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日本二战的大东亚共荣主义? 第1页

说“统一是大势所趋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请不要双标。

@萧西之水zhenduo 君写得也不少了，总的来说在理解的方向上是没有错的，对于亚细亚主义的理解也有独到之处，不过在个别观点上笔者还是有一定自己的理解的。

首先若谈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概念，其存在的实质是一个在日本主导下的超越主权国家结构的地域联合体^[1]，其意图是在建立军事政治联合体的基础上谋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保证日本在东洋地区的绝对霸权。具体而言，这一构想以包括韩半岛、中国台湾等日属殖民地在内的大日本帝国为轴心，囊括满洲国、中国乃至整个南洋地区甚至是南亚与部分大洋洲地区的一部分，其涵盖范围可谓及其广泛。

如果我们要以此为目标进行研究的话，仅仅立足于其母体“亚细亚主义”是完全不够的，更需要结合日本的战时问题与帝国日本的扩张政策看待，具体可以参考笔者拙稿大东亚共荣圈研究，里面对于共荣圈的建成过程到崩溃结束有一个较为详细的叙述过程，因此笔者对于大东亚共荣圈的国策方面研究内容，也不做多谈，主要还是对萧西君所说的“亚细亚主义”做一定的补充与解释。

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有需要分成至少两方面来看待，一方面是政治上的联合，另一方面是文化上的认同，前者一般是基于日本国策的推行而改变，后者则是基于日本国家的发展而变化，但是不同的学者与社会活动家对此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不过日本对中国以及对东洋各民族的认识，在大东亚战争结束之前一直保持在一个非常狭隘的范围之内，即持帝国主义立场而对东洋各民族进行施策与活动，几乎没有学者与活动家能够真正跳出这个圈之中，不论他是日本国权主义者还是单纯的东洋民族同情者，帝国主义立场为核心的思想始终贯穿了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点也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虚伪而不切实际的最为根本的原因。

萧西君提到了黑龙会的“异化”，虽然我不是很认同异化这种说法，但是还是对此持保留意见，具体来说明一下黑龙会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就是黑龙会干事内田良平，从他的人生轨迹与作品之中，就可以看出日本之所谓“亚细亚主义”究竟为何物。

内田良平的一生，在日清日俄两场战争前后，积极奔走与大韩帝国与满洲之间，为了日本帝国的日韩合邦以及满洲霸权而努力，用其自己吹嘘之所言即为^[2]：

使韩邦从支那之虐政下独立，使满洲以帝俄之垂涎下解脱。

在大正二年（1912），中国辛亥革命成功后的一年，在此时，中国的共和主义者已经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制国家，而在此期间中国的政局日本的对华政策可谓是混乱至极，面对此种情况，内田良平写下了《支那观》一书，对于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大统领统治下的中国进行了分析，向帝国政府提出了今后日本应当采取的对华政策。在书中，内田良平对于中国的诋毁与侮蔑几乎处处可见，作为国权主义者的内田的所谓亚细亚主义，也不过是从日本本位的国权利益出发进行规划。其中对中国的侮蔑有^[3]：

世界之国民中，性情之恶劣，如支那之国民者稀也！彼等非以自家为中心以逞其政权欲之凶汉，则为自家私利私福不辞忍受羞耻之险民。彼等无政治之机能，彼等无同仇敌忾之志气，彼等无国民之精神。主义、主张、人道、名分，于彼等之间，固无任何意义。

可见内田所谓亚细亚主义之虚伪立场与丑恶面孔。而内田在书中的主张，则可以归纳为一句话，那就是“趁中国政局动荡不安之机，促使满蒙独立，使之成为日本之保护国，再对中国实行分割。^[4]”而蚕食、分割中国这一思想，也贯穿了内田的整个活动，其是根据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所谓列强对中国分割之大势所趋而主张日本跟进列强瓜分中国，可以说内田这一类亚细亚主义者以所谓兴亚主义为遮羞布，实际上完成了转向西方帝国主义的蜕变，而这种假平和共荣之美名谋制霸东洋之者野心恰恰是日本大部分亚细亚主义者的真实写照。

而以北一辉为代表的另一派独特亚细亚主义者则完全不同。
笔者对于北一辉的叙述，则应当引出一件在世界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也就是辛亥革命。作为日本知识分子的北一辉，对于这场爆发在邻国的革命，显现除了异常浓厚的兴趣与极大的热情，亲身投入到了这场即将改变中国乃至东洋命运的革命之中去。当然，不仅仅是北一辉，许多非官方的或是有官方背景的日本人都被吸引入了这个旋涡之中去，如同飞蛾扑火一般，但都是各怀鬼胎，带着自身的目的而来到了中国。
而其中也表现出了，日本帝国政府乃至朝野，对中国的模糊认识与混乱不堪的对华关系与政略。日本帝国政府此时正在执行前文所述的大隈独特西方化道路，也就是忠实的跟进列强的对华政策与政略，起先扶持了北方还在苟延残喘的清帝国朝廷，试图继续维持其所谓【支那保全】，以榨取最大利益。而后当清王朝如同决堤之坝一般崩溃、南北谈判的成功、中华民国正式代替清王朝成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后，日本又迅速追随列强，加入了列强的借款团，进一步加深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而在辛亥革命进行的同时，头山满、犬养毅等人，以及大部分日本的非官方活动者，又在暗地之中极力支持孙文及其革命党人，试图破坏南北谈判，使得中国造成南北割据以及持续内乱。而北一辉作为亲身涉水者，对上述二者皆深恶痛绝，其对于日本的使命观与对中国的看法，有着与大隈等人截然不同的观点。
如今，北一辉最著名的几本作品《日本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支那革命外史》《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等等，尽管仅仅是北一辉一生之中众多作品的冰山一角，但是也算的是其思想与观点几大要点最基本的概括了。其中《支那革命外史》之中，正是其参加辛亥革命之后，对于日本使命观与东洋的一个全新思想与观点。
其中北氏所语^[5]：

“以吾之不肖，坚信支那保全主义与英日同盟绝无两立之理！”

北一辉在这里严厉的批判了英国的【支那保全】，指出了其背后所藏匿的经济侵略之实，也间而批评了当时日本政府所追随的英国外交路线与英日同盟，所谓对中国的保全不过是相对温和的蚕食与瓜分罢了，这也是北一辉和日本政府外交路线的最早分歧。
写到这里，愚以为也需说明一下北一辉思想与使命观的一个观点了，也就是北一辉自身所呼吁的一个“正义”概念，这个“正义”概念究竟单纯是一个评判是非的标准，还是北一辉发自内心的看法，愚以为是后者。北一辉将日本原先的外交路线讥讽为“于保全之名义下，扮演走狗，行瓜分之实。”，而北一辉之所以在当时得出这种结论，未必是其认为有更好的路线，而是单纯的认为日本的此等行为是不义之举，而这种对正义与不义的情绪与是非观念，在北一辉的诸多文章之中都得以体现。
而后发生的另几件大事，即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与此后的五四运动，引发了中日两国一个对抗的高潮。多数的日本知识分子都沉迷在所谓【支那保全】日本对中国的“恩情”之中，愤怒的叱责中国的忘恩负义，甚至连内藤湖南这等富有名望学问、尊崇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也歇斯底里的将一切罪责推到了中国身上，然而北一辉却在这时期，写下《日支民族性论》，整篇文章的正确性我们不予评价，但是其中北一辉对于这段时期中日关系以及中日两国冲突的看法，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北氏语^[6]：

“所谓之日支亲善，之所以仅停于口边唇头，并非支那之人无道义，而是日本之支那保全主义不过是英国财政吞并之走狗，其道义全无活力，徒具空虚之名故也。”

其中的观点不言而喻，笔者无需赘述，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是，促使北一辉写下这些文字，乃至产生如此行动的思想是什么，也就是要探求北一辉独特的【东洋民族使命观】
在《支那革命外史》之中，北一辉提到了:

“我日本帝国，乃为支那及其他黄种人独立自强之保护者，指导者，是亚细亚之盟主。”

也就是说，北一辉的思想与观点，其在内心赋予日本的使命观，是东洋文明和东洋国家的代表，在这里，北一辉试图引出一个称作东洋或者东方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基础实际上类似于此前的亚细亚主义，当然，北一辉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亚细亚主义者。他将日本重新置于亚洲的地位之中，试图利用日本独特的地位——即亚洲唯一的近代化列强，来为日本谋得东洋民族领袖的地位，并且旗帜鲜明的打出“亚洲人的亚洲”这样富有民族主义的旗号，在“解放东洋”这个目标之下，找到了属于日本的使命观。
北一辉的这种理论与思想，富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也是为何其在日后会被称为日本国家法西斯主义的奠基人的原因，而且我们很容易能够在日后发动了大东亚战争的日本帝国的政治宣传之中，发现此类起源于北一辉思想的标语与政治符号，【大东亚共荣圈】就是典型的北一辉思想遗产。
而且需要反复强调的是，北一辉的亚细亚主义，也始终带有日本中心本位的理念，并且与之“正义”理念结合，高呼^[7]：

“击破英国，复兴阿拉伯，使印度得以独立，让日本之旭日旗给全人类以光芒，敢向世界做此预言，所言基督再显，实乃默罕默德之形象展现于世界之日本民族之经典与日本刀也。”

也就形成了北一辉使命观的独特性，其将世界分立为东西两极，又将日本视作东洋之代表，试图以东西对抗的局势，来寻找日本国家的使命性，并且从中延伸到东洋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也就是将日本与东洋捆绑在了一起，即可以说是一种自负，而同时代的中国人以章炳麟等人对此却绝不赞同，其中章炳麟如此评价北一辉这类相较于内田温和的日本亚细亚主义者^[8]：

他日吾二国扶将而起，在使百行得职，无以蹂躏他国，相杀毁伤为事，使帝国主义群盗，厚自惭悔，亦宽假其属地赤黑诸族，一切以等夷相视，是吾二国先觉！

包括泰戈尔、孙中山等人对于所谓自诩为东洋解放者的日本亚细亚主义者，也是抱着如此批判，对其侵略主义实质表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

最后想谈一谈的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就是日本的“中华意识”，萧君认为日本存在一种“小中华意识”，笔者是不大苟同的，具体内容可参考笔者拙稿驳日本中华意识。所谓的“入华”思想，这一点我相信不仅仅是这位先生有很大的错误和误解，诸君对此的了解应该也不是非常清楚吧？内藤湖南和京都学派的学术观点究竟是怎么被歪曲为“入华”的呢？

我们先来看这一段文字，这一段选自十年后，在汉口排日运动之后，内藤湖南所写的《新支那论》^[9]：

“支那、日本、朝鲜、安南、等国在东洋并存这一事实，对于各国来说自然都是相当重要之问题，但是如果从东洋文化发展之整体来考虑，则就不值一提了，因为东洋文化的发展是无视国度的区别而沿着一定的路径进行的。”

内藤氏在这里，大胆的提出一个新观点，或者对于他本人来说未必新颖的观点，也就是“东洋文化的发展是无视国度的区别而沿着一定的路径进行的。”这一句话，独立的看，并不能得出什么结论，那我们就继续结合内藤氏的【东洋文明中心论】来理解吧^[10]：

“日本今日要成为东洋文化之中心，对于支那文化已经成为一股势力，这绝非不可思议。由于日本今日已成超越支那的卓越强国，因此对于日本的兴隆，支那人总以一种猜疑的眼光来看待，然而，若有契机使日本与支那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国家，那么文化的中心就会向日本转移，这样日本人技术活跃在支那的政治和社会上，支那人也不会将之看作特别不可思议之现象吧。这种心态，从昔日汉代支那人对待广东人和安南人的情感上也可以推测出来。”

内藤一再强调了东洋文明的中心是一个不断在移动的过程，先秦时期在黄河流域，至南北朝则逐渐向东南移动，宋元时期则是河南、河北一带，明清时则到了浙江、江苏。那么至二十世纪，随着日本的崛起，在内藤看来，东洋文明的中心必然将移动至日本，而日本的目标，也就是吸收中国文化，提携东洋文明。

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误解，也就是将京都学派提出的“东洋文明中心论”理解为“入华”，将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洋文明中心错误理解为日本取得中国的政治法统，但是实际上在这里，京都学派提出的东洋文明中心不过在大多数时间处于中国，而不等于中国就是必然的东洋文明中心，更不能成为日本“入华”的证明。京都学派希望得到的，是日本在文化上的地位，而不是所谓政治与法统上的取代，这一点遭到曲解后成为了中文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谣言。

当然，萧君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笔者依旧持保留意见，希望能够与阁下进行友好的学术交流，听取阁下的意见。

最后笔者还是强调一点，请绝不要将笔者的拙稿认定为必然准确的内容，相较于其他国内国外的优秀专业日本研究学者，笔者在各位前辈之中的水平不过是井底之蛙、拾前人之牙惠，如果想要真正的学习日本史的专业内容，还是请寻找阅读相关的优秀学术论文与著作，相信是远远胜过笔者之愚作回答的。

参考

1. ^ 安达宏昭《大东亚共荣圈论》
2. ^ 转引自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
3. ^ 转引自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体系第九卷——亚细亚主义》
4. ^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
5. ^ 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昭和十六年版
6. ^ 北一辉《日支民族性论》
7. ^ 北一辉《日本国家改造法案大纲》
8. ^ 转引自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送印度钵罗罕保什二君》
9. ^ 《内藤湖南全集：新支那论》
10. ^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