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论:我支持谢宇的大部分观点。我也认为本土化是伪命题。
其实翟学伟他们使用的那些本土化的学术词汇,都能被囊括进西方社会学体系里,只不过本土化词汇更精准、更接地气而已。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能用这些词汇取代西方社会学,也不意味着你能跟他们平起平坐,因为——从一开始你们就是平等的(此处的平等非指力量平等)。出问题的是非中即西的观念。我一直认为,树立中西对立,毫无必要。
但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中西对立?以及为什么偏偏是社会学而不是其它学科出现这么强烈的本土化的声音?这个问题才是探讨价值的。我还没有能力去系统地回答这个问题,只能抛砖引玉,让大家来拍砖:
第一,这可能跟晚清的一系列改革有关。包括洋务运动、新政等。因为现当代民族主义的源头之一就是梁启超、康有为那波人。社会学本土化的呼声或与民族主义思潮有密切关系;
第二,可能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强大的革新除旧、大呼德赛先生有关。白话文和简体字改革等各类本土化运动所带来的冲击力是极强的。但这一点比较难阐述,因为社会学本土化既有可能是这类思潮的簇拥,也可能是这类思潮的反叛,也有可能兼而有之。其背后的机制问题有待知识社会学家去探讨。
第三,肯定跟吴文澡、费孝通等人的本土化工作直接相关。“差序格局”一词的提出,奠定了整个本土化的概念基石。
第四,肯定跟西方文化内部出现的“东方学”有关。它为其它国家地区提出本土化诉求提供了来自西方世界本身的思想养料和有力证词。
我认为,未来的中国社会学,既需要翟学伟这样的努力用本土化词汇解释本土现象的学者,也需要将这些词汇与西方社会学融汇起来实现对接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