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内心都越来越悲观？ 第2页

每次和父辈（60后）聊天都能感觉他们发自内心的乐观。

如果你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中小学只学背毛主席语录，已经做好一辈子当农民的心理准备，突然恢复高考了，考上之后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公交车，图书馆里有看不完的书，大学食堂里居然有那么多饭菜，你也会乐观。

毕业之后包分配当上了公务员，吃国库粮了，注定超过父母了。改革开放百废待兴，上头领导40后50后们没有学历，国家大刀阔斧干部年轻化，晋升特别快，毕业二十年之后同学聚会，都是各个单位的一把手二把手，连个副局长都混不上的凤毛麟角。

25岁的时候发现自己居然能买得起彩电，洗衣机这东西这么好用；30岁的时候感慨终于能分到一套房子了；35岁的时候给自己家装了一部电话，惊叹儿时的谚语“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居然真的能实现；40岁出国考察，感慨外国就是先进——

没想到50岁的时候中国居然超过日本晋升世界第二了！没想到快退休的时候，隐隐约约要超过美帝了！

身旁体制外的朋友，有90年代下海成为老总的，也有在商海浮浮沉沉跌宕人生的，但酒场上都感慨只要活着总有翻盘的机会，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史玉柱起起伏伏多少次了！

总之，如果起点足够低，未来一路上扬，那么人类很难不乐观。

如果经济学家用物质财富来衡量幸福，幸福也不是物质的存量函数，而是物质财富的导数（导函数）。幸福不是看物质财富的存量有多大，而是看它的变化量有多大，是增是减。中国足球明年若能进入世界杯，哪怕是在世界杯赛场上0胜3负也是幸福的，而巴西足球如果世界杯小组赛被淘汰，悲伤逆流成河。

而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小心生在函数高点上。他们很有可能终其一生都超不过自己的父母（而父母20岁就超越爷爷奶奶了）；他们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水平有可能比成年后还好——尤其是421双独家庭的孩子，未来要照顾6个老人；他们职场晋升空间不必多说；他们的人生试错机会少得可怜——别说能像60后70后一样三起三落，一个选错专业，甚至买房的时间点没卡好，就足以被同龄人远远甩开。

最可怕的，还是那个幸福导数，当面临“20XX年是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却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这样的情境时，很难不悲观。

但是没有办法，起点低是幸福的不二法门。而如果一代人，起步时就已经世界第二了，那么能让他们一代整体幸福的，只有干掉美国，荣升第一的结果了。

当然，不能整体幸福，不代表个体无法幸福。根据东亚内卷文化，幸福除了可以对时间求导，还可以对空间求导。也就是通过和其他人的物质财富对比来获得幸福，然而现在是信息化时代，大多数年轻人环顾左右，看到了后浪。

“下属连续三天熬夜看世界杯，上班无精打采，你该怎么办？”

A.开除他

B.口头警告

C.让他回家休息

D.跟他讨论公司规章制度

这是一道在我上pmp课程时，老师在第一节课开头抛出的问题。

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课程学习基础，且饱受奋斗文化洗礼的社畜，我的答题心路历程是这样的。

假如我是一个项目经理，那现实中我很可能会选B.口头警告，但是这是在考试答题，直接开除和警告都显得太过简单粗暴，不像正确答案，那么就选D吧。

讨论规章制度，隐晦而直接的提醒，既保留了面子，又能起到一定作用。

就在我沾沾自喜，以为一定能对的时候，老师公布了正确答案：C.让他回家先休息。

什么？C?!

当时我就震惊一百年了。

因为在整个答题过程中，我压根想都没想过，C还他娘的能是个正确选项？！

一同在线上课的同学们也是震惊不已，纷纷质疑题目的合理性。

这时老师才不慌不忙地说出答案：

「pmp是个考试，而且是老外出的考试，他们的文化里，一个员工首先是个人，其次他才是公司的员工。

你选D的话，如果谈话过程中员工猝死了怎么办？

所以要先让他回去休息，有什么问题等休息好了之后再讨论，警告，提醒。」

“首先是个人…是个人…个人…人”

这一句话振聋发聩，让我久久不能自已。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好像忘记了自己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家里的孩子，公司的员工，老师的学生……

把工作，家庭，学习等等一切社会赋予我们的职能，放在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之前。

因为不仅hr这么说，上司这么说，一个个互联网时代的巨头们，纷纷都这么说，「不奋斗，就得死。」

但，他们口中的奋斗，真正的含义是：用奋斗的大饼拴在年轻人的脖子上，好让拿最少得钱，干最多的活，因为不然的话，就是不努力，不奋斗啊！

他们真的是为了年轻人好吗？

显然不是。

资本家们是为了让我们心甘情愿的，拿着1个人的工资，干着3个人的活，替他们积累致富。

年轻人觉醒了，意识到了问题，可是目之所及时间内，没有解决的办法。

几十上百年中，由于资源少人口多，竞争异常激烈的亚洲文化就是要奋斗，努力，不工作的人不配生活在世界上。

其中受影响洗脑最深的，可能是我们的父辈乃至爷爷奶奶。

如果你上班不够努力，可能老板还没跳出来，爹妈就先出来指着鼻子骂：「你看看人家隔壁王叔叔家的孩子，都年薪38万了，你再看看你！」

好，我们努力，没日没夜的加班，吃外卖，大小周，好不容易两周休息一天也不出去玩，赶紧在家补觉，醒了之后还得回邮件……过五关斩六将后拿到了年薪30万。

然后呢？

然后我们发现自己开始脂溢性脱发，皮肤松垮，黑眼圈比熊猫还大，更要命的是，不敢体检，生怕查出来血压或者哪一项不达标。

而老板们的孩子呢？

轻松睡到十二点才行，在抖音快手当着网红，晒晒自己的数十亿的山顶豪宅，新买的lv gucci开箱视频。。。。

这之间的巨大鸿沟，已经不是上升通道收紧的今天，靠努力工作就能追上的。

所以年轻人颓废，压力大，丧，失眠。

乘着过去二十年中国高速发展东风致富，躺在山顶别墅，半夜三点还要发消息给员工的老板们，当然不能理解年轻人为什么早晨七点了还不回复消息。

不仅不能理解，还要讽刺地说一句，"现在的年轻人，一点都不能吃苦，一点都不努力。”

不是年轻人不努力，而是你们发的工资，不配我们如此努力。

年轻人看透了资本剥削的本质，为了活着，却又不得不被剥削。

这就好像被困山顶的迷路人，孑然一身，身边只有一坨牛粪，为了活下去，明知道是 也得吃。

所以，年轻人怎么能不悲观呢？

毕竟，我们又不是哈士奇，吃个屎还能苦中作乐。

我哥过去一年换了快十份工作，最终在深圳入职了一家物流公司，年薪30万，但是几乎每天二十四小时待机，每天电脑前各种打电话。

过年回家也在加班，一直到大年三十上午才告一段落，大年初二又因为一架飞机的航班安排开始加班，早上八点打电话到晚上九十点。

他的父亲，一个快退休的公务员，看到这种工作状态以后，跑来问我爸，你儿子在北京也这么干活吗？

我爸说，差不多，大年初一就在开电话会做文件。

他爸爸嘟囔了一句：哪有这么干活的，这是要死人的。

从此他爸再也不埋怨我哥过去一年换了那么多份工作，也再也不催我哥结婚和买房子的事情，现在每天都是，随意吧，年轻人压力大，好好活着就行。

你看，不是年轻人内心悲观，是但凡了解现在年轻人现状的都很悲观。

因为大量的年轻人得益于教育，脱离了动物阶段。

却又局限于能力，无法在空无中找到自己的意义。

同时，现存的意义提供方式，要么太陈旧愚蠢无法打动他们，要么过于虚无缥缈，离现实太远。

资本主义又为了利益，不断的消解人的意义，让人沉迷于现实的物质享乐中去。但人类终究是意义的生物，失去了意义以后，就只剩下痛苦。

就好比现在的很多垃圾文艺作品，里面的角色一个个都好像很富裕，但是这帮人好像除了恋爱，无事可做上班为了谈恋爱，生活为了谈恋爱，一切都围绕着谈恋爱，大家越看越无聊。因为这些人本质上是吃的穿的好一点的动物，获取食物，适应气候，争夺配偶，争夺领地，交配。就像大家看动物世界，偶尔看看，还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不太会有代入感，动物世界好歹还有一种对未知的探索，这种节目，因为对方是人类连探索都没有了，可是人类的大脑是有额外需求的，不香其他动物，就是生存和繁衍填充了一切，所以就会非常空虚。

反过来，那些经典作品，里面的角色可能过得很苦，吃尽苦头，但是大家看的津津有味，看完了还容易陷入沉思，每每过些年还想再看一遍。因为，这些作品是在描写真正的人，描写超出了人类动物性之上的人性，给人提供了意义。专门为生存繁衍之外的人性提供了价值。叫人越看越想看。

人大致上分为几类人：

1，动物人，绝大多数的人，在接受教育前都是这个样子。这类人不管怎样，都不需要任何意义，他们不太想要学习知识，也不太愿意思考，浑浑噩噩度过一生。这样的人很少会痛苦，迷茫，空虚，他们只需要低头混口饭吃，剩下的就是苟活，取乐，不会有更多的追求。根据生活圈子的不同，原始陈旧的宗教，文化，规则，就已经可以满足他们对意义的要求。浑浑噩噩又“幸福”的度过一生。

2，普通人，在动物人的基础上，有一部分人，在社会的推动下，学习到了知识和思考的能力，已经不会轻易被旧时代的宗教，文化，理论所折服，他们可以发现这些东西的漏洞，所以无法信仰他们。但是，这些人的思维又有一些局限性，缺乏对世界的整体发展规律的认知，也缺乏对世界发展的知识量的认知，还缺乏对自我的认知。直白的说，没有能力掌握足够让自己有意义的知识，也不知道需要多少知识能让自己有意义，更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在现实中处于什么水平。所以，他们需要意义，但无法从现实的知识中自我归纳出意义，又缺乏对归纳出意义这个知识量的认知，没有了耐心和期待。又被资本主义舆论所引导，越来越急躁，越来越短视，越来越原子化，动物化，越来越沉湎于物质，肉体上越来越欢愉，精神上越来越痛苦。

3，普通人中的幸运儿，这些人在合适的时机，因为某些巧合，得到了对世界的认知，对自我的认知，至少是耐心和谦逊的心态。于是找到了自己的意义，或者找到了通往意义的路径和期待，这样的人，既拥有知识，又拥有意义，他们可能在物质上不如第二种人幸福，但是整体精神上，幸福程度远高于第二种人，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被满足了的人类。

4，超人，这些人天生就拥有远超出常人的智慧，他们是意义的创造者，引领者，突破者，他们人数极其稀少，但每一个只要没有英年早逝，就必然名垂千古，他所生活的现实的宗教，理论，学说，对他们来说都浅薄又落后，他们总会总结归纳出高出这个世间现存所有意义的意义。他们是新宗教，新信仰，新学说，新理论的创造者，重要改良者，实践者，带领着人类，一步步构建出更伟大，更有意义的人类社会。

人类和其他动物比，最大的区别就是极其发达的大脑，身体需要食粮，大脑则需要意义。身体的食粮不满足，会陷入饥饿。这时候大脑对意义需求就被关闭掉了。

但是当身体的需求被基本满足后，大脑的饥饿就会显现出来，这时候，如果没有足够“抗饿”的精神食粮，那么精神的空虚就随之而来，不管怎样都无法满足。

特别是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资本家们为了逐利，刻意去引导人们消解意义，把精力和专注放在物质上，这样才能制造更多的空虚，产生更多的经济奴隶，从而产生更多的消费。

比如早年，文艺作品，不管是书籍，音乐，影视，等等描写爱情的比例相对就少很多，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描述各种各样的崇高的意义和思考。

然而随着资本的渗透，快餐化就充斥了市场，意义被淹没了，几乎所有可见的文艺作品就成了围绕着交配的斗争和交配失败的苦恼。

这就给本就不能自主产生意义的大众，制造了更多寻找意义的障碍和错误的引导。意志不坚定的年轻人就开始动物化，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对生活细节的追求和攀比上（消费），对“爱（jiao）情（pei）”的追求和纠缠上（引导消费）。

这种精神食粮，短时间让人爽了一下，因为毕竟满足了人类的动物本能。但真正的“人”的部分，依然是空虚的。所以越来越痛苦，越来越悲观。

因为知道了很多本不该知道的。

因为他们意识到：

劳动赚不了钱了。

一、越来越好的经济指标，富了的究竟是谁？

根据新华社的数据，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居民（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复合增长率 5.9%。

那么，M2（广义货币供应量）是多少？GDP（国内生产总值）是多少？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 年到 2016 年，在 38 年时间里，我们的 M2 翻了 1337 倍，年复合增长率 21%。

这是什么概念？

如果 1978 年你有 1 万块钱，2016 年相当于你的等值财富是 1337 万元。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如果不能为财富增值，每年比上年增长 21%，并且持续 30 年，你的钱就相对地贬值了，这是我们整个国家流动性的增长速度。

在这过程中可以做个比照，也就是 GDP 增长速度。

1986 年到 2016 年，我们的 GDP 每年复合增长大概 16% 左右，16% 是名义 GDP，也就是有 10% 左右的实际 GDP 再加上每年 5%—6% 左右的通胀，所以是 16%。

橡树资本有一句话：「只有在效率较低的市场，努力工作和专业技能更有可能产生优异的回报。」

这句话貌似对也不对，勤劳勇敢、到处 996 的中国人民，貌似回报不高呀。

2020 年 10 月 20 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20 胡润百富榜》。根据榜单，胡润百富榜人数扩大 32%，比上年的 1819 人增加 579 人，达到 2398 位企业家财富超过 20 亿。

那么，这些富豪是通过什么发家致富的？

分析表明，中国的富豪主要集中在互联网（电商）、房地产、消费、资源和制造业，他们都是劳动致富的吗？

不，他们基本上是通过资本的复利增长致富的。

准确地讲，他们是通过资本致富的，他们的富裕是同中国的 M2 完全同步的，他们才真正体现了中国 M2 的增长速度，他们是资本家。

二、持续下降的劳动者报酬占 GDP 份额

很多研究都表明，我国劳动者报酬占 GDP 份额呈现下降趋势。

白重恩、钱震杰（2009）用全国劳动者报酬除以净 GDP（总 GDP 扣除净间接税）的比例来表示劳动份额，认为它从 1995 年的 59.7% 下降到 2006 年的 47.3%。

李稻葵等（2009）用劳动者报酬除以总 GDP 表示劳动份额，认为中国劳动份额从 1990 年的 53% 下降到 2006 年的 40% 左右，他们还认为国际范围内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U」型关系，而中国正处在这一曲线的下行区间，这意味着中国劳动份额还将继续降低。

罗长远、张军（2009）认为中国劳动份额从 1995 年 51.4% 的峰值下降至 2003 年的 46.2%，且在 2004 年加速下降至 41.6%。

近十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中国劳动者报酬（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从 2009 年的 49% 下降到 2019 年 39%。（数据不一致可能在于统计的口径和方式不同，但是不能改变下降的本质。）

从这个比例看，中国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例低于世界很多国家 55%—65% 的水平：

美国 1850-1920 年间劳动份额平均为 76%，比中国高 30 多个百分点；

1950 年代韩国开始工业化时，劳动份额甚至低于中国，到 1970 年韩国劳动份额为 41.4%，与中国 1980 年代大致相当，随着韩国劳动份额迅速提升，到 1990 年韩国劳动份额要比中国高出 15 个百分点；

1910 年日本劳动份额为 55%，1960 年日本劳动份额达到 67%，而中国 1978－2019 年的劳动份额仅在 39%－46% 之间徘徊，两国工业化过程中劳动份额的差距越拉越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报酬占 GDP 份额的变动似乎陷入了一种低水平稳定状态。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占 GDP 份额的变动要么在高水平上保持稳定，要么保持上升态势直到在较高的水平上趋于稳定，这也是「卡尔多典型事实」所描述的情况。

具体说来，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份额的波动呈现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水平稳定型。

1850-1920 年间，美国劳动者报酬占 GDP 比重在 69%-76% 之间轻微波动，英国 1856-1913 年间劳动份额（雇员的工资、薪水和自雇者的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维持在 52%-57% 之间。

二是以韩国为代表的快速上升型。

韩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了快速的工业化过程，劳动份额也从 1955 年的 30.1% 迅速上升到 1993 年的 60.6%，上升超过 1 倍。

三是以日本为代表的稳步上升型。

20 世纪初以来，日本经济社会变化巨大。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二战期间劳动份额轻微下降，但日本劳动份额总体上呈逐步上升趋势，从 1915 年的 55% 上升到 1960 年的 67.1%，上升了 12.1 个百分点。

与日本类似，加拿大 20 世纪初至 1970 年的劳动份额也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其劳动份额从 20 世纪初的 49% 逐渐上升 1970 年的 60% 以上。

三、中国劳动报酬占 GDP 的比重为什么会偏低？

一是政策原因。

基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制度设计，中国改开初期，为了快速实现资本积累，培育资本家，通过《劳动法》等偏向劳动者雇主的法律制度，加之缺失工会等劳动者救济途径，人为压低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在制度设计上，以流转税为主，较低的资本得利税、没有继承税等种种财富分配制度，造成了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的反差。

例如，1978 年-2006 年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 6.4 倍，同期工业部门的平均工资仅增长了 4.9 倍，劳动收入的增长率慢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二是二元经济。

我生活在上海，今年31岁，拼死拼活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安家。

我月薪1万2，年终奖双薪，年收入到手有个15万，但是上海平均房价5万多了，我一年累死累活不吃不喝也赚不到3平房子，而且这种价位的房子的通勤时间都在一个小时以上，但连这都是我的奢望。

我31岁了，还没有落户，就不要说买房了，更别提35%的首付钱，即使未来我成功落户还能凑出首付钱，我背上三十年的贷款，这样的收入，也只能贷出120万，买总价180万的房子，这个价格在上海只有通勤时间两个小时的地方可选，这意味着我每天需要五点起床六点上班，加班结束后已经赶不上通往郊区的地铁或是公交的末班车了，至于自己开车，那更是做梦了，一张十万的车牌，我买不起，也拍不到。

总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回老家，可我没有老家可回，我从安徽农村走出来，父母重男轻女，家里帮着弟弟在县城买了房子解决工作后，父母剩下的几万块钱连养老都成问题，哪有能力去帮助我？更别提回老家混需要的人脉资源背景了，这些我家通通都没有。

还有人说我不努力。可我从初中开始每天就要学习十多个小时，拼死拼活考上了重点高中，又在学校不到20%的本科率下考上了宁波的双非一本大学，大学四年勤勤恳恳学习打工，毕业后在职场摸爬滚打，去了上海拿到了更高的收入，进入了收入还不错的民营企业，努力工作加班升职，跳槽到另一家公司做了个小主管，拼命工作做好每一个项目，获得了领导的赏识下属的赞许，自以为已经有能力过上一个安稳小康的生活了，后来发现差的太远了，太远太远了。

努力不是没有用，最起码让我过上了现在的生活，比20年前自己在农村读小学时能幻想到的未来好了不知多少倍，但同时，努力带来的成果也太渺小了，渺小到，人最基础的需求之一的住房需求都不能让我满足。

于是我放弃了，我躺平了。

我不会结婚，更不会生孩子，因为我不会让我的下一代按照我的成长路径去一样的长大，即使拼尽全力也看不到一点未来。

这篇回答写于2021年8月26日，昨天是我的三十一岁生日，也正是昨天我在医院体检时查出了血管瘤，虽然是良性的，但也让我意识到我不能这么生活下去了，可我有别的选择吗？

2021.9.1

几天没登录知乎，今天再看居然有接近两千个赞同了，应该很多人都会和我同感吧，这种生活上平淡的无力感。

本来只是发泄情绪的一篇回答，没想到会火，看了看评论，很多人很善良给了我建议和关心，真的很感谢这样来自陌生人的善意。

虽然有些评论看了很难受，但是那些评论，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内心都越来越悲观”最好的回答。

自己刚刚在地铁上哭了，不是因为那些恶意的评论，是因为那些善意的评论，就像是生活中无处可言的情绪终于有人理解了，对生活中任何一个人都说不出口的话被知道被理解被体谅，突然就被戳中内心最柔软脆弱的一处终于哭了出来。

这一个小时里我想了很多，可能自己会换种方式生活了吧，马上要开始工作了，就写到这里吧，现在很多事情没时间想也没时间理清，过一阵子会再来更新的。

谢谢你，善良的陌生人。

卢麒元老师有一节视频，标题为《为什么诚实劳动的人逐渐沦为社会中的失败者，投机者反而成了英雄》

只这个标题就能让我看哭。

财富分配的不均性（Inequality）和不公平性(unfairness)跟社会中个体的幸福感（Wellbeing）和乐观性(optimism)具有直接的关系^[1]。

从一般原理看，在一个社会演化过程中，社会组建一般脱胎于战乱，这导致社会组件初期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而且整体财富水平都比较低。而随着社会的自然演化，社会中的强势个体和群体获得越来越多的财富，财富转化为资本进行再生产，这一方面带来社会要素的活跃，让经济形势欣欣向荣，人人都乐观，另一方面也加剧社会财富的富集过程，让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基尼系数等）越来越严重。达到临界点之后，资本要素再投资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减，这会降低投资热情，降低资本和社会要素的变化速度（阶层固化等等），经济形势因此恶化。作为社会的组成体，一方面因为分布不均而心态恶化（这可能是阶层割裂导致的对立，也可能是矛盾被有意转移），另一方面因为经济形势的恶化而导致实际的财产分配情况恶化（产业在经济下行周期中不断收缩，甚至内部或我外部因素打击）。二者叠加使得社会演化过程中的负面因素不断积累。

所以，我们从一般社会演化过程来看，可以观测到基尼系数不断增加的过程，并且基尼系数跟社会个体的开心/乐观水平（Happiness）呈倒U曲线关系^[2]，也就对应着社会个体的开心/乐观水平先增而后降^[3].

具体在我们的例子中，最近十多年经济快速发展，基尼系数也快速变化，另外叠加房地产的迅速泡沫化以及由此过程导致的分配不公平问题（棚改、拆迁、涨价去库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个体对社会不公平的感知。这一过程甚至直接反映到心理问题和心理求助的转化上^[4][5]：

也就是房价增长速度跟心理问题发生率呈现同步关系。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差，我们社会中个体之间的信任感也会降低^[6][7]，个体、群体和阶层之间的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容易激化，这些因素进一步加剧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摩擦损耗成本，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负面/拖累因素^[8][9]。

参考

1. ^ Schneider, S. M. (2016). Income inequ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rends, challenge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7(4), 1719-1739.
2. ^ Yu, Z., & Wang, F. (2017). Income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n inverted U-shaped curv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2052.
3. ^ Cheng, Z., Prakash, K., Smyth, R., & Wang, H. (2020). Housing wealth and happiness in urban China. Cities, 96, 102470.
4. ^ Wei, G., Zhu, H., Han, S., Chen, J., & Shi, L. (2021). Impact of house price growth on mental health: Evidence from China. SSM-Population Health, 13, 100696.
5. ^ Sung, J., & Qiu, Q. (2020). The impact of housing prices on h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Great Recession.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86(3), 910-940.
6. ^ Volland, B. (2010). Trust, confidence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valuation of the Beugelsdijk Hypothesis (No. 2010, 080). Jena Economic Research Papers.
7. ^ Bjørnskov, C. (2012). How does social trus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78(4), 1346-1368.
8. ^ Knack, S. (2001). Trust, assocational lif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9. ^ Kydd, A. H. (2018).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