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性别比数据显示 31 省份全部男多女少，14 个省份大于 110，这反映出哪些问题？该如何解决？ 第1页

很高兴我们的媒体越来越喜欢用数据而不是标题说话了。

但是，既然要用数据，那就要用准。

既然是要分析我国乡村地区的性别比情况，特别是在关心农村青年结婚难问题即适龄人群的性别比的这个前提下，光是用分省市自治区的乡村地区性别比数据来说事，不免就太粗糙了。

想讨论这个话题，在这份年鉴里有更好的数据——按年龄和性别分的2020年城市、镇和乡村地区的人口数，就在表2-18到表2-20。

进一步地，我知道就是放了年鉴的链接，大多数人也懒得点进去看。所以我直接把表2-18至表2-20拼在一起，放在下面。可以看到，每张图表的最右侧就是性别比，已经帮我们算好了，无须手动计算。

接下来，把城市、镇和乡村的各年龄组的性别比摘录下来，就得到了下面这张图表：

这些红色的方框、蓝色的椭圆框和说明性文字是我为了便于展开叙述和理解加上的。

即使我不加这些东西，所有人都能很容易看得出：乡村和城镇的性别比的差距并不是在所有年龄段都均匀拉开差距的。

可以分阶段进行讨论：

A阶段

即七普0-14岁年龄组，城镇乡的性别比基本是一致的，甚至城市和镇的性别比还要比乡村高。这也表明：出生性别比偏高并不只发生在乡村，而是广泛发生的。

B阶段

即七普15-44岁年龄组，乡村的性别比迅速提高，在15-19岁年龄组甚至提高到125以上；20-29岁年龄组的性别比也在120以上，这就是在数据方面对乡村青年结婚难现象的支持。

相对地，该年龄段城镇地区的性别比却出现了下降，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乡村地区的性别比呈现两极分化。

数据的背后，反映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镇的现象。特别是在城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背景下，大量乡村女性地流入城镇，使得该年龄段城镇人口的性别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C阶段

即七普45-59岁年龄组，城镇乡的性别比又是比较接近的。

C阶段可以和B阶段形成一个很好的对比，中国的高速城镇化进程是始于90年代后期的，而七普45岁以上人口当时已经广泛参与社会生产生活活动且年龄在25岁以上，流动性相对不强，流入城市的人口占比不大。反映在数据上，就是在C阶段的城镇乡的性别比差距不大。

D阶段

即七普60-79岁年龄组，城镇乡的性别比再次拉开差距。难道这说明乡村女性老年人也大量进城了吗？当然有一部分乡村女性老年人已经开始进城务工提供家政服务，但恐怕另有原因。

我们都知道，对于特定的地区，男性的平均寿命通常比女性要低一些。但随着平均寿命的提升，女性平均寿命减去男性平均寿命得到的差值是在减小的。如同处东亚的日本，2005年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寿命的差值是6.81岁，到了2010年差值减少到6.75岁，2015年时差值减少到6.24岁，而2019年差值进一步减少到6.07岁。

由于城镇乡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水平确实存在差异，城镇地区人口的平均寿命要高于乡村，这就使得同样是60-79岁的人群，城镇地区人口的性别比就应当比乡村地区人口的性别比更接近100。但数据给出了相反的结果，这就说明还有其他的因素产生影响。老实说，我目前还没有找到能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有待后续的补充。

E阶段

即七普80岁以上年龄组，由于在这一阶段人的生命逐渐走向终点，尽管越是高龄组，因平均寿命差异产生的性别比就越低，但人口的绝对数量也在减少，所以整体上80岁以上年龄组的性别比呈现收敛状态，城镇乡的性别比都在全国平均水平附近。

结论

通过以上对五个年龄阶段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乡村地区相比城镇地区性别比更高是发生在不同年龄段的，并非均匀地发生在所有年龄段。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是近二十多年的事，直到202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依然在110以上，这本身就意味着适龄人群进入婚姻时要面临性别挤压。

但在中青年龄段，乡村与城镇地区性别比再次出现两极分化。特别是在15-29岁年龄组，城镇地区性别比偏高的局面稍有缓解，但乡村地区的性别比却进一步抬升至120甚至125以上，不难想象未来几年乡村地区适龄青年要面临更加严重的结婚难问题。

至于如何解决？性别比偏高是结构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