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对元叙事的怀疑」是什么意思？ 第1页

简单来说，也就是用细小叙事（某领域的具体话语）来代替宏大叙事（涉及所有话语的元话语）。

比如福柯用精神病、惩罚和性的专门研究代替理性、人和社会的一般性研究；

德里达用写作过程来代替意义分析，在哲学边缘解构中心的在场意义，从而发现我们的逻辑语言其实依赖于修辞和隐喻。

元叙事被细小叙事和语言游戏所代替。

这个对于元叙事的怀疑，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用，似乎只是解构中心，但是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确实对于我们理解和我们有差异的人相当有帮助。

我们常常说的话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也一般通过某种主流的叙事去理解这个世界，认为这个世界是有某种结构的，有一些确定的意义，所指优于能指，意义在先然后就有了与其对应的符号，符号之间的差异是由于符号背后的意义不同，意义是可以抽离出来的，意义是大写的实在。

而到了后现代主义这里，意义和本质并不是可以从现象中抽离出来的，实际上本质和意义早已变化了，能指和所指是不可分离的。所以我们得不到终极不变的意义，一切都在变动不居之中，不存在静止的结构。

电视报道某个人犯罪，经常会有个专家来分析他是怎样的人格，比如反社会人格、边缘人格，等等。我们也会认为正是这个人拥有某种特质，就导致他产生了这样的犯罪行为。

在生活中，我们如果一直拖延就会寻找到自己身上的某个特征，比如自己是一个拖延症，自己是一个没有行动力的人，等等。

这样我们就认为他人和自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或者认为某种处于中心的特征导致了这些问题，但是如果换种叙事的方式，我们则会发现很不一样的结果。

比如新冠肺炎时期，如果有一个人得了新冠肺炎，他要戴口罩，然后要治病，但是他不会认为这个病就是自己的本质，可以把这个病和自己这个人分开来。但是如果一个人得了精神病则不一样，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毛病的人，这个病导致了自己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无法把病和自己分开来。

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使用某种支配性的叙事时，我们认为某种症状或者是问题决定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此，痛苦于自己的症状或者问题的存在。而换一种叙事的方式，这可能会改变这个症状或者是问题的意义，比如某种症状对我们来讲，提醒我们要好好休息，或者提醒我们要去运动，等等，这个症状本身其实是中性的。症状或者是问题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其实取决于我们的意义建构，就像福柯在疯癫与理性当中所说的，其实正常与不正常这样的话语也是被建构出来的。

后现代主义对于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有所启发，有的家长和老师认为自己相对于孩子而言是权威，所以孩子的问题会被认为是亟待解决的，这样就有了解决问题的专家，要被解决的问题孩子。而这两方就成为了对立的阵营，这种思路本身就带来了很多的痛苦。因为这个叙事的主人成为了家长和老师，家长和老师可以去诠释这个孩子的问题。但是，孩子作为他的故事的一个主人公，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对于他本身都有独特的意义。

在一些父母的眼中，孩子的故事是线性发展的，要一步步地好好的走，而忽视了孩子身上的这些事情对于他本身的独特意义。这种对于孩子身上的问题的过分关注，可能会给孩子贴上一些标签，反而可能制造了更多的问题。而如果去解构这套元叙事、去解构这个固定的脚本，这个故事的写作和诠释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