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王阳明得不到我国的推崇？ 第1页

现在有抬头的趋势。

王阳明最好的传记是日本人写的…

明以后清代学者对王阳明持批判态度，反而在日本存在一些传承。

清末民国，思想最混乱的时候，心学也曾回到舞台，然而结果我们也知道，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土地上，主义之争的胜者是辩证唯物主义。

阳明心学的核心，我个人认为就是致良知，思无邪。是由内而外的，先修己后渡人。

说白了，这是士大夫的东西，是知识分子的东西，愚民村夫是玩不来的。

然而清末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外部强国林立，内部死气沉沉，鸦片战争前识字率不足10％，也就是阳明心学这套东西，撑死了，理论极限也就10％的人能用起来。

而阳明心学是有其时代局限性的，对发动全民是相对无力的，方法论太模糊，见效也太慢，论起战斗力和辩证唯物主义差远了。

所以阳明心学在那个混乱的时代是不太可能有所作为的。

至于建国以后到八十年代以前，大家都知道什么情况，心学在那时是不可能重回舞台的。

然而近年来阳明心学有抬头趋势，或者说，所谓国学有抬头趋势，一方面取决于综合国力的上升，让我们爬出了全盘自我否定的坑，民族自信在慢慢回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道德内核的混乱。

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和世界交流的恢复，经济建成为主要任务，思想上的建设暂时让位。

市场化改革，经济建设优先，使得金钱道德飞速成长，而互联网的兴起，内容推荐算法的出现，又使得自我道德开始兴盛，再加上速度快到人还没换代社会已经迭代，自父辈传下的血脉道德也仍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于是工业革命前的血脉道德，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的金钱道德，以及信息化革命以后的自我道德混成了大杂烩，官方倡导的辩证唯物反而成了高高供起的东西。

大部分人血脉道德传承自父母家族，金钱道德被社会教育，自我道德在互联网中不断强化，基本可以说每个人的道德观都是这三者的合体，无非这个多点那个少点。

而辩证唯物却成了无源之水，学校课程浮于表面成为水课，自学者更是寥寥无几，更严重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存土壤在受到威胁。

辩证唯物主义是好东西，但是你读马恩，看列宁，学选集，然后抬头一看，没几个敢走劳动仲裁的劳动者，996福报论，可以当裁判的参赛选手…

懵懵懂懂也就罢了，看明白了，想明白了，你该如何自处？

辩证唯物主义教给你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社会，然而，你该如何看待自己，你该如何与世界相处？

心有忿，意难平，行无力，该怎么办？

辩证唯物主义讲透了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然而它讲的太透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规律是客观的。正因为讲的太透了，在你无力改变世界时，你会是绝望的，实践论的圆圆不上，是很痛苦的。

理性是人类追求的东西，然而感性是人类无法摆脱的东西，我们存在于世界，世界影响着我们，但是在我们认识、解释世界之前，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自己。

这种时候读王阳明，是会读出惺惺相惜的。辩证唯物主义没教给你怎么面对自己，阳明心学告诉你了。

致良知，知行合一!

这是王阳明告诉你的处理方法。

遵从本心，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就够了。

在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情况下，试图拿阳明心学或者其他儒家思想、传统国学去认识、解释甚至改造世界，和有哈勃的情况下拿放大镜看宇宙无异。

然而儒家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历代大儒有居于盛世的，有漂泊于乱世的，有建功立业的，有耕于南山的，汉唐之盛，五代之乱，宋明元清（这儿不写了容易吵架）……

可以说历代儒家弟子不一定立于庙堂，不一定立功立德立言，但是他们一定得先面对自己，几千年下来，儒家思想中有大量如何处理自己和自己关系的论述，以及进一步融入世界的论述。

这些论述经过几千年迭代、论证、撕逼，其发展也是符合《实践论》所言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形式的，其含金量不是现在那堆拿个人经历推而广之教你自律自处的快消品畅销书能比的。

这些是我们可以汲取力量的东西。

修心于事无补，于心有益，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决定的，参禅打坐改变不了世界，心想事成只是奢望。

但是于心有益即可于事有补，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决定的，人的主观意识落在实践上即可对世界产生能动作用，这叫主观能动性。

正文到此结束，以下是关于评论区比较集中到问题的补充解释：

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其实在阳明心学中很多语境中意思相通，尤其在处事哲学上。但是很多人单纯的把知行合一的知理解成了知识，进而把知行合一的意思理解为理论与实践结合，不能说不对，只是不全面。

我还有一篇回答是结合实践论专门讲“知行合一”的，有兴趣可以看看：

这一理解主要对应在阳明心学中关于学问思辨行的“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也就是“理论实践合一”的理解主要是对应于做学问的（其实王阳明主张的也不是动词上的“合一”，而是名词上的“合一”，即知行本自一体，纯粹的知不能叫知，叫妄想，纯粹的行不能叫行，叫冥行，二者必须同时存在才能叫“知”，叫“行”。而不是要主动把分立的知和行合起来）。

但“做学问”以外，知行合一很多时候起着和“致良知”类似的意思，比如王阳明举的“孝悌”，“好色”等例子，都不是理论实践合一的意思，而是良知和实践合一的意思，即“知”为“良知”，而非单纯的“理论知识”，所以文中我把两个都放上了。

而良知一词，在阳明心学语境中，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基础本能”，是无善无恶，人所固有的。

所谓天理即人心，即天理是所有人心共同博弈所呈现的结果。即王阳明所说的“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

当然，这里的天理其实是人之理。虽然王阳明本人的文章中，并未对人之理和天之理也就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上的运行原理做明确区分，比如有时候仍旧会用“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之类的说辞。

但从王阳明的论证中，其实可以看出王阳明口中的“天理”其实是默认为人之理的，而非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科学上物理的“理”。

比如对儒家重要的社会学指标“仁义理”的论述：“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人，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可以看出其口中的理，其实就是“人之条理”，也就是社会运行所遵循的“条理”。而这个“条理”，是所有人的“人心”共同决定的，所以“心即理，天理即人心”。

王阳明由于时代的限制，在当时生产力长期变化不大，以儒家为主的知识分子的关注点以及社会重心长期以人为主，对“物”则长期忽视的时代特征之下，做出推己及人进而推己及物的唯心主义之论是不足为奇的。这是我们需要批判的地方。

唯物主义的大兴，和生产力的爆炸式提升，和人们对物质本质认识快速提高是密不可分的，看工业革命以前的学问，大多会有唯心主义的延展论述，这是时代进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对此我们应当批判继承，而非全盘接受或者全盘否定。

一个21世纪的人看阳明心学，还试图推己及人后继续推己及物，那和求神拜佛无异，无非是神佛在内在外的区别。

而因为心学有唯心主义延展论述，就对其全盘否定，提必称糟粕，却也没比前者高明到哪去，不过是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罢了。

此外，我和人讨论柏拉图，讨论尼采，叔本华，却并没有人说过糟粕，毒瘤之语，这仨在唯心主义上可一点不次于王阳明。

我引用这仨的话和部分观点，从来没人和我杠柏拉图的理念形式绝对永恒，尼采叔本华的唯意志论。

结果我就用了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瞬间惹毛一群人。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只看儒家不看西哲，或者说只看西哲不看儒家？

又或者俩都不看？

还有关于阳明心学是“加深封建束缚”的说法，这种说法的论证方向是王阳明要致良知，而儒家的良知就是三纲五常，所以心学就是让人自觉服从三纲五常。

然而王阳明只是证明“知行合一”时举过“忠义”，“孝悌”之类的例子，但并未言明“良知”就是三纲五常，其主张的是“心即理”，理是人心博弈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博弈结果变了，理自然也就变了，所以认为“心学”是让人自觉服从三纲五常封建束缚的人，是完全颠倒了“心即理”，因果错乱了。如果照他们所言，也不会有李贽、何心隐这种心学门徒出现了。

又或者，他们的潜意识中内心便是三纲五常，良知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认为的好事便是默默接受压榨？所以看到心即理，看到致良知，看到但行好事，便自动联想起这一切，瞬间陷入被冒犯的绝望，又无能为力，便只好诉诸激烈的言语以图略舒情绪？

我写此文之意，是想告诉大家所行无果不需要低落绝望，不需要迷茫，整理好内心按心中好事努力而为便好，而“行好事”，是需要辩证唯物主义来确定什么是好事以及提供方法论的，而心学只是这其中整理自我情绪的一环。

能读出我是劝人接受压迫的消极主义，怕不是满心幻想着压迫别人，生活中又却是被压迫一方，且整日郁郁其中，才能读出这般意思。

当然，也有人读出相反意思，说我是倡导厚黑学，是精致利己主义者，是想做离经叛道之狂儒。

其实和前者一样，不过都是只盯着“遵从本心”四个字罢了，不同的是前者心中都是压迫束缚，后者心中满是自私自利，看到“遵从本心”四字，自然而然和自己心里的东西联系起来，又不愿承认，便只好诉诸激烈言辞。

二者都忽略了我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忽略了我强调的辩证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威力，强调的其是我们看待世界的重要工具。

这也可以看出辩证唯物主义教育所面临的困境，很多人都只是在按我所说的几个道德内核驱动下做事生活，一举一动都不过其道德内核的提线木偶。无学无问无思无行，只剩下道德内核碰撞下的“辨”，辨也只说不听，自说自话，自我洗脑。

不要忘记我们大多是普通人，失去了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就只是有知识的草民，而不是富有力量的工农。

只是“有知识”，只是能更好的做一个工具罢了，在“当一个人”上，与先秦的奴隶，封建皇朝的无地贫农，又或者两百年前血汗工厂无日无夜的工人，并无不同。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赞同“年轻人”应该学科学，学技术，而不应该分心哲学等学问的原因。

二者不应该是对立的，只能二选一的东西，而是应该互相促进的东西。

学科学，学技术，或者学其他专业技能，为的是“事功”，为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是，你首先得有自我。

而人才有自我，工具没有。

因为弄不懂，也因为不老实。

太讲道德修养，对自己好，对社会不好，你看总结出了《沉思录》，奥勒留和五贤帝之后，罗马一天不如一天；明末丢江山、洋务丢江山、老蒋丢江山，自己都含糊了。

又看到某人在这个问题下胡说八道，实在看不下去，来答一下。

• 王阳明在中国不受推崇其实是从明末开始的，直至清末，而在此之前，阳明心学是主流学说

在明朝嘉隆万期间，心学显然是一枝独秀，就连大家印象中的刻板人物海瑞也是心学门人^[1]，王学中的泰州学派（罗近溪），浙中学派（王龙溪），江右学派（邹守益）在各地设学^[2]，风头一时无两，虽然在张居正主政期间，因为政治因素，禁过一段时间书院讲学，但其后心学再度风生水起直至明末，王阳明也得以从祀文庙。虽然在此期间，东林学派质疑过“无善无恶论”^[3]，但这应当只是心学内部对王阳明学说的调和与修正^[4]，而非彻底否定王阳明。

但明清易代，华夏陆沉之后，明末三儒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5]皆痛感明末士大夫空谈心性，不重实际，因此将矛头直指在他们心中造成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王阳明：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有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

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则中道不立、矫枉过正有以启之也。--------------------------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6]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於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也。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前言

而三大儒的思想在清朝影响深远，之后的清儒进而将对王阳明的批判演变成了对整个宋明理学的否定^[7]。那么，清儒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宋明理学，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说到底是“内圣之学”，即重视个人的修养，认为先要做好人才能做好事情，而外王呢？无论是王阳明所言“亲民”还是朱熹所言“新民”^[8]，外王的对象始终是民众，也就是说朱王二位都希望通过儒家学者修养自身，通过讲学等道德实践^[9]影响民众，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达到“觉民行道”的目的，这大概和理学中人在仕途上的普遍不得意有关^[10]，“得君行道”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水月镜花^[11]。但清儒有蛮夷入主中原的亡国甚至是亡天下之痛，而这显然不仅是帝王的责任，也是儒家士大夫的责任。清代反宋明理学的颜李学派李刚主（他的名实在难打出来）即云：

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干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呜呼，谁生厉阶哉！

李刚主之言固然有失偏颇，但亦切中了宋明理学的要害，即不学治国之道。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宋明理学那里只要通过以身作则，教化百姓，君王正心就可以天下大治，这显然在现实政治的残酷面前多少有些幼稚。

所以一方面清儒提倡实学，比如颜李学派自身即提倡：

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拳，率以肄三为程，讨论兵、农，辨商今古

这带动了清代的实学潮流，这一点在清末太平天国起义时亦有体现，早期湘军的领军将领均为儒生，象李续宾就以悍勇、先登闻名。这其实就与王夫之反清失败后归乡奉行实学，振兴湖湘文化有关（当然这有点讽刺意味）。

另一方面，清儒重拾被宋明理学简化甚至可以说是被抛弃的经学^[12]，希望可以从经学中重新构建政治理论，以取代宋明儒构建的“道统”^[13]。因为此时的程朱理学已被清朝统治者看中，成为统治工具，道统论在康熙说出“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之后显得无力而可笑，而康熙的言论经过李光地，张伯行著书立说成为了官方标准。这之后程朱理学逐渐分化为庙堂与民间，而民间的程朱理学自曾静案以致吕留良被挫骨扬灰之后亦声名不张^[14]，以至于清代经学家程晋芳不无感伤地写道：

于是海内士大夫，以宗阳明为耻，而四十年来，并程朱之脉亦无有续者，此则非愚意料所及也。-----------------------------------------勉行堂文集卷一正学论三

然而清代经学家在感伤之余，并没有停下批判宋明理学的脚步，经学家们希冀在故纸堆中重新发掘儒学的意义，即“廓清宋明，直归孔孟”，从而彻底排除宋学的影响，对宋学的批判在戴震明言理学“以理杀人”后达到了高潮^[15]。而在同时，聪明的乾隆看到了汉学（也就是经学）在民间的影响，采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一方面成立四库全书馆，给经学家们良好的条件去引经据典，整理国故；另一方面乾隆用过烈的文字狱^[16]压制经学家们的质疑精神和政治实践。也因此经学家们只能在小学训诂上下工夫，而清代经学的顶峰就是著名的乾嘉汉学。

然而物极必反，随着鸦片战争的到来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埋首故纸堆的经学家们似乎比他们所贬斥的宋学更加的无用。这使得儒家知识分子再度反思，其中以罗泽南，曾国藩为代表的儒家将理学与王夫之实学相结合，引领了宋学的复兴。但对于王阳明，实际上曾国藩更敬佩的是他的事功，而非学术^[17]。

宋学的复兴有其现实意义，一方面曾国藩认识到理学所倡导的人格涵养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所^[18]，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也是中国发展所必须的。但理学自身强烈的重道轻器^[19]的倾向使得曾国藩只能用王夫之经世致用思想来弥补。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以曾国藩为首的儒家士大夫有资格有实力推行他们“中体西用”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洋务运动”诞生了。

但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宋学复兴的努力彻底破产，中国数千年以来的王朝国家体系也终于走到了末路。

有清三百年，王阳明心学已然近湮灭。

• 清末民初，心学又重回传统学术中心，并引领了所谓的新儒学

清末正面临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但言路的放开使得在此变局中经学家们又活跃了起来，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为本^[20]，辅以西学之进化论，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在实现政治改良，并最终确立君主立宪政体。而与其针锋相对的则是章太炎，他以古文经学为本，辅以西学之民族主义，倡“尊王攘夷，华夷之辨”，意在发动种族革命^[21]，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此时的经学家们并不象之前的洋务派一样固守于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与思想体系，而是有强烈的融合中西方的倾向。

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康有为沦为可耻的保皇派之后，似乎是章太炎的古文经学取得了胜利，但章太炎在倡古文经学的同时，以史治经，反而消解了经学的政治意义，再加上东方的政治理论在西方完备的政治理论面前相形见绌，这使得经学又重新回到了小学训诂上，经学的政治实践也只能存在于故纸堆中发霉了^[22]。而章太炎的弟子诸如钱玄同，顾颉刚创立了疑古派，将浩瀚的经学材料整理为古代史、古代思想史，这也正式宣告了经学的终结。

之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主张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价值，因为他们发现，无论是洋务派的器物革新，还是经学家的制度变革，均不能改变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障碍这一事实，也就是说洋务派和革命党（或者维新党）们是治标不治本，因为西方文化的本在于彰显个人价值，而儒家则推崇以家为核心的集体主义。

但令人吊诡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凡尔登的血肉让西方人自身对其文化价值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虽然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造访中国后并未找到西方文明的解药^[23]，但这影响到了中国学界，新儒家亦借此契机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其代表为马一浮（理学），梁漱溟（新心学），熊十力（先秦儒学），之后又出现了冯友兰（新理学）， 贺麟（新心学）。至此王阳明在沉寂三百年之后，又重回历史舞台。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常凯申又将儒学供奉上了政治舞台，并自我标榜崇拜其浙江同乡王阳明，一方面宣扬“孔孙道统”^[24]以接续理学所言道统，另一方面推行所谓新生活运动，规范民众的道德行为。而在阳明心学中，道德需要从心体认，而非外来规范，新生活运动反而是对阳明心学的一种反动，颇有当年康熙的风采。

常凯申将儒学挂羊头卖狗肉之后，新儒家们其实也并不买账，这一点可从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 贺麟均留在大陆中可见一斑。

• 建国之后，心学跟随儒学一起沉寂了

建国之后，因我国倡导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简而言之，就是物质决定意识。而宋明理学在经过用西哲解释之后，程朱理学因倡导理气二元，理在气先^[25]，被认为是先有意识而后有物质，因此被称为客观唯心主义，而陆王心学基本只论理不论气，被认为是意识决定物质^[26]，因此被称为主观唯心主义。所以无论是程朱理学或者陆王心学在官方推崇的辩证唯物主义面前，实际上是毫无还手之力，更加之儒学被某大野心家作为牌坊利用之后，引发了”批孔“风潮，其实不光是宋明理学，而是整个儒学在中国已是日渐式微了。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儒学尚是批判继承的态度，在”批孔“之后，则转变为彻底的尊法非儒^[27]，以郭沫若在新中国学界的地位，此举的影响恐怕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消除。

至于现在所谓的国学热，读经热，汉服热甚至包括所谓的王阳明热之类的，只是消费主义塑造出来贩卖的文化符号，跟传统文化实际已是越行越远。而官方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八荣八耻“大概也已经代替儒学的道德修养，深入人心了吧！

也许我们真的不再需要儒学了

参考

1. ^ 参看《海瑞集》中的朱陆一篇
2. ^ 明儒学案中把王门分为七个学派：江右、浙中、楚中、闽粤、南中、北方、泰州
3. ^ 泰州学派的管志道与东林学派的高攀龙公开辩论，管志道持无善无恶论，高攀龙持性善论
4. ^ 明末的心学殿军刘宗周最终接受了高攀龙的性善论，将四句教的首句改为“有善无恶心之体”
5. ^ 黄宗羲是心学门人，他对心学的批评主要还是在王门左派即泰州学派上，对于王阳明还是尊重的。
6. ^ 王夫之的话很重，将王阳明的学说列入佛学
7. ^ 阳明心学属于宋明理学的一部分，清代的颜元，戴震等均是彻底否定整个宋明理学
8. ^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这一句中的亲民，朱熹认为应该是新民，而王阳明则认为是亲民
9. ^ 理学的道德实践当然不仅仅包括书院讲学，还包括例如乡约，义学，义仓，甚至后期还出现了面向公众的慈善机构
10. ^ 朱熹，王阳明都属于官场上的失意者
11. ^ 朱熹的皇极论虽然有虚君政治的轮廓，但毕竟过于不切实际
12. ^ 宋儒重四书，轻六经
13. ^ 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宋儒认为由儒家知识分子掌握的道统高于统治者的治统
14. ^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直至晚清，罗泽南，曾国藩才复兴理学
15. ^ 戴震的这一说法明显太过，而且颇有指桑骂槐之意
16. ^ 康熙的文字狱是在前期未执政之时，其后的政策相对雍乾要宽松许多，这跟康熙强大的自信心和学习能力有关
17. ^ 抛离学术谈论一个儒家人物实际上不现实的，无论是王安石和王阳明，对于他们的个人品行基本都无异议
18. ^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19. ^ 理学将道器两分，儒者学道，匠人制器
20. ^ 康有为，梁启超重拾汉代的公羊学
21. ^ 私以为章太炎混淆了民族和种族
22. ^ 现代大陆新儒家如蒋庆之流无非是将康有为的东西重新拿起来，不值一晒
23. ^ 但他相信中国人能找到解药
24. ^ 戴季陶搞的这一套，认为孙中山接续儒家道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25. ^ 在程朱理学中，气即为物质，理即为意识。
26. ^ 汝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汝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过来。便知此花不在汝之心外
27. ^ 我对郭沫若的反感并非来自于他的私德

我个人认为是三个原因

1、王阳明一直在外边救火当救火队员，四处奔波，根本没时间休息教学，大家也不约而同压着不让他回京。

最后王阳明辞职不干回家讲学，第二年又被启用去平定叛乱，最后死于任上。

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时间系统的整理一下自己的学说，心学后来的传人自己之间分歧就天差地别了···

这是先天不足，儒家自己内部的斗争才是血淋淋的

2.元仁宗开科举的时候选择额科举考题只从四书五经里边出，还是朱熹修订过的四书五经，明清都延续了这个潮流，但是明朝还比较开放，隆庆时候内阁阁老李春芳主持科举，考生写庄子言论他也给过，清喻长城说明朝科举，万历以后各种荒诞变幻之文层出不穷，这也为明末各种思想流派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而清朝统一后，直接规定你答题也必须用朱熹修订过的四书五经来答题了，只要敢超出，立刻罢黜，这时候，各种思想流派自然就慢慢消亡，只剩下程朱理学了。

讲真，元清都把程朱理学捧这么高，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当了狗汉奸，在他们的朝廷里当官的，程朱理学的人数占据了绝对性优势·····

也就是说，王阳明的学问已经没人发扬了···········

这是后天失调，毕竟样奴才的学说对于少数控制多数的才是最有用的。

3、和王阳明同时代的，是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

这个无解

有点像你终于顶着压力把胶卷相机从黑白改良成了彩色的，还被黑白胶卷打压，而世界上数码相机已经出现了········

自秦开始，凡个人主义，几能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