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反驳民族主义者的观点? 第1页

曾任《大公报》主编的王芸生，因为将苏联红军解放代管旅顺港的那段时间称作“惨痛的历史”，将其和沙皇俄国、日本帝国主义对旅顺的侵略混为一谈，被新华社通讯批评是“恶毒地破坏中苏友谊”。因此王本人在1957年写了一篇检讨文章《必须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系统地驳斥了自身乃至其他知识分子具有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刊登在1957.08.23第7版的《人日》上。

现全文搬运如下:

必须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王芸生）

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危害性
民族主义，在受压迫被掠夺的弱小国家里，当它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时候，是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的，这如同我国在过去长期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情形和现今一些亚非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情形。超越了这个范围，民族主义就失了进步性，而是反动的了。因为民族主义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自从历史上出现了资产阶级，它就懂得用民族主义挑起不同民族的劳动人民之间的民族纠纷，以巩固它的统治。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更懂得利用民族主义的骗人口号，驱策人民群众，参加侵略战争，进行民族掠夺。在社会主义国家，是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对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用民族自决权的要求来对抗资产阶级民族压迫政策。在我国是实行民族自治，我们这样做，是有利于反帝国主义的。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的东西，我们是反对民族主义的。“简明哲学辞典”说：“共产党为反对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其中包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着斗争。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在民族问题领域内要比其他任何一个领域内更富有生命力。”中国还是极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国家里，经济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基本上消灭了，而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资产阶级思想还大量存在，在民族问题领域内资产阶级思想更是不少。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狭隘性的，它的表现是各式各样的。它表现在国内各兄弟民族关系上的，我们多数民族表现为大汉族主义，各少数民族表现为地方民族主义，这当然是危害国内各民族的友爱团结的；它表现在国际关系上的，大国表现为大民族主义（或称大国主义），对兄弟国家表现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这当然是危害国与国间的友好团结的。所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有害的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东西，必须加以克服。
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于知识分子的危害性特别大，也特别深刻。就因为民族主义在受压迫被侵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国家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具有进步性以至革命性的一面，狭隘的民族主义往往穿着“爱国主义”的外衣而出现。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爱国主义，才是真正的革命的爱国主义；否则，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反动性质的。知识分子多数是有爱国心的，也喜欢标榜爱国；但是，若不把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加以区分，就会无意地或者有意地假爱国之名，干反动之实。革命的和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受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和锻炼，然后才能逐步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达到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境界。

“旅顺小记”是一个例子
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学习中，我就发现我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残余。
一个具体的例子，去年八月号的“旅行家”杂志上发表一篇我所写的“旅顺小记”，其中就有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文中记旅顺军事博物馆门前陈列的大坦克，明明写着：“这个大坦克曾经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攻克柏林的战役，然后掉转头来，来到旅顺。旅顺的新历史就由此开始。”这是对的，而下一段却紧接着这样写：“旅顺以往的历史是惨痛的。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攻占了这个军港；1898年沙俄挟三国干涉之功占租了旅大；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再占旅顺，由此长陷日手；至1945年解放；1955年苏军撤退，苏联政府将旅顺军港设备无偿地交给中国。这段历史经历是六十年。”就这样前后矛盾地将旅顺解放后苏军代管的十年时期也算入“惨痛的历史”里去了。这是严重的错误。新华社通讯说这是“恶毒地破坏中苏友谊”，我是不能辞其咎的。尽管我主观上无此用心，我检查我之所以写出这段严重错误的东西，是有原因的：（一）因为我自以为熟悉这段历史，就不加周密思考而顺笔写下，以致搞出逻辑上的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对待自己的文章如此地不认真，不严肃，实在是一种自暴自弃的态度。（二）就是因为我的思想深处还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我搞过近代外交史，提到旅顺的历史就是惨痛的。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解放了朝鲜的北部和我国的东北，日本军国主义由此被迫无条件投降，乃是极为关键的大事，我国的八年抗战由此获得最后胜利，尤其是关键的大事。当时我在重庆，受美英宣传的影响，对这种关键性的大事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错误印象。现在已完全明白了历史的真相，苏联于法西斯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参加作战，是雅尔塔协定规定的，所以苏联于１９４５年５月９日战胜了德国，即于８月８日对日本宣战，是履行雅尔塔协定的规定。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日期是预先通知了美国的，杜鲁门为了冲淡苏联对日宣战的重要性，给世人以是美国战胜日本的混乱印象，他毫无必要地也非常阻险罪恶地于苏联预定参战的前两天８月６日向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又于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８月９日向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杜鲁门这个罪犯，他一只血手杀害了二十多万日本人民的生命，只是为了掩蔽苏联对日作战的军功。我当时就受了这种蒙蔽，所以对苏军参战，击溃了顽强的日本关东军并解放我东北的印象不够深刻；以后虽然弄清楚了这段历史的真相，而第一个错误印象总还是潜伏在我的下意识里。这些错误的意识成为客观存在，不经过深刻的挖掘，是不会除根的。问题就表现在我这篇“旅顺小记”里。我若是对苏联对日宣战并解放我国东北有足够的重视，我写这篇小文，叙述旅顺的历史，自然就会从1945年８月的解放划分新旧两个时期，也自然会对苏军表示感谢的心情。解放八年多来，我虽然经过思想改造和许多学习，自以为有了一些进步，而旧的思想意识仍旧很浓重地潜伏在我的头脑里，稍不经心，就会流露出来。这篇“旅顺小记”的错误，就是一个可惊的例子。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块绊脚石
狭隘的民族主义，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块绊脚石，我个人是深深有此体会的。回想1949年春天，我从香港来到当时的北平，是我投到新中国的人民队伍中受思想改造教育的第一课，当时在我思想中最难解开的一环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长期在旧中国的反动统治下工作，初到解放区来，一切印象都是崭新的。我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有三点：（一）在人民政府的政权下，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是真正地为人民服务，绝不同于旧中国的“官世界”。（二）在解放区，我看到了真正的人的生活和人民所表现的力量，和蒋管区的垂死情况相比，判然两个世界。（三）我看到了人民解放军政治教育的伟大，从而认识到解放战争不是单纯的复仇的战争，而是有一套哲学作基础，从阶级立场上，去克服一切有形和无形敌人的战争。由于这几点深刻的印象，使我反省到：（一）我这个习惯于在既成的反动社会里向上爬的旧知识分子，由生活到意识，都必须由半悬空中爬回来，脚踏实地回到人民群众中来；（二）我应该否定我过去所做的脱离人民利益的以至损害人民利益的工作，向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阵营投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诚地为人民服务。这些问题我都想通了，而最后一个问题挡住了我的思想前进，这就是：在狭隘的民族主义这块绊脚石的障碍下对苏联的误解。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苏联不也是一个施行强权政治的国家吗？中国共产党的对苏政策会不会使新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我这种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产生的糊涂思想，当时是在困恼着我。当时经过几位同志的耐心地帮助和指导，经过反复思索，我终于搞通了这个问题。我很愉快地写了“我到解放区来”一文，在那篇文章中，我写了以下一段话：
“我反省到：流行于小资产阶级的国际观念中，笼罩着一种对苏联的误解。他们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理论体系，也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共同立场，因此也将苏联与美英帝国主义等量齐观。用强权政治的眼光看当前的国际关系，以为苏联也是强权政治中纵横捭阖的角逐者。其实，若把握定了阶级立场，就会懂得，奉行马列主义的苏联，它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者，社会主义的灯塔。它与帝国主义搏斗，是为了挣脱世界大多数人类的枷锁，使人类永无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在民族立场上，也与阶级立场相统一。苏联在民族立场上，它同情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而援助他们获得解放。在此立场上，苏联在世界上是革命势力，决不是侵略势力。”
这篇文章写于1949年４月初旬，今天重读这一段话，还可作为我克服狭隘民族主义潜在意识的药石。归根到底，这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只要能够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到，苏联国家的性质根本不同于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在国内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对外反对侵略，执行和平政策，主张与一切国家和平共处，进行和平竞赛。无产阶级的伟大抱负，是解放了全人类而后解放自己，所以苏联在民族问题上是和阶级立场相一致的。苏联的民族政策，对内实行国内各族人民一律平等和自主，对外主张解放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同情和援助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以实现世界一切民族的一律独立和自由。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的一贯精神。十月革命刚一成功，苏维埃政府就通过了“俄国各民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一）俄国各族人民一律平等和自主；（二）俄国各族人民具有自由的自决权，直至分立和组成独立国家；（三）废除一切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特权和限制；（四）俄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和民族集团均得自由发展。”四十年来苏联一贯执行这一正确的民族政策，苏联各族兄弟友谊的团结和发展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光辉范例。这是苏联民族政策的对内一面。在对外方面，以中苏关系为例：列宁是一贯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十月革命刚一成功，苏维埃政府就宣布废除帝俄时代的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实际支持中国的大革命运动，即在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犯着反苏反共的罪恶，当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时，苏联还是通过蒋介石政府，援助中国的对日抗战。苏联取得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之后，喘息未定，就挥戈东指，对日宣战，击溃了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最后赌本的关东军，解放了我国的东北。这是多么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全中国人民都衷心感谢。但是，象龙云那样的军阀地主阶级分子，他一贯反苏，他非但不感谢苏军解放我东北的伟大功绩，还要诽谤苏联拆走了东北若干工厂的机器。问题很清楚，当时如果不把那些机器拿开，以后落在美蒋手里，中国人民在解放东北的战争中就要多付出许多鲜血。解放以后，苏联以庞大的机器装备和优良的技术帮助我们在东北建设起现代大工业来，两相比较，从前的那些旧机器，真是微不足道。别有用心的人，则总是用这件事进行反苏煽惑。另外也有一些鼠目寸光的人，总是只看小的，不见大的。关于旅顺口问题，1950年２月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时的“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在对日和约缔结前，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是完全必要的。那时新中国诞生不久，国防尚未巩固，我们和苏联缔结同盟关系，与苏联军队共同使用旅顺港，对我国的东北国防起了巨大的安定作用。等到抗美援朝胜利了，我东北国防巩固了，虽然对日和约尚未缔结，苏军就于１９５５年撤退，并将旅顺军港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国。苏联这种光明磊落伟大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真是炳若日星，世人皆见。我是明白这件表现着中苏伟大友谊并且关系着远东和平安危的大事的；只是因为我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残余，提到旅顺历史，不作具体分析，就在“旅顺小记”那篇小文里冒出错误来。这是我应该引为教训而加以严重警惕的。
中国和苏联，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关系乃是兄弟般的同志式的关系，这种迥异寻常的关系，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共同立场上，才能正确地理解。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共同立场上，我们才能亲切地理解到：苏联为什么这样慷慨无私地帮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在什么地方有困难和在什么地方有需要，苏联的援助就来了。在为保卫国际和平的共同斗争上，苏联和我国的关系，充分表现着兄弟、同志和战友的关系。帝国主义总想挑拨中苏两国的关系，企图在这里找出向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分化的缺口，它们的卑鄙企图总是成为幻梦，总是落个可耻的失败。这就因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上团结起来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怎样看待苏联的强大存在？
苏联是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四十年的奋斗和建设，强大存在于国际舞台上。怎样看待这个巨大的事实，就可以区分出人们的派别立场。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右派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把苏联看成是他们的灾祸，都把苏联看成是他们的掘墓者；因为苏联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最后要解放全人类，实现消灭剥削、消灭侵略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一切反动派就自然要反苏。
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劳动人民以及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的人们，都把苏联看成是全人类获得解放和幸福的希望，都把苏联看成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事实正是如此，由于苏联的强大存在，就告诉全世界劳动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现实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体系坚强地建立起来了，世界战争的确是可以制止、国际和平的确是可以争取的了。全世界的正直进步人类的最大希望不就是这些吗？因此，全世界一切劳动者、革命派、正直进步的人，都是亲苏的。
大家想一想：若不是有苏联强大存在，美国帝国主义还不放手进行征服全世界的阴谋，世界和平还能保持吗？若不是有中苏同盟强大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象现在这样地安全发展吗？我们的抗美援朝运动能够胜利吗？美国帝国主义控制台湾以后能够不进一步向我国进行军事侵略吗？若不是有苏联强大存在，匈牙利的凶恶事变能够这样有利于和平和社会主义而平定吗？若不是有苏联强大存在，帝国主义已经发动的侵略埃及的战争能够制止下去吗？若不是有苏联强大存在，美国的原子狂还不要更加猖狂吗？想到这一切，就会知道苏联的强大存在究竟是谁的利益了。想通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知道毛泽东主席“一边倒”的亲苏政策是怎样绝对正确的了。和苏联团结在一起，是中国的绝对利益；巩固和发展中苏友谊，是中国人民最高的国际义务。我们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不仅现在绝对正确，即在将来也永远是绝对正确的。这就决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决定于中苏两国的共同的社会制度。
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还有一个搞不通的问题，就是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今年２月，为了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七周年，我在“中苏友好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必须以苏联为首”的文章，我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关系着世界和平的安危和人类的幸福；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必须以苏联为首。”这有以下几项理由：（一）苏联是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解放全人类的普遍真理由它付诸实践；（二）苏联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四十年经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知识宝库；（三）苏联现在是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科学上许多成就超过美国，达到世界的高峰；（四）苏联最能帮助社会主义国家和爱好和平的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有许多重大事实作了证明；（五）苏联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中心力量。苏联具有上述五项条件，皆是别的国家所不能代替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必须以苏联为首。
以上所谈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有关苏联的各个问题，我自己以为是我曾经搞清楚了的，殊不知在我的旧意识里还潜伏着很浓重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我深深地感到，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一件很顽固的东西，它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块绊脚石。我还得认真检查我的思想，继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才能使自己获得进一步的改造。

汉族是超大民族。汉族的全民族利益，最接近（注意，不是等同）全人类利益。

这是最简单的数学原理：一个民族越是庞大，其民族利益与人类利益的距离就越小。当然，这是指一般情况。

汉族人口相当于世界人口五分之一，要长期、稳定地维护全体汉族的利益，就不可能无视非汉族人群的正当权益。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绝无可能主要依靠剥削其他人群过活——因为哪怕全人类也养不起。他们必须主要依靠自食其力。

因此，谁要无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正当权益，就是在无视五分之一人类的利益。

帝国主义的可能性有吗？确实有，但或许并不很大。因为1%人口统治99%人口，与20%人口统治80%人口，性价比是天差地别。有这个力气，还不如自己种田，

城楼上早就写得很清楚，左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右边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请注意顺序。我们必须先维护好自己利益，然后再维护全人类利益。这个理想与顺序都颠扑不破：既不能只顾自己利益，无视他人利益；又不能“左”倾盲动，自己还穷困潦倒就去解放全人类。

这里需要为儒家思想说句公道话：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儒家思想虽然相当复杂，但其主流，是有可能汇入现代左翼思想的。当然，必须基于现代左翼思想来加以引导。

首先，从哲学上说，儒家的现实指向（唯物）与中庸思维（辩证），可以说是比较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所以中国人接受起马列主义如此自然。

其次，从族群关系来说，儒家不是基于族群，本质也是一种普遍价值，依托的是天下视角。哪怕在汉族王朝的强势阶段，儒家主流也很少鼓吹帝国主义，反而屡屡不识时务，站在开疆拓土的“雄主”对立面。

再次，从社会和阶级说，儒家主张“爱有等差”，实质是“推己及人”，并非维护等级制，而实为理想与现实的恰切结合。一方面追求没有私有制、特权和世袭的大同理想，另一方面也深刻洞穿了阶级社会和人性的复杂。所以对于大同理想，主张脚踏实地：亲亲—仁民—爱物，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墨家、基督教鼓吹的“平等之爱”，儒家不是不向往，但深知在阶级社会，这些幻想不过是“左”倾盲动症，要么因为缺乏操作性被人们抛弃，要么沦为“神棍”麻木大众甚至“率兽食人”的工具。

好比灾荒之年，手里只有一个饼，先给至亲，还是陌生人？墨家和耶教可能会虚伪地说一视同仁，结果还是偷偷摸摸给了亲人。儒家不同，堂堂正正说“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的确并非完美担当，但最近乎人情；待至亲得救，再救路人。

任何形而上的思想（包括儒家），都强大不过形而下的社会现实基础。儒家的“推己及人”，是非常现实主义也非常科学的行动策略，绝非为了维护等级制本身，而不过是承认存在差别、差序的残酷现实（现实不“仁”，所以才要鼓吹“仁”）。这跟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路径，也是相通的。

那么，为什么统治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的儒家思想，跟现代左翼思想有如此多的相通性？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华夏族群是从高度一致的小股血脉开枝散叶而来的庞大族群。

对于来源复杂的“大杂烩”族群，可能彼此视为异己。对于小国寡民，抢劫的性价比超过种田。汉族两者都不是，所以抢劫的性价比远不如种田。于是，一种思想要长期统治中土，就不能不顾及如此庞大人群的利益，或者说：要代表这里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复杂博弈后，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不得不最终呈现出这个样态。

因此，对于中华民族主义，应当正确引导，而不应一概否定。谁要盲目反对，很可能走向逆向民族主义，甚至因为反对五分之一人类的利益，而走向反人类。

并非说，我们可以盲目乐观，误以为中国未来一定会走向进步。儒家思想高度复杂，也分为左中右，也可以走向反动，正如中国也可能出现大批损人利己的坏人。但是，相比其他任何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确实有更强的传统根底和现实需要，最终站在全人类的利益这边。狭隘思潮即使嚣张一时，也很可能因为无法稳定维护如此广大的人群利益，而难以持久。再重复一遍：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必须主要依靠自食其力。一旦五分之一的人类解放了自己，全人类的解放就近了一大步。

这个很简单，比如，你因为民族主义而喜欢同族的____，然而同族的____却喜欢外族更甚于喜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