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还能回归郡县二级制吗？ 第1页

先立flag: 不论题主“重回郡县制”的主张如何，需要明白的是，顶层制度难以人为设计；退一步讲，即便顶层制度可以人为设计，题主的主张亦不合理。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假设某大学正在设计其顶层制度，站在校方的角度审视，集中资源设置一个统一的IT部门，为全校各院系解决技术问题，无疑是最符合专业化原则的制度安排。但在实践中，我们却发现，这项制度没有能够持续多久，各学院就陆续设立了自己的IT部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机构冗余呢？

原因不难解释：看起来符合学校利益的顶层设计，却不一定符合院系的利益。试想，如果A学院和B学院都遇到了技术故障，而技术人员一次只能为一个学院解决技术问题的话，那么他们就需要排队。排队意味着无法获得即时的服务，显然会造成不便。而院系如果有自己的IT部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透过这个例子，我们不禁寻思，一个非常完善精巧的制度，是否能够被一个伟人、一群天才，或者说一个全知的制度设计者自上而下地设计出来？

可惜，现实里没有全知的设计者。所以，经济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稳定的制度是演化出来的，而不是设计出来的。历史上历次变法和几十年前计划经济的失败，似乎也佐证了这一观点。

尽管我们敬爱的邓爷爷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是他老人家也承认，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谁也没有经验，谁也不知道怎么改，我们只有从实践中学习。中央做的事，本质上来说是在政策上给地方松绑，释放出更多的资源，并非出具一份详尽的操作图。宝贵的经验全部都是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

正如前面几位答主提到的一个现象，中国历史上无论几次努力推行郡县制，最后都会向三级制收敛，朝廷派到大区的监察机构无一例外总会演变成为一级地方政府。这就说明，三级制才是最有管治效率的一种制度安排。

题主提到层级过多会造成管理成本增加的问题（姑且把题主说的资源截留，看作一种设置这一级管理机构需要付出的成本吧），但是题主却没有考虑到管理单位的增加（“郡”的数量远远多于“省”），也会给中央管理机构带来巨大的协调成本。比如，如果现在地方想和中央单独对话，中央只要跟34个省级单位谈即可；但如果改成郡县制，就要谈几百次甚至更多。（这也是为什么大学和科系之间有学院——校长大概也不愿意直接面对数量庞大的系主任吧。）

此外，中国幅员广阔，涉及到修路、防洪这些区域协作的事务，郡也是没有办法自己单干的。中央离得太远，无疑省是更为合适的协调机构。

现实往往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它杂糅了多方的利益，不会轻易被改变。聪明的制度设计者影响现实的方式大多是边际的、渐近的、局部的，最符合中国实情的制度安排，可能只有历史才能“钦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