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八佰》编剧葛瑞“故事写的不是从人到英雄，是从畜生到人”的表述？ 第2页

这位编剧和导演管虎犯得不是什么小资阶级的错误，而是封建主义思想残留在作祟。

中国古代有种官叫“州牧”，意思是该州的长官就像牧羊人一样，管理该州的老百姓，只有封建社会才把老百姓当成畜生。

也许有人会辩解：“观众没有看到阮经天被删的戏份，阮经天饰演一名对华友好的日本人，结果被狂热的抗日民众给误杀了，这难道不是畜生行为吗？”

其实类似的情节其他电影里也有，《叶问1》的另一个结局，是救了叶问的汉奸翻译官李钊（林家栋 饰），最后被抗日民众给误杀了，这段戏也被删了。

其实删不删都无所谓，因为人就是人，胆小也罢，懦弱也罢，狂热也罢，愚昧也罢，逃兵也罢，小市民也罢，他们品德高尚与否，家国情怀觉醒与否，“人”的属性都是天然存在的，因为老百姓愚昧就把他们开除人籍这种事，靠着“人人平等”口号发家的资本主义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

你可能会骂别人是狗，是猪，但你必须承认，这个人本质上还是人的。

把愚昧民众比作“畜生”，看似是资产阶级的精英主义思想，实质是比资本主义更不堪的封建主义贵族思想。2020年了，还在这种问题上犯错误，确实不该。

《1942》里冈村宁次有句台词说得好：“首先他们是人。”日本人知道灾民是人，所以可以利用这一点让灾民替日本人卖命。国党不拿灾民当人，所以他们在人心向背这一块儿就没赢过。

不过话又说回来，民国那个时代，说是封建社会也没太大问题。

我这里强烈要求马前卒道歉，怎么能说《八佰》是什么英雄史观呢？人家说了，实际上是那个什么史观来着？就是他说的从那个什么到人来着？对他们就是那个史观。

东北抗联，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绥远抗战，以及淞沪会战，到1937年中国人已经打了六年抗战，怎么就得了这两个字？敢说这话的也配拍抗战？说这话的才是吧？

大家都在骂，我倒是想从编剧采访里做一下复盘。

抛开编剧跟管虎两个人的交情不谈，编剧从这次访谈里透露出来的主要信息大概有以下这些：

1.编剧看过了台湾那版的《八百壮士》，考虑到《八百壮士》叙事已经很完整了，于是管虎提出了要从小人物入手展开叙事。编剧与管虎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塑造人物、构建人物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管虎提出了自己的创作理念：“我们写的这部电影不是人到英雄的过程，而是一帮“畜牲”到人的过程。”

2.管虎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希望效仿鲁迅先生，通过电影实现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而阮经天被删的戏份（日本记者对日军行为感到义愤、同中国市民一起游行，却因为暴露身份而被吊死）被编剧认为是“它是一个真正跟当今百姓对话的一场戏”。

3.管虎非常强调人物的“真实性”，要求人物必须有符合自己身份的行为举动。

4.较之于影片的故事性与戏剧性，管虎更重视叙事的流畅性。这种流畅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同时体现在了镜头、叙事多个方面，比如说“视点是虎哥特别严苛的一个要求，他不允许镜头生切过去。”。

看过这段采访之后，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被大家诟病的“历史还原”问题导演和编剧意识不到吗？显然不是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比我们做了更多的功课，我们能查到的史料，他们一定也都基本了解过。这点从编剧的访谈中是可以看出来的：

对我来说，2015年反而是特别宝贵的一年。那一年我没有接任何工作，是完全投入到《八佰》的一年。因为战争离我们很遥远，需要做大量的史料准备，我找了很多淞沪会战和四行仓库方面的书，天天泡图书馆看，还去了上海，去四行仓库遗址，坐在那面全是弹孔的墙下去感受。

然而正如我在这个回答里说过的那样，电影较之于真实的历史，一定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偏差；影片中的故事情节需要服务于主题，导演显然可以根据主题的需要对真实的历史进行取舍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虚构。从访谈来看，编剧与导演认为应该围绕“人物”来展开叙事，他们精心构建了人物细节，试图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展现给观众。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显然认为自己可以牺牲一部分历史细节。

从小人物入手展开叙事，这点在电影的前半段做得非常好，电影对人物的刻画非常到位，很多细节都非常能打动人，对群像的刻画能如此成功，这是很不容易的。片中运用的动物隐喻除了那个奇葩的白马以外，我觉得也都非常OK，这些都是成功的一面。

可然后呢？我还是那个问题，前面你的这些铺垫、一大堆细节，人物的深入刻画，到了后面全都被廉价的煽情给淹没了。整体叙事的割裂让前半部分对人物的成功塑造显得尤其滑稽，越是注重细节的观众就越会觉得难受。前半段细针密缕的人物塑造让人对后半段充满遐想，等到虚构的护旗片段出来之后你发现后边画风一转，开始给你强行上煽情刺激了，那前半段这功夫费的是个什么劲啊？

咱们再谈谈“真实性”的问题，很显然，所谓的“真实性”，实际上是“符合导演和编剧三观的真实性”。我们可以重温一下这个旧闻：

今年30岁的张若昀愣是不相信霍去病是“天生战神”，便拒绝父亲的邀请。后来，张健对剧本进行改写，增加了霍去病成为将军之前在边塞的“草根”生活。

再看看编剧的访谈

虎哥当时找我写剧本就说，你想想现在把你扔到1937年的战场上，你能干什么？你敢干什么？当你把自己想象在战场里面，你真的不敢去开枪的，吓都吓傻了，这是最真实的状态。

在这里请允许我重复一遍当代历史学家对“揣度古人心理”这种行为的评价：

日与夜的差别，对于生活在20世纪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是因为我们有足以代替日光取亮的电灯。但中世纪人却没有作过日和夜的主人。当茫茫夜色降临后，他们中许多人连蜡烛也没有。这是一种与现代生活迥然有别的、每天由光明和黑暗来节律的生活:日、夜、白、黑，喧闹的劳动和绝对的安宁。在此情况下，中世纪人们是不可能和我们有着完全一样的精神状况，以及思考、感觉、意愿、行动和再行动的方式。^[1]

同样，和平时代的人与战争时期的人，他们的心态也不可能相同；生活在新中国的电影导演与编剧跟民国时期死守四行仓库的孤军彼此之间也很难理解。所以我个人是完全不赞成打着人性的旗号去塑造所谓的“真实人物”的。不将重点放在如何还原战场史实上，而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人物行为的揣度中，这本身是一种收益非常低的行为。因为你心中的“真实”跟观众心中的“真实”显然不可能完全一致。

这就说到采访的主题了：“我们写的这部电影不是人到英雄的过程，而是一帮‘畜牲’到人的过程。”为什么会有管虎会有这么奇怪的提法？因为很显然，在他的心中四行仓库里发生的是一个充满了人性碰撞的故事，在他的想象中，一群人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都带着过去的故事，或被迫、或自愿地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互相博弈，有的高尚，有的卑劣，有的懵懂，有的透彻，恰如当时中国的国民一般，最后在战火的熔炼中每个人的身上都迸发出了一点光，汇聚成一炉火，唤醒了浑浑噩噩的国民——这又跟管虎强烈的“批判精神”对上号了。

这个想法真的是很有吸引力，可一部商业片基本的逻辑是在观众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尽量避开可能会与观众产生分歧的地方。四行仓库战斗过程中仓库里边发生了什么对后人来说是未知的，一旦导演和编剧产生了要塑造“真实人物”、让他们实现“‘畜牲’到人”的觉醒想法之后，对史实的巨大改动那几乎是必然中的必然，肯定会导致一部分注重历史细节观众的不满。加上管虎对镜头和叙事的严苛要求（不允许镜头生切过去），编剧的压力就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巨大，这种压力会在电影的后半段逐渐积累，无数小的细节涓滴成河，最后波涛汹涌，你发现TM的这场面失控了，你平衡不好人物细节和故事了！假如——请注意我说得是假如——假如再有某个制片人投资商或者是导演非常喜欢某个片段（比如说护旗那段）的话，你就会发现现在摆在你面前的选项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上麻醉剂。

这支麻醉剂可以是惨烈的战争场面，也可以是煽情片段，反正怎么刺激怎么来就对了，加大刺激之后祈祷观众能忘记前边的细针密缕，给每个人物一个看得过去的交代，整部片子看上去似乎也像模像样。到了这里我就豁然开朗了：这不就是每个创作者都会遇上的情况么?前半段挖坑太多，后半程填坑难受，忽然发现死线在即（在这里可能是资金或者片长的挤压），最后只好草草收尾。

我以前说过一部好电影的标准是讲好一个完整的故事，唤起观众情感上的共鸣，假如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能完成几个人物的完美的塑造，那就非常不错了；倘若要是你竟然还能整点隐喻的玩意进去，针砭时弊一下，那简直就是

现在的问题是总有人先要一颗赛艇，再倒推故事，“就是为了那点醋，才包了这顿饺子”。玩好了当然满堂喝彩，可玩不好呢?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参考

1. ^ 彭卫.心态史学研究方法评析[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02):25-31+37.

以前我们的影视剧里全都是革命英雄主义叙事，讲的是普通人怎么变成英雄。

典型的就是《董存瑞》，讲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愣头青怎么一步步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

大家看久了，觉得千篇一律，假大空，怎么可能有那么多这么多英雄？

然后文艺“解冻”，开始有了所谓“人性化”的叙事。

人性化的意思其实就是作为英雄的主人公也要有一身毛病，只要大节不亏就可以了。典型的就是《亮剑》，李云龙我行我素，抗命啊钻空子啊擅自用兵啊什么都来，反正杀敌勇猛就行了。

大家又看久了，又觉得千篇一律，假大空。

所以一些文人又要寻找创新之法（其实也就是抄好莱坞的作业），干脆从畜生开始写，等畜生进化成人，故事也就结束了。

你品一品这个过程，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是更“真实”了还是更堕落了？

在八佰的叙述里，欧豪一开始就是那样一头典型的“畜生”，他像一头无辜的耕牛一样被战火撵得团团转，只求苟且偷生，直到他被国军的那些骁勇的班长连长唤醒了人性的尊严，最后战死在国旗下。至于河对岸观战的那些，是比较高级的“畜生”，是娇生惯养的贵宾犬和波斯猫，直到他们被八百壮士的壮举唤醒了良知和勇气，成为了有觉悟的爱国者......

你看，在一些商人和文人的眼里，人民的原生态就是懦弱的牛羊，就是散漫的犬马，他们要在强大的带动下才有可能勉强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或是一个合格的国民。所以即使外敌当前，他们也不敢去动员人民、武装人民，他们怕人民武装起来了，第一个把枪口对准他们。

八佰的问世不是孤立的，它有它的语境，那就是这些年来很多人在抗战问题中吹嘘片面的军事观点，他们夸大正面战场，他们嘲笑地雷战地道战，嘲笑敌后破袭，嘲笑小兵张嘎与恐怖分子的儿童炸弹无异......总之就是嘲笑那些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的人民，这些乡巴佬怎么可能呢？

他们有意掩盖的是，当国府奉行不抵抗政策的时候，是各界群众不断地抗议、情愿，不断向他们施压；当国军进行有限抗战的时候，是各界群众踊跃捐款支前；当全面抗战爆发，国军撤退，国土逐城逐县失守的时候，沦陷区的人民组织成各种救国军、义勇军、游击队来抗击具有绝对优势的敌人。山东陷落后，不甘做亡国奴的人民揭竿而起，一度收复了好几座县城，还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县长。有这样的义民，堂堂国军汗颜吗？

我们能赢得这场战争，不是像八佰说的那样，靠那几百个人的血战唤醒了四万万麻木的国人，恰恰相反，是那四万万人一直在倒逼着几百万国军，让他们知道殊死抗敌才能众心所归，投降卖国必遭万世唾弃。

抗日烈士千古。

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万岁。

很有意思，这种创作思想并不是偶然的。

当年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是什么？两党的目标似乎没什么不同，都是打倒军阀，平均地权、民族解放。孙中山反复讲，三民主义就是晒黑主义。然而，两党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国民党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而共产党植根与平民百姓。第二，国民党要扮上帝，给人民送“慈善”，而共产党则要人民自己当家做主，让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没有根的国民党迅速蜕变成了新军阀（这是不扎根群众必然导致的），就完不成平均地权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共产党深深植根于普通人民，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以组织起来的人民力量为上帝。就完成了一系列革命运动。

臧克家有首著名的诗，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给他干死，为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把他捧得很高。

任何组织都需要领导者和领导队伍，这是确实的，而一个最强大的领导队伍，则必然是能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拥护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可以这样理解:一盘散沙的群众——强有力的领导队伍——代表群众利益的队伍。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一些人停留在第一层，像这个编剧可能在第二层。

最伟大的力量在谁那里呢?在那个高呼人民万岁，认为人民最伟大的那个人那里。人民都跟他走了，认为人民是畜生，认为自己是“上智”的东西活着的时候被人唾弃，死了之后仍然被唾弃。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封建的无奈在里面，虽然他坚定的认为人民最伟大，但作为普通人民的一分子还是得承认，没有他老人家，人民还得在黑暗中摸索很久。

就算是为了他为我们做过的一切，我们今天也必须努力学习，认清这些反动残留的种种本质。多为人民为社会为他的理想做出更多贡献。

要时刻记得他说过的:怎么看一个人是不是革命的?就看他是不是和人民站在一起，他今天和人民站在一起他是革命，明天他不站在一起，他就不革命了。

管虎当年深入基层，拍摄了《生存之民工》这样精彩的作品，现在变成了畜生，我们要引以为戒。

心里是畜生的“人”才会把别人看成“畜生”。

这个编剧也就是个拿钱吃饭，量体裁衣的乙方，充其量算是个认同畜生的“人”。说人“畜生”的是对他提要求的甲方：管X，一个以X金马屁股为荣的“人”。

金马所在省作家，琼瑶的作品中经常有这样一种角色，本身尖酸刻薄，阴险毒辣，心胸狭窄。最喜欢以己度人，自己永远正确，总是用自己的价值观与理解世界，结果就是在这种人眼中，世界上只有他自己是个白莲花，除他之外的所有人都尖酸刻薄，阴险毒辣，心胸狭窄。

而琼瑶所在环境的统治者——国民党反动派在污蔑我们时最爱说：共军奸淫掳掠。

比如台湾省内一个顶着抗X老兵名号的老X八，写了一本反攻大陆的黑帮作乱指南，巴顿恩师亲自作序，书中有这么几条

勾结黑社会那是蒋记匪帮特色，大家都知道。咱们看右页第6条“策动劳军运动及娱乐手段以延误其支援行动”，这个老王八居然认为在战时，解放军会因为这条延误战机。实际上除了蒋记匪帮这群陋鄙法西斯，什么样的劳军和娱乐活动能让一支部队在战时作到友军有难不动如山？

黑帮指南更多内容请看以下两个回答，这里不再赘述。

有些电视里的国民党是那么白痴和不堪一击，这是真的吗？

战场上有哪些阴损的技巧和历史？

我们中国人管这种一边盯着镜子里自己的特点，一边指着别人骂的行为叫“贼喊捉贼”。

心理学有个词叫：投射效应。是指将自己的特点归因到其他人身上的倾向。在认知和对他人形成印象时，以为他人也具备与自己相似的特性的现象，把自己的感情、意志、特性投射到他人身上并强加于人，即推己及人的认知障碍。比如，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会以为别人都是善良的；一个经常算计别人的人就会觉得别人也在算计他等等。

拿钱吃饭，量体裁衣的乙方编剧，以X金马屁股为荣的“人”，这两位都说自己喜欢鲁迅的批判精神，明说要鲁迅的批判精神写中国人民，结果中国人民在它们眼中就成了“畜生”。他们的智商显然对不起鲁迅，为了照顾这两位的智商，我用影视从业人员的例子来说明一下以X金马屁股为荣的“人”与鲁迅的区别。

以下是以X金马屁股为荣的“人”理解的鲁迅

这种把问题推到别人身上，把自己摘得像白莲花一样的"人"肯定觉得自己骂得痛快，觉得自己像鲁迅一样批判得犀利。

然而，鲁迅批判精神的内核是对中国人民的热爱：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以下是以影迷为荣的人理解的鲁迅

同样是对中国影视现状的批判，大家看出两人的区别了吗？

一个高高在上，把改变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一个砥砺前行，把改变的责任扛在自己肩上。

教员生前曾不断尝试通过对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新论述，以此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和自我认知，同时也改变“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因为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自我定位是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中心，“五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肩负“启蒙”和社会批评的责任。

但教员希望将知识分子自以为重要的对社会的批评，转变为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评”。

教员希望他们能认识到一点：真正应该接受“教育”和“启蒙”的，正是知识分子自己，工农则是知识分子的“老师”，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应是“和工农相结合”，实现自己的“工农化”、“大众化”，而不是让自己高高在上地去“化大众”。

教员离开我们44年，那些想“化大众”的家伙越发泛滥了。把人当“畜生”的《八佰》就是最新的例子。

把观众当垃圾的那位，拍过一个剑南春广告：观众说好就是值。

听起来真战区防御导弹系统尊重观众，挣观众的钱吗，当然要说好听的。但这并不妨碍他挣了观众的钱后，继续说大批观众是垃圾。上图的知识分子至少还憎恨黑暗，现在这坨娱乐圈（juan）从业人员直接以黑社会为荣。这种把老混混当英雄，自以为高贵的娱乐圈（juan）从业人员，最爱干的事就是一边把自己装得像个人，一边鄙视普通人。

管宗祥，男，1927年生于山东平邑。1942年在山东参加八路军，任文工团团员。还好老先生是在1937后参加的抗X，不然……

相关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