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王辰院士：别以为已经胜利了，大家只是对新冠缺乏想象力? 第1页

转一个一线医生的一点心得建议：

一线小医生一枚，坐标美东离纽约不远，参与治了十几个旁观了几十个新冠病人，有点小心得小建议，给大家报告如下：

1，新冠的神药近期内是不可能有的。中国试药比美国宽松得多，试过了无数的药。之前中国呼声最高的是抗爱滋病药 (克立芝) ，但随后中国医生自己做的双盲实验证明了它没用，这结论3月18日发表后克立芝立刻打入冷宫。氯喹的前景更不乐观。很多风湿性关节炎和红斑狼疮病人长期服用氯喹，但并没有报告说这类病人就不容易得新冠或者变成重症。因为氯喹没太大的副作用 (但也是有的)，我所在医院给所有住院病人都用上了，但我没有感受到它有减少转成重症的作用。人民的希望双盲实验已经做了很久，如果很有效的话肯定会提前揭盲结束 (早结束可以早卖早赚钱)，所以估计也没多大的希望。从流感的经验来看，传统的疫苗效果也不会很大。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搞的全新型mRNA疫苗，但效果也难以预计。

2， 医院虽然没有神药，但是靠氧气和呼吸机这两样法宝，还是可以挽救一些生命的。轻症去医院的主要目的是吸氧，所以居家隔离恢复，在确认不缺氧的前提下，是安全可行的。确认不缺氧要靠指尖血氧计 (pulse oximeter) ，但很可惜这个神器远不如体温计普及，虽然它在正常价格的时候跟体温计一样便宜 (< $20)，也一样好用。因为没有普及 pulse ox，所以美国医生经常只能告诉病人有了呼吸急促 (shortness of breath) 再去医院，但是不同人对缺氧的耐受程度是不同的，有少数人血氧非常低了也不呼吸急促，等到去医院已经晚了。这应该是这次新冠得病有人＂扑街＂或者在家猝死的主要原因。因为血氧计相当便宜，不少美国家庭尤其是本来就有慢性肺病的还是有它的，或者至少现在买个贵的也来得及 ($100以内在local药店还是能买得到的)。但是不少美国穷人家庭甚至连个$10称体重的秤都买不起，也就没有自己测血氧的能力。

3，不论如何造成的，今天新冠已经在全美广泛流传了，而且已知有很多无症状感染者，也就基本上不可能扑灭了。所以象流感一样，大部分人在接下来的有生之年，迟早都会得上一次新冠，而且得了一次也不保证过几年不再得一次。这是人类医疗水平决定的，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些虽然现在貌似扑灭了，但一旦打开门还是会要面对。所以，你我将来多半都会得上新冠，但如下所述，对此完全不必恐慌。

如果你将来出现了类似流感的症状 (发烧干咳嗓子痛) ，可以就当作你得了新冠或流感。居家休息，和家人严格隔离，电话告知医生，加上自我密切测量血氧 (每4小时测一次，保证 >95%)，就足够了。因为没有神药特效药，所以不必纠结于去测试。去测试并不能改变什么，顶多满足一下你自己的好奇心。即使测出来是阴性，如果你症状很象，那测试也可能是假阴性，你还是该隔离和密切监测。如果发烧，只吃 Tylenol (acetaminophen) ，按瓶子上所写计量吃。

如果吃了药烧退了，血氧也保持在95%以上，就不必看医生。此外，我觉得在家治疗一般会有两个误区：

第一，狂喝水。这个病在医院治疗的时候是要尽量少给水的，以避免肺积水 (pulmonary edema)，所以在家喝水喝到满足自己口渴的程度就够了，不要刻意多喝水，象国内那种动不动吊瓶水更是不可取的。喝水要保持盐分，所以chicken soup比白水更好。

第二，长时间一个姿势卧床。这个病多睡觉多休息很有利康复，但是长期卧床可能出现血淤导致肺栓塞 (pulmonary embolism)，在医院都是给注射化血淤的药避免这点，在家则可通过多运动来避免。建议至少每四个小时起床一次在家慢走个一刻钟建，而且卧床时也多动动腿，多变换变换姿势（时不时趴着睡也有疗效，即所谓proning）。

从长期来讲，新冠的确是象个大号的流感，绝大多数得了新冠的都是无症状或者轻症就自愈了，也没什么后遗症。我亲眼所见，即使需要住院的新冠病人大概四分之三都出院直接回家了。因为美国已知新冠是无法扑灭的，所以出院标准比较宽松，例如不发烧不需要吸氧48小时即可出院，不需要重复做核酸检测，医嘱在家继续隔离14天即可。这不是因为没床位，事实上我院普通床位现在一点都不紧张，而是因为呆在医院里没必要了，毕竟医院没有家干净。

但是为什么近期内我们还是要严格停工隔离呢？因为新冠它是全新的，而不是象流感一直都在。在美国，流感每年死几万人 (这点绝无高估，每个医院里的医生每年都实际感受得到)，但是新冠把这一年的病压缩到几个星期里发，造成单日发病数很高，医院爆棚。Flatten the curve的意思只是把单日发病数压下去，对这个flattened curve做积分的总发病人数还是不会少的。但只要每天医院不爆，就能保证该给氧的给氧，该上呼吸机的上呼吸机，就能救回一些命。

新冠严重到要进ICU上呼吸机的是少数，但如果上了呼吸机，不说九死一生，活下来的可能也最多只有一半了，这也是人类目前医疗水平决定的。所谓抗细胞因子风暴的药我院也用，效果貌似很有限。病情严重到要上呼吸机一般都不是因为病毒本身，而是因为ARDS，可以通俗的理解为肺的过激反应。各种病毒和细菌，乃至一些非感染类的病，都可以导致ARDS。如何避免ARDS一直是老大难问题，重点研究几十年了没有很多进展，不是近期可以解决的。就我这次亲眼所见，也只能说，会不会变成ARDS全都是靠命。虽然统计上来说有基础病的更容易得ARDS，但确实有年轻没有基础病的病人也得ARDS然后去世了，而有些高龄病人有很多很重的基础病，比如肾衰长期靠透析，心衰，肺阻滞，因为他们的基础病严重了要住院，然后医院几乎给每个病人都查新冠也查出来他们得了，但他们只是轻症，过几天也就出院了。

因为新冠在美国已不可能扑灭，而且致死率低，我认为只要疾疫控制到平时流感的程度，也就是正常运转的医院能有床位接纳需要住院的新冠病人，就可以复工了。一直停工直到几乎没有新冠病人，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比如像华盛顿州目前的情况，貌似就可以在保持social distance的前提下在一两周内逐步复工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冠作为呼吸道病毒的一种，在半年之后秋冬季时还会来犯。所以这半年里可以开始谋划如何应对第二波了。我建议等到这波疾疫过去，夏天东西不那么贵的时候，屯好：血氧计（每个人都学会如何自己使用），体温计，Tylenol，鸡汤 (罐装可长期保存的)。如果工作需要经常旅行或者去人群密集处的话，根据风险程度屯好普通口罩，N95，护目镜等。能复工的时候多挣点钱存着，做好再次居家隔离的准备。

“一些西方国家施行实质性的“群体免疫”策略，以牺牲年老体弱者的生命为代价，换来人群整体免疫水平的上升，疫情之后能够放心打开国门。而我国将人民生命健康放在首位，不放弃一个患者，后期可能面临被动局面，对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国际交流和开放带来不利影响。”

王院士的这段话，是我一直担忧的。发达国家搞“佛系防疫”，如果顺利，免疫提升；如果不顺，老龄化缓解。反正阵痛过后，都有一个盼头。我们现在生活接近正常，但担忧却一直在，最大的担忧就是以后怎么办。我们不可能总关起门，未来怎么开门？是个头痛问题。希望尽快能有疫苗吧。

用不会吓到大众的语言，委婉地表达了对新冠疫苗研发和未来防控的悲观预期。

我国生物科学研究水平相比国际先进有差距——而先进国家已经开始“断指求生”，走上事实上的“群体免疫”之不归路（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对疫苗已不抱希望）。

所有人脑子都要清醒，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社会的稳定和开放还是要靠医学（的救治，而不是寄希望于疫苗或是社会组织型防控）。

谁脑子清醒（这里主要指防疫科学从业者，从国际国内疫情中积累更多数据和治疗经验，而不是把重点歪到搞政治，保经济上）谁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以年为单位抗疫已成定局。

补充一下背景：王辰院士虽不像钟南山、张文宏般家喻户晓，但他却是提出了“方舱医院”这一实际举措的关键人物。

遥想2月份时数字蹭蹭往上升，雷火二山根本杯水车薪，一天的新增量就能把医院填满。那种深深的绝望感我记忆犹新，当时我们这种外行人就只有干着急，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后招。然后就出现了方舱医院，迅速改变了一床难求的局面。正是方舱医院的建立，成为了国内战疫的转折点。王辰院士将之比喻为“关掉溢水的龙头”，方舱医院显然是一种应对大规模疫情的有效“社会措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以很小的成本控制传染。

有人说方舱医院不是新发明，某某电影里就有。然而你要知道，方舱和方舱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医院放不下了，找个地方堆积病人；而我们的方舱，则是目标明确地收治所有轻症病人，是一个战略上的缓冲点。只有真正达到“应收尽收”的战略高度，才能彻底阻绝感染源。

对比一下，欧美国家自认为医疗条件优越，为什么还是控制不住？原因有很多，但不得不提的一点，就是“居家隔离”这种鬼才方案。不客气地说，居家隔离=没有隔离。且不说普通老百姓的自控能力是不值得信任的，确诊之后还到处溜达的人遍地都是，所谓的“欧美国民素质高”之类的都是放屁。更严重的是，居家隔离的结果，必然就是把病毒传染给家人。美国也有专家指出，80%的感染者来自于家庭感染。那可是80%啊！第一天确诊一个人，放回家了，过几天就等着再确诊4个，这数字能不飙升吗？

王辰院士的曝光率不高，但每一次发言都直指问题核心。甚至早在三月初，王辰院士便提议，可以将方舱医院变成一种城市建设的规范，未来再建设大型场馆时就应提前考虑，能够迅速改造为方舱医院。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啊！

最后再说一句，当年的西班牙流感，前前后后一共有三波爆发，而且第一波的死亡率是最低的。尤其是，第一波爆发的感染者，因为产生了抗体，在第二、第三波时候反而得以幸免，那些第一波时没有接触病毒的人却是频频遭殃。

这正是王辰院士所说的：“一些西方国家施行实质性的“群体免疫”策略，我国后期可能面临被动局面。”

这番警告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必须严阵以待，决不可掉以轻心。

我们打的是“社会组织仗”，而不是“科技仗”，这是王院士的谦虚。

“谁头脑清楚谁就可以胜出”，这是王院士的担忧。

这个担忧是什么？这个担忧就是：

我们以为，我们的医疗体系相对完备，足以应对如此规模的疫情了。

甚至认为，

我们的医疗体系相对成熟，已经可以媲美发达国家水平了。

武汉的胜利，胜在举全国之力让武汉挺住，让湖北挺住。

14个方舱医院，40多个定点收治医院，3个专门的传染病医院，4.6万名全国支援的医务人员，以及数十万的基层干部到一线扫楼一般的应收尽收。

单点爆发的传染病，我们可以只封锁湖北，可以一省包一市，可以将一个千万人口的城市直接按照半战时体制管理。

但试想如果这个传染病是多点爆发，是数个一线、二线城市同时出现大规模感染，我们的情况，还会比美国好吗？

所以真正反映我们公共卫生体系的现有状态的是什么？

是疫情初期的武汉。

无论是执政者当时的错误预判，还是疾控部门的不充分反应，放在大局来说，初期的武汉，一个准一线城市的公共卫生体系，妥妥的败给了单点爆发的传染病。

而后，当患者逐渐积累、相互传染，逐渐涌向各级医院、急诊的时候，又凸显了我们的医疗条件是多么脆弱，即使是有三十六家公立大医院的武汉。

诚然，如此规模的疫情，冲击到全球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会造成医疗体系的崩溃，但这并不代表这样的常态是可以妥协而接受的。

这就是为什么王院士说：

“能引起全局性改变的因素，是疫情”

因为这样一个疫情，把我们的社会体制中薄弱的方面全都揭露了出来。

防护物资短缺且短时间供给不上、谣言四起舆论恐慌、人与人、城市与城市、国家与国家哄抢各类医疗资源、美国爆发股灾、全球经济衰退......

在这场疫情中，没有人是赢家；甚至我们骄傲的“中国式模范答卷”，背后也包含着经济、社会的重大损失；

我们控制的这么好，但你看看疫情之后，企业是不是更难了？工资是不是低了？工作是不是不好找了？很多行业是不是都处于崩溃的边缘了？

所以“叽叽喳喳地念叨”我们做的多么多么好、我们的卫生体系反应多么迅速、我们的医疗队伍集结的多么快，这是“不聪明”的。

“头脑清楚地”想想我们还弱在什么方面，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还薄弱在哪些环节；我们的医疗救治还有什么缺陷；我们的社会体制还有什么不足，这是该“痛定思痛”的。

医学界的人都知道，2003年的非典，几乎让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推倒重来，我们虽然强化了传染病的传报体系、监测体系，但放到新冠这场疫情面前，却还是十分脆弱。疾控、医疗、基础研究，几乎都在割裂的做着自己的事情。

所以王院士说，“必须把临床和预防高度结合起来。”

COVID-19让全世界认识到，我们的医疗卫生体系仍然十分脆弱，我们的基础研究水平仍十分有限，我们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处理仍十分不成熟。

这就像长跑比赛里新发出的一声枪响，对于那些跑在前面的国家来说，大家又几乎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以怎样的姿态去完成接下来的长跑，就从这一声枪响开始了。

立下大功的医学家，在举国赞歌中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洞察的分析，真国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