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金国的立场上，为什么要选择和西夏南宋开战而不是联合两国共同对抗蒙古？ 第1页

细节上有些争议，但大略来说不跟宋夏联合主要为与这两国长期同床异梦互不信任而没能认清主次矛盾，最后南征宋朝失北补南则不管是为了扩充战略纵深、劫掠金帛子女还是只是为了继续收取岁币，都是在对双方实力对比毫无自知之明下为得到战争资源进行的军事冒险。

两个事中与西夏关系破裂在前，与南宋开战在后。一般来看金夏战争的爆发是源于金朝由于长期以来与西夏或明或暗的矛盾导致其对夏缺乏信任，目光短浅的金朝统治者对于西夏遭受蒙古入侵幸灾乐祸拒绝支援，

金夏战争最终在金末爆发，主观原因是金朝拒绝援救京师危在旦夕的西夏；客观原因是金朝国力衰弱，历史原因则是双方长期存在的各种矛盾。金夏初期的土地纠纷、贸易冲突、人口归属、礼仪争执等等问题，是这些矛盾的表现。有金一代，金朝从未像辽朝那样将宗室公主下嫁给西夏国主，所以金夏并无秦晋之好这种关系。金朝给予西夏的好处仅仅是一些有争议的士地和金世宗为边境安定对任得敬请求分国事件的一次“遣使详问”。双方摩擦不断。因此，当西夏遭到蒙古进攻的时候，金朝表示漠视。同样，当蒙古军队的兵锋指向金朝的时候，西夏也对金采取了趁火打劫的态度而不是像援辽抗金那样去援金抗蒙。
应该指出，对于金末金夏战争的爆发，金朝负有主要责任。金夏宗藩关系初建之时，双方誓约中曾明确规定：“若夏国追悔前非，捕送辽主，立盟上表，仍依辽国旧制及赐誓诏，将来或有不虞，交相救援者。”也就是说，一旦遭遇外敌，金夏双方均负有为对方提供军事援助的义务。时过境迁，金朝对宋作战结束后，不再担心西夏的反叛，对西夏的态度也就渐趋轻视。同时，金朝对西夏与西辽的交往感到深深不安，对西夏的戒备心一直存在。而金夏在每次冲突后，解决问题时都缺乏诚意，选择恢复正常关系的时机惊人地一致——都是在彼此皇帝离世或退位之后。如金初的礼仪之争，金太宗和夏崇宗死后，金夏正常的使聘往来才开始；第二次分裂中，直到夏仁宗死，金章宗才下令“复置兰州、保安榷场”。最后一次议和也是在金宣宗去世、夏神宗退位之后方告完成。这种忍气吞声式的妥协根本不可能根除业已存在的矛盾，反而使之进一步加深。双方矛盾的一步步加深最终使得彼此之间的军事互助约定成为一纸空文。结果，当西夏遭蒙古突袭，国势岌岌可危时，金朝却冷眼旁观。蒙古军退后，西夏主动出击金朝，双方终于撕破面具，操戈相向。

当然其中有一点需要指明：传统的金夏关系研究几乎都会提到，早在金夏战争（1210）爆发二十年前两国就发生了激烈摩擦：1190年金章宗刚一上台就是“夏国入寇岚州，又寇石州”，第二年夏又接连向金之鄜、坊、保安州及镇戎军发动了攻击，“大掠而归”，并袭杀金将阿鲁带，此后又是“夏人入寇，河东、陕西丧师连年”，直到夏仁宗死，金章宗才下令“复置兰州、保安榷场”两国和解。这多年的冲突可能为未来的金夏关系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刚一上台便被夏人摆了下马威的金章宗也对夏人怀恨在心，当被蒙古入侵的夏襄宗李安全求援时竟然说“敌人相攻，中国之福，吾何患焉”。金朝的见死不救最终让八十余年的金夏宗藩关系彻底破裂。

但是呢，这个说法有些问题，一个是按照《金史》说法“自天会议和，八十余年与夏人未尝有兵革之事”，也就是说直到章宗年间金夏应该是没有战争的；另一个更糟糕的是记载金章宗时代金夏战争的《大金国志》经刘浦江考证是一本伪书，“其内容真伪杂糅，我们在使用《大金国志》一书时应该非常谨慎”，这就显得其中关于金章宗时代金夏冲突的记载更可疑了。因此也有人认为所谓金章宗初年的金夏战争可能是臆造，或者是将后来的金夏战争移花接木至章宗朝。

笔者认为以上记载（指金章宗时的金夏边境冲突）或为臆造，或为作者将卫绍王之后的金夏战争系年至章宗时期。对于章宗时期的金夏关系，笔者认为在未获得更直接的史料证据之前，还应以《金史》记载两国关系稳定为宜，

无论如何，大错已经铸成了，被金朝拒绝救援的西夏倒向了蒙古，并转而开始疯狂入寇金朝边境。两国兵连祸结十余年，两国经历精疲力竭的前后五次和谈，到夏神宗下台金宣宗身死后才终于和好约定为“兄弟之国”——此时距离西夏亡国已经只有两年了。

且说金朝。1217年的金已然是风雨飘摇，关外契丹人耶律留哥自立为辽王叛金附蒙，去征讨他的女真大将蒲鲜万也自立东真国，东北已非国家所有；北面是蒙古铁骑南下，两河已不可为；西边则陷入了西夏无休无止劫掠入寇之中；东边山东是红袄军的队伍；三面受敌仅保有河南数州之地的金只有南面尚还平静。

吸取了海上之盟教训的宋人此时为到底该不该援助金议论纷纷，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蒙古的威胁，主张以金人为屏蔽，甚至于主张联金抗蒙。就是主张与金绝交的一派，也没有主张联蒙攻金，而是对蒙古保持一定警惕。但就在这样的形势下，金宣宗于此年4月居然又发动了攻宋战争，终将宋朝推向敌方联盟，造成四面受敌之势。有关金发动这一近乎疯狂的行动的内在原因，最常见的当属赵立春的解释，即所谓“北边损失南边补”，渴望通过向南征服夺取土地获得战略纵深，以及劫掠宋朝财物解决物资困乏的燃眉之急。

这时的金宣宗，根本没有想到宋朝也会存在有利于金宋联合的因素，更没有想到去争取宋人联合抗蒙，相反，在得知宋人不纳岁币以后，对宋人大为不满。专擅朝政的术虎高琪则以为，金朝迁都汴京以后，河北尽失，山东又为红袄起义军所据，金朝政府所能控制的地方仅有河南数州之地，地势穷蹙，遂主张南攻宋朝，“以广疆土”。金朝一些大臣也以为，“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因此，力劝宣宗起兵攻宋。昏聩无能的金宣宗, 不明事理，在这些大臣们的怂恿下，遂于兴定元年四月下令， “以宋岁币不至，命乌古论庆寿、完颜赛不等经略南边”，正式发动了南攻宋朝的战争。
金宣宗攻宋，主要目的有二个，一是“国家自兵兴以来，州县残毁，存者复为土寇所扰，独河南稍完”，金人仅仅局促于河南一带，地域狭小，缺少回旋余地，金人有意夺取宋朝的淮南之地，作为北方失地的补偿。二是由于金朝仅仅控有河南一带，“止河南一路征敛”，难以应付包括战争费用在内的各种物资需求，金朝财政已陷入十分紧张的窘境，他们希望通过对宋战争，掠取宋朝淮南之地的财物，迫使宋人重新交纳岁币，以解决金朝的燃眉之急。

这种解释也有一些可商榷之处，比如常被提到的金国权臣术虎高琪的那句“以广疆土”常被作为金南侵是为了夺取土地的证据，但是这句话的原始出处是：

兴定元年正月癸未，宋贺正旦使朝辞，宣宗曰：“闻息州透漏宋人，此乃彼界饥民沿淮为乱，宋人何敢犯我？”高琪请伐之以广疆土。上曰：“朕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讨。”高琪谢曰：“今雨雪应期，皆圣德所致。而能包容小国，天下幸甚，臣言过矣。”

在宋使和金宣宗、术虎高琪的对话中，金宣宗故作大度的称金宋边境只有饥民作乱，“宋人何敢犯我”，术虎高琪跳出来说应当讨伐宋朝“以广疆土”，在被宣宗拒绝后便赶紧吹捧其“包容小国，天下幸甚”，给人的感觉就是这君臣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警告宋朝不要停止缴纳岁币否则就会被讨伐，虚言恫吓打嘴炮的成分很大。此外，四月入侵之后就是金军迅速撤退转入守势，此后一直是被动的防御宋人的进攻，直到十一月才再度大举南侵，战争全面爆发。这也显得四月的攻势并不是一次认真的征讨。

因此，也有人认为金宣宗四月的南侵并不是要夺取土地，而只是希望能迫使宋人继续缴纳岁币，并用主动进攻的态势威吓宋人防止南宋出现异动；但尴尬的是宋虽然对是否应当支援金朝拿不定主意，边境的警戒工作却一直在加强，在遭遇金军入侵后严阵以待的宋军立刻反击，并又将战火烧到了金朝本土，“除戎当戒于不虞，纵敌必贻于后患，咨尔有众，永肩厥心，毋忽其既退而怀苟安，毋狃于屡胜而忘远略”。宋方的强硬让金大为惊慌，却又不愿意向宋议和，“今宋弃信背盟，侵我边鄙，是曲在彼也。彼若请和，于理为顺，岂当先发此议而自示弱耶？”反而幻想靠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来迫使宋屈服，遂于同年十月议定伐宋，十一月正式开战。

当然，不论具体原因为何，我有点怀疑金宣宗、胡沙虎、术虎高琪这么一帮虫豸一般的人物搅在一起搞军事是否真的能有什么前后一致的、理性现实的决策理由——自古以来，最高统治者们对于“当初为什么要发动战争”“现在继续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战争将走向何方，该如何收场”模糊不清茫然无知，打一天仗撞一天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回到南方战线，金军虽然打住了一些战术上的胜利，可是对整个大局是于事无补的。“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大败于淮上，一军全没”、“横尸遍地，夺其铜印十有六，( 金将） 讹可弃帐走，获辎重牛马万计”。兵马的折损可能还在其次，最糟糕的是那些主张与金联合共抗蒙古的宋人大失所望，他们意欲以金为屏蔽、共抗蒙古的呼声再也没有说服力，其政策已经无法施行 。金宣宗发动攻宋战争以后，宋朝只能被迫应战，宋人意欲保持中立也无可能。金宣宗攻宋，终于将宋朝推上了联夏攻金和联蒙灭金的敌方联盟，造成了金朝四面受敌之势。此后虽还有完颜守绪、完颜陈和尚等人七生救国九段坂见，但大金还是朝着君王死社稷的终点一路疾驰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