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东西我们以为源于苏联，其实是源于（除俄罗斯以外的）欧陆国家的？ 第1页

国家力量干预经济发展。你以为源于苏联的计划经济，实则更早源于普鲁士。

有一样东西，我们非常熟悉的，认为是学习自苏联的，但实际上起源于19世纪的法国等西欧民族国家，那就是公共义务教育！

早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就尝试进行廉价的公共义务教育，用于培养广大人民的公民意识，以及他们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家认同。但是随着热月党人的政变，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时代过去了，这一计划折戟沉沙。

19世纪的法国，逐渐开始了现代公共义务教育的尝试，比如七月王朝期间，著名的首相和历史学家基佐建立大量的公立小学。在拿破仑三世称帝后，为了遏制1848年6月的社会革命浪潮，维持社会秩序与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教皇签订协议，允许天主教会控制法国的公共教育，建立许多宗教学校，并且在世俗学校普及宗教课程，试图以天主教的道德维持传统的社会秩序。

后来随着1870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普法战争中灭亡，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巴黎公社运动失败后，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共和制的民族国家。当时共和派面临着君主派，包括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的反扑，还有教权主义者也不甘放弃他们对教育和社会生活的控制与干预。于是法三时期，开始实行一系列建立世俗免费义务教育的政策，用来从文化上启迪人民，摆脱君主派和教会的影响，培养对共和国和法兰西民族国家的意识与认同。

比如著名的政治家甘必大，重视对法兰西农民的公共教育和政治宣传。而儒略.费里则实行《费里法》，建立公立世俗免费义务教育体制，建立了大量的公共学校，并且禁止天主教会介入世俗教育，关闭了许多宗教学校。1905更是实行了著名的《政教分离法》，禁止天主教会介入世俗生活，在世俗领域举行宗教活动。这样的公共教育成功地让保守的法兰西农民逐渐放弃君主制，拥护共和国，并且让天主教会对教育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大大减弱，让法兰西人民从对教会的忠诚转为对共和国的忠诚。

法三的公共教育，注意教育共同语言：法语，以及共同的历史、文化。共同的语言、历史、文化是法国大革命以来民族主义的重要因素，拥有共同的语言、历史、文化的人群组成了“想象的共同体”，被民族文化精英们塑造，作为建立民族国家的基石，国家主权属于这样的人民，而不是王朝国家的皇族。除了法三正式采用马赛曲成为国歌，正式采用三色旗成为国旗，庆祝巴士底日为国庆日等仪式性塑造民族认同的行为以外。通过全国普及这样的世俗免费义务教育，坐落在法国各地的各级公立学校，法三成功地让说着不同语言，包括奥克语、布列塔尼语、巴斯克语等语言的法国境内的居民们学会了法语，并且认同了其承载重要的文化内涵；法三让广大人民了解一部民族自豪的历史，从高卢人抵抗罗马，到圣女贞德反抗英国，再到普法战争的屈辱，与义务兵役制结合起来，鼓舞人民为法兰西团结起来，准备防御德国的威胁。

总之，法三真正地通过这一公共教育体系，真正建立了一个现代的法兰西民族国家，让散居在各地，未曾谋面的法兰西领土上的居民们，从巴黎的市民，到朗格多克的农民，都认识到自己属于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培养出了共和国的公民意识与民族认同。

可以说，我们现在许多人，能够意识到自己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化，并产生认同感，除了中国传统儒家的教育与各种家国情怀以外，重要的就是起源于法国等现代民族国家的公共教育体系，从大都市到山区的无数公立学校，虽然条件各有差别，但是通过大致相同的教材与课程，能够对统一的原因：中文普通话，共同的历史，以及文化进行学习，这样对每个人起到启蒙作用，逐渐培养起这样的意识。

建国以来，苏联式的公共教育思维以及一整套从中央深入到基层的行政管理制度，使得大量学校建立起来，范围覆盖到之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覆盖不到的广大人群。在中国的不同地方，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指导与干预，对宣传与动员的重视，使得新中国国家、民族的意识与认同，从中央很快传达到各个地区，通过无数教师启发每一个学生，形成了许多我们现在习以为常，但是在之前的时代并没有拥有的意识。

除了塑造民族国家意识之外，19世纪法国的公共教育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让学生培养知识技能，适应现代生活，实现社会流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到法三之前，法国的绝大部分人口还是农民，是小自耕农，仍然过着传统的生活方式，靠天吃饭。当时法国大部分家长，认为让孩子受教育读书，会让家庭减少一个劳动力，宁肯让他们早点掌握挣钱的本事，成家立业。

然后法国的义务免费公共教育，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并且通过用功学习，培养专业知识技能，获得更高的文凭，意味着有机会找到城市里的工作，从技术工人到军人，从公务员到教师，通过努力学习的农村家庭的学生，都有机会得到摆脱靠天吃饭的传统农村生活，获得收入更高的现代社会的工作，实行社会流动的机会。这样下来，许多家长不再反对让自己的孩子去公立学校读书，相反，他们十分严格地要求孩子们学习，不要贪玩。除了法国以外，19世纪的意大利，在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里，一个孩子为了补贴家用，做小抄写员，父亲却因为他的成绩下降不理解他，最后父亲看到孩子在熬夜抄写后，终于父子重归于好。这可以看出当时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已经是许多家长的殷切希望。

总之我们可以看出，19世纪的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出现了我们21世纪的中国关于教育熟悉的画面，一方面是建国以来许多家庭的学生通过学习改变命运，获得比之前更好的生活与工作，实行现代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是许多家长望子成龙，对于孩子的学习十分重视，极其严格地要求和督促孩子取的好成绩。我们现在熟悉不过的事，除了中国传统儒家科举制制下的寒窗苦读外，起源于19世纪法国等西欧民族国家的公共教育，在通过苏联传入新中国后，从覆盖传统儒家社会的少数人，到覆盖现代社会的几乎全部人。

最后我们说一下教师的角色，19世纪法国等西欧民族国家的教师，除了作为教授知识的人之外，还是国家聘任的，为国家塑造学生的民族国家认同，担任国家与基层交流的中间人。19世纪法三公共教育的实行下，教师被认为是共和国的战士，他们通过以国家之名教育大众，取代传统的教士，来加强国家对基层的治理与控制。教师们因为上述提到的对于培养国家认同与实现社会流动的角色，逐渐取代了教士在基层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地位，许多家长开始尊重与请教世俗公立学校的教师。

教师们贴近不同家庭的学生，大多数是普通家庭，通过家访等方式，教师们也了解到许多家庭的困难，并且产生同情，希望通过培养学生成才，实现他们及其家庭命运的改变。教师们通过接触基层社会的辛酸，向聘用他们的政府反映社会问题，可以说建立了政府对基层社会的交流与管理，有助于现代的国家更有效地履行行政管理、文化教育和改善民生的职能。

所以，甘必大、费里等共和国的精英们，认为无数深入基层的教师们，真正培养了人民对共和国的认同，建立了国家对基层的有效控制，不愧为共和国的基石。

在20世纪20-40年代的墨西哥，教师们更是付出了巨大牺牲，当墨西哥革命后的革命制度党政府试图建立学习法国的世俗公共义务教育，向广大农村基层派遣教师时，许多控制教育的教士们与保守民众纷纷抵制，甚至用暗杀的极端手段来破坏这一政策。但最终，墨西哥的教师们还是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学习交流，取代了教士成为基层的教育者，真正培养起了民众对墨西哥民族国家，而不是教会的认同。

现在的中国，教师们除了传道授业以外，同样担任了国家与基层交流的中间人角色，接触基层的教师，了解学生与家长们学习的问题，进而了解其生活中的难处，并且能够对政府和社会反映教育的经验与问题。比如知乎上，我看见许多网课期间，注意到贫困的学生家庭在上网学习上的经济等方面的限制，并且指出了问题的存在的教师们，他们能够让大家意识到问题，并且提供帮助。可以说这些知乎上的教师们，和19世纪的西欧同行们一样，在传道授业以外，同样成为了接触基层，反映问题，促进社会进步的角色。

学徒制

栽绒帽（ушанка/ushanka），起源于芬兰，苏联直到1940年后才定为冬季制式军帽（之前是加厚版的布琼尼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