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好还是人民公社好？ 第1页

1959年至1960年间 , 安徽全省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跌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最低点 。为了扭转这一严峻困难局面 , 切实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 , 中共安徽省委在总结农业合作化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 决定自1961年开始在全省推广“责任田 ”, 以改变人民公社经营方式上统得过死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问题 。从1961年2月“责任田 ”的最初试点 , 到1963年9月被完全改正。

试验的结果：

这里致歉一下，写文章的时候登不上国统局的网站，使用了网络数据。现在统一使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安徽包干三年增长率低于国家平均3.36%，取消后两年增长率高于国家平均10.71%。结论依然不变，包干三年的对比取消后的数据可以说非常难看了。

注：1、安徽的包干责任田虽然是在1962 年3月20日就由安徽省委常委会议讨 论通过《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批判“责任田”，但是全省直到1963年秋收以后才在全省范围内改正过来。2、使用多年增长率主要是排除特殊年份自然灾害的影响，61年安徽受灾程度较大，使用多年增长率有助于消除单一年份受灾的影响。

所以宣传包产到户都是宣传小岗村而不宣传安徽61-63年的包产经历。事实上哪怕是1978年的包产到户也不是由小岗村兴起：

1977年11月15日，安徽省在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推动下下达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有“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对收回的“自留地”，要按照政策规定如数退还给社员”等内容，安徽省再兴农业改革。1978年安徽遭遇大旱，省委决定允许借地给农民种“保命麦”，9月，肥西县山南公社黄花大队与山南公社馆西大队小井庄生产队借此政策搞起“包产到户”。在此之后，12月凤阳县梨园公社严岗大队小岗生产队才决定“包干到户”。

如果再往前，还有前期福建搞的“分田单干、包产到户、自由市场“。

现在的人们，恐怕已经很难了解1961年安徽的包干及1977年的安徽省委六条，各位好好想想为何是宣传小岗生产队而不是省委六条？

现在看来，1980-1984年实行大包干后，粮食的单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快速增长

林毅夫在论文里宣称大包干提升了大约20%的农业产量（HRS-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大包干），从1978-1987年来看比化肥的贡献还大22%（HRS贡献19.8，化肥贡献16.2）！

可是为啥就1980-1984年成功了？而1961年在安徽就不成功呢？

1987年全国化肥的使用量大约是一亩地11公斤，1978年大约是5公斤。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教授的论文《中国主要粮食作物肥 料利用率现状与提高途径》和可知，1公斤化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大约在9公斤左右，那么增加6公斤化肥亩产平均将增加54公斤。而整个1978-1987粮食单产增长大约70公斤左右，拿来的空间给你比化肥更大的贡献率呢？

事实上我们看1978-1984年的粮食产量快速增长（增长10254万吨），核心要素就几条：

1、化肥施用量快速增加，6年间提升了接近一倍，配合良种的推广，相当于贡献了40公斤的亩产。

2、不良天气因素的冲击大幅减小，1978年为7.6亿亩，其后除1980年受灾面积与1980年相当（当年粮食产量减产1200万吨），其他年份均不超过6亿亩，1984年更是只有4.78亿亩，为1971年以来的最低值。（1984年东亚地区普遍风调雨顺，朝鲜也因此在1984年创下历史最高粮食产量）。

3、粮食收购价格大幅增加。1978年开始，在统购统销的大框架下政府对粮食价格体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粮食市场出现松动，国家调整了1966 年以来长期未动的粮食价格，统购价格提高了20%，超购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加价 50%。粮食的提价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提升。

我们可以大致估算下以上三条的大致贡献率：

1、化肥使用扩大855万吨，配合良种推广带来7700万吨粮食产量增加。

2、根据1970-1989年的粮食产量和受灾面积进行回归，估算一亩受灾影响119公斤，δ为47，保守估计取低一个δ值按72公斤计算,1984年比1978年少受灾2.8亿亩带来至少2000万吨增产。

3、1985年粮食收购价回归调整前价格，受灾面积增加1.9亿亩影响约1400万吨，化肥增加36万吨增产320万吨，最终粮食减产2820万吨，可以估算粮食收购价格增加带来1740万吨增产。

以上三条增产大约11440万吨，可以推定以上三条因素基本覆盖了1978-1984年的粮食增产，HRS不能带来决定性的影响。

虽然大包干并没能实质性提升粮食产量，但是伴随着公社解体，原先粮食产量分配格局大约从个人55%、公社30%、国家15%变更成为个人85%、国家15%，农民的收入在短期内相当于增加了60%，个人生活在短期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这种变化不是没有代价的，公社的30%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相反他对于农民的生活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公社解体后：

1、使用公社资金补贴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快速崩溃

如果用数据来显示：

1980年以前的较高数据可以理解为当时人均寿命比较低，公共卫生体系带来寿命增加量比较高，而从1984年开始跌入比2000年更低的低谷则说明公共卫生体系崩溃后对人均预期寿命带来的影响。如果我们按公社不解体，人均预期寿命保持2000年左右年增加量0.32-0.33估算，则到2000年左右，因为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变化带来的人均预期寿命的减少大约是2年，考虑到这些影响主要是在农村，则意味着农村人均预期寿命的减少大约在2.5年左右。

可以这么说，2000年的人口因为公共卫生体系的崩溃减少了大约2%，各位可以估算下这是多少人因此英年早逝。

这里有人质疑合作医疗的效果，我们引用国际组织的看法：

2、使用公社资金补贴的农村教育体系快速崩溃

中等学校毕业人数从1978年的接近2400万人锐减至1985年的不到1280万人，几乎腰斩。

高中毕业生数量从1978年的682万人锐减至1985年的不到200万，可以说是打了骨折。

3、使用公社资金修筑的农村水利设施快速崩坏，农业机械化大幅度退步

成灾面积比总的耕种面积在数年内几乎翻番。

机耕面积子HRS开展后由原先的快速增长扭转为快速下降，灌溉面积从稳步增长陷入停滞。

4、公社解体后，政府对基层的掌控力快速下降

可以参考疫情中河北省藁城区的案例——执政能力下降导致教派势力在基层开始占据相当的地位，造成一波较大规模的疫情。

1980年代中国农业经济在前几年经历了一轮比较快速的增长过程，但是正如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开篇即提到的后此谬误一样，仅仅因为一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前，就想当然地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往往会陷入后此谬误之中。

80年代早期的农业经济快速增长正如前面所说有：
1、43方案规模化投产后自1978年开始化肥使用保持较快速度增长，80年代继续了这一增长势头；

2、1981-1984年中国经历了一轮较为风调雨顺的农业周期，下一个周期几乎要等到2004年才开始，也正是从2004年开始，中国粮食产量开始了连续增长；

3、1978年开始的加价收购增强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以上三条基本覆盖了农业中种植业增长的源泉，除此以外

4、自1971年起，中国农村社队工业企业（后来叫乡镇企业）开始了不变价格年26.5%增长率的快速增长周期，几乎高出传统农业20%左右。乡村工业企业在1977年开始产值达到全体农业产值的11%，成为农业经济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且如果保持这一增长速度，乡村工业与传统农业的比值将以不到四年翻一番的势头在1985年成为驱动农村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到1996年可达5万亿级别的产值规模，远远超越传统农业产值。

5、1962年开始的第二波婴儿潮开启了新中国最大一波婴儿潮，每年2500万+新生儿在1980年代开始陆续长大成人，走上工作岗位，开启了中最大的一轮人口红利。

事实上，即使有以上诸多优势因素的叠加，1980-1990的实际增速也并不比1970-1980好看多少。

传统农业农林牧渔里占比较大的粮食、猪牛羊肉和渔业产值来看

粮食1980-1990的实际增速仅比1970-1980略高一点，这还是建立在1980受灾面积较大而1970、1990年受灾面积较小的情况下增大了80年代的增幅而见笑了70年代的增幅下，堪堪勉强打赢。如果是按较为公平的1971-1979对比1981-1989来看，71-79的增速达到了32.7%，而81-89则只有25.4%，反而不如70年代。

猪牛羊肉干脆没有实质性的差异。

只有水产品的增速80年代显著高于70年代，但那应与工程院刘筠院士完成四大家鱼养殖技术研究，并在1980年代大规模推广相关。

没有一条显示直接受益于包产到户。

注：1、农业种植业里，粮食种植面积占比在80%左右，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且经济作物的年产波动性太大，因此这里主要比较粮食产量增速。

2、林业产值占比较小，对增速影响很小。

3、虽然渔业占比更小，但是渔业的产值增速1980年代显著高于1970年代，这里列出并给出原因。

事实上，实行大包干后，只有到1983-1984年是真正农民收益较多的年份：

一是因为国家在1984年这个“特大丰收年”已经无法去完成全面的“统购统销”了，粮食大丰收反而使国家财政雪上加霜，为减轻此时财政负担，“将市场风险转移给农民”，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1985年和1993年国家尝试将计划价和市场价并轨，实际上是在粮食供大于求的形势下将市场风险转嫁给农民 ，成为当年粮食减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三提五统和集资、摊派费用时代到来了

三提五统中村提留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从农民生产收入中提取的用于村一级维持或扩大再生产、兴办公益事业和日常管理开支费用的总称，一般情况下我们称农业税是头税，三提五统是二税，此外还有各种集资摊派费为代表的三税。这三条税有句顺口溜“头税轻二税重集资摊派无底洞”。

这三税到底有多厉害呢？以华中师范大学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贺雪峰教授《农民负担的现状与症结 ———湖北 J 市调查 》为例：

J 市农民负担如全国一样 ,是从1980 年代末重起来的。1980 年代农民负担相对较轻, 以A 镇为例, 1988 年农业四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和屠宰税分别为 42 .067 万元、0 .29 万元 、1 . 172 万元 、0 万元和 2 .095 万元, 合计 45 .614 万元。到 2000 年 , 以上五税分别为 147 .13 万元 、56 .85 万 元、0 万元 、5 .31 万元、32 .02 万元 ,合计241 .31 万元 ,为 1988 年的 5 .3 倍,其中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更分 别为 1988 年的 196 倍和 15 .3 倍, 简直不可思议 。根据 1988 ～ 2000 年 A 镇乡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表的 统计 ,农业四税 +屠宰税在 1994 年由上年的 60 .9 万元突然升为 98 .1 万元, 升幅达 61 .2 %。此后连年 上升 ,到 2000 年升至241 .31 万元 。就是相对稳定的农业税也是 1988 年的 3 .5 倍 。J 市是全国商品粮基 地,J 市农民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特别是粮食收入 。考虑到农资涨价而目前的粮食价格基本未涨, 农民 2000 年的收入较1988 年并无实质增长,从以上国家税收的快速增长来看,头税已经不轻了 。
A 镇是典型的粮产区 ,几乎没有工业 ,第三产业收入也仅限于集市贸易 ,因此,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 粮食。 1995 ～ 1996 年是全国粮食价格最高的时期, 中稻价格一度超过 0 .8 元/斤, 随后中稻价格不断下 降,至 2000 年市场价和收购价仅 0 .40 元, 价格降了一倍, 因此之故 ,从 1997 年至 2000 年,农民收入实际 上是下降的,下降的幅度相当大。但在上报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中 ,这个数字无论如何是难以减少的 。
出现统计农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长的原因 ,与 1991 年 国务院发布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农民直接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的乡统筹村提留,以 乡为单位, 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5 %”有关。在百分比确定之后, 要得到较大的分子, 就必 须扩大分母,乡村要得到更多三提五统收入, 就必须将农民人均纯收入报得较高 。
据A 镇统计资料 ,A 镇农民 2000 年人均承担三提五统为 112 .3 元, 1985 年为 34 .2 元, 2000 年是 1985 年的 3 .3 倍。 2000 年人均承担农业税收为 90 .4 元, 1985 年为 12 .2 元 , 2000 年是 1985 年的 7 .4 倍。 若计算农民承担的其它税收, 2000 年农民人均承担税收为 1988 年的5 .45 倍 , 1985 年的 10 倍左右。
A 镇 1996 ～ 2000 年计划向农民收取费税分别为 1279 万元 、1326 万元 、1419 万元 、1027 万元 、1061 万 元。其中1998 年收取 1419 万元 ,为历年最高, 原因是这一年镇里安排分摊 130 万元债务。
A 镇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可以计算农民人均和亩平负担情况如下 :人均 =1300 万元/3 .26 万人= 398 .8 元/人,亩平=1300 万元/8 .5 万亩=153 元/亩。
以上依据《农民负担准签项目及指标》列出的数据,仅是农民负担的一部分。我们刚好有一份 1999 年A 镇面向农民的《秋季资金清收表》 ,虽然缺夏季资金清收表(J 市分夏秋两季向农民收取税费), 但秋 季资金清收表列出全年应向农民收取税费总额为 1599 万元, 较农民负担准签表上的 1027 万元足足高 了56 %。
我们知道, 农民负担准签表上的负担远不是全部, 若以 1999 年资金清收表的数据 ,全镇当年安排向 农民收取税费计 1599 .2 元 ,减去预提费用生产费 254 万元 , 有 1345 .2 万元, 农民人均负担为 412 .6 元, 占其上年纯收入的百分比为 14 .6 %。亩平 158 .3 元 。若算入共同生产费部分, 则人均为 490 .5 元, 其负 担占上年收入的百分比为 17 .4 %。亩平 188 .1 元 。

1999年粮食收购价仅0.4元左右，亩平均188元相当于470斤粮食，几乎相当于亩产的一半。

而根据厦门大学财政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斌在《中国农民广义税收负担走向》中更是指出：

出1986～2001年的16年间，农民负担 的直接税费年平均为1 947.46亿元，其中“三提五统” 和劳役在内的杂项负担为1 774.21亿元，是农业税的10.24倍。
从2002～2005年农民负担的间接 税年平均为4 591.89亿元，因土地所有权制度作出的 不利于农民的安排，导致实质上对农民征收“暗税”， 年平均4 500.88亿元，两项合计9 092.77亿元，是最 高年份（2003年）农业税总额423.82亿元的21倍。

这个税率是如此之高，甚至比我们熟知的剪刀差更高。

1953年到1985年，即从粮食统购统销开始到结 束，② 到底国家通过“剪刀差”获得多少“暗税”，说 法不一，因为各计算方法的理论依据不同。③ 以下是 不同学者采用不同方法所推算出的不同的“暗税”负 担结果：
如果取最高数额即11 686为据，“剪刀差”是同 期农业税总额974.09亿元的12倍，即使采信最低数额 即4 214亿元，“剪刀差”也是同期农业税总额的4.3 倍。取中位数6 129亿元计算，“剪刀差”是农业税的 6倍多。

90年代农业赋税之高，以至于中央在 1990 年代一连下发20多个减轻农 民负担的文件, 但是还是没有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这样的“新闻”在当时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贺雪峰教授《农民负担的现状与症结 ———湖北 J 市调查 》说的很清楚：

第一 , 1980 年以来,乡村两级乃至更高级别的政府过于乐观估计农村经济形势和农民收入状况 ,在 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下面 ,向农民收取了过多用于举办实际上没有产生效益的事业的钱 ,其中相当 部分被乡村两级用于吃喝 、建楼堂馆所甚至贪污掉了 。这种情况在 1990 年代中期变得更为严重, 在 J 市农村至 1996 年前后达到最高峰。
第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 特别是1994 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 ,使地方财 政普遍入不敷出 。特别是在农业型地区 ,不从农民身上想办法, 财政无法运作。换句话说 ,中央并未为地方政府留足财政收入。中央实行分税制的本意之一是调动地方政府寻找财源的积极性 ,这种思路与 1980 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中地方政府主动性的被肯定是一致的。地方政府在有足够事权和任务的情况下 ,不得不想出种种办法向农民收钱以办事 。为办事就得养人 ,财政收入少了之后, 办事的钱便被挤掉了 。由此出现以收钱办事始 ,以收钱养人终的荒谬后果。

这里点出了中国80年代开始的比大包干更大的炸弹——税收大包干，其后果直到现在依然在震荡冲击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仅以90年代的大下岗为例

可以这么说，不管是农业上的大包干还是税收上的大包干，我们都承受了巨大的代价。

最后回答下题主的问题，包产到户好还是人民公社好？

您可以问问您的父母、爷爷奶奶那辈人，他们对村、村书记的称呼是大队、大队书记还是村、村书记？各位知友可以在评论里留言给出答案。

不饿肚子最好。

学过《矛盾论》的话，应该知道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包产还是公社其实只是组织形式而已，想要哪个好，直接玩行政把戏，调一下生产关系，让一个生产组织形式不好的那一面放大出来就行了。

比如要搞臭公社，加大粮食征收力度，减少农村的物资供应，减少农村的基建投资；对农村物资来源渠道，比如供销社，全面下放人事任免权，充分调动人的私欲挖国家的墙角，万里长城都能给你扒了。

如果要收拾包干，那么就上三提五统，全面减少对农业县市的财政拨款，然后一股脑全国市场化，疯狂冲击地方小微企业，逼迫地方财政接近破产边缘。让地方除了三提五统，还要上各种苛捐杂税才能勉强维持地方公共服务，比如我这里的河捐甚至收到了2016年。

最狠的时候，农业县甚至只有依赖乡村黑社会和宗族势力才能勉强维持乡村秩序，因为实在没钱，一个乡政府，十来个人，七八个干部，剩下的临时工，然后要管差不多3万农民，必备的办公设备不是纸笔，反而是仿SKS和仿RPD。

多管齐下之下，保证没病治成小病，小病治成大病，大病治残，残疾治死，死了连抬的人都没有。

注：我对包干比公社更熟些，所以包干方面就多写了几句。

人民公社就是管理学意义上的灾难！全国几万个公社，几万个公社书记，你指望每一个公社书记都是清如水明如镜？都是管理天才？还有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远近问题等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就切莫空谈！

我寻思小农经济搞了两千年了，搞小农经济似乎唯一的优势就是经验丰富，信“积极性”能让人吃饱饭，还不如信“精神原子弹”，毕竟原子弹是新东西，而清朝小农是真吃不饱饭。

我看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情况，把不同时代不同政策完全混淆在一起了，事实上从农村汲取多少资源和分不分田并没有任何关系，在包产到户后农民的负担反而更上了一个台阶。

九十年代价格闯关（不要说我把价格闯关的时间说错了，这么敏感的时间还是宜粗不宜细为好）欠下一堆三角债后，各地财政濒临崩溃，加上乡镇企业大规模破产和私有化，导致基层政府唯一的经费来源就是从农民手里收，这个时候三提五统很快上马了。取消的公社时期义务劳动，全部转化成了税费，而且必须以货币形式缴纳，而农民是没办法直接得到货币的，为了交税不得不低价出卖劳动力，负担因此明显加重了，压的农民苦不堪言，吃农药自尽简直不是新闻。

然而就算是三提五统也只能勉强维持地方财政不破产，地方公务员的工资都无法保障，只能先让县里下发一堆红头文件确立罚款名目，然后组织基层下乡以这些名目收罚款维持基本的生活保障，一旦农民交不出钱，就直接去农村抄家，连口粮都不放过，这个时代，真正做到了干部群众在物理上打成一片，还诞生了“上吊给绳，喝药给瓶”等脍炙人口的名言。

真要说农民生活的明显改善，是01年加入WTO后，接受了大量产业转移，经济高速发展很快填补了地方财政的亏空，农业税不再重要，甚至覆盖不了收取成本，自然被取消了。随着政府手头宽裕，也有能力关注三农问题，重建80年代摧毁的农村社保体系。而现在，很多人把21世纪的成果算到了80年代包产到户上，岂不谬哉？

PS:即使是21世纪城乡收入差距一样大于78年之前，至于福利也是一样，农保比城市社保差了不止一个数量级。

这个问题有很大问题。

就是在什么时期“包产到户好还是人民公社好？”

我的观点一直是明确且一致的：

如果是现在，就是包产到户和人民公社都不好。

针对现在的三农问题，我推崇的是以“自愿参加、自主经营、政社分离、民主管理、形式多样、因地制宜”的原则组织的集约化生产的集体农业经济合作社：

因为：

在当前，小农经济所导致的农田水利困境、农技推广困境和产业结构调整困境等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农村荒废、农田荒芜的“三农问题”的根源。

小农经济的缺陷：

（一）阻碍技术进步。

1、风险问题。因小农经济生产单位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无力承担创新的风险，通常对新技术、新品种表现得极为保守，“一望二等三看看”是常态；只要今年产品还能卖就不愿为产品质量和长远利益增加投入加强管理，不愿承担一丝一毫风险；再加上某些无良商家把“新品种”、“新技术”当成了诈骗手段，情况就更为复杂了……90年代推广杂交玉米时，我就亲身体会过把杂交玉米种子送到农户手上也不愿种的事。

2、成本问题。农业生产中有很多建设成本和技术升级成本是边际下降的，比如农机使用成本、测土配方施肥成本、品牌树立成本、水利系统建设成本、农业综合防治体系建设成本等等。本来可以由一个合作社100多万元建立的农机系统，现在数十家农户花费2、300万元也不一定能建成。农民生产无公害和绿色农产品的收入本可以比种植普通农产品高很多，但因为无论规模大小，绿色产品送检和得到社会认可成本基本一样，农业综合防治体系建设成本也差异不大；所以在个体农民耕地太少，无法通过大规模生产分摊降低成本时，就会因单位成本过高在经济上不可行。

3、培训问题。由于中国有数亿农民，1、2亿个生产单位，这就使得每推广一个新技术、新品种都涉及到要对上亿农民进行培训，具体到乡镇就是每个农技员要面对上千甚至数千个生产单位，这就使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成了不可能在短时期完成的任务，严重地迟滞了新技术、新品种的更新速度。

4、利润问题。由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太小（1.4亩），新技术所能增加的效益对农民而言往往无足轻重。例如，水稻亩产增加10%已经是有突破性进展的新品种了，可是一户农民只有2、3亩水田，新增加纯利润也就几十元；此外，即使有质优价高好销的农产品，但个体经营规模太小，农民自己销售连运费成本都收不回来，只能被中间商分薄利润，甚至会被转嫁市场风险，在市场波动时压价收购或拒绝收购。再加上前面提到的“抗风险能力差”问题，成功的收益与失败的风险在农民的算盘上明显失衡，大大增加了技术推广难度。

这些问题共同造成了在小农经济下，农技推广体系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新技术、新品种推广速度极慢，推广过程中抗风险能力差，稍有波折就会反复。例如在标准的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玉米在我国基本普及从1531年前后到1718年前后用了近二百年，这已经是同时代较高的速度了。印度1987年自中国引入杂交稻起至2017年已30年，在6.6亿多亩水稻播种面积中约有杂交稻0.45亿亩，占6.8%。而中国76年开始到适宜地区基本普及杂交水稻却仅用了十年左右。如单以我所在县而论，80年代初因在惯性驱使下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尚能运行，基本普及杂交水稻仅用了约5年；其后因乡镇以下农技推广体系崩溃，基本普及杂交玉米前后多次反复，按官方口径也用了15年，实际近20年。

土地分割细碎、生产单位小、散、多，严重阻碍、减缓了农业技术进步，而这在“时间充裕”的农业社会不成问题的问题在现在耕地日削月瘠的紧迫危机前却成了严重问题。

（二）在市场中极为弱势。

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在进入市场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规模的不对等，运输物流的不经济，所有的个体农户都必然是处于弱势地位。即使在有（更何况还未必有）政府尽责官员的大力援助下，也因不能与农资厂家或市民直接交易，而只能任由中间商盘剥鱼肉，购买生产资料和原材料要用零售价，出售产品又只能用比批发价更低的成本价。和合作化农业抱团取暖的“低进高出”相比，个体农业却只能“高进低出”。正是这个“一进一出”挖走了农民80%以上的利润，限制了农民收入提高，让农民“增产不增收”成了常态。并且天灾人祸时还要被转嫁风险承担损失，“蒜你狠”、“姜你军”都是中间商大赚，滥市滞销全是农民大亏。

（三）极为脆弱。

小农经济由于本小利薄，生产单位小、散、多，往往只能依靠宗亲关系进行一对一救助，缺少协同互助和有效组织，遭遇灾害时抗风险能力极低。如果政府或社会救助不及时不到位，或被转嫁损失后就只有破产一途。

（四）生产效率低下。

因土地分割细碎，本来可以由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一天就可以完成的收割任务，现在必须由数台小型收割机用数天来完成。水肥药一体化滴灌系统即使政府补贴建成了，也不能持续稳定使用。高效廉价安全的农业综合防治方案的调节作物播、植期，放养金小蜂、诱蛾灯、黄板、统一科学用药等措施，因要求大范围协同协调才能发挥效能，所以费钱费力污染大效果差的滥用农药问题愈发严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变得极为困难，所有对规模、标准、规格和技术有较高要求的高效农业模式都无法实施，一颗耗子屎打烂一锅汤成为常事。人力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再加上农业本身固有的低效，导致了生产效率低下成为必然结果。目前世界各发达国家“农业利润”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政府补贴；而我国农业补贴的不足和不合理又难以弥补农业生产效率的低下，已使土地丧失了产生“农业利润”的资本功能，而成为一种生存保障手段，许多农民不是为谋利而经营，而是为生存和保险去种植。

（五）缺乏大规模公共设施建设能力，甚至具有对公共资源的破坏性。最典型的是表现在水利工程。

吉安县水利设施最后一公里问题困扰庄稼人--江西新闻网

打通农田水利建设“最后一公里”

经济日报：打通农田水利建设“最后一公里”

事实上自80年代之后，农田水利体系是逐步失效破败的30年。幸而“以工补农”后中央加大了农村水利工程的投资建设力度。

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农民送钱，兴建田、水、路等各种基础设施，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但是在现在的格局下，有时真的是送钱都送不出去。所以搞农村基建有一个“潜规则”，不新建只整治，确实农户急需、积极性高的，只要农户先把基础清出来就可以算整治，其主要原因就是回避土地占用和协调问题。但是……现在农村要修建维护基建设施，那怕只一条小小的堰渠，其麻烦和困难没亲自干过的人是不能想象的，我就多次见证过可惠及数十户数百亩耕地地的水渠因几户人不愿干最终取消或废弃的事。

上面链接和全国人大代表李亚等人所提到的“五小水利”设施损毁严重，“缺乏后期管护，责、权、利不明确，表面上‘人人有份’，实际上‘人人无责’，形成政府建成后管不了，群众使用又不管的局面”，其实质是农户分散经营与水利设施的不可分散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尖锐矛盾，农户土地细碎无法协调利益得失造成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这个难题并不是单纯由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就能解决的，并且连民生方面如交通、饮水、卫生等基础设施也有相同的问题。

综上所述：小农经济不仅是最为低效、最为阻碍技术进步的现存农业组织模式之一，并且极不适应市场经济。

所以

一方面，我认为小农经济（包产到户）已经到最后的绝路。

另一方面，因“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我反对复辟“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当然，更现实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如果是在历史上：

对人民公社：

工业化是当年包括农民在内所有中国人求生存的唯一道路和手段。而人民公社是当年尽快实现工业化的唯一可行的方案，关键词：可行

经历20多年“最大限度压缩消费和最大程度地盘剥农村”以农补工后，1979年工业产值已超过农业产值3倍多，农业税收（不含提留、剪刀差等）总额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则下降到了5.5%，工业体系基本成形。在这种情况下，维持“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已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但仅就农业农村发展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人民公社应当剥离“为盘剥农村而附加的行政职能”，政社分离，重组为单纯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而不应全面解体，复辟小农经济。

但是，考虑到进一步工业化过程中对“自由、廉价、巨量、具一定文化水平”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如四川深山区耕地散布于山林沟崖之间，根本无法集约化规模化管理，公社效益确实不高，只能先包产到户再在适当的时候退耕还林的情况和类似情况；50%以上的条件较差（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民公社可以解散并包产到户。

而条件较好，生产水平较高的人民公社应当用一定的优惠政策引导促进，以“法规明确、制度规范、自愿参加、自主经营、民主管理、形式多样、因地制宜、技术援助、政府补贴、保险保障”的原则，或以生产队（大队、公社）为基础重组为类似基布兹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或重组为类似莫沙夫、荷兰模式的“合作社”，或其它形式（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等）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种子”保留下来的这三种模式应该各占10%以上。这样，经过经济转型和市场冲击后，每县有10~100家多种形式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发展壮大，起到探索道路、引导示范作用就极为理想了，就不会陷入现在大力提倡合作社却无路可走的尴尬境地。

但是，这样的情况虽然最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对当时的中国是否就是最优方案？

选项太多，模式太多会不会造成思想混乱，让僵化的极左派和自以为是的冥煮派有机可乘，以至改革开放初期失去其基石——农村广泛稳定的支持？会不会造成改革开放半途而废或在大动荡中倾覆？

我也不知道。

毕竟，理论也很伟大，但与思想相比还是有差距。

对包产到户：

……联产承包真正的积极作用不在农业，而在工业，在国家总体发展；在于放开了农村自主经营，活跃了市场，放开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保障了企业工厂对“自由、廉价、巨量、具一定文化水平”劳动力的需求……

……所以，我支持改革开放，支持对“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进行改革，并不绝对否定“包产到户”，承认它丰富农副产品、活跃市场的功绩……

……如果仅有“积极性提升”一个变量时，积极性确实能增产。……但就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而言，其路径只能是：因生产积极性而提高农业新科技和农业设施的学习、提升积极性，再以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实现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如果促使积极性提升的因素，是无助于甚至有碍于农业科技水平提升，那么就长远发展而言，这个“积极性提升”毫无意义。……

……如果仅就农业农村发展而言，“包产到户”明显是失败的……小农经济不仅是最为低效、最为阻碍技术进步的现存农业组织模式之一，并且极不适应市场经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相关科技的研发、推广，及其工业化成果的应用是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唯一源泉……

……所以，也许……也许现实中的做法才是最好的。“包产到户”的功绩要承认，但“包产到户”所存在的问题必须实事求是，有清醒的认识，不容掩过饰非，讳败为胜，否则将遗患无穷……

以上就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

近期一直在下乡，本无暇、不便写文章，但多有盛情相邀者，只好东拼西凑勉强作答，望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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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乎不愧是牛鬼蛇神的大聚会，带节奏的好去处，厕所读物的不二选择。

一提公社，必定是一大二公吃不着饭，提包产到户必定是农民自发选择带来的伟大时代，这历史可真太简单了。

能不能有点新意，复读个“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政社合一”也行。不过显然这对B乎各路贵物的要求是太高了。

公社制度是以生产小队为基础， 通过工分制进行集体劳动、 集体分配。但不同时期存在差异巨大化的公社组织模式与工分制形态。

阶段一1952—1957 年，工分制确立期，合作化时期。“常年互助组内设立组长和农工员，组员劳动实行工顶工， 按劳评分。初级社转为高级社， 生产资料无偿归公， 取消了土地报酬， 农民个人收入完全按照社员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 工分成为广大农民维系生活的关键。”

阶段二1958—1961 年，工分制挫折期，”三年困难时期“。在许多地区的小队，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 一大二公” 制度安排取代了工分制“ 小队社员在合作社保留的田地、 生产工具全部上交， 包括自家的犁、 镰刀、 锄头等等所有大小型生产工具基本上都交给生产小队。 生产队长哨子一吹， 大家就集体出工。 收工回来后就吃‘ 大锅饭’。当时湾子里宣传的是‘ 吃饭不要钱，人人拿工资’。随后就进入到‘ 三年困难’ 时期， 村民们靠挖野菜、 扒树皮来充饥， 很多村民半年内没有吃到 1 粒米。”

阶段三1962—1966 年，工分制稳定期，1962 年 9 月出台《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 组织收益的分配。”生产小队恢复工分制， 制定较为精准且易操作的工分制实施细则，“多劳多得工分”。根据1959 年关于自留地调整规定，允许生产小队恢复自留地制度，“ 规定只要社员愿意要， 都应该给他，并长期归社员自由使用。”取消“ 大食堂、大锅饭”， 纠正“共产风”。

阶段四1967—1978 年，工分制异化期。还需要进一步对各地区进行细致研究，此时出现许多越级工分，即超越生产小队之外的基层组织对小队劳动力的平调和无偿征用。

天天拿去和”包产到户就是好“比烂的是哪个时间的公社，政策是哪位领导发布，实行又是哪位地区负责人做的，地方”反瞒产“又是何人主持？

全省反瞒产搞出 50 至 60 亿斤粮食， 全省每人平均可搞到 100 多斤（具体分配任务如下： 海南 5 亿， 高要 10 亿多， 佛山 15 亿， 韶关 6 至 7 亿， 汕头 10 亿，湛江 10 亿）干部会议要集中到县上来开， 开万把人的大会，一要打通思想， 二要突破一点， 三突破后的干部就放出去斗争， 四要不断反右倾， 整顿队伍。
XXX—— 1959.1.26 在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中山大学革造委员会、遵义公社市兵团，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编辑的册子找了看看呗？

虽然被伟大的B乎删除了，不过还是再重复提一次。

根据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分析，全国公社30%还行，30%不行，40%可以说有戏也可以说危机明显。那这显然不再是经济学问题，而变成一个屁股问题。或者说70%有戏，或者说70%有危机。

”韩丁直接指出，具体比例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即使只有30%公社的合作化取得成功，在中国前工业化基础如此薄弱、人多地少的情况下，这也是非常值得自豪的。既然30%的合作化可以成功，40%的合作化存在问题但有进展，那么为何不能认为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与根据现实制订调整政策，更多农民能完成合作化的进步？”

哦，这就叫自主选择是么？

“1985年我国发生了粮食大减产。该年粮食总产量37911万吨，较上年减产2819.7万吨，降幅达6.9%。”

1985风调雨顺，没有大型自然灾害，“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如火如荼，群众喜上眉梢，怎么就大减产了？

当然，对于大政翼赞会的各位和一般通过群众来说，其实倒是有简单方便的材料。

《焦点访谈》 20210731 一辈子的事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_CCTV节目官网-CCTV-13_央视网(cctv.com)

结合韩丁的The Great Reversal 草原沙化一章 食用更佳。

更新：

B乎人和B站很喜欢剪刀差，且不相信所谓逆剪刀差，那我们就用主流经济学家的估算值看看：

假设以主流经济学家为准，这八九十年代怎么越剪越厉害？

“一般认为，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初期，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逐渐变得微不足道了。”那么是不是真的“微不足道”呢？

同时，在剪刀差之外的是：

当然，这个已经逐步脱离“公社”这个话题了，略去不表。

下面来说说著名的“公社-工分制度没有积极性以及养懒汉问题”。

一部《反行为》，加上林毅夫教授的搭便车理论，广受欢迎，除了带动人性论之外，主要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形成了可自我执行协议,因而从制度上要优于集体经济制度 ,从而避免了集体经济中的搭便车偷懒现象“。

事实上，林毅夫并没有完整证明结论 ,他只能证明1959 年之后有部分社员存在偷懒行为而且没有有效遏制——而偷懒社员的存在可是从来没有人否认 ;这并不能有效说明它会导致整个集体经济效率下降。

在主流经济学家用“偷懒”模式说明集体生产效率低下时 ,虽然各人有细微差异，但是总框架：劳动者客观劳动投入量不够 ,主观上缺乏劳动激励，是不变的。如果这是普遍实情，那么70年代的”劳动苦难“、脏活累活、水利设施的人工修建，要么全是乌托邦强制，要么是天上掉下来的。

事实上，根据具体地区生产队的调查：

懒汉搭车现象，首先占10%以下，并不成为主流，其次搭车主要发生于底分评定时，还受到尊严性、小队监督等制约，不是普遍现象。

大部分生产队的评分类型都属于定额工分，根据张军建立的模型、张江华等人对林毅夫生产函数的反驳，总体是激励个体追加劳动的激励制度。

以江夏区J小队老人口述材料为例：

和主流看法不同的是， 工分制下灵活小组劳动组织形式恰恰在有效地甄别“ 落后社员” 并将其一定程度边缘化， 从而尽量实现低成本有效监督。

另外，以经济理性为特征的陌生人社会和以社会理性为特征的熟人社会， 阻击“ 搭便车” 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熟人社会“行动逻辑是多次反复博弈，工分制下的公社通过集体劳动将农业生产变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单位的公共事务， 集体劳动过程与工分评定、分配中形成对“ 勤劳” 的强烈认同，社员行为会受到地方性共识的约束。

有小队监督做得好、生产好的地区，就有小队监督不力、生产不好的地区，公社的许多具体实施问题也是需要调整进步的，而对不同地区的历史调研也还很缺乏。

不过想必B乎人也不在乎罢。

我听国家的，国家说哪个好哪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