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贸易是彻底断了还是存在着？ 第1页

明清时期确实没有唐、元之类繁华，但也不至于彻底断掉，毕竟中间又没什么吞噬一切的黑洞。

先提明朝。

明朝最富盛名的西域使臣当属陈诚，其路线为：

永乐十二年（1414），陈诚奉明成祖之命出使西域。使团由嘉峪关出发，其后的路线是骟马城→卜隆吉河→哈密→火焰山→流沙河→鲁陈城→火州城→土尔番城→崖儿城→托逊（今托克逊）→窟丹纳兀儿→博脱秃山→纳剌秃→孔葛思→忒勒哈喇→马哈木王帐房→衣裂河（今伊犁河）→阿力马力口子→爽塔石→亦息渴儿→塔儿塔石打班→养夷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赛蓝城（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达失干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大站（今锡儿河），分人去沙鹿黑叶→铁门关→阿木（今阿姆河）→迭里迷（今乌兹别克斯坦捷尔博兹）→八剌黑城→渴石（今乌兹别克斯坦萨赫里萨布兹）→俺都淮城（今阿富汗安德胡伊）→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

我上个回答提过，陈诚路线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其走的是一条“新路”，其未经过沙州（敦煌），而是在过卜隆吉河后直接穿越戈壁大漠来到哈密。原因与当时瓜沙一带的残破荒凉有关。如此环境下行路自然非常艰苦，过卜隆吉河后四天之内走了270里路，没有发现任何水草。有两天是靠发现冻冰熬了过去，另两天连冻冰都没有，只能又渴又累的走上一天后休息于戈壁滩中。而访问明朝的帖木儿帝国沙哈鲁使团同样在嘉峪关以西感到苦不堪言，据盖耶速丁描述从哈密到玉门之间“大部分道路都是穿过大沙漠，每隔一天或每两天才能得到水”。

陈诚从北京出发到哈烈大约需要一年时间，而后来帖木儿帝国出使明朝的使团也同样走了约一年，其路线为：

盖耶速丁记载的东行路线是，哈烈→巴里黑（巴剌黑）→乞里夫路→撒马儿罕→达失干→赛兰→阿失帕拉→蒙古（别失八里）→比鲁格图→崆吉尔河→由勒都斯平原→（天山）→吐鲁番→哈剌和卓（火州）→苏菲阿塔→柯模里（哈密）→（卡顺）沙漠→（合刺瓦刺，玉门）→肃州→甘州→哈喇沐涟（哈喇穆棱，黄河）→美城（胡思纳拔德，兰州）→黄河→真定府（正定）→北京。根据盖耶速丁的记载，他们大概走了丝绸之路中段的北道，与陈诚所行方向大体一致，但并未完全重合。

返回时路线变了，这次走了大约一年半。其中在甘州逗留两个半月，抵达肃州后听说东察合台汗国动乱，道路走不通了，被迫又停留观望了近两个月。这也是明朝西域陆上道路不靖的一个缩影。

北京→平阳城（山西临汾）→哈喇沐涟→甘州→肃州→合刺瓦勒→和阗→喀什噶尔→俺的干→希萨尔撒德曼→巴里黑→哈烈。

万历年间有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从印度出发，翻阅帕米尔高原穿越南疆进入肃州，遗憾的是未能继续东行。其路线为：

从鄂本笃的记载来看，他的行程是：印度果阿→阿格拉→腊和尔（今拉合尔）→阿塔克（阿托克）→配夏哇（今白沙瓦）→喀布尔河谷→可不里城（喀布尔）→八鲁湾→塔里寒→帕米尔高原→色勒库尔（塔什库尔干）→鸦儿看（莎车）→和田→（受阻折回和田）→鸦儿看→阿克苏→库车→察力失（今焉耆）→吐鲁番→哈密→肃州。

值得注意的是，鄂本笃在和田未能继续东行，被迫折返回去再走天山东路的哈密、吐鲁番入肃州。这其实反映的是天山南路丝绸之路商道的严重衰落。到明朝中后期，传统的和田-民丰-且末-若羌-敦煌商路已经完全断绝，无论是明朝史料还是同时期商旅的记录都再未提及这条汉唐时期联通敦煌与天山南路的重要商道。明清时期敦煌的衰落，也与其西边这条塔里木盆地南缘商路的萧条有很大关系。

此外，嘉靖时期的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还告诉威尼斯地理学家赖麦锡从肃州到伊斯坦布尔有两条通路：

一是从里海北面鞑靼大沙漠往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朝廷。哈智返程时走的就是这条道，他在卡法分道奔波斯。另外一条道，亦是哈智由波斯赴中国时所经道路，情形如下：由甘州至高台6日程，高台至肃州5日程，肃州至哈密15日程，哈密至吐鲁番13日程，吐鲁番至嘉理斯城10日程，嘉理斯城至呼治城（库车）10日程，呼治城至阿克苏城20日程，阿克苏至喀什噶尔城20日程，喀什噶尔至撒马儿罕25日程，撒马儿罕至布哈拉5日程，布哈拉至哈烈20日程，哈烈至维莱米（Veremi，今德黑兰以东2日程）城15日程，维莱米至可疾云（Casbin）城6日程，可疾云至孙丹尼牙（Soltania）城4日程，孙丹尼牙至讨来思（Tauris，今大里士）大城6日程。

再说清朝。

明末清初在中原与西域交往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布哈拉人。所谓的布哈拉人并不单单指布哈拉汗国的商人，而是对中亚突厥绿洲民的泛称，除了河中的“大布哈拉”还有阿克苏、叶尔羌、吐鲁番等南疆地区的“小布哈拉”。

布哈拉商人游走于中亚与波斯、中国、俄国、印度之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贸易网络中间人的作用，也是中俄商贸往来和外交事务的主要媒介，是“西伯利亚各城市以及莫斯科所需中国货物的主要提供者和俄国毛皮及其他各种货物的主要采购者”。当时俄国人总结的对华商道中，就有两条是布哈拉人前往中国的商路：

第二条陆路是由波斯去中国。……布哈拉人经常取道撒马尔罕、吐鲁番、哈密和其他的布哈拉城市去中国，但也可以经过达赖喇嘛所在的博隆塔拉城。……这条陆路通过中国的边城肃州，当地产大黄，托博尔斯克人和布哈拉人都沿这条路去那里收购大黄;肃州是大黄的产销地，的确，欧洲所有的大黄都来自这个地区。……
第三条陆路便是巴伊科夫所走过的那条路，这条路布哈拉人、喀尔木克人以及我们俄国人都走过多次，即从托博尔斯克乘平底船溯额尔齐斯河到盐湖，由盐湖改行旱路，通过喀尔木克和蒙古地区到优美的中国城市库库屯。

同时，布哈拉人也是卫拉特、哈萨克、吉尔吉斯、诺盖等各路游牧民和中俄两国交往的实际主宰者。卫拉特领主们需要靠来往东西的布哈拉商人与北京方面开展贸易，去莫斯科的使团也非得有布哈拉人不可。

准噶尔的贸易，特别是其领主们的贸易，几乎全部操纵在伊斯兰教商人和俄国档案文件所称的“布哈拉人”手里。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每个去俄国的卫拉特外交代表团的成员里，几乎都有一两名伊斯兰教商人作为准噶尔汗和领主们的委托人。

俄罗斯与中亚民族维系着广泛的贸易联系，中亚商人扮演着清朝一俄罗斯间贸易中介角色。中亚商人在草原上的通道，与俄罗斯在中亚的部分商道相衔接。

到十八世纪下半叶，中亚-俄国间形成了三条主要商路，分别是：伏尔加-里海-曼格什拉克-希瓦；奥伦堡-塔什干-布哈拉-浩罕；塞米巴拉金斯克-哈萨克草原-沿萨雷斯河-塔什干。后两条和哈萨克草原有关。从塞米巴拉金斯克经哈萨克草原可到达喀什、阿克苏等地。这些商路穿越哈萨克草原，大概也可以为哈萨克利用。哈萨克人还为俄国商队充当向导。到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俄罗斯与清朝形成了三条主要的贸易路线，其中有两条“沙漠草原路线”穿越中亚，经新疆到达东部沿海地区。

在这种商路下，清与哈萨克汗国保持了长期的贸易往来，其中清朝官方用来与哈萨克开展贸易的大宗商品是丝绸、布匹，获得的商品多是马、牛、羊等牲畜，其它种类的商品较少。民间商人还用茶叶等与哈萨克开展贸易，获得的商品种类比官方的更为丰富。总的来看商品种类不多，且能参与的到地区（互市地和清朝方的生产地、销售地）也较少，远比东南地区逊色。

清朝官方是贸易的主宰者，掌握有定价权，同时也能决定贸易地点和中心。清对该贸易定位为节省开支获得牲畜马匹，保障边区安全的重要途径。

关于清哈贸易，有些有趣的细节。一般来看，清朝官方掌控了商品的定价权，且对与中亚的贸易视为是对蛮夷的恩赐，即当时俄国人的观察：

一般说来，贸易，按清政府的见解，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是完全不重要的。所以清政府对发展贸易不采取任何措施，不予以鼓励，不予以担保，把开展对外贸易看成是予以的一种特殊恩允，是对邻国及各国的一种慈善的姿态。清政府认为，若没有从贸易中换来的这些中国商品，那些外国人将无法存活下去。

但同时还要注意到的是，清朝却还曾派地方官员和士兵冒充民间商人去和哈萨克人贸易。如果只是漫不经心的视为恩赐，何出此举呢？实际上是清朝有想借漫不经心的态度向人施压，继续维持原有价格的意图在内。

新疆所需马匹等资源，依靠哈萨克汗国的供给，这也是乾隆皇帝自己的看法。清朝官方的此番言论，大概正是要掩盖自身对哈萨克马匹依赖的现实。当哈萨克商人提出增加商品价格要求时，官方则以这是民间贸易作为搪塞，实际上是要维持这种低价格的交易。清朝派遣官方人员装扮成商人和哈萨克贸易，如此就能压低哈萨克商品价格，虽然清朝在谕旨中称，这是为了考虑哈萨克的生计才允许相互之间开展贸易的，如果哈萨克商队不想贸易，悉听尊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