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全斗焕? 第1页

全斗焕和后面二金（金泳三、金大中）这俩死敌相比，至少是脑子正常的治国政治家。

朴正熙就总结过当时韩国知识分子的毛病：“为了反对而反对，却很少支持。”（详情参见《朴正熙与韩国的现代化》）

单单对比京釜高速公路与京釜高速铁路。

前者在朴正熙总统亲自督工下按时按质完工，而且还是在主流舆论“修路赔钱”的一致反对之中一意孤行修成的；

后者在民主化以后的几届文民政府那里拖了数年不说，全国第一重要（沟通首尔首都圈与釜山东岸经济带）陆路大动脉居然能亏损。

从朴正熙到全斗焕再到卢泰愚，韩国政府一直能坚持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期间开过N次包括企业老总在内的专家座谈会与讨论会），甚至朴正熙时代还有“韩国株式会社（指韩国政府手把手指导企业发展方针）”的说法。

反观民主化以后，任期只有五年顶多搞个五年计划姑且不谈，民主政客基本没有深厚的官、财等各界的基本盘，能否掌权甚至掌权后能否正常施政完全要看选票舆情，偏偏舆情这种东西高度不可控。

举个例子，如果有人因为修青藏铁路亏损于是反对拨款纳税去修路，民主化环境下基本上必须要放弃这一国本工程。参考现代欧美的新冠抗疫，政府没钱，平民没钱，有钱的不拿出来，政策惹急了就卷款外逃抽离国内资本，国内缺少资本那肯定就是经济危机加剧，到时候老百姓又要因为资本外逃直接导致的没岗位没工资闹事，选举又能改变什么呢？

民主政客搞出卢武铉时代的“三星共和国”（国家直接给三星财阀一路开绿灯），就是其软弱性的表现：西式民主无钱无选票，财阀出钱赞助选举，胜选后再回馈政府争取财阀支持。

相比较而言，韩国保守派至少还是在以治国（立场好坏姑且不论）的立场，而不是菜市场叫卖的立场在管理国家。

所谓的民主派拿一尘不染的民主价值观轮番扣帽子，只要有一星半点的瑕疵就无限放大，好像吃饭用错一两根筷子就跟马上翻天似的，偏偏对于国家发展的长远战略毫无概念，选战全是最浅显的“你选我你就如何如何”，一上台立刻原形毕露只能和财阀沆瀣一气避免坐不下位置，这样的夸夸其谈怎么配治国？

治国不是耍感情，不是喊口号，口号不能当饭吃，唱歌跳舞不能当一个国家的面子。

至于杀人，说的好像全斗焕是三八线北面的金家王朝似的，好歹他还知道重用金在益等经济界能人去治国。再说，如果谁都不敢杀，谁都不敢动，又怎么可能有权威去决定国本、推动国政？没有权威，制定再多政策都是束之高阁，无休止的党派斗争反而比正经治国重要，出台多少方针都会因为“屁股问题”无休止被打倒，这样的环境能治理出个什么结果来？徒手枯坐等待奇迹吗？

如果硬算光州，那隔壁阿美利加扫射一战讨薪士兵的操作也没见有多少人大骂死不认账的美利坚不民主啊？人家那样都算民主灯塔，南韩哪里能因为一点地区小事行宋襄公妇人之仁？

评价全斗焕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不是个好人，也不是个好的政治家。韩国历史教科书认为全斗焕是“在实行民主主义体制的国家中绝对不能遵循的反面教材”。极右翼分子中有一部分人很喜欢全斗焕时期，但很少积极评价全斗焕个人，他们积极评价全斗焕个人时也只是为了对湖南地区进行攻击性宣传，或者为了怀念80年代的经济黄金时期。

下文对他的评价将分为积极和消极两部分。

积极评价

第一，他的战略修养很高。

以12.12 군사반란为例，10.26事件后，韩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实际上处于犬牙交错的情况，也就是各方各打小算盘：

1.崔圭夏方：崔圭夏对于12.12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当时宣布的是“除济州道外全国实行非常계엄”，而不是全国非常계엄。这一行为实际上是放弃了他作为总统权限代行（代总统）所拥有的军队控制权。全国非常계엄时，总责任在总统身上，但现在“除济州道外”，导致全部责任转移到了国防部长官身上。也就是说，他自己阻止了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他常说的是“现在不是全国계엄，而是部分계엄，所以不要向我报告，要向国防部长官报告”。但实际上，他也不是那种清心寡欲的人。请看以下文段：

2.郑升和方：郑升和在影视作品中都被塑造为“完人”型人物，他也确实忠告全斗焕“你是军人，不是政治家”，也计划惩罚全斗焕，或者将全斗焕调任东海岸警备司令官。但他也不是个纯粹的军人，他自己就亲口说过“如果金大中成为总统，我就会在军队中veto（行使否决权）。”也就是说，如果金大中成为总统，他就有可能在军队发动政变。郑升和虽然没有像全斗焕那样露骨地介入政治，但也违反了政治中立的原则。

3.全斗焕方：作为保安司令官兼合同搜查本部长，同时作为一心会的头目，全斗焕实际上是被推到了历史的中心。他利用这一点，同时利用集中在自己身上的情报能力，通过挖掘政治人士的各种腐败行为或根据自己的想法随意编辑并报告10.26事件的调查内容等，成功将政局诱导到对自己有利的情况。

审时度势后，全斗焕迅速出击，借口调查自12.12事件朴总统去世后成为绝对权力者的郑升和参与金载圭刺朴阴谋的嫌疑，发动了12.12 군사반란。后面的历史我想每一个五学家都知道了。

仅从这个例子来看，全斗焕是一个战略修养比较高的人物。反过来说，如果全斗焕没有能力、没有战略眼光，他怎么可能会成为第11-12届总统？

第二，他的用人水平很高。

且不说助力他成就总统的卢泰愚、三许一流，就说助力他在任期间经济腾飞的金在益、金钟仁等经济学家，个个都是人才。全斗焕虽然不是很有能力的人，但他在各个领域都能认识到自己不是专家，并重用有能力的官员。虽然是一心会的头头，但并没有在政府大搞“降落伞”人事。由于盲目相信自己的能力而破坏国政的独裁者遍布全球（缅甸那几个就是典例），全斗焕虽然是独裁者，但至少可以明确区分事理。事实上，全斗焕在当总统以前就以善于看人而出名，因此他在国政运营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

第三，他在任时期国政运营很出色。

全斗焕政府的座右铭和口号是“创造先进祖国”和“体现正义社会”，其国政指标是：

政治——民主主义本土化

经济——建设福利社会

社会——体现正义社会

文化——教育改革与文化创新

这里我择出一些中国人不怎么关注、对韩国影响却很大的点来说：

1.国土整备开发

全斗焕继承了前总统朴正熙推进的森林绿化产业，直接投资森林产业的费用占了国家预算的十分之一，从而吸引了多家企业参与其中。从朴正熙时代开始一贯的森林政策成为了韩国山地面积比北边小、森林覆盖率却比北边高的契机。

首尔正式蜕变成城市也是从全斗焕时期开始的。此前，汉江一到夏天就泛滥，给周边造成很大损失。在朴正熙的指示下，汉江上游建设了昭阳江大坝等多功能大坝，但只要遇到数千年一遇的暴雨，大坝就会向周边地区放水，对道路及建筑物造成损害，从而使城市的下水道溢水出来，造成一定损失。对此，全斗焕政权通过“汉江综合开发事业”的大型土木工程，将汉江首尔段改造成现在的样子，变成了像现在这样宽阔的河流，而且周边的河床沙滩等也被整理得整整齐齐。现在环境运动阵营批评汉江大开发消除了自然沙滩，破坏了汉江生态系统，但当时对环保重要性的认识不是很高，而且考虑到汉江附近经常发生水灾的情况，汉江大开发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全斗焕政权时期还将首尔扩张到江南地区，推进了江南开发。直到80年代初，江南地区还有很多农田。全斗焕时期开始将旷野改成了像现在一样位于德黑兰路的大型大厦园区、周边公寓园区。

韩国国内首次开发地铁的是朴正熙政府，但只限制在首尔地铁1号线，正式全面推进地铁开发并在非首都圈的其他地区也推进地铁开发的是全斗焕政府。但是，江南的开发从70年代开始就已经开始推进，把地铁2号线计划为江南连接环行线并开始动工建设也是在朴正熙时期。只是开通了环行线全线，完成了从前政权开始进行的江南开发的是全斗焕政权。（此处请出专家 @子安 补充）

2.“자유화 정책”

这是全斗焕的自称，有人则把它叫做3S政策（Screen、Sports、Sex）。这些政策虽然是全斗焕政权愚民化政策的的一部分，但却使80年代的韩国人感触颇深，并使他们对“자유화 정책”作出了肯定评价。

而且“자유화 정책”并不只包括3S。全斗焕政权时期废除了实行37年之久的宵禁制度；从1983年开始实施校服自律化措施，允许中学生自由穿衣服上学；1982年实现初高中生发型自由；电影产业规制被废除，1980年代的电影比以前的电影水平要高很多，受压迫的大众文化得到振兴；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改革，废除了由以往各大学自主组织考试的制度，并严禁课外辅导教育。

3.构建通讯网

在互联网刚刚被开发的时候，因费用等各种限制及个人认识等问题，全斗焕周围有很多人反对发展互联网，但全斗焕同意在全国铺设了基本网（PSDN）。当时人们对于用铜轴电缆铺网还是用光缆铺网的问题存在相当大的对立，但全斗焕一直非常重视专家的意见。在专家们强烈主张铺设光缆之后，全斗焕接受了专家们的主张，坚定地推进铺设光缆。如果是现在，财政经济部提出铺设光缆的预算后在国会不太容易能得到通过，因为费用和耗时都很长。但当时是总统“想做就做”的时代，所以，全斗焕的一句话使得韩国成为了一个网络大国。全斗焕时期还第一次铺设了海底光缆。

4.“追求幸福权”的引进

在全斗焕时期，韩国法律上首次引入了“追求幸福权”的概念。首次将“追求幸福权”的概念适用到法律上可以说是全斗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业绩。而且这也成为日后卢武铉政府和文在寅政府强力推进福利政策的法律依据。

5.反战主义的柔性外交

没错，军人出身的全斗焕执行的是反战的外交。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处理仰光事件的过程中。全斗焕从缅甸一回国就马上前往前线部队视察以安定军心。对于军方“要进入主席宫”的意志，全斗焕表示“如果在没有我的命令的情况下单独行动，就会被视为叛国”。韩国历史学家韩洪九评价说：

全斗焕是军人，发生战争的时候害怕受到损失。事实上，目前最令人害怕的事情是民间不害怕战争……我在进行和平运动的时候最害怕的瞬间，是李明博总统去战争纪念馆说战争不可怕的时候，还有没有去过军队的人聚集在青瓦台地下掩体讨论战争的时候。因为我是属于民主阵营，所以对全斗焕持批判的立场，但是全斗焕在执政期间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以和平氛围将昂山事态带走，没有进一步扩散……从这点看，应该给全斗焕政权打分。（2013年KBS纪录片中）

全斗焕的外交能力相当不错。他不仅重用了有能力的官僚，他本人也是具有政治感、外交感的人物。仰光事件发生后韩美同盟更加强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全斗焕严禁挑起对北军事事端这件事。他通过外交部孤立北边，在外交关系发展上取得了很大成果。

对于中韩关系，全斗焕做出了贡献。1983年，全斗焕对朴正熙的“6·23宣言”^[1]进行了重要修正，指出韩国不仅要同与朝鲜有关系、甚至关系密切的国家如苏联、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且也不反对同韩国关系密切的友邦国家同朝鲜改善关系。此外，在80年代初，中韩两国在抨击日本文部省审定的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的过程中找到了共同语言。两国的舆论与外交行动相互配合、遥相呼应，无形中拉近了两国的距离。为了推进同中国的关系，韩国政府制定了实现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阶段具体计划，即扩大体育交流、增加经贸往来、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中韩关系升温也基本上是通过这几个阶段来实现的。鲜为人知的是，一次偶然的事件为中韩官方代表的最初接触提供了契机。1983年5月，一架中国民航客机被劫往韩国，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率团赴韩国进行处理，这是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到访韩国的最高级别中国官员。劫机事件成为两国官方接触的开始，也是双方关系的转折点，着实让两国外交人士感到意外。从此以后，两国在体育、学术等方面的交流逐渐展开，民间往来不断增加，经贸关系也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

对于韩美关系，全斗焕依旧把重点放在安全保障上，以确保国家安全和新军部统治为目标，对美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80年代初，亚洲形势与国际环境出现了巨大变化。美国在亚洲的收缩政策已让位于里根的新保守主义，中美、中日建交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欧共体和日本经济的极大增强，预告了新政治经济中心的出现和美苏两极结构即将终结。里根政府增强美国军事力量和继续增强同盟体系的战略以及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保守政策，再加上全斗焕新军部政权，使东北亚地区出现新的冷战倾向，形成针对朝鲜的美、日、韩“南方三角体制”。美国加强在韩的军事力量和提高韩国军队的现代化，使南北军备竞赛加剧。

对于通过政变夺取权力的新军部来说，如何获得美国的承认以确保其统治的稳定就成为首要问题。保持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优势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最大战略利益。受此左右，美国的对韩政策长期处于明显的矛盾之中，进入80年代后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例如，它一方面支持韩国的政治犯，但同时又无保留地支持独裁政府，对待金大中就是个生动例子。自金大中被中央情报部绑架以来，他一跃成为国际知名人士，而且成为一个国际的“被绑待赎的人质”，韩、美、日三国政府无耻地把他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在第五共和国建立前后，全斗焕和里根充分利用这个“待赎的人质”，建立起了他们之间的紧密合作，修复了韩美间的密切关系。1981年1月，韩国政府宣布全斗焕将于2月访美，他将成为里根就任总统后接待的第一位外国元首。消息刚公布，全斗焕就宣布缓期处决金大中，确定2月25日为总统选举日。据事后揭露，所有这些都是时任里根外交政策顾问的艾伦与时任韩国国军合参议长的柳炳贤就全斗焕访美的可能性问题进行私下交易的结果。美国以支持独裁统治为代价，为个原本无辜的人换得了无期徒刑；全斗焕则利用里根的支持赢得了总统选举，而且后来全斗焕又以对金大中减刑、监外就医和允许赴美治疗为筹码，换取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问韩国。1981年2月，全斗焕在华盛顿与里根就韩美间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关于韩国的安全问题达成一系列协议。美国保证不涉韩国的内政，美军继续在韩国驻军，对韩国军队的现代化计划和安全给予绝对支援，并一再重申美国没有从韩撤退地面部队的计划，并增强了驻韩美军的通信、化学部队及攻击型战斗机的力量。同时，美国答应在韩国购买军事装备与技术方面给予援助，约定继续举行两国间的安全与经济方面的定期会议。在里根执政时期，韩美两国在政治上不存在任何悬案与摩擦，一切进展顺利。不过80年代美国对韩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半岛的安全与稳定”，防止发生可能引发战争的南北冲突。

1987年6月，卢泰愚发表“6·29宣言”，使6月事态突然出现转机。美国对此施加了一定的影响。对于美国的压力，尽管韩国外交部加以否认，但是卢泰愚本人委婉地接受了这个看法。为避免刺激韩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对韩国的影响一直采取慎重的态度。但是，1987年6月初，美国开始采取积极的对韩政策。4月，里根总统谈到“韩国国民本身也必须考虑更民主的体制”；6月19日，美驻韩大使向全斗焕递交里根总统的亲笔信，要求韩国政府对示威采取克制态度，释放政治犯，重新开始与野党就政治问题进行对话。6月21-24日，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国务卿西格访问首尔，反复强调无论如何都要“和平地收拾”时局；国务卿舒尔茨特别谈及韩国时局，表示美国的关心。

韩日关系在“金大中绑架事件”后一直未恢复到60年代后期的水平。韩国政局的动荡，更使日本方面感到困惑不安。1980年对金大中的审讯和判决违背了韩日关于“金大中绑架事件”的政治解决方案，遭到了日本的批评。

不过，转机出现。1981年5月，在西方七国首脑渥太华会议上，日本首相铃木善幸答应里根总统支援韩国。受此鼓舞，全斗焕政府向日本提出100亿美元的授助要求。但是9月在首尔召开的第一届韩日阁僚会议上，双方并未达成任何协议。美国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做出反应。1982年春，韩日政府的谈判恢复，韩方主动把援助申请减半。但是，因出现日本教科书问题，谈判再次中断。6月，东亚各国相继批判了日本歪曲历史的行为，教科书问题随即发展为外交问题。但日本政府回避了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战争的“犯罪责任”。全斗焕则一方面把对日申请借款总额减为40亿美元，另一方面利用“教科书问题”对日施加更大的压力，推动日本在借款问题上让步。

1982年11月，日本中曾根康弘政府成立。中曾根以“战后政治总决算”为目标，主张加强与韩国的关系，提出了“日韩新时代”的口号，并立即通过商社推动幕后谈判。此外，金大中被判20年徒刑并流亡美国，为改善韩日关系扫除了障碍。1983年1月，中曾根出访韩国。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正式访问首尔。会谈中，全斗焕与中曾根就“开始建立在新范畴上的日韩关系”达成一致意见。在宴会上，中曾根代表日本政府首次以“谢罪”的心情就战前日本统治朝鲜公开表示“反省”。1月17日，《韩日贷款协议》签署，韩国向日本贷款总额为40亿美元，以7年为期。这相当于1965年以来日本向韩国投资总额的3倍。不过，贷款将存放在东京的霞关，而且其中大约3/4的贷款用于购买日本产品，日本企业家可以期望增加对韩出口额，日本政府至少能够略高于投资本金半数收回若干利息。总之，在这笔交易中，全斗焕和中曾根都得到了好处。

此后，韩日经济会谈在所有层次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频繁程度。1984年9月，全斗焕不顾公众的强烈反对回访日本。但此时韩日间除了历史认识等问题外还有许多其他悬案和问题尚未解决：第一是韩国旅日侨民待遇问题，韩国要求日本政府取消登记按手印的歧视性规定，以作为双边关系“进入新时代的象征”，日方则以强调现行规定的必要性婉言拒绝；第二是对日贸易逆差问题，韩国要求日方降低进口关税、减少进口限制，日方只愿意以扩大双边贸易方式加以解决；第三是技术转让问题，韩方要求日本转让高新技术、缔结相关协定，日方则认为这属于民间事情，政府只能予以鼓励。所以尽管两国官方都说双边关系进入了“新时代”，实际上两国依然处于“敬而远之”的状态。

6.“五五计划”与“三低景气（3저호황，三低好況）”

全斗焕知道，经济发展才是平息对新军部政权不满的强有力武器，因此他从政变成功后就开始接受“经济课外辅导”。1979年12月，全斗焕接受了经济科学审议会议事务局长朴凤焕的“经济课外辅导”，之后他又接受了金在益的辅导。得益于此，全斗焕具备了基本的经济见识。全斗焕在当选总统后，将金在益提拔为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并将他称为“经济总统”。得益于此，在清一色都是一心会出身的青瓦台，金在益能够提出金融实名制等主张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政权初期，全斗焕接受了金在益等人的强烈建议，不顾部分人的反对，推行了强有力的物价稳定政策，成功抑制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货膨胀，稳定了经济。全斗焕从国家发展的长远角度对经济政策进行了谋划，其代表性的事例就是金融实名制。金在益在全斗焕政权初期强烈主张实行金融实名制，令人惊讶的是全斗焕同意了这一主张。虽然由于党内外的强烈反对，金融实名制的实行最终受挫，但这一点足以表现全斗焕在经济方面的灵活性。

由于受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不景气以及重化工业投资过度所引发的经济失衡与通货膨胀的影响，韩国经济在20世70年代末、80年代初陷入停顿。支撑韩国经济增长的出口全面下降；7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重化工业在国际市场上并没有竞争能力，1983年前后韩国的重化工业的运转率只有20％-30％，存在巨大亏损；高技术工业面临困境，而传统的工业部门又被后起的国家赶超。在这种情况下，全斗焕大胆起用金在益为经济首席秘书。在金在益的主导下，全斗焕政府作以提高市场效能和稳定经济为目标对经济进行调整。1981年1月，全斗焕在施政演说中提出了减少政府干预的国家经济运行模式，使其逐步向“民间主导型”经济体制过渡的方针。第五个五年计划（1982-1986年）要求以社会经济的“安定、效率、均衡”为总目标，调整投资方向，把重点由以往的扩大生产规模为主转移到合理化、节能等技术改造和改企业素质上来，并加强对农业和中小企业的支援。根据这个精神，韩国经济企划院就产业结构改革、国有企业私有化、价格体制改革、金融与进口自由化等问题制订了相应的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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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斗焕政府初期，在重视宏观经济调整的氛围下，在投资方面比较关心基础投资。这对执行第五个五年计划比较有利。1980-1982年，电力、铁路、港湾等社会间接资本比重较高，对经济迅速摆脱低迷状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影响，韩国的物价上涨率飙升至28.7%，1981年全斗焕政府上台后曾达到21.4%的物价上涨率，但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就降低到7.2%，结束了8.15光复以来持续40多年的“高通胀时代”。

1985年9月，“五国财政部长广场协议”以后，与美元相联系的韩元与日元相比相对贬值，加强了韩国产品出口的竞争力。于是，韩国经济再次回到出口主导的高速增长的发展路线。此外，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韩国遇到了有利的国际环境。由于准备奥运会所引起的特殊需求和新的国际“三低现象”，计划所设定的指标如期实现。尽管1980年还是负增长，1981年的增长率也不高，但是，整个计划期间，实际增长率超过7.6％的计划目标不仅实现了，而且达到了9.8％；即使在1987年，经济增长率也高达13％。同时，物价也趋向稳定：1980-1981年通货膨胀还是两位数，而1982年便降为一位数，1983年后一直保持在4％以下。国际收支日益改善，1986年的经常收支出现了46.17亿美元的巨额顺差，1987年的顺差达到97.83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1117％。除1985年略有提高外，失业率逐年减少，由1980年的5.2％减为1987年的3.1％。同时，经济结构也有明显的改善。1987年，第一产业占115％，第二产业占31.9％，第三产业占56.6％。由于韩国经济基本上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发展，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新兴工业国家”，因此全斗焕自命为真正的“经济总统”。198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186亿美元，较1984年增加了363亿美元，为1962年的41倍，居世界第15位。同时，物价也趋向长期稳定。

不过，这时韩国物价稳定的原因与其说在于经济的内在机制，不如说大部分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人为的价格控制。外部环境主要指进口原油与原料价格的降低，特别是因为日本和台湾地区的批发价格下降，进而导致韩国进口价格的下降。所谓“人为”因素主要指政府干预，其中包括紧缩财政预算、工资抑制政策、公用事业费价格管制和利率抑制政策等。1981年，韩国经济低迷，财政赤字高达10500亿韩元；由于政府大力紧缩预算，从1983年起国家财政就完全扭亏为盈，而且1986年的财政黑字高达9585亿韩元。同时，政府采取工资抑制政策，压制了“汉城之春”时高涨起来的工人提高工资的强烈要求。所以韩国学界把这一时期的发展称之为“三低景气”，三低景气虽然在卢泰愚政府初期就已结束，但直到1997年爆发外汇危机的前一年1996年为止，韩国经济的发展势头一直很好。

全斗焕政府时期，随着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国内农畜产业的进口壁垒有所缓解，农民的负担有所上升，但在这个时期，由于经济高速增长，整个国家都充满了工作岗位。在外汇危机以前，“只要大学毕业就会被企业聘请”这一点绝对不是谎言。国民都认为只要努力就可以提升阶层，81.3%的国民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而基尼系数也处于0.2后半部分，显示出北欧水平的优秀收入分配。

总体来看，全斗焕时期韩国的经济一直处于比较良好的上升态势。

7.最低工资法的制定与最低工资委员会的设立

1986年12月31日以总统令的形式制定了最低工资法，1987年7月1日公布了最低工资法施行令。在第4、第5次经济/社会开发5年计划中，依靠高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经常收支顺差等，政府发表了最低工资制度试行方案，这是为了通过改善低工资状况以缓解工资差距和改善劳使关系。在引入该制度之前，作为对策，政府充分考察了劳使当事人及相关专家的意见，并于1987年成立最低工资审议委员会，同时进行了工资实态调查。

消极评价

关于全斗焕的消极评价，这是国人了解得比较多的。因此我就不展开描述了：

1. 恐怖政治

全斗焕的第5共和国政府与十月维新后建立的朴正熙的第4共和国政府一样，是韩国宪政史上最缺乏正统性和正当性的独裁政权。掌握政权的契机是12.12军事叛乱和5.17内乱的叛乱，而且全斗焕为镇压反对势力，不惜进行流血镇压。为了在掌握政权后继续维持政权，还采取了各种无理手段。请自行搜索“12.12军事叛乱”“5.17内乱”“5.18光州事件”“金大中内乱阴谋事件”“三清教育队”“保安司令部”“安企部”“富川性拷问事件”“6月minzhu运动”等等了解，我就不说了，评论区那些要我详细说他的恶的人，自己去搜索一波，别因为跟大家说了他的恶，把自己号弄没了。

2.犯罪率居高不下

很多人认为，因为采取了三清教育队等措施，全斗焕时期治安良好，没有什么犯罪。在韩国，不少老人和年轻人都认同这一点。但在全斗焕时代，犯罪率不断上升。杀人、强盗、强奸、纵火等4大凶恶犯罪发生件数在1979年（全斗焕执政前）达到5755件，而在1987年（全斗焕任期最后一年）达到9342件。在全斗焕政权时期，4大凶恶暴力犯罪的年均增加率为6.24%。

犯罪率如此之高的原因是，当时的检察官和警察不是为了稳定民生，而是为了投靠权力，在对国民的镇压方面更加用心。事实上，认为“全斗焕时期犯罪率较低”的人们没有进行批判性思考，而是盲目地接受了当时媒体报道的美化三清教育队的新闻。但三清教育队没有减少犯罪率。事实上，卢泰愚政府以后犯罪率才一直在减少，但因为现在的媒体可以自由报道各种犯罪，所以人们可能会错误地认为犯罪率比以前增加了。

3.人品

以上两点实际上是对作为政治人的全斗焕的消极评价。全斗焕的人品也不好，是个厚颜无耻的人（回忆录争议），也是个心理变态者。20世纪80年代北边间谍减少后，全斗焕在各机构对共负责人聚集在一起的反间谍对策中央会议上说“那些家伙不来的话会很郁闷的。只有他们来的话才能有机会让我们的军人得到战果，拿到勋章并晋升”，这一隐喻性的指示实际上在说“如果没有间谍，即使是无辜的人也要将其逮捕并殴打，制造出间谍来”。从这种反应来看，全斗焕这个人简直是个草菅人命的精神病患者。

1980年5月9日在庆州举行的金庾信将军追悼祭上，有人贴出了“金大中是假金海金氏，原名尹大中”的墙报，由此开始了对金大中姓氏的争论。当时担任保安司令官的全斗焕说“别去当总统了，就去找自己的姓吧”。作为保安司令官，全斗焕公开说出这种贬低他人的话，实在令人感到震惊。而且，当时金大中的姓氏是否真的是尹某还没有得到确认，全斗焕却就像已经确定了一样。

后来，金大中在掌权后展现出了和解与宽恕的精神，包容并款待了全斗焕，全斗焕对金大中的评价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与金泳三不断与全斗焕发生摩擦并争吵的情况不同，金大中与全斗焕展开了面向现实、面向未来的对话，卢武铉也曾对金大中和全斗焕的这种关系表示好评。

总体来说，全斗焕这个人，只能是八二乃至九一开，他是不折不扣的坏蛋，当然也做了不少事情。

参考资料：namuwiki、金光熙《大韩民国史》

参考

1. ^ 即《有关和平统一外交政策的特别声明》，称愿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下，韩国将向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所有一切国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不管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与韩国是否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