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长期被宣传成中国人独有的毛病，实际上反而外国有、乃至比中国严重得多的？ 第1页

我说两个：

1.重农抑商

许多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重农抑商，与西方的所谓海洋文明有很大不同，认为从近现代开始中国工商业落后于西方，这种差距从古希腊时代就开始了。

事实上，从古希腊历史上的各项改革，可以看出，虽然古希腊以资源匮乏、便于海上贸易著称。但农业远比工商业和公民的生活更加密切相关，比如梭伦改革，就是因为平民与贵族因为土地的矛盾，平民的土地被贵族兼并，欠下债务沦为奴隶。克里斯蒂尼与伯利克里的改革，也是基于土地为基础的财产之间的差距，试图保护在土地上少地、无地的公民的权利。而且雅典的民主制的发展，很大程度也是平民希望通过取得更多政治权利，从而解决土地问题，减少贵族的压榨。可以说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参与，以及军事上的长枪方阵制度，都是建立在公民的私有土地财产上的。后来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农民破产，土地兼并，也导致了民主制度的衰落与公民组成的长枪方阵的衰落，僭主制、雇佣兵制盛行。

古典西方文明的高峰，古罗马也是，平民与贵族基于土地的不平等分配是各种政治、社会危机的导火索，贯穿了从王政到共和国，再到帝国。同样的土地与债务问题，平民与贵族长期博弈，促使十二铜表法产生，护民官等制度用来维护平民减少贵族的压迫。罗马之所以能征善战，很大程度是因为公民对自己土地财产的感情产生的城邦认同，自耕农组成的民兵也长期是罗马共和国的主力部队。即使是贵族，像老加图这种的，也亲自耕种。可以说罗马共和国的传统道德建立在农业与农民之上，工商业受到轻视。

后来布匿战争导致自耕农破产，大地主兼并土地，又造成了罗马理想中农业道德走向奢侈败坏，自耕农的民兵也走向衰落。后来马略改革，以职业化常备军取代民兵，又造成军事将领势力过强，将领与士兵的关系密切，使得公民们逐渐丧失了对元老院和国家的忠诚，转为对将领的忠诚，这最终导致苏拉、凯撒等将领专权，屋大维时期，罗马共和国被帝国取代。

16-18世纪，欧洲的旧体制时代，包括法国、西班牙在内的许多绝对君主制国家，奉行三大等级制度，教士、贵族、平民。前两者享有许多特权，尤其是免税权。贵族们占有大量土地，以获取地租等封建特权为生，并且以不参加劳动作为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即使自己身处贫穷也是如此）。第三等级，即使是做到十分富有的平民，如果不购买贵族头衔，也会被贵族瞧不起。所以16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的法国，许多商人甚至购买贵族头衔，购买土地，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是不是和明清时期中国的商人购买土地，教育子女参加科举，成为士绅很像）。

即使是英国这样以工商业发达，引领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潮流的国家，贵族也长期把持政治，并且按照自己的观念与需要营造一个文化霸权。即使是19世纪30年代的议会改革、谷物法废除，使得工业资产阶级获得更多政治权力，自由贸易取代垄断专卖与保护主义，贵族们因为新大陆廉价谷物的冲击，经济实力下降，但依然顽固地认为自身的地位高贵，怀念田园诗般的农村生活，认为工业化使得这个世界太乱。

再到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美国刚刚诞生的时候，华盛顿、杰斐逊等人理想的美国，也是基于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自耕农制度的。尤其是杰斐逊反对汉密尔顿的大政府、银行制度、以国家力量支持发展工商业，认为一个足以保护农民土地的国家就已经足够了。

20世纪，西方由于工业化对农业的冲击，造成传统社会秩序与道德的混乱，出现了许多以农业、农民为本，反对工业化、资本主义的思潮。许多被称为农民党（从爱沙尼亚到克罗地亚都有）的党派，希望通过农民的普选权，维护蕴含民族国家传统道德的农民的利益，反对工业化对社会的冲击。在西班牙内战中，长枪党人甚至希望尽可能多地杀死工人、大学生等现代社会的产物，以重新建立农民的西班牙。另外大家熟悉的纳粹德国，虽然以各种发达的黑科技闻名，但是就是在文化上，出于反对魏玛的自由主义对德意志传统农村文化的冲击，重建一个建立在德意志农民传统道德的国家而获得支持的。希特勒的许多主张，都是强调通过战争为德意志的农民获得更多的土地，对苏联的战争也是一场大规模的农业殖民运动。

可以说许多人因为现在西方的发达，认为西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工商业的国家，相反农业、农民对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极其重要，历代政府也长期因为其所代表的阶级重视农业，限制工商业。

2.国企与公务员热

许多人认为只有中国，人们才热衷进国企与考公务员。

其实尤其是在第三世界，二战后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同样许多国家热衷国企与公务员。

东南亚的马来西亚，由于从英国殖民时期开始，华人、印度人在工商业方面强势，马来人不擅长从事工商业。独立后，巫统要求华人、印度人对马来人进行经济补助，缓解马来人长期的贫穷状况。另外，巫统通过国家行政手段，为马来人提供国企、公务员、军队的职务，因为他们在自由竞争上不比华人、印度人。可以说在对公务员的热衷上，从比例上，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多于中国大陆。

印度尼西亚从19世纪后期荷兰殖民时期，尤其是20世纪初的伦理政策之后，荷兰殖民政府兴办教育，培育印尼当地人的公务员，试图通过传统贵族之外的平民来加强对基层的统治，成为荷兰殖民政府的代理人。当时许多印尼平民希望通过西式教育，成为公务员，以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与社会地位。印尼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很多也是这些印尼当地公务员，反对基于种族不同的不平等工资待遇，加上西方教育使得他们反感殖民主义的专制，主张自治甚至独立。

印尼独立后，私营经济长期落后，而且同样华人、阿拉伯人等少数族裔在工商业上比本土人更加擅长。于是苏加诺时期一方面立法限制华人从事农村零售业等行业，培育印尼本土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提供国企、公务员、军队职务，解决印尼本土人的就业问题。苏哈托进行政变后，他早期的统治时期，也是倾向于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建立许多国企进行经济开发，提供就业岗位。后期才倾向大量引进外资，实行私有化，解决印尼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当然也走向1998年金融危机，最终垮台。

土耳其的经济，在奥斯曼帝国时期长期受到外资控制，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等少数族裔控制工商业。从凯末尔时期，尤其是1929年大萧条导致烟草经济作物出口下降后，国家就加强对经济指导干预，国家、军队建立的国企长期成为土耳其经济的核心。凯末尔致力于通过国家提供大量的军队、警察、公务员、教师等职务，不仅解决就业问题，也通过他们实现土耳其的现代化，构建民族国家。20世纪50年代，门德列斯时期实行私有化，侵害了依赖国家干预经济的军人、大学生的利益，导致其在1960年被军事政变推翻。土耳其国家和军队在经济中的地位后来一直很强势，直到1985年以后，土耳其的私营经济才足够强大。

可以说，国企热、公务员热，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在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历史上长期无法与外资竞争，民族工商业落后，使得私营经济难以为现代化国家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因此国家要通过国企、公务员解决就业问题，填补私营经济的漏洞。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土耳其这三个长期少数族裔在经济上强势的国家，国家力量提供就业岗位也是独立后构建民族国家，由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培育自身的资产阶级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