棉布减少为3尺左右。如四川城镇每年每人只发3尺7寸;山东城镇每人只发布票1尺6寸。


四川省一位教师回忆:60年代初,风声一天天紧,听说四川省只发3尺7寸布票,因为连年使用布票,大家的家底都空了,猛一下又紧到这种程度。那时刚参加工作的人,通常只有两件褂子:平时是脱了这件换那件;裤子也只有两条:一条单裤,一条棉裤;单裤夏天穿外头,冬天当衬裤穿里头。所以裤子也就特别费!一条新裤,不出一年也就烂了。


1961年3~8月,上海市区每人只发给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无法缝制一套成人的衣服。

而且买布匹不仅要有票,还要有钱。(注:下面为引用,回忆者家庭为当时整个县城上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短缺经济时代,居民穿戴所需的纺织品供应极其贫乏,棉花制品是最主要的来源,且供小于求的局面一直无法得到改善。国家以发放票证、定量供应来限制需求,试图保障供需平衡。对那些不产棉的省份来说,每人(只限城镇户口,农村户口是没有的)每年一丈二的布票就是全部的可支配用量,不用细算,捉襟见肘的状况可想而知。那时候添置一床被子是一家人的大事,因为被里被面需要用掉两丈四尺布,也就意味着两个人一年没有新衣服穿。我们插队的生产队里,一般人只在娶媳妇的时候才添置新被子。稍富裕一点的人家盖的“毛毡”,是用杠子碾压羊毛而成的毯状物,盖在身上就像钻到一个羊毛桶里,虽然挡风,但是一点也不柔软服帖。穷一些的人家只能靠烧炕取暖,所谓“身下像火炉,身上凉飕飕”,唯一的办法就是像烙煎饼一样,烙熟了这面再反过来烙那一面。也有些人会偷偷摸摸把节省下来的布票拿到“黑市”上卖掉,用来换取其他紧需物品。倒卖布票,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罪”和“破坏票证管制罪”,如果被“纠察”抓住是要被办“学习班”或者判刑的,但是票证的地下交易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1972年我参加工作,被分配到离县城四十里的基层供销社工作。供销社原本是20世纪50年代初农村推行三大合作运动—— 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的产物,在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年代,为了卡死流通环节,便把原来民间自发的结社购销变成了官方商业系统的衍生品。我们所在的供销社是该县西南唯一的商业网点,负责农副产品的统购和农资产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的统销,等于是县商业局的分支,早已没有了任何“合作”的成分,完全处于垄断地位,相当于“盐铁官营”。任何个人不得经商,百姓之间任何的物资交流都属于违法。

我先是被分到鞋帽组,后来被委以重任,“荣升”到布匹组。布匹组是整个综合门市部里最重要的组,其余四个组是食品、百货、鞋帽、针织。最重要是因为棉布的核价单位都是计算到“厘”,比如白棉布0.285元一尺(1949年以来,所谓“两白一黑”价格一直保持稳定。“只是经常缺货,有也要排很长很久的队”。“两白”即白布,单价0.285元; 白面,单价0.19元)、斜纹布0.425元、卡其布0.465元,不像其他物品都是取整到“分”,所以不上算盘,仅心算容易出错,业务要求要高一点。二来布匹组多一道收取布票的手续,零售也就罢了,盘点起来格外麻烦。三是到货的布匹伸缩性差距很大,有的布匹包含了“整匹零卖”的损耗在里面,有的则卡得很死,整匹丈量刚好,零卖起来就会有“短缺”。刚刚经历过“一打三反”运动,商业局是众矢之的,因贪污罪自杀的人有很多,所以布匹组对人员的要求比其他组要高些:体力要好,搬运成捆的布匹是个力气活;脑子要好,算账正确;还要嘴巴快,布匹组是个经常吵架的地方,没有点据理力争的能力还真不行。

我在供销社的那两年,是十天一大集、五天一小集。人们手中的货币和物资交流只集中于这一处地点,所以逢集的拥挤就可想而知了。早上九点钟开门,七点钟就有人等在门口,柜台都要被擠垮了,不要说喝口水,中午饭都要等到下午三点钟以后才能胡乱扒拉几口。有一次我的小辫散了都没工夫绑,就一直散着到下班,头发上还沾了很多棉絮,大家都说像鬼一样。我们用的一米长的尺子前面安了一个小刀片,丈量完以后在布上划一个小口,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卡住布,然后用力展开双臂即可将布撕开。但有时候速度快,卡在手指缝当中的布丝会把手掌划一道很深的口子。一个逢集日里我要做成百上千个扯布动作,到了晚上胳膊酸得连碗都端不住。体力活都是小事,算账绝对不能忙中出错。我们那时候兴“唱账”,就是每一笔交易都要大声说出来。比如“0.465的卡其6尺,2.79元。当面点清,出门概不负责!”一般来讲,我算账出错的概率不高,来找后账的大都是尺寸问题。如前所述,一尺布票都能使我母亲夜不能寐,可见由于供应短缺严重,尺寸问题有多么重要。有一年到了一批类似军用的卡其布,颜色质地与军装相仿。军装是当时最时髦的服装,能有一件仿军装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所以那批布卖得别提多火爆了。但这批到货可能因为是“战备库存布”,没有零售消耗余头,因此整批布正常零售下来会有大约2米—3米的缺口。“一打三反”的余波使我们每个人都心有余悸,害怕落个“账目不清”的罪名,我只能紧紧卡住尺子卖。棉布有伸缩性,一米布拉直和平铺之间大约会有1寸—1.5寸的差距,而恰好这批布的“缩水率”又比较高,结果十人当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来找后账,说我没有给够尺寸。我向每一个人反复陈述其中的缘由。由于我说话语速快、分贝高,又占一点理,说白了还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垄断”带来的“底气”,没有一个人能“吵”过我,于是便赢得了一张利嘴如同“麻链子”(搓麻线用具,意为“转得快”)的称号。有的人甚至找到领导,社领导特意到门市部过问此事。我把所剩布匹摊在柜台上,全部丈量一遍让领导看,不这么卖,损耗的短缺算谁的?领导和业务员商量了一下,特批给我一些“损耗量”,同时批评我态度不好,应该事先向人们说明“缩水率”,建议预留出一点“放量”。好在这批布很快就售罄了。有一日我碰到镇上的裁缝,他对我说:你卖的这批布,最后高兴了学生娃。一问才知,原来大人购来想给自己做衣服,结果由于寸头紧,加上缩水,都改给孩子们做了。

七十年代农村顺口溜,社干部,队干部,一人一条尿素裤。有黑的,有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

当年,我们大队二千多人,只有一个代销点,很多人不知道支书的名字,但大人小孩都知道营业员的名字。那时候很多商品没有国家标准,有的连企业标准都没有,基本上靠厂家的心情。

火柴头有大有小,有的几根沾在一起,有的火柴棍上没有火药,擦火的皮是贴上去的,用力大一点就破了,火柴没用完,擦火皮就没有了。铅笔一边软,一边硬,用小刀削出来不均匀,有的还会开胶,抽芯。塑料凉鞋断底,让农民穿的话,基本一个月就报废了。香烟论根卖,还有中间漏烟丝的。散装醋夏天起白沙,当着顾客的面,用纱网捞一下,照样卖。豆豉里面有死蛆虫。散装酱油、醋、酒桶里每年不淹死几个老鼠,就有点对不起人。卫生纸是红色的糙纸,既不柔软也不结实,稍微用力就破了,就这还不是所有人能用得起,只有个别条件好的姑娘小媳妇才用,每家茅房里基本都有一堆碎砖烂瓦。酒瓶是压铁盖子,没压紧的还会跑气,特难喝。食盐都是散装的,夏天永远都是湿漉漉的,运气好的话,还能找到小贝壳和石子。糖块夏天不能买,发软,糖纸揭着特费劲,有时候干脆连纸一起吃。有的雪花膏icon上半部会有水份析出,用的时候要搅拌均匀才行,姑娘们用的特别仔细,宝贝着呢。深褐色的泥巴糖吃着发酸,有时候还会碜牙,喝完糖水,碗底永远都有一层杂质,白糖也有,听说是从古巴进口的,一般人舍不得买。

那时候女孩子来例假都用又黑又烂的破棉花,谁用得起纸。我们大便用瓦片刮,有时候用南瓜叶,奢侈的人用报纸,让人很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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