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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哪些经典的不自量力的事件?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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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24日。朝鲜24日威胁美国,如果挑起另一次战争,将“一次而永远地把侵略者从地球上扫除”。美国国防部随即以“愚蠢”形容朝鲜的威胁,并反问:“用什么?”

据欧美媒体援引朝鲜官方媒体说:“如果美国帝国主义者挑起另一场战争,军民……将一次而永远地把侵略者从地球上扫除。”

  五角大楼发言人莫瑞尔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时笑着回答说:“我真不知道要如何回应,那是愚蠢。”接着他反问:“用什么?”







当然是用地球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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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打败美苏,率先将非洲人送上月球。我们的后代——黑人科学家,将控制全宇宙。”

上世纪60年代,美苏间的太空竞赛正打得火热,赞比亚也宣布加入。这个刚独立的非洲小国计划将一名16岁女孩,两只猫和一位传教士送上宇宙。

这是他们设计的火箭。

在这一看似荒唐的行为背后,却是非洲人对摆脱被奴役命运的渴望,也是他们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


1961年,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人类成员。一个月后,如坐针毡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向民众发表了那场著名的演讲——《我们选择登上月球》。

同一时期的地球另一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非洲小国刚刚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它的新名字叫赞比亚共和国。

在一篇《时代》杂志关于赞比亚首位总统Kenneth David Kaunda的报道中,结尾处附上了这样一段新奇的文字:

Edward Mukuka Nkoloso,一名小学科学老师,及赞比亚国家科学、太空及哲学研究院的负责人。他宣称自己正在进行一项太空计划,将打败美苏率先登上月球。

Nkoloso正在训练12名准宇航员,包括一位身材姣好的16岁女孩。他将学员装进油桶并绕着大树转圈,还教他们用双手走路,因为“这是在人类在月球行走的唯一方式。”

在Nkoloso野心勃勃的带领下,初出茅庐的赞比亚宣布加入激烈的太空竞赛。

我将把赞比亚的国旗插上月球

为了推进赞比亚太空计划,Nkoloso在距离首都卢萨卡七英里处建立了“太空训练中心”,以培养未来能代表祖国上太空的宇航员。

在一段1964年的黑白影像中,Nkoloso头戴军用头盔,身穿白色衬衫与高腰裤,披着一件丝绒披风,信心十足地接受了英国记者的采访。

“这里是火箭发射基地,我的火箭就在那儿”,Nkoloso指着一个伫立在草地上的圆筒说道,圆筒表面似乎被挖了一个用来呼吸的小洞,“点火后,它将从卢萨卡出发,直接飞向月球。”

“终有一天我将把赞比亚的国旗插在月球上。”

Nkoloso挑选了12名优秀的准宇航员,包括21岁的男孩Godfrey Mwango,他的任务是登陆月球;16岁的女孩Matha Mwamba,她将前往火星;Nkoloso的小狗也荣幸入选,它将跟随苏联太空小狗Laika的爪印,进入太空。

Nkoloso很乐意向记者展示自创的太空训练方法:学员们轮番爬进一个44加仑的大油桶,从崎岖的山坡滚下——这能让他们体会太空旅行时常有的失重感。

在另一训练中,学员们则坐上一条由轮胎制作的秋千。当秋千摇晃至最高处,Nkoloso会猛然割断绳子,以模拟自由落体的瞬间。

在1964年的卢萨卡郊区,有这么一副古怪的景象:十多位赤脚的年轻人在一名身穿淡紫色丝绒披风的中年男子的指挥下,在“赞比亚太空学院”的横幅前列队、行进、反复跳跃,或被装进硕大的金属桶里——男孩们将头伸出桶外的模样,像极了一只倒霉的乌龟。

Nkoloso还大方地向记者介绍了太空中心掌握的核心技术,比如通过军用望远镜监测恒星的运动轨迹。而那架“制造自由落体”的秋千,能将宇航员慢慢“摇进太空”。Nkoloso还考虑过利用弹弓原理将火箭射入太空,不过很快又否定了这一想法, 因为“过于原始”。


女孩、传教士与小猫

实际上,赞比亚太空计划从未成功摆脱地心引力,离开地面。不过小小的困难并没有击倒Nkoloso,在一系列困难重重的训练之后,他敲定了自己的太空计划。

1964年,Nkoloso在他的太空专栏写道:“我们一直通过总部的望远镜研究火星,现已确定火星上有原始的土著居民。...我们的火箭队员已做好准备。一名经过了特殊训练的太空女孩即Matha Mwamba,两只猫和一名传教士。”

Nkoloso不满足于登陆火星,传教士将为星球上的原始部落带去宗教与福祉。Nkoloso也不忘向传教士强调:“假如火星居民们不愿信奉基督,就不要强迫他们。”

同行的两只小猫也将在太空大施拳脚。按照Nkoloso的计划,抵达火星后,小猫将先于宇航员踏上火星地表。

“假如两只猫能存活下来,或许人类也能在这个星球居住。”

Nkoloso将火箭发射日定在了1964年10月24日,即赞比亚独立日当天。据传言,这艘火箭长3米,高2米,呈鼓形;被命名为D-Kalu 1,以致敬赞比亚国父Kaunda。

然而在这一天,非洲大陆并没有传来“赞比亚发射载人航天器”的消息。Nkoloso希望在国家独立体育场发射火箭的请求,被政府拒绝了。

政府的消极态度依然没有击垮Nkoloso的信心。他开始为太空项目中最重要、而非洲又最稀缺的东西奔走——资金。

Nkoloso曾孜孜不倦地向以色列、俄罗斯、美国、阿拉伯及联合国筹款,数额从两千万到二十亿美元不等,均未获得批准。

不过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下,民众的信件如雪花般涌来。不少热心人为Nkoloso出谋划策,还有一位同样心系太空的男孩,向Nkoloso捐赠了10卢比——这是他收到的最大一笔款项。

没有了资金支持,太空计划进行得举步维艰。有的学员以为自己是电影明星,开始向Nkoloso讨要工资;两名最优秀的男孩,在一次外出喝酒便消失无踪;还有一位男孩投奔了一个唱跳组合。学员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就连被非洲神明选中的Matha Mwanbwa,也因为怀孕退出了太空计划。


在外太空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真正使Nkoloso放弃的,是1969年。这一年肯尼迪实现了他的十年之约,也彻底打碎了Nkoloso抢先登月的梦想。

基于独立革命期间的旧情,总统Kaunda在赞比亚解放中心为Nkoloso安排了一份工作。赞比亚的太空故事就此草草结束,相比于阿姆斯特朗迈出的世纪脚步,属于Nkoloso的一页,微小得仿佛历史抖落的尘埃。

在大部分赞比亚人眼中,Nkoloso仅仅是一位异想天开的疯子,他的故事甚至出现在《历史上最愚蠢的决定》一书里。不过,这一系列愚蠢、荒唐甚至偏执的行为背后,也并非无迹可寻。

Nkoloso对于太空的执着始于二战。彼时赞比亚仍是英属殖民地,为了赢取胜利,英国向赞比亚承诺,战争结束后会把赞比亚归还给属于他的人民。

怀着对独立的美好憧憬,Nkoloso与同伴们代表英军走上了战场。然而夺得胜利后,英国却失言了。

从战场回来后,殖民政府拒绝了Nkoloso建立一所学校的请求。Nkoloso没有服从,随后遭到了殖民政府的起诉。这时他才意识到,为白人作战并不能使他在家乡过上更好的生活。

Nkoloso随后游走于全国各地的中学,教授拉丁语、科学与数学。一天他与同事在家吃饭时,一名新的英国教育官员临时造访,双方随即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据悉这场冲突始于“非洲人是否有权利午休”的争论,Nkoloso愤怒地掀翻了饭桌——最终他被学校解雇了。

数年后,Nkoloso加入了国父Kaunda成立的联合民族独立党(UNIP),并参加了多场起义活动,屡次遭到殖民政府逮捕。Nkoloso在监狱里曾将一桶混合了灰烬的尿液倒在看守头顶。

赞比亚独立前夕,Nkoloso与UNIP的同伴偷偷潜入了卢萨卡一家医院的停尸间,找到一具白人女士的尸体,将其抹上山羊血,偷偷运至一家专门招待白人的酒馆。

他们将尸体扔到地板,高喊着:“白人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已经杀死了Welensky(英属中非联邦总理)的妻子,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

酒馆的客户被吓得四处逃窜,Nkoloso与伙伴们拿起了酒杯,高唱着革命歌曲。直到赞比亚独立多年以后,Nkoloso依然对这一“恶作剧”津津乐道。

屈辱的殖民经历,使Nkoloso愈发重视科学的力量。他将太空计划的失败归咎于“帝国主义的干扰”,因为他们害怕赞比亚的技术发展。

包括向火星居民传教的这一构思,本质上也源自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笨拙模仿。就像白人在60年代控制了地球上的大多数国家一样,Nkoloso希望黑人可以在未来控制宇宙中的其他星球。“我们的后代,黑人科学家,将控制太空。”

巧合的是,据Nkoloso的儿子在晚年透露,父亲对科学的兴趣始于二战:一位叫蒙哥马利的白人教会了他如何操作显微镜。

Nkoloso于1989年去世,总统Kaunda授予了他总统荣誉,以表彰他为国家独立所做的贡献。当问起Kaunda本人对于赞比亚太空计划的想法,这位国父只是笑了笑:“这不是真的,他当然不是一名科学家。他只是做了些有趣的事情,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有趣,因此常常被人们提及。”


Nkoloso去世的30年后,在SpaceX、《太空怪人》与樱桃红跑车的轮番刷屏下,登陆火星也成为了可期待的现实。

而赞比亚的国运则难逃坎坷,经历了连年的战乱、灾害与饥荒,与太空愈发背道而驰。

不过非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也向太空迈出了自己的脚步。在刚果,被称为“非洲爱因斯坦”的Jean-Patrice Keka Ohemba Okese成立了DTA,一家专门研究开发火箭的刚果公司。2008年,DTA已经能将小型火箭成功送往大气层。

“认为非洲不应该涉足太空领域的想法,是荒谬的。”

生于充满战乱、贫穷与疾病的非洲,Nkoloso一生都没有放弃对浩瀚星河的追逐。在生前最后一次采访中,他依然说道:“我仍旧对人类的未来满怀憧憬。我相信,人类终将自由穿梭于各个星球。”


参考资料:

[1] Edward Mukuka Nkoloso,Wikipedia

[2] Makuka Nkoloso: the Afronaut,CNTV英语频道

[3] The Zambian “Afronaut” Who Wanted to Join the Space Race,Namwali Serpell

[4] Constellation Café Books: Afronauts, abhoan

[5] Cristina de Middel: The Afronauts,The Telegraph

[6] Afronauts: Fictional photos recall forgotten Zambian space program,Teo Kermeliotis

[7] Africans urged to back continent’s first moon mission,The Guardian

[8] 让人牵肠挂肚的刚果太空项目进展如何,Julie Le Baron

[9] 朴素的“赞比亚太空计划”,中国日报网


完整图文请关注微信公众号:pic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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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来,全球各国政府都开启了印钞机,大家都在疯狂的印钞票,钞票量直接翻倍甚至翻几倍。

很多人都担心中国会发生通货膨胀,但很诡异的是,这件事一直没有发生,基本物资的价格近乎纹丝不动。

要解释物价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可以先看看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两场经济战役,分别是蒋经国上海打虎和陈云的两白一黑。

国共两党曾经发动的经济战,都异常精彩。

蒋经国上海打虎

如果由你来治理国家,当有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在民不聊生中获取暴利,你应该怎么去制止这种行为?

很多人认为,只要铁面无私的打击奸商,对物资实行限价,就可以轻易解决这个问题。不服者,杀,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如果问题还没有被解决,那一定是执法者贪腐了,只需要换一个更铁面的执法者就行了。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异常严重。

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全国法币发行量总额为14亿元,也就是说全国所有的钞票放在一起,把政府和民间手中的钱全拿走,最多最多就只有14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法币的发行量达到了5569亿元,相比抗战之初膨胀了397倍。

货币超发这么多,物资反而只能由西南一隅供应,而且在战场上被大量消耗,物价不涨那才叫见鬼呢。

八年间,重庆物价指数暴涨2133倍,法币的实际购买力暴跌至战前的万分之五,士兵工资能达到的实际生活水平仅为战前的5%,公务人员为9%。

相反,红军根据地的物价指数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因为扎根于农村,吃穿等物资征收和前线供应更有保障。

红军穷是穷了点,但穷在钢铁和武器,红军士兵的吃穿住行,比国军士兵居然还要强,而且强很多。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但这就是历史,相关的史料研究文章很多。

论搞经济,当时的白区远远不如红区。抗日战争刚结束,蒋介石不顾国统区经济已千疮百孔的事实,丧心病狂的发动了全面内战。

到1948年8月21日,法币发行量达到了抗战前的47万倍,上海的物价涨幅达到492.7万倍,法币彻底崩溃。

再超发法币,也没办法给国民政府带来更高的收入了,因为这玩意没人用了。

随后,国民政府决定进行货币改革,用金圆券来代替已丧失了信用的法币,即所谓的“金圆券改革”。每300万法币,可以兑换1元金圆券,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厘,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

这五角钱的金圆券,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值钱的。为推广金圆券,国民政府规定:

“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全国各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水平冻结。”

当时民间谣传,政府有特殊机器,可以查出藏在墙缝里的黄金和银元,到时会直接没收,吓得百姓纷纷把手中的外汇和金银拿到银行兑换金圆券。

上海《大公报》在1948年8月25日报道:

“今日外滩中央银行目前,清晨六时即有人守候排队,兑换黄金银币和美钞港币的,分别排列,内以黄金和银元兑换的人最多。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问他们兑换的原因,说是:要出钱呀,放在那里犯法,又不会涨,就早些卖掉吧!”


要推广金圆券,就必须要给民众物价稳定的预期,如果物价继续飞涨,那民众宁可冒着被惩罚的危险,也不会把手中的外汇和金银交出来的。

所以物价必须冻结,这是重中之重。

但实际上,任何经济学家和商业精英,都可以轻易的看出陷入战争困境的国民政府不可能遏制住超发货币的欲望,冻结物价是不可能做成的事情。

金圆券改革前,许多人上书蒋介石反对这件事,蒋介石本人也知道成功概率近乎于零。

但超发的法币已经没有民众认账了,前线即将崩溃,如果再没有财政拨款,大败亏输只在瞬间。

而如果能巧立另外一个名目取得民众信任,那还能通过超发货币再募集一波钱,给前方进行最后一次输血。

如果打输了,那就输了呗,反正如果不这么干肯定输。

但如果打赢了,那一切就都还有翻盘的机会。

所以金圆券改革势在必行,不行也得行。

而要获取民众信任,就必须要冻结物价,这是核心前提,而且要迅速取信于民,前线拖不起了

所以蒋介石派出了亲儿子蒋经国去办这件事,太子出马,违者杀无赦。

当然,出发前,蒋介石没有告诉儿子所有的规划和想法,只让他去上海打击奸商,稳定物价。

这种为国为民的好事,一腔热血的蒋经国最喜欢干了,蒋介石也算人尽其用。刚到上海,蒋经国就发布了“告上海人民书”,里面写道:

“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穿着朴素的蒋经国,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内接待上访的商户和群众,举报一个查处一个,无论是什么级别的大老虎,都照打不误。

短短十天不到的时间,上海大量的著名富豪和企业家都被蒋经国给抓起来了,包括鼎鼎大名的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理事胡国良、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人,都被捕入狱。

一些冥顽不灵的小富豪,被蒋经国直接下令枪毙。

在这样的恐怖威慑下,所有人都害怕了,上海的煤炭大王和火柴大王刘鸿生立刻上缴黄金800条,美金230万元去银行兑换金圆券,刘鸿生说:

“蒋太子满脸杀气,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

蒋经国的打虎行动卓有成效,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上海地区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白银96万两,占到全国总兑换额的64%。

这些真金白银,给国民政府又续了几个月的命。

杀红了眼的蒋经国,把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都给抓了,这可是真正的大老虎。

杜月笙知道儿子被抓后,展露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通晓全国局势的杜月笙,根本就没去找蒋经国要人,而是在蒋经国9月下旬召开的一次上海企业家会议上,公开说到:

“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一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蒋先生若是不方便,各位同仁和记者先生可随杜某去开开眼界。”

扬子公司是当时全上海囤积物资最多的公司,但这家公司是孔令侃的,他是孔祥熙的儿子,是宋美龄的外甥,孔氏家族是蒋介石的铁杆支持者。

这一下子,把蒋经国给架到了火上烤。

但头铁的蒋经国,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把扬子公司给封了,还要严惩孔令侃。

这下可捅了天了。

几天后,宋美龄亲自来上海说情,但蒋经国拒不接受,坚持要查办扬子公司,把宋美龄气的满脸煞白,直接打电话找了蒋介石。

10月,蒋介石从炮火连天的前线直飞上海,把蒋经国劈头盖脸的臭骂了一顿。

于是扬子公司的所有货物,就成了已经在政府进行登记过的合法商品,2家跟进杨子案的报纸被查封,此事不了了之。

杨子案查不下去,自然也没脸抓杜维屏,于是杜月笙交了一笔保释金之后就带儿子回家了。

11月1日,蒋经国发表了《告上海市民书》:

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

11月6日,蒋经国辞去特别督导专员职务,黯然离开上海,上海打虎彻底失败。

很多人认为,上海打虎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蒋经国碰到了孔氏家族,打虎打到自己身上自然打不下去,手腕不够铁,所以失败了。

这种论断简直是在开国际玩笑,眼光实在太浅了。

国民政府是独裁政权,知道什么叫独裁么?

独裁的意思就是所有权利归于一人。

任何威胁到独裁政权的人,都会被杀掉,哪怕是亲兄弟都要杀。

孔氏家族再亲,血缘关系比得上亲兄弟么?

屠掉孔氏根本眼都不会眨一下。

不敢动孔氏家族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孔氏家族在为蒋氏政权而奋战,从后方源源不断的为前线输血。

动了孔氏,所有的铁杆都会心寒,整个蒋氏独裁政权会立刻崩溃。

孔氏的所作所为,没有威胁到蒋介石的权利,反而在帮助和维护蒋介石,这才是孔氏不能碰的真正原因。

为防止蒋经国把窟窿捅的更大,蒋介石甚至不惜从前线飞回来直接训斥这个傻儿子。

让你来上海打虎,搞金圆券改革,是给前线输血的,不是让你为了改革而改革,别搞不清轻重关系。

但动不了孔氏,并不是蒋经国黯然辞职的真正原因,对于政治家来说这只是丢了点小面子而已,根本就不算什么。

蒋经国辞职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上海的经济崩溃了。

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的速度太快了,远远超过了国统区的经济承受能力,各地物价直接暴涨。

但限价令,只限于上海周边地区和其他几个重要城市。

因为周边的物价高于上海,所以外地没有任何物资愿意运到上海,而上海的物资反而源源不断的运到外地。

早在9月初,限价令刚开始的时候,上海的经济就出现了运转不良的征兆。

1948年9月4日,“上海全市各工业同业公会”与蒋经国面对面交流,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向蒋经国诉苦,说买不到原料,企业马上就要停工了。

9月9日,蒋经国颁布了《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

“各地工厂商号所存储之成品及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超过八一九限价,以居奇论”

同时,蒋经国派兵检查路口,严禁物资流出上海,彻查上海所有仓库,并枪毙了多名囤积居奇者。

铁腕的作风,暂时压住了上海的物价,稳定了民众的预期。

但国民政府的金圆券越发越多,上海和周边地区的物资倒挂越来越严重。

蒋经国的命令只能禁止上海的物资流出上海,但不能强行命令外地的物资流入上海。

在越来越夸张的价格倒挂下,没有一个商人愿意亏钱把物资运进上海当雷锋,连一粒米一块布都到不了上海。

如果蒋经国愿意自己贴钱进货,那自然可以,但蒋经国不可能有这个钱。

到了10月份,上海的库存物资基本耗尽,甚至连存粮都快没有了。

商店的门都是开着的,因为关商店会被枪毙,但货架上全是空的,仓库里也是空的,宪兵队来翻个底朝天那也是空的。

在江浙一带粮食丰收的前提下,上海居然有市民要被饿死。

已经有市民出现了家中断粮的情况,如果还买不到米,真的会被饿死。

如果真的有市民被活活饿死,那蒋经国的上海打虎就成了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拔剑望去,全上海都是战战兢兢的温顺商人,所有的仓库都空的连老鼠都没有了,但上海的市民马上就要被饿死了。

换你是蒋经国,你会怎么来解决这一问题?

10月31日,蒋经国被迫放弃了限价政策,当天上海的大米价格就恢复到了市场水平,从每石(约合60.453公斤)20元金圆券,飙涨到了2000元金圆券,价格暴涨百倍之多。

上海打虎,稳定物价,从此彻底成了笑话。

11月1日,蒋经国发表了《告上海市民书》。

11月6日,蒋经国辞职。

1949年初,国民政府发行了500万元面值的金圆券,是当初五角面值的1000万倍。

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价格涨到了金圆券4.4亿元。

金圆券只流通了十个月又11天,印刷量达到了130万亿,是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前计划印发总额的24万倍。

蒋经国上海打虎,稳定物价,失败是天经地义的,能成功稳定那才算见了鬼。

要是因为这个不可能成功的目标去动了铁杆盟友孔氏家族,那才是真正的自毁长城。

蒋介石不傻,也不存在下不去手这种低等弱智问题,傻的是蒋经国。

金圆券改革给国民政府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从全国的民众和企业家那里搜刮到了当时价值2亿多美元的各类外币、银元和黄金,给前线的国民党军续了几个月的命。

但这最后一搏的后果,是国民政府得罪了全中国上上下下的所有人,民心尽失。

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后来写道:

“即使(蒋经国)把孔令侃杀了,上海的经济管制也成功不了”。
“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党政府。毫无疑问,知识分子知道金圆券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认为这纯粹是愚蠢无知。
而像李铭这样的银行家和商人也对政府怀着怨恨和仇视。中产阶级几乎完全破产,因为他们被迫交出唯一的一点储蓄。
店铺老板以金圆券平价出售了他们的货物,结果弄得倾家荡产,至于穷人就更不必提了,你知道中国的穷人总有些装饰品,诸如金戒指之类,但他们也不得不交出这些东西,最后得到的却是一钱不值的纸币。由此,你可以看到金圆券的致命一击了。”

金圆券改革,让国民政府彻底失去了最后一丝民心,导致解放军在三大战役胜利后,几乎兵不血刃的接管了半个中国。

陈云的两白一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随着解放军的入驻,人民币也跟着进入了上海,以10万金圆券换1人民币的价格进行兑换。

同时,解放军宣布人民币可以和银元进行互相兑换,按1块银元兑1000人民币来定价,并鼓励民众拿银元来兑换人民币。

用银元去换纸币?

去年八月底蒋经国刚玩过这一套,共产党又要来玩一遍?

上海大量的投机分子,迅速的抢购银元,把手中的金圆券全部兑换成了人民币,然后全部兑换成了银元。

银元的价格,迅速从1000元涨到了2000元。

上海人民政府投放了10万块银元进入市场,连个水花都没看到就没了,被迅速的抢购一空。

看到人民政府拿不出银元了,愿意用人民币的上海市民越来越少,选择银元交易的人越来越多。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而上海市民去年刚被蒋经国咬了一口狠的,有心理阴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大陆的金银基本都被蒋介石带到台湾去了,人民政府手里确实没有足够的金银,怎么办?

没关系,现代货币的初始信用本来就不是建立在金银之上,而是来源于枪杆子。

1949年6月10日,上海政府发动银元之战,查封金银投机大本营,逮捕投机首恶分子250名。

第二天,银元价格就从2000元跌到了1200元,物价也跟着普跌。

强制百姓使用人民币,很简单,并不难,纯粹靠枪杆子就可以了。

当年蒋经国推广金圆券的时候,难度其实要比推广人民币大多了,不也推广成功了?

不服?

抓起来就是,冥顽不灵者枪毙。

但靠枪杆子这一套,没办法稳定基本民生物资的价格,蒋经国就在这一点上失败了。

在银元之战失败后,上海的投机分子瞄准了两白一黑,也就是粮食、棉纱和煤炭。

并不是多么效忠国民政府,愿意当党国先锋来对付共产党,他们这些投机者纯粹就只是想赚钱而已。

8年抗战3年内战,已经足足11年了。

11年的历史表明,物资价格必涨,不管怎么搞都已经会涨,而且是大涨特涨,谁囤积物资谁发财。

傻乎乎听信政府持有货币,放弃囤积物资的,早就亏的上街当乞丐去了。

共产党一帮泥腿子,搞经济能比国民政府还好?

人民币一定会超发,上海物价一定会涨,投资囤积物资一定稳赚不亏。

换你是当时的上海金融客,你也会这么看。

1949年6月23日到7月21日,一个月之内上海米价上涨4倍,棉纱上涨1.2倍,物价出现了暴涨的苗头,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对政府多有怨言。

1949年7月,党中央派陈云同志到上海调查研究,制定对策。

陈云决定,一劳永逸的解决掉上海的所有投机客,杀的他们胆寒,让他们永远不敢挑战解放区的物价。

管控物价,用枪是没用的,蒋经国的遭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陈云也没打算用枪。

陈云调出了人民银行的发行数据,计算出了市场上人民币的极限流通量,然后陈云计算了自己从全国所有解放区能调集的物资总量。

发动极限能力的话,最多可以调集50亿斤商品粮和全国一半产量的棉纱。

陈云据此计算出一个结果,只要总体物价水平在7月底的基础上再上涨2.2倍以上,那么哪怕所有的流通货币都拿出来,也不足以买下自己手中的物资。

鉴于此,陈云定下了自己的作战计划。至10月底,陈云已经秘密在上海周边城市调集了大量的棉纱。

但在大量物资到位的同时,上海的国营商店并没有大量释放物资,反而默默的看着黑市价格狂涨不止。

至11月20日,米价又涨3倍,纱价涨3.8倍,布价涨3.5倍。

黑市的物价已经上涨到了陈云当初预定的价格。

于是,总攻开始。

1949年11月20日,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的国营机构,统一提高自己的棉纱挂牌价,并逐日提高,到24日和黑市价格持平。

一时间,全国恐慌,投机份子大喜过望。共产党果然撑不住了,手里果然没物资了,后面价格必然还要涨。

于是大量的投机分子把国营商店给围住了,放多少货他们就吃多少,有的投机分子甚至借月息100%的高利贷来投机。

因为这一幕简直太熟悉了,以前见过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后面马上就是一个月几十倍的暴涨,一年可以涨几万倍,月息100%连毛毛雨都不算。

1949年11月25日,陈云骤然加大了棉纱物资的抛售量,并开始逐渐降低挂牌价。

开始的时候,是国营商店放多少货,投机商就买多少,买到你没货为止。

而现在,是投机商有多少钱,国营商店就放多少货,放到你吃不下为止。

陈云的底牌,是全国一半产量的棉纱。

很快,各地国营商店的棉纱堆积如山,没有人愿意再买了。

面对压倒性的物资力量,投机商绝望了,面对节节下跌的价格,他们不得不抛售自己手中的棉纱。

抛风一起,棉纱价格瞬间雪崩,上海的棉纱价格一日之内跌了一半,投机商血本无归。

同时,陈云下令所有国有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而银行不得向任何私营企业贷款,把市面上的货币尽可能的收回银行。

大批投机分子,因此破产了。

棉纱之战,人民政府大获全胜,不仅狠狠的打击了炒作之风,还赚到了一大笔钱,打了一个开门红。

但粮食领域的投机客并没有收手,还心存幻想,负隅顽抗。

12月,陈云下令从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在上海周边秘密囤积,数量达到了十几亿斤,还有30多亿斤待命。

到正月初五,陈云正式发动了粮食战。

当天,陈云用火车皮把大量的粮食,源源不断的拉进了上海,引发市民围观。

然后陈云在报纸放言,一亿斤粮食已经运抵上海,隔空警告投机分子。

陈云是虚张声势么?

很多投机分子是这么认为的,于是更加迅速的买进。但实际还真不是,陈云当时暗中调集粮食的实际数量已经达到了十几亿斤,这么多粮食上海一年半都吃不完,就等着坑那些铁杆投机客呢。

兵法云,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一亿粮食没了,陈云又拉来了一亿,然后又是一亿。

一日之内,陈云抛售了几亿斤大米。

陈云高位出货,源源不断的粮食终于把粮价给砸趴了,上海的粮价一日崩盘。

打击煤炭投机的情况,手段也差不多类似,用天量的物资硬生生的把价格给砸下去。

此役过后,上海、天津许多投机商纷纷跳楼自杀,大量私营批发商、私人钱庄倒闭,再也没有人敢炒作物价了。

横行中国11年的物资炒作之风,至此消失。

陈云能赢,是因为手里的底牌太强了,即便上海的投机客拿到了所有的流通货币,也只能勉强把陈云手中的物资给吃下来而已,陈云不可能输。

但投机客有本事把全国所有的流通货币都拿到么?

不可能的,谁都不可能有这个本事从民间搜集到所有的流通货币,而且所有的国有银行也在收缩银根,只收钱,不贷款。所以投机客必输,而且输的心服口服,没资格有任何不满。

货币和物资的关系

当货币的数量远远超过物资时,物价必涨,蒋经国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阻挡这一大势。

当货币的数量没有超过物资时,物价必跌,陈云只要略施小计,就能让全国投机客纷纷破产。

树立货币威严的,是枪杆子。但撑起货币信用的,是物资。

只要你手里有足够的物资,物价就永远涨不起来。

如果没有物资,那货币就是废纸。

现在就可以回答开头的那个问题了,为何2008年至今全球发行了那么多货币,但主要经济体都没有出现恶性通胀?

甚至很多国家还在通缩,物价在不断的下跌。

因为08年金融危机至今,全球始终处于物资过剩的状态。

不是说钱太多买不到货,而是货太多没人愿意买。如果不是因为发那么多货币,物价早就雪崩了,能腰斩再腰斩,工厂倒闭工人失业,陷入彻底的经济大萧条。

如今发行的货币,只能勉强维持住物价,仅此而已。

不信你去囤积一次电视机试试看?

你要是能把电视机的价格拉升一倍以上,你不仅不会被当成投机分子惩处,反而会被当成对中国经济有大贡献的功勋之臣上台领奖。

当然,前提是你不会被中国工厂里的电视机给砸死,你得吃得下这么多货。

中国目前完全不缺工业品,甚至每天都在头疼工业品的销量,总是在发愁怎么卖。所以无论发行多少人民币,工业品的价格,都像钉子一样被钉在了地上,涨不起来,也不可能涨起来。

为了对冲经济危机的影响,为了维持工业品不跌价,全球各国都在拼命的发行货币。

发行如此之多的货币,工业品的价格确实保住了,但也带来了一些其他的风险。

众所周知,工业品的产量是可以无限提升的,以中国的实力,只要有需求存在,电视机、衣服这种东西的产量提升个几十倍都轻轻松松。

但有些东西,是无法增加产量的。

比如说粮食,受限于18亿亩耕地红线的限制,总产量是固定的,没有办法随着需求来提升。

这东西和房价还不一样,只要形势确实需要,住宅用地还是有能力增加的,但粮食的产量是真的没办法增加。

所以08年至今,中国所有控不住的物价案例,都集中在农产品领域,比如蒜你狠,比如糖太宗,比如豆你玩。

根据货币和物资的经济原理,粮价是控不住的,必涨,货币足以把所有的粮食买下来,人民政府是拿不出足够的粮食来换回货币的。

但粮食这东西还有一个特征,难以储存,居民购买之后很容易腐坏,并且人民需求量有限。

三天不吃饭你确实受不了,但我给你三天的饭,你也不可能一口气吃下去。

只要把粮食供应维持在一定的安全线之上,不让粮食出现任何的短缺行为,那投机客就炒不起来。

所以,明明中国现在的粮食供应那么充沛,前一段时间中央还在号召全国人民节约粮食。

很多人一头雾水,粮食那么便宜,超市里粮食那么多,为啥还要这么郑重的号召节约粮食,难道没粮了么?

中国不仅有粮,还有很多粮,这么做只是为了以防万一而已,治大国如烹小鲜,不会留下一丝一毫的隐患,力求自身无懈可击。

而且,中国的主粮实行国家管控政策,根本就没给投机客留下任何空间,投机客能碰一碰的也就是农副产品。

国家搞经济,那和做生意不一样,做生意5成胜率就敢干,甚至更低都可以。

但国家出手没有99%胜率这一说,一直都在追求100%的胜率。

陈云用了几亿斤粮食就打垮了上海的投机客,但是他实际调集到上海门口仓库的就有十几亿斤之多,准备好的潜在极限调动量为50亿斤,保守的不能再保守。

这才叫万无一失,这才叫出手必胜,国家搞经济其实都这样。

所以大家没有必要担心中国的物价出现失控现象,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工业品一直在跌价,农业品的价格也都在正常合理的市场波动范围内,和那种动辄几十倍几万倍的恶性通胀完全是两码事。

你能想到的,国家早都想到了。你没想到的,国家其实也已经想到了。

国家治理经济,比你想象的要保守的多,所以你和我只要安安心心的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毕竟中国政府的型号全球知名,是保姆型。

既然外面有人帮我们遮风挡雨,那我们何必瞎操心呢,不如在家里享受岁月静好。

作者:远方青木(ID:YFqingmu)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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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郭冬临及冯巩、陆鸣三位老师的《台上台下》:

竹板这么一打,别的咱不夸,
咱们夸一夸中国足球终于出线啦;
中国足球队耶,亿万人牵挂,
几代人前赴后继青丝变白发;
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
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
场场踢他个三比零,大伙儿说好吗?
(好——)
那就这么定啦!
02年《台上台下》冯巩 郭冬临 陆鸣

评论有朋友说这是祝愿和鼓励,不能算是不自量力。需要强调没有黑郭冬临老师的意思,因为当时这种心态是广大球迷心态的代表(包括答主本人)。当时对国足实力缺乏一个正确的定位,对世界杯的美好畅想太多了。要是现在,我们的祝福可能是更务实的“放手一搏”“梦想万一实现了呢”等等。当然,我祝愿国足下一场踢卡塔尔八比零……嗯,大家说好吗?

不过,我挺怀念那个不自量力但纯粹快乐的时代的。

世界杯_竞技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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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武昌起义后的第一任『扬州都督』孙天生算是个自不量力的典范了。


孙天生本是扬州城外一破落户,平日里游手好闲,混在扬州城妓院里当龟公。我们从电视或者小说里都知道,从大清入关之后,就有各种反清复明的势力暗中发展;到了清末的时候,更是有为了推翻帝制的革命党出现。而这些『乱党』谋划大事的时候,一般都选择在妓院里头,一来可以避人耳目;二来还能享受下出差的福利,美其名曰工作需要。反正活动经费都是要报销的,而且搞的还都是杀头的勾当,来都来了,不做点什么怎么对得起自己?所以,《鹿鼎记》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就是在妓院里结识了韦小宝;本文中的孙天生在公司里听说了革命党。


武昌起义的事情传到扬州城之后,扬州城大小衙门的头头早就吃了顿好的,收拾了细软。孙天生发现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大老爷们这么怕革命党,突然生出一个大胆的念头,占领扬州城。显然,占领扬州城得需要人,就他一个人很难完成这样的大事,于是孙天生想起自己在妓院里招待嫖客的时候,结识的几个城防营的兵。但是他只是一个龟公,既没有伊顿公学的教育背景,也没有孙中山办公室主任的姻亲关系,他跑过去找这些兵大爷告诉他们自己这个宏伟计划,大爷们也不会跟他干的。这时候,他想到孙中山姓孙,自己也姓孙,孙中山还是革命党的头头,还装什么孙中山办公室主任的女婿啊,索性就冒充孙中山的族弟好了,革命党革起命来,我这个族弟也算是新一代的『皇亲国戚』了!


城防营的几个兵大爷本来听说革命党要来了,也准备吃顿好的,细软跑的。结果一听孙天生说他是孙中山的族弟,之前潜伏在妓院里当龟公是为了获取情报后,立刻转换阵营变了颜色,拥戴孙天生当老大。有诗为证:天生一个老大命,无限风光扬州城。


于是,孙天生就带着几个被和平演变的兵大爷进了扬州城。当时扬州最大的官两淮盐运使增厚(这名起的,能翻过墙去也是厉害),听说有革命党进城,从西花园翻墙而遁,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扬州知府嵩峒,还算有点志气,听说革命党来了,增厚跑了,大骂领导逃跑不带上自己之后便投河自尽以身殉城(可惜没有死成,获救之后也不知所终)。需要一提的是,这两个人,或『死』或逃,都是连孙天生的影子都没见着就做的决定。


孙天生一进扬州城,目标直指两淮盐运使司。到了衙门,孙手底下的兵大爷喝令库管员打开衙门的库房,然后每人抓了一把元宝就向孙请了病假,然后各自跑妓院逍遥快活去了。孙天生则派人把剩下的元宝都集中起来,准备带走。扬州城里的绅士富商们听说盐运使衙门来了帮人,以为是革命党破城,立刻派了三个代表赶到衙门求见革命党大老爷。几句交涉之后,发现为首的孙天生猥猥琐琐,整话都说不出来几句,只是号称孙中山族弟,扬州城被他光复了。这三个代表回去交差的时候,如实言表,大家们都觉得这个孙天生不像是有来头的,但是又怕他真是革命党,所以也就没有人敢出动静。


另一方面,打发走盐商派来的三个代表的孙天生, 从一名龟公突然变成了大老爷,这种突然而来的喜悦感让他忘乎所以。没想到扬州城的百姓智商这么欠费,连那些号称年入百万的绅士富商也不过如此,果然是金钱与智商不可兼得,这哪里是号称天下第一富庶之地的盐商大本营啊,明明是笨蛋集中营嘛。盯着银库里白花花的银子,孙天生想,我自己是发大财了,也得让扬州的百姓也发个小财,这样他们才能心甘情愿的支持我。于是,他自封『扬州都督』,一方面把本是盐运使衙门里的家具什物的东西扔出来,让百姓们捡。毕竟这些家具什么的都是盐运使衙门赞助的,都不是自己花钱买的,扔给百姓还能赚个名声和拥戴,而且盐运使衙门的库银都进了自己的腰包。另一方面让人出安民告示,稳定城内治安。说起来安民告示,这下子就困难了。因为孙天生这个『扬州都督』是冒牌货,压根就没有大印,增厚翻墙跑的时候把他的两淮盐运使的大印给带走了。没有大印盖的安民告示一点用也没有,但孙天生也不能立刻找一个刻假章的匠人给自己刻一个假的,于是他就拿衙门治安官的木戳当大印盖上了。总之,安民告示算是出来了。


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孙天生当龟公时候的伙伴认出了他,就跑到了一户赵姓的盐商家里揭露了孙天生,声情并茂地讲述了孙天生当龟公的日子。赵老爷一听,立刻就火大了,奶奶的,一个妓院里的龟公都跑到扬州城来装革命党了?还冒充皇亲国戚?不行,我非得办他不行。这时候,史上最强三人组之中的『或』对赵老爷说,老爷,您要办了孙天生,何必非要赵家人动手呢?城外不是有个徐宝山徐老虎吗,他以前贩私盐的时候,老爷您关照过他,后来他被招安得了五品顶戴之后,也经常和您来往,只要老爷您说一句话,他还不立刻就来帮您办了姓孙的那小子?


赵老爷一听,心想是这么个理儿。自己要办孙天生无非是他欺骗扬州百姓,作威作福,但终归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私人恩怨。而且孙天生手底下还有几个兵,好几杆枪,真火拼起来,赵家也不一定能沾光;再加上自家的孩子还在扬州城念书,万一没扳倒孙天生,说不定自己孩子毕业的问题都得被孙天生扣着。于是,赵老爷就派人去城外江边请徐老虎过来。徐老虎当时刚配合革命军完成了镇江光复运动,此时正在扬州城外的江边摸虾,一听说扬州城里有个龟公冒充革命党当上了『扬州都督』,骂了句他娘个哔便整顿队伍连夜进了扬州城。


就这样,仅当了三天『扬州都督』,还在睡梦中的孙天生连同他手底下的那几个兵一起被徐老虎抓了起来,第二天送到刑场上砍了头。临死前,孙天生一边大笑一边大叫,老子也算当了三天皇帝,值了。


办了孙天生之后,徐宝山徐老虎接替了孙天生的位子,当上了第二任『扬州都督』。这时候的徐老虎不但不把赵老爷放在眼里,而且还实行专制统治。于是赵老爷暗中资助革命党,让他们在送给徐老虎的古董里塞了颗炸弹,炸死了他。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没想到百年之后的国内某乎论坛,也出现了一个孙天生。

首发于个人公众号:Callmedian,转载请联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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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读者认为最后结尾的时间上有 bug ,在这里更一下细节部分】

禹作敏,一个农民企业家,私藏 15 支自动步枪、2000 发子弹,办有一家猎枪厂。公然对峙 400 名武警。

有记者问他:如果从政的话,能当到什么职位?

禹作敏认为,自己也就能当个副总理,问题不大。他解释说:

陈永贵就是个高粱花子都能当副总理,我搞工业、制造业比他复杂得多,我还当不上副总理吗?

还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记者说,

“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

禹作敏不等他说完,就笑着应声答道,

“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他还对记者透露过这样一件事:

尚昆同志的儿子要来采访我,说他要陪xiao平同志的晚年生活,缺少好的机子。我马上给了他一部德国最好的相机。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让香烟,据说他都是整条甩过去的那种。禹作敏的骄横,在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里记载了很多细节。

这套《激荡三十年 中国企业1978 - 2008》曾经荣登2008年的非虚构写作的前十。另外,还有《大败局》,这两本书记载了很多我们现在看来匪夷所思,在当时那个年代却真真实实发生着的魔幻故事。

比如:跟国务委员比谁的工资高,跟部长比谁的皮带贵。甚至,他对一位离休干部说:

“你是带着穷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带着穷人变成了富人。”

他还曾经得意地问一位中央部门领导:

“你看我的办公室比中南海里的怎么样?”

禹作敏有两句名言,在当时被传为经典:

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还有一句比较文话儿:

完善的经济效益之花,必然结出丰满的政治之果。

(这套书及其修修改改增增补补搞出来的周边读物标价越来越贵了,性价比真是不那么高,吃相有点不那么体面)

村里有一位他赏识的青年要加入组织,几次支部会开下来,都通不过,他在会场直接表态说,

“不同意的举手。”

在他的圆目瞪视下,他随即宣布“通过”。

外出开会,哪怕是坐在沙发上,禹作敏也是盘腿而坐,不脱皮鞋,吸烟不弹烟灰,任其跌落在高级地毯上。

1991 年,禹作敏一口气购进 16 辆奔驰车,每当有外地高级官员或海外媒体记者来访,他就会派奔驰车出村迎接,要让人们在看到大邱庄的第一眼起,就被中国农民的气派给镇住。

他自己乘坐的是当时国内很罕见的奔驰 600 ,外出有 8 个保镖贴身护卫。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选出席十四大的代表,禹作敏名落孙山,他当即开始向新闻界散发一份《公开信》,其中列有十条:

“……第五条,我们声明观点,从今后凡是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否则会影响其他人选;
第六条,天津市主要部委来人,我们一要热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证,防止坏人钻空子;……
第八条,我们的干部职工要顶住三乱,不准乱查;……
第十条,我们要明白,更要糊涂,明白加糊涂,才能办大事。”

孤愤、怨恨、对立之气,溢然纸上。他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交恶可以想见。

1992 年,大邱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 40 亿元1,人均收入 3400 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 10 倍。3 月 1 日,禹作敏在《经济日报》上撰文“春节寄语”:

大邱庄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农民长了脸。

在危福和事件的前三年,曾经发生过殴斗致残案件,罪犯被抓去判刑了,禹作敏号召全村人为坐牢者募捐,他出了 10 万元,然后下令 200 户养一个罪犯家庭,理由是:

他几个是为大邱庄坐的牢。

发展到后来,公然和 400 名武装干警对峙,大邱庄那时候私藏了 15 支自动步枪、2000 发子弹,还办有一个猎枪厂。

1992年11月,大邱庄华大集团总经理李凤政病故,留下身后 3 亿债务,但是没账本。禹作敏叫人找来警棍、皮鞭等刑讯设备,把相关怀疑人捆来审讯,把公司的会议室变成公堂。

几天后,养殖厂的业务员危福合也被揪来审讯,一众人扒光危福合上衣,用电警棍击,用皮鞭抽,一批人打累了另一批人再上,一直持续了7个小时,当晚十点,奄奄一息的危福合彻底闭上了眼睛。

事后,禹作敏包庇肇事者,或藏或逃,称一切事情由他出面应对。

1993 年 1 月,6 名检查部门人员到大邱庄取证,不想却被非法拘禁 13 个小时,且不提供任何食物。

2 月 18 日凌晨,400 名武警封锁大邱庄通往外界的全部道路,而禹作敏却决心抗争到底。

在他的指挥下,调动汽车、拖拉机、马车,层层设障,组成“五道防线”,上万名村民手持棍棒、钢管把守各个路口,声称“垮我禹作敏,大邱庄都得垮!天津公安部门非法抓人,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

紧张的局势持续了三天三夜,再三交涉之后,禹作敏才同意武警进入。

事后,他又组织了 3 万人到县城游行。事情越来越恶化,禹家班成员和亲信们不想再铤而走险,纷纷与禹作敏决裂。

禹作敏公开对抗时期,与禹作敏关系颇佳的鲁冠球曾去信慰问,其中有“投鼠忌器”一词,言下之意是安慰禹作敏,政府应该会考虑到他的改革影响力,不至于给予严厉的惩戒。

然而,日后的事态发展竟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这一事件之后,鲁冠球开始重新思考企业家与政府的博弈关系。10多年后的今天,他身上的政治色彩已非常之淡,呈现出一位老练的家族企业家的本色。

1993 年 4 月 15 日,禹作敏被天津市公安机关依法拘留。之后,检察院就刘玉田和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向法院提起公诉。在庭审辩论结束时,禹作敏说:

大邱庄成为“华夏第一村”后,我头脑膨胀了。造成这场犯罪有思想和历史的根源。

12 月 15 日,禹作敏被依法拘留。然后,父子双双入狱,禹作敏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禹绍政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999 年 10 月 3 日,禹作敏服药自尽。大邱庄的“禹作敏时代”结束。

有不少读者认为,入狱期间没机会服药自尽。

其实,禹作敏被判刑后,被押送到天津市第一监狱。后来,因患有神经衰弱和心脏病,被送到天津市区内的天和医院实行保外就医。天和医院专门腾出带有会客室、卧室和卫生间的 3 个房间供禹作敏和他的老伴居住,每天都能看报纸。

1999 年 10 月 2 日深夜,因大剂量吞食安眠药于次日凌晨客死天津天和医院,正值建国 5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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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写了篇韩国当年为何将汉城更名为首尔的答案

韩国要求中国将“汉城”更名为“首尔”,是基于什么国际协议? - 知乎

由此想起一件关于韩文的趣事

下面是2009年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


来源:韩国大力推销韩语猛攻印尼小岛 成效不尽人意

这则新闻上说,韩国人要向海外推广韩文字母。这又是怎么回事?

众所周知,韩语是用韩国人自创的韩文书写,始于15世纪朝鲜王朝世宗大王创制的训民正音,不过长期被事大崇华的两班贵族所排斥,一直到朝鲜王朝后期才逐渐大规模推广

现在的谚文可是被韩国人奉为民族文化的瑰宝,甚至设定每年的10月9日为谚文日(한글날)

而在当今的韩国人眼里,谚文绝对是一套非常先进的拼音字母系统。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韩国开始设想,如此先进的拼写系统,为何不能推广至海外,惠泽那些落后民族,为世界造福呢?(也是出于对抗拉丁,阿拉伯,西里尔等拼写系统的野望)

于是韩国方面开始组织训民正音协会的专家团队启动相关试点计划。可万事开头难,放眼国际,几乎所有主权国家的主体民族都有自己一套成熟的书写体系,而且历史比谚文悠久的数不胜数,他们并不会对谚文产生多少兴趣。这样一来,就只能向那些弱小民族,尤其是原本没有文字书写体系,语言又濒于灭绝的少数民族语言入手

在90年代,韩国人曾经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拉祜族,可首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就创制了一套成熟的拉丁化拉祜语方案且早已被当地拉祜族人掌握,其次汉语在当地影响非常强势。韩国人这次试图用谚文改造拉祜文的方案在进行过几次实地考查后就宣布不可行

中国政府发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读本拉祜文版本

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挖墙脚失败后,韩国人又将目光投向尼泊尔山区,但还是处于几乎同样的原因不了了之(藏文系统,天城文系统在当地过于强势,而且当地英语也在普及中)

翻遍地图。韩国人最终选择了印尼的一个小民族,吉阿吉阿族(Cia Cia people).这个民族是一个主要分布于印尼的一个小岛布顿岛(Buton)南面城市巴务巴务(Bau Bau)周边的只有几万人之众的小族群。


该民族(绝大部分是穆斯林)母语是吉阿吉阿语,是属于南岛语系之马来-玻里尼西亚语族下的一个小语言。但并非没有书写系统,首先该语言本来就有一套比较成熟的拉丁化方案

吉阿吉阿语拉丁字母表

还有一套根据爪夷文字母(本身源自阿拉伯字母)创制的Gundhul字母系统

不过限于当地经济落后,教育水平严重滞后,都未被认真推广

近些年随着印尼语和布顿语的影响力在当地不断加强而随时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因此韩国语言学者们开始考虑尝试用韩文来拼写当地语言。就是下面这套

应该说一开始还是比较成功的,韩方成功制定了一套吉阿吉阿语的谚文书写系统。为了在当地推广,韩国还和当地政府签署了一系列经济援助计划做配套。当地政府一看,有人自愿来拯救改造一个小语言,还乐意给予一系列经济援助,何乐而不为,所以接受了韩方的文字方案,后来当地更是钦定了谚文为吉阿吉阿语的书面文字

不得不说,这套谚文系统之所以在一开始推广的比拉丁话和Gundhul顺利,还是跟韩国提供的一系列援助有关,毕竟基础教育是个非常费钱的系统工程

韩国语言教师教习当地儿童认识谚文

韩国在距离巴务巴务市15公里的吉利吉阿族聚居村设立的官方语言学校

韩方还出资专门培训了两名当地教师

正在学习谚文书写系统的当地小学生(这些学校均有韩方资助)

韩方专门为当地学生编写的识字课本

不光在学校推广,韩国还试图将谚文渗透到当地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路牌,上面是拉丁化印尼文,下面是用谚文化的吉阿吉阿文

对韩国人而言,这也是谚文这套韩国人自创的字母系统首次走出国门,并国际化的伟大尝试。

可惜正当一切看起来都步入正轨,当地人开始熟悉这套谚文书写系统的时候,突然又功亏一篑

可能真是限于自身财力所限,韩方给当地提供的经济援助往往无法兑现,到2012年,巴务巴务当地政府干脆终止了这一谚文推广计划,规定吉阿吉阿语不再使用谚文为官方书写系统。

来源:韩国向印尼输出韩文计划失败 因韩方未履行经援承诺

原本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试验就此寿终正寝。

不过回头想想,韩国的种种尝试似乎有些过于急功近利。且不论谚文本身算不算是一套成熟的书写系统尚且有争论,就是现在的韩文在很多专业领域都无法摆脱汉语,英语,日语的影响(比如法律文书里的大量汉字专业词),这样一套书写系统非要在当今世界盛行的拉丁,西里尔,阿拉伯字母系统中插上一足,其最后的失败也是可想而知的。就算取得成功了,最多也只能在某些很小的族群中被推广。只能说韩国人的野心跟实力实在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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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还没完,先看下面一则旧新闻

来源:韩文在世界文字奥运会上获冠 - 韩联社(韩国联合通讯社)

几乎与韩国在吉阿吉阿族中推广谚文同时,韩国成立了一个叫世界文字奥运委员会的机构

这个机构连续两次主办了所谓的世界文字奥运会(The World Alphabet Olympics),旨在由语言学家评选出世界最优秀的语言(呵呵,醉了)。而且至2012年度,两次获得冠军的都是--韩文。。。

上面是第二届世界文字奥运会组委会合影(可见韩方拉拢了不少老外站台)

有趣的是,世界文字奥运会在2012年举办过第二次后就再未见举办。时间点刚好处在印尼地方政府取消与韩国合作,进而终止谚文继续作为吉阿吉阿语官方书面文之时,很是耐人寻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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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作为苏军攻占千岛群岛、库页岛乃至攻击北海道,确保控制鄂霍次克海计划中的一部分。8月16日,苏军以第101步兵师为主、海军步兵1营数连为辅。总计8363人,218门火炮,搭载64艘舰艇登陆日军严密防守的占守岛(舒姆舒岛)。

近万人,200多门炮,看起来多,然而和守岛的日本人比起来就要逊色不少了——日军在该岛有一个步兵旅团、一个要塞炮兵团、一个防空联队,还有一个海军步兵队。

日军要塞炮兵的150加农炮,炮身已经被弹片打的树影斑驳。占守岛。

8500名日军依托34个永备发射点、24个临时火力点和近40公里长的反坦克壕、最深达到地下50米的绵延地道和遍布全岛的120公里长交通线组建起强大的防御。在所有较适合登陆的滩头上,日军都设置了纵深达到3-4公里的防线。

夏季的千岛群岛气候很差,整个战役过程中大雾笼罩,云层密布,严重影响了苏空军作战,在炮兵方面,主场作战,准备多年(1941年占守岛成为要塞区)的日本人占据了极大优势。

更要命的是,岛上还有装备坦克60辆的第11战车联队——这个战车联队预计将在联队长池田末男大佐率领之下发起强大的装甲突击,把初上滩头立足未稳之敌一脚踢下海……

果然,苏军8月18日凌晨登陆,日军步兵的反击和炮兵火力阻拦随即来到。数个小时后,日军战车联队也在池田大佐亲率之下赶到指定位置并开始反击,只有轻武器的上陆苏军似乎大祸临头……

然而,然而,不知是过于自信还是单纯的狂妄自大,第11战车联队的池田末男大佐,是以下面这幅画风,率领坦克联队向苏军步兵发起冲锋——

对,图中那位裸露上身(也有说法称他上身穿着白衬衫,头上系着日章白布),手持日章旗,挥舞军刀骑在炮管上的猛男,就是堂堂一个坦克联队(等于其他国家的团)的长官。

你问结局如何?那我先告诉你,在这场颇为古典的“骑兵”对“游勇”中,苏军有足足100多支反坦克枪……

至于池田大佐,有人称他被苏军反坦克枪打成两截(斩铁武士刀,不敌洋人枪)。

而根据苏联官方文献的记载,指挥苏军登陆先遣队的舒托夫少校在指挥部队时,看到了一位骑在坦克炮塔上指挥作战的日本指挥官。舒托夫随后抄起冲锋枪,用喷泻而出的炙热弹丸教育这位军衔比他高两级的猛男:打仗要用脑子。 (感谢 @FourthForce 提醒 )

哎,就这还是帝国陆军士官学校、陆军骑兵学校、陆军战车学校的教官,陆军战车学校的(代)校长(1944.7.15-1944.12.30)呢。

那他的部队呢?长官如此领导,还能指望什么?几十辆坦克的进攻愣是被手榴弹和反坦克枪消灭,一个战车联队居然在步兵面前“被迫转入防御”。

附:战后苏军和苏联民政部门一直没有对占守岛上的日军武器及残骸进行清理,所以池田这次无脑猪突留下的大批战损车辆和日军战损丢弃的其他重武器、钢筋混凝土阵地现在依然留在岛上,并成为当地的一大旅游特色。

附2:有趣的很,司马辽太郎1944年4月在陆军战车学校受训,12月毕业。

猛男池田的高徒……

四平の陸軍戦車学校の教え子に作家の司馬遼太郎がおり、司馬は池田から大いに薫陶を受ける。のちに、「いまでも、私は、朝、ひげを剃りながら、自分が池田大佐ならどうするだろう」と自問し、「わからない。何十年たっても答えが出ない」と述べている。

那时,作家司马辽太郎是驻地位于四平的陆军战车学校的军校生,而他从池田末男大佐那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后来,司马辽太郎讲道:

“直到现在,每天清晨我都会一边剃着胡须,一边问自己,如果我是池田大佐的话,大概会怎么做。”

“回答是不知道,苦苦思索了几十年,都没有一个答案。”

感谢 @唐国钦 提供了翻译草案,祝他今天日语四级考试能顺利通过,作为交换,我FGO出不了黑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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