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行政区划是以山川形便为依据的吗? 第1页

從唐末方鎮結構發展來的。

「山川形便」與「犬牙相錯」只是後人進行解釋建構一個區劃地理的理論時做的總結，並不是完全由其一組成，要具體看到這一時代及其此前一段時間是怎麼看待行政區劃的，而不能簡單去套理論，也不能簡單去套這兩個詞。

《元和郡縣圖志》中，方鎮已然成為表現的行政區劃的一個層級，天下分以方鎮分別敘述當時地理郡縣。反應的是當時的人看待行政區劃層級的方式。

到了五代，方鎮吞併到了一定的程度，出現了幾個較大的國家政權，以及中原政權跨地一直是大半個北方。在五代的行政區劃裡，州之上便是某軍，很顯然是唐末方鎮的遺留。但隨著中原政權逐步在收回權力，藩鎮的獨立性逐步被縮小，方鎮官越設越多，方鎮越來越小，最後到宋代演變成了與州同級的玩意，方鎮不再適合作為最大的行政區劃的層級，又回到了道/路這一層級上去了，但基本的區劃，卻再也回不到開元十五道去了。

宋初人的行政區劃的認知自然繼承了這一情況，所以會看到唐末五代的一些方鎮，被整體歸屬於某一路，在行政區劃及職官設置中，還保留有一部分過去方鎮的要素在裡面，這在宋初更是尤為明顯。雖然也妄圖恢復十道、十五道的規劃，最後因為各種現實需求，最後發展出了二十四路，算上被斬首南渡前得到的燕雲兩路，也有二十六路。

但宋初的規劃總體而言，還是順著方鎮這一結構的基礎上再演變的，所以就不可能完全屬於山川形便，也不可能完全的犬牙相錯。因為軍事攻防易勢，往往就在山川形便之間，你脫不開的。但長期的方鎮鬥爭中，總有些超過了山川形勢的結果，看上去犬牙相錯，但也不是統治者故意而為之，只是軍事結果。

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對比《宋史·地理志》和《元和郡縣圖志》，就基本心裡有數了。

唐宋間的行政區劃演變，《元和郡縣圖志》是極為重要的材料，因為它記載了唐代後期的人，也就是處於唐宋大轉折之間的人，是如何分類藩鎮大亂後的行政層級、區劃，以及如何分門別類敘述整個國家的地理。如果這個搞不通，那麼對於宋代的行政區劃是源頭，就難以摸清。

不是。

明确说以“山川形便”作为行政区划原则的，是唐朝的贞观十道。

“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

这一版的区划基本上是用了山川形便的原则，江南道就是长江以南，淮南道就是长江以北、淮河以南，黄河以南是河南道，以北是河北道，太行山西、黄河以东是河东道。不过纵是如此，也仍然保持了相应的犬牙交错之地，比如比如怀州（焦作一带）在黄河以北、太行以南，却给了河南道而不是河北道。

说回北宋。

宋初的区划变化非常多，淳化年间分成了十道，明显是追思唐朝，但毕竟岁月变迁不能教条主义，于是仅仅一年就“以非便罢”取消了，直到至道三年定型为十五路。

相对来说，这一版的基本依据是山川形便，但同时也运用了大量的犬牙交错，而且非常明显。比如淮南路同时有淮北三州一军及两个横跨南北的州，兴国军隔着幕阜山属于江南路，河东的河中府、解州及陕州芮城、平陆、夏县属于关中的永兴军路，汉中盆地一分为二，西部属于西川路，东部属于京西路。

北宋灭亡前夕的区划，则将这种牵制体现的一览无余。京东东路主体在山东，却通过淮阳军一直往南伸到淮河边上，将淮南东路的淮北地区分隔为东西两块；淮南东路主体位于淮河以南，却在淮河以北有五个州军；荆湖北、南路大体以洞庭湖分界为南北，而荆湖北路却据有湘西辰沅靖州接攘广西；江南西路主体位于江西，而扼守鄱阳湖口的江州及南康军却划给江南东路（治江宁府）；河东路主体在黄河以东、太行以西，然而黄河以西的晋宁军却属于河东路；中条山地区位于河东，却属于关中；同在太行王屋以南、黄河以北，怀州属于河北西路，而孟州却属于黄河以南的京西北路。至于四川是出于什么原则划分为东西南北四块的，想必也有这个因素在。

不过，天底下没有单纯的山川形便，就像没有单纯的犬牙交错一样，单说“是以山川形便为依据的吗？”肯定不是，因为这只是其中的一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