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了的革命可能产生一种政治的畸形现象,有如古代中国帝国或秘鲁帝国,即是一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普列汉诺夫(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
民粹派的社会主义是在东方专制主义土壤上孕育出来的,处处散发出靠少数革命家“英雄”诱使或驱使“群氓”搞“穷过渡”的气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则是以西方近代民主和科学精神为内在气质的,要求以实实在在的物质条件和由这些条件中所产生的人民大众的普遍“同意”为基础
那么,这种“穷过渡”的社会主义能否通过革命家的主观努力而获得成功呢?普列汉诺夫回答说,把社会主义的未来寄托在少数革命家忠诚、英勇、无私的个人品质上,这就等于把事业托付给偶然性,注定了是不会有成功的希望的。但他进一步设问,如果我们“迁就一些,假定不可能的事变得可能,‘政权’当真落在我们当代的革命家手中,他们这样的成功将达到什么结果呢”?回答是,即使那样也仍然不会有任何社会主义,而只会出现两种必然的结局:一种结局是,由于社会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相应的人民的意图与需要,于是革命家为了组织他们的“社会主义生产”便只好经常使用强制手段,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自己变成新的绝对统治者,那时得到的将会是一种“家长制的威权共产主义”,“即是一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
另一种结局是,假定革命家对人民不加干涉,而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安排自己的生活,那时农村公社将会继续分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将会仍旧发展,“社会主义的政府”在经济生活的自然发展面前将成为“一个可笑的政府”为了避免这两种可悲的结局则真正实现科学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指出,根本的客观保证没有别的,只有在有了充分准备的物质条件时由工人阶级大众自己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这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是绝对不能分开的。
普列汉诺夫认为“在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最近任务中,最重要、最实际同时又最显而易见和最无可争辩的任务”(注:《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政治任务》,载于《普列汉诺夫全集》第3卷莫斯科与彼得格勒1923年版第95页。)应当是:在现时期完全放弃夺取政权的念头,集中全力传播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帮助目前虽然还很弱小、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定会成长壮大起来的工人阶级意识到他们的未来使命,以便尽快建立起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当与资产阶级自由派达成协议,结成同盟,共同对专制制度进行斗争;这一斗争的胜利必将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道路,同时也就会为无产阶级的发展奠定有利基础。在这一斗争中,社会主义者既需要为争取资产阶级民主而奋斗,同时也应当保持自己的阶级独立性,为工人阶级争取到尽可能多的阵地,这样就能够在未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顺利地开展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为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
由此可见,苏联的错误,不是在斯大林那个时代出现的,也不是赫鲁晓夫以后出现,更不是戈尔巴乔夫那个时代的错误,而是本身一开始就错了,以至于普列汉诺夫最后说,
我们在落后的、半亚细亚的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否开始得太早了呢?
他值得自由主义者,以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好好思考。正如自由主义在这样的国家失败了,你以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胜了吗?
以至于苏联这套社会主义,用到哪里,哪里就出现问题,整个源代码错误
忙着卡对方脖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