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奥匈帝国与同时期中国的关系如何？贸易往来情况是怎样的？ 第1页

经贸关系（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两国的贸易关系——《奥中友谊史》

另一类出口是向中国转让技术知识。出口技术，不能光在维也纳指导，而理所当然必须在中国当地进行传授，例如栽培葡萄。1904年，亚历山大·许布纳伯爵【*】在切福遇到奥地利的巴博男爵【*】。巴博男爵已在那里努力种了几年葡萄。因此，奥地利的对华出口补充了两项在数量上少、质量上有兴趣的项目。

【*】亚历山大·许布纳伯爵，即约瑟夫·亚历山大·冯·许布纳伯爵（Joseph Alexander Graf von Hübner） 、巴博男爵，即马克西米利安·冯·巴博男爵（Maximilian Freiherr von Babo，1862年至1933年），人物信息、一点介绍，马克西米利安·冯·巴博男爵工作的酒庄就是张裕酒庄，提及他的中文介绍。新疆的张裕巴保男爵酒庄（Chateau Changyu Baron Balboa）被吐槽了，因为 Balboa 是 Babo 的误拼。

大清参加1873年世博会——《大清王朝与奥地利维也纳世博会——源自清宫档案的记载》

19 世纪，是资本主义工业蓬勃发展及相继完成时期，工业革命的成果带来的是社会的进步和繁荣，由此也带来国与国之间的频繁交往，交往之一即是展示工业成果和各国特有的产品，以扩大商品市场，扩大贸易往来。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博览会应运而生，当时清宫档案称其为赛宝会、赛奇会、炫奇会、赛会等，亦称万国博览会。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官档案中，也有一些关于世博会的记载，大部分是当时官方的正式文书，从目前发掘出的档案中，有五件收录于军机处的档案：两件照会、两件清单、一件奏片，该五件档案记载了清政府被邀参加 1873 年奥地利维也纳赛会的过程，那次赛会，当是清政府官方记载派员参加的最早的世界博览会。
奥地利，欧洲中部内陆国家，1867 年与匈牙利合并为奥匈帝国，清宫档案称之为奥国，并称奥地利为奥斯马加。
1870 年 10 月 21 日，奥地利驻华公使嘉理治【*】照会清政府总理衙门，称“拟于三年后在本国京城睇唁呐地方立一各国各项物件公会所……请贵总理衙门饬知南北通商大臣、各口海关监督示知各处工商人等知此一切，谅工商人等自必鼓舞乐从，各持精奇之物送往公会比较”。文中“唁呐”就是维也纳，将于三年后即 1873 年设立一个“公会所”，设立的目的是对“各国各项物件”进行展示比较。照会中，嘉理治公使除邀请大清国届时赴会外，还对这一赛会的来历作了简单说明，称该公会早在 19 年前就已经召开过，最初是在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轮流举行，每四年一次。该会成立的目的，就是邀请各国将所制造的农林工商等各业产品，在会上通过展览、比赛、销售的方式，比较出优劣，使优良产品能够广泛推广，以获取最大利益，同时刺激低劣产品，使之通过会后改良达到更加完美。比赛时，由各国派官商各一人予以监视，比赛的结果最终由举办同认定。

【*】嘉理治，即海因里希·冯·凯里斯男爵（Heinrich Freiherr von Calice）。

接到邀请后，大清国是如何反应的呢？这在 1872 年 7 月 28 日嘉理治公使给清总理衙门的照会中，可以找到答案。
照会中提到，1870 年 10 月 26 日总理衙门照复奥地利驻华公使，称已将维也纳赛会一事转告南北洋通商大臣，由各大臣再行转知各关税务司，出示布告，晓谕各行商人及各项手艺人准备赴会。1871 年 12 月 31 日总税务司赫德致函总理衙门，称各通商口岸凡有运往维也纳赛会的货物，一律免收所有税课。所以，从总理衙门的照复及赫德的信函中，就可知当时清政府于赛会一事是有所举动的。
其实在 1871 年的秋天，嘉理治公使与恭亲王奕诉曾就维也纳赛会一事进行过商谈。奕诉当时表示，“欲按照中国所能之事，相为扶助。”但是对于派员赴会，却感到十分为难，认为我国极有可能不参加这次赛会。原因有三：一是我国百姓还不能领悟外国举办赛会的深远意义；二是路途遥远；三是运送赴赛物品所需花费的银两太多。
针对大清国的赴会反响，奥地利又是如何表示的呢？1872 年 7 月 28 日的照会中，嘉理治公使首先对大清国欲极力相助赛会之意，表示非常感谢，同时奉本国之命，将“本国与泰西各国如何预备此公会之法”，一一告之总理衙门，其最终目的就是竭力敦请并促成大清国的赴会。
嘉理治公使称：“查各外国出力相助此事与本国无异，凡欧罗巴、亚墨利加之大邦，以及天下其余紧要之国，均因本国请其相助此事，立昭应允，设法将该国以及其属国所出各件，送往公会。而且各国特派承办此会之人，凡有皇帝、君主各国，譬如德国、俄国、英国、伊国、日本国，均派其本国之亲王为总理此事之首。其各该管官均于各处出有告示晓谕，并托人送物，以便众人妥为相助此事。”意即欧美等国一接到本国办理赛会的邀请后，都马上答应，并委派亲王办理相关事宜。具体方法为，一是晓谕地方由百姓托人送物，二是百姓不能办理者则由国家办送。除一般物品外，所有重要物品先集中一处。统一由枪炮局、各处公局运送。在运物的同时，还将制作此物品的方法、使用的机器，以及该机器的制作方法等，都逐一附加说明，以便观览者一看即知。另外，各国印制的书籍、图样，以及各种公用器具，“或另外与该国有相干之物，均送往陈列”。由于国与国的体制不同，距离会场的远近不同，所以各国办理的方法又不尽相同。如“土耳其国、波斯国、麦西国之办法，与德国、俄国、英伊各国送货之事，皆有区别”。在这些国家之中，既有百姓参与赛会较国家更为热衷者，亦有国家办理运物多于百姓者，但不管怎样，目前最重要的一点是，现在各国已将赴赛物品准备完毕，这些物品一经在赛会上展出，必定会增长人们的见识，开阔人们的眼界，对各国一定大有益处。嘉理治公使之所以要把各国办理赴赛的情形告诉总理衙门。最终目的就是让大清国去借鉴、去参考，以便能够届时赴会。
那么，东道主国的准备情况又是如何呢？首先，奥地利国王为“亲欲总理保护此公会一事，特为施恩，暂让依近宫殿之博拉德尔花园内中之地一分，作为立公会各堂之所”。即赛会场址，选在奥地利皇宫附近的花园内。为了建造会场，不惜花费数百万银两，“将该应用各堂及房屋花园等处。设立极为宽大。内外一切修饰甚为华美”。关于各国物品的陈列，规定一国一馆。在馆内自行摆放。嘉理治公使还特意表示，对于大清国也专门设有场馆，即“贵国国家以及贵国各省所欲陈设各样之物件。亦系单为一堂”。除此之外，为方便各国转运货物以及赴会人员的往来居住。还由官方出面修建铁路、疏通河道，并建盖了许多客店。为使赛会能够圆满举办，奥地利国王特意选派精兵强将负责赛会诸事。一派其弟嘉亲王“作为保护该公会之显官”；二派“有本国最尊重之大臣，并有各等才能之人”分管公会各项事务；三派宗室赖亲王“为各该管官之首”；四派一等伯爵帅大臣总理赛会一切事务，并称帅大臣不仅为各国所深知，且办事极为干练灵活。另外，奥地利国家还派专门委员负责地方事宜，各委员借助地方官的帮助，将各省及各处府县的货物以及工匠所做的各项物品聚集一处，送往京城维也纳。
除了将外国和本国的准备隋况详细述说外，嘉理治公使还大力宣传举办赛会的意义，称此次赛会将会比以往更有收获，原因有二。一是上次公会“所实验之事”，以及各国近年所修、所创之法都将在维也纳赛会上得以充分展示；二是与会国家将增多，因为维也纳所处之地相对于英法京城更方便于四方之国赴会。为进一步阐明意义，嘉理治公使还列举赛会章程之一。称自古以来，各国最为分心谨慎的事情，不外乎农业、冶炼矿石、国家武备、船务、修城、修理水旱道路，并军队、师船、国民教养等事，而通过赛会，将以上各国之上等并精美物品聚集一处，使赴会者得以一览无遗，无须再奔走各国学习。最后，嘉理治公使还将有关赛会的章程汇集成书，并将场地、所设各馆以及附近的花园房屋等的图样，一一粘附于照会之后，以便清总理衙门全面阅览。
为了使大清国赴赛，奥地利公使还具体开列了清朝各省的名胜物产，称如能将以下各物送往公会比赛，本国深感荣幸。所开物品如下：
1. 盛京(今辽宁)奉天府所产皮货，如貂皮、狐狸、银鼠、猫皮、灰鼠、熊皮、虎皮，以及野粗丝、丝茧、高丽布等物。
2. 山西太原府所产各种生铁、熟铁。铸铁：如铁盘、铁犁等，钢铁：如腰刀、扎枪、钢针等，以及解州所产的盐等物。
3. 山东青州府博山县所产料货、绸料、蚕茧等物。
4. 河南芦山县所产野粗丝、绸料，怀庆府所产钢铁等物。
5. 四川所产各种绸料，如蚕茧生丝，织有花样的绸缎，绣花绸缎及绸缎面鞋等，以及铜、白铜、铅、白铅、麻布、碎麻、白蜡，并各种新奇药材及麝香、牛尾等物。
6. 贵州遵义府所产生绸、丝茧。
7. 云南所产普洱茶叶。
8. 湖北湖南所产各种夏布、麻布等物。
9. 江西所产制造各种瓷器使用的土以及装饰瓷器使用的颜料，以及各种瓷器的样式，并请注明各土各料的名称及产地。
10. 江苏安徽所产各种绸料，苏州所产油漆货物、银制首饰、绣花绸缎等物。
11. 浙江所产各种首饰、缎子及假珠子等物。
12. 广东广西因所产货物繁多，请自行采择送往。
该清单所开涉及 15 个省，内容以皮货、丝绸、瓷器为主。
经过奥地利公使的多次敦请，大清国是否参加了这次赛会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在总理衙门呈给光绪帝的一份奏片中可以得知。
该件奏片是 1878 年 2 月 13 日奏报，同日光绪帝批阅的，此时距离赛会举办已相隔五年之久。奏片内称，奥地利赛会，曾由总税务司赫德选派税务司汉南等人办理。这次赴赛，“承其国异常优待”，赛会结束后，总税务司、承办税务司以及备办送货之各关税务司、帮办等员，都得到了奥地利国王赏给的宝星、功牌等件。为答谢奥地利国家的热情款待，汉南建议，“将奥国曾经优待之官绅内，择其于中国尤为和恰者，分别开单请核，可否奏请赏给宝星，以示酬答”。总理衙门认为，本着两国外交的礼尚往来，应批准汉南的建议。又称如蒙皇帝恩准，即马上咨文南洋通商大臣，请其转饬江海关查照样式制造头等宝星六面、二等七面、三等两面，制成之后交与赫德。制作宝星的费用，在江海关洋税项下核实开销。对此，光绪帝马上应允，批示“依议”二字，在赫德开列的奖赏奥地利官绅宝星的名单上，亦批一“览”字。所以，从这一奏片及清单上，即可知清政府不仅选派官员带物赴会，而且两国相处极为融洽。 综上所述，1873 年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名为“各国各项物件公会”的万国赛会，中国的确参加。这次赛会，极大地促进了各国商品的交流，但最终意义却在于扩大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往来，扩大并丰富了各国国民的见识，开化了人们的思想，使世界得到进步和发展。正如嘉理治公使所称，“如将此事办理实为妥协，即不止于通商事务有益，论其归结之处，乃系愈有此公会，愈可以扩大其贵贱官民之识见”。从奥地利公使开具的我国参展物品清单可以看出，虽然尽是天然产品及手工艺制品，这与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中国的赴会，从被邀请到欲尽心扶助，到面露为难之色，到最终派遣官员携物赴会，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进步，是一个与世界相融合、相适应的过程。奥地利公使曾称，在各国倾力相助会务时，本国因与贵国签有和睦条约，如不邀请赴会，实有悖两国关系。既然赛会“有教化各国”之意，如中国“果能自愿扶助天下”派员赴会，那么中国的这一举动，必将作为与外国和睦相处的凭证，并“乃可为贵国大皇帝行政之吉兆也”，意即为贵国治理国家的吉祥之兆。
奥地利维也纳万国赛会是我国官方记载的第一次参加的世界博览会，随着档案的进一步发掘，相信会有更多记载展现在世人眼前。

天津奥租界

天津市地方志网的简介

第一章 租界的划定、扩张与收回

第一节 划定与扩张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俄、意、奥三国则以其占领之地区划为租界
......
九、奥租界
奥匈帝国原来与中国毫无外交冲突，只因在各方面尾随德国，才参加到八国联军里来。因此，它作为“交战国”之一，也参加了勒索中国的活动。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与天津城隔海河相望的河东地区由德军的一支部队占据。这支部队后来调往北京，改由奥军驻守。是年十月七日，奥国政府即命奥国驻华公使齐干(Moritz Freiherr von Czikann)通知各国公使团，奥国应获得与列强相同的权利，也将在天津设立领事馆并开辟专管租界。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二十八日，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与奥国驻天津署理领事贝瑙尔(Dr.Karl Bernaiier)订立了《天津奥国租界章程合同》。划定奥租界的范围为：京山铁路以西，海河以东，意租界以北，金钟河(今狮子林大街)以南。占地1030亩，为天津各国租界最北面的一个(另有988亩、1000亩、1186亩、1200亩等说法)。

第二节 租界的收回

二、奥租界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参加了协约国集团，1917年8月14日对奥宣战，并宣布收回奥租界。同日，中国军警进驻奥租界。9月1日，中国政府与协约国达成协议，同意中国政府收回奥国在华租界。1919年9月10日，协约国与奥国在巴黎附近的圣日耳曼宫签订了《圣日耳曼和约》，其中第116条确认了中国收回奥租界的正当权益。收回后的奥租界改名为特别第二区。

第二章 租界的管理机构

第一节 行政机构

一、董事会
奥租界设立初期，因界内很少有奥国人居住，所以董事会由奥国驻津领事指定6名中国人组成，奥领事为当然会长。以后随着奥国人的逐渐增多，遂选举出由奥国人和中国人共同组成的董事会，但董事长仍由奥总领事担任，租界的管理权也都操在奥国人手中，设在布达佩斯的奥匈帝国政府对董事会的决定有否决权。
二、工部局
奥租界工部局的职通较其它租界为弱，工部局下设警务处、工程处、捐务处，并设卫生巡捕长1人，专门负责界内卫生。然而由于奥租界交通不便，也缺乏运输设备，工部局除了一般的警务、卫生和养路外，很少有所作为。由于没有下水道系统，粪车和粪桶仍是租界内的主要卫生设备，居民用水由济安自来水公司直接供应，用电则由法租界电灯公司供应。

第二节 司法机构

一、警察机构
奥租界的警察称巡捕。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期间，奥军当局便把所占领地区划分为4个地段进行统治。工部局建立后，仍保持这4个管理地段，第一地段由东浮桥大马路向南直至意租界(今北安道)；第二地段包括粮店前街、粮店后街、小口、大口一带；第三地段是西方庵、于厂大街、兴隆街一带；第四地段为十字街、牛家台、地藏庵、白衣庵一带。每一地段设一派出所，由一名副巡捕长带领两个头目，负责全地段的治安工作。
工部局设警务处，负责治安。警务处有巡捕长1人，由奥国人担任；副巡捕长1人，由中国人担任；雇用70—80名中国人充任巡捕。警务处下设侦探处，有侦探长1人，便衣侦探10余人。

第三节 财税机构

八、奥租界工部局财政处
奥租界财政由工部局财政处管理，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租界内各种捐税，工部局内设有捐务处。由于奥租界的开发、建设较其它租界为差，租界发展呈自流状态，其财政收入在中国政府接收后的1924年仅为10万元，因此在奥租界存在期间，也不会高于此数。其财政支出也仅限于一般的养路、卫生与警务等。
奥租界捐税由工部局捐务处负责征收。主要有地税、房捐、商铺捐、车捐、杂捐、码头捐等。由于租界建设、环境卫生都远较其它租界为差，很少有外国侨民居住，捐税征收主要来自中国居民。

第四章 房地产业

第一节 土地开发

八、奥租界的土地开发
奥租界的土地开发较其它租界为差。根据划定租界时所签协议，界内一切官地，均无偿转与奥国；私人房地，奥租界当局有权作价征购；对于不知业主的土地，在贴出告示后一年之内如无人问及，租界当局可将其充公。这种直接侵吞掠夺的办法，虽然使奥租界当局获得了租界土地的管理权，但却没有更多的办法吸收私人来租界投资，遂使奥租界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垫平工程，因此奥租界的地势比其它租界都低。
光绪三十三年(1907)，奥租界工部局组织了一家奥租界建造公司，大量吸收中国人投资，但该公司主要是进行房地产经营牟利，并没有致力于租界的开发。

第二节 房地产经营

四、仪隆公司
是为仪品放款公司附设的专门经营奥租界及意租界一带小型房产的出租业务的房产公司，后来又在河东区建了大批平房，租赁者多为劳动人民。
六、奥租界建造公司
光绪三十三年(1907)奥租界工部局所设，主要经营房地产，吸引中国人投资，在租界内购地建房。

第三节 房屋建筑

四、住宅建筑
(二)公寓式住宅 ......
香港大楼 坐落英租界香港道(今睦南道与马场道交口处，马场道2号)，由奥地利建筑师盖苓(Geyling)设计，建筑平面呈L型，砖混结构，地上五层，地下一层，为现代建筑形式。该建筑东南两面外墙以二层开始向外挑出2米直至顶屋层，既增大居室面积，又作为封闭暖廊。外檐采用大面积玻璃窗。各层单元布局紧凑合理，主要房间设在东面和南面，以利于日照和采光。厨房，浴室设备齐全。
民园大楼 坐落在英租界伯斯道与爱丁堡道交口(今长沙路与重庆道交口处，长沙路68号)，由奥地利建筑师盖苓(Geyling)设计，局部四层，带半地下室。大楼立面比例协调，南面中段有9个开间长的通阳台。每层有4个单元组成，各单元内部布局各不相同，其功能一致，均设卧室，起居室、厨房、备餐间及卫生间。

第七章 市政及公用设施

一、道路
奥租界的主要街道是与东浮桥(今金汤桥)相接的大马路(今建国道)。这条大马路以北地区，在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就已经是人烟稠密的居民聚住区，街巷早已定局，有兴隆街、十字街、于厂大街、粮店前街、粮店后街等几条街道。这一地区与天津旧城东门外隔着海河，河中有一座用木船连接在一起搭成的浮桥沟通东西两岸的交通，故这一带被称为东浮桥，商业比较繁荣。大马路以南地区，则是住户不多，尤其是在今建国道民主剧场附近，有一个大水坑，地势低洼，住户寥寥无几。大马路两侧的地势陂陀，北高南低，坎坷不平。但在海河东岸沿岸向南的狭长地带，却是长芦盐集中堆放地——盐坨，设有收税机关——盐关厅。
奥租界划定后，奥工部局即强令大马路以南地区的住户拆房搬家，挖高填低，垫平水坑，开辟了4条用碎石铺成的马路(即今之建国道、民主道、进步道、自由道)，并辟有横行马路平安街、寿安街、庆安街。但总的讲，由于租界当局没有对整个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加高垫平工程，以致整个租界地势显得比其他租界为低，路面质量也差。
三、桥梁
金汤桥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比商电车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开始经营围城环行电车通车，并着手修建从东北角通往东车站的电车线路，中途必须经过奥租界。为此，由津海关、电车公司及奥、意租界合资，将东浮桥改建为钢架桥，名为金汤桥。

第九章 文化、教育、体育、卫生

第四节 卫生

二、环境卫生垃圾处理
奥租界的环境卫生基本处于自流状态，由于没有下水设施，粪车和粪桶仍是租界主要的卫生设备。

第十章 人口、宗教

第一节 人口

九、奥租界人口
奥租界北部原为天津旧有的居民区，光绪三十二年(1906)时有人口2988户，25744人(其中外国人80户，232人，中国人2908人)。奥租界南部地势低洼，为平整土地，奥租界当局曾强迫几百户居民动迁，所以在宣统二年(1910)时人口有2724户，17044人，人、户均有减少，但外国人却达到261人，比光绪三十二年(1906)有所增加，这261名外国人中，奥国人204人，其它外国人57人。

第二节 宗教

比、奥租界因开辟较晚，且未开展市政建设，故宗教势力没有伸入进去。

第十一章 租界恶疾

第一节 政治阴谋与事件

三、协助清政府镇压革命党人
王钟声是清末著名戏剧家和革命家。
义和团运动后，他为了救国救民，积极从事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工作，用以宣传革命道理，教育广大群众。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去上海参加领导了武装起义。为了亲自策划天津的武装起义，他毅然辞去沪军都督府参谋的职务，只身化装北来，到津后即住在河东奥租界于家大院。
不料王钟声下火车以后，即有暗探局的便衣跟踪，宣统三年十月十二日(1911年12月2日)，直隶总督陈夔龙，暗探局长杨以德串通奥国驻津领事将王钟声等人逮捕，然后交给天津镇总兵张怀芝发落。次日晚王钟声即被绑赴疙瘩洼营地杀害。

第二节 奢糜生活与犯罪

在英租界、美租界、德租界和奥租界内，赌博、盗窃活动也普遍存在。

奥国人看中国

斯洛文尼亚人眼中的义和团运动【个人翻译】——《解读20世纪初斯洛文尼亚报纸关于中国义和团运动的报道》

斯洛文尼亚报纸对义和团起义的报道

20世纪初，今日斯洛文尼亚境内总共有发行三份斯洛文尼亚语的报纸。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天主教日报《斯洛文尼亚人报（Slovenec）》，受到了最强大的斯洛文尼亚政党——斯洛文尼亚人民党（Slovenska ljudska stranka）的政客的青睐，也得到了天主教会的支持。自由主义倾向的《斯洛文尼亚民族报（Slovenski narod）》经常批评当局，在德意志人占多数的马里博尔（Maribor，当时称为马尔堡（Marburg））发行。在君主国最大的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发行着另一份持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团结报（Edinost）》。
当时发生的国际事件并没能引起斯洛文尼亚语报纸的重视，因为这些报纸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将奥匈帝国政治体制向着能给予境内斯拉夫民族更大权利这一方向的改革。虽说如此，这些报纸还是对于世纪之交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产生了兴趣。
例如，1900年6月13日的《斯洛文尼亚人报》上，一篇标题为“中国的革命”的文章写道在这个天朝帝国发生的事情震惊了整个文明世界。该报道继续说，在中国的欧洲移民的生命和财产面临着极大危险，并指出如果列强不能迅速介入，许多人将成为在欧洲被称为“义和拳民^[1]”的狂热中国群众的受害者。6月26日的一篇文章（“中国的局势”）中得出了结论，由于所有与北京的联系都被切断了，只靠来自上海的零星消息是没有办法写出准确可靠的报道的。受到天主教会影响的《斯洛文尼亚人报》公开支持欧洲列强的军事干涉，以便这些列强能够保护其在华经济利益。他们认为，有必要除掉慈禧太后和她的官吏，因为正是她们指示人民去对抗外国人。该报称，奥地利把玛丽亚·特蕾莎号^[2]派去了中国，将会参与这场行动。实际上，奥匈帝国派出了四艘战列舰来参与这场国际干涉行动。7月24日，《斯洛文尼亚人报》（“中国的局势2”）也报道了德国报纸《科隆新闻（Kölner Zeitung）》上的一个故事，该故事指出，西方文明必须用火与剑、铅和铁来获得胜利，或是走向灭亡。他们说，如果野蛮人谋杀了欧洲人，习俗上应该是将凶手的村庄整个摧毁焚烧。他们接着问，按照原始习俗惩罚中国人的话，是否可以减轻其残酷程度，毕竟中国人证明了他们连野兽和食人族都不如。这些粗鲁大胆的文章发表之际，全世界都在猜测中国人杀害了所有外国外交官、传教士和平民，但这些后来都被证明是子虚乌有、过分夸大的。
^[1]《斯洛文尼亚人报》9月5日（“今日新闻”）报道称：“欧洲第一个义和拳民社团在耶塞尼采（Jesenice）附近的萨瓦（Sava，一个斯洛文尼亚小镇）正式开张了。他们暂时还没有社团章程，但无论如何，他们的目标已经众人皆知。第一：喝酒……一些秘密活动是在林地里举行的，剩下的在旅馆里举行”。这条新闻显然是一个笑话，用讽刺的手法来解读这场起义。
^[2]根据 Čeplak Mencin (2012, 97)，此次干涉行动的奥匈海军司令是来自托尔明（Tolmin）的安东·豪斯（Anton Haus）。他是玛丽亚·特蕾莎号的舰长。
的里雅斯特的《团结报》一般对中国持有正面态度，但在7月5日的以“中国的恐怖”为题的文章中写道，根本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外交官是否还存活于世，其结论是：
『今日，我们再也不能询问中国人是否有权在其领土上保持主权了，今日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中国人对无辜平民的血腥行经显示他们是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那些无辜平民并不应该为全球政治造成的事件负责。』
《斯洛文尼亚人报》怀着特别关切的心情，于7月4日（“中国的局势”）报道了德国公使克林德（Ketteler）被杀后，德皇威廉二世向出发去中国的德国士兵所做的演讲：
『中国人在一片寂静和平中宣战了……德意志国旗被冒犯，德意志民族被羞辱。要严苛惩罚他们，以此来树立榜样……如果德意志的国旗不能在中国、在北京城墙上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国旗一起飘扬，我就不会歇息片刻。』
他们还发表了一篇来自柏林的德皇声明，即当他们（指中国人）对上他们的敌人（指德国）时，要让他们知道（德国人）不留俘虏，一个不剩。要打得让中国人在接下来一千年里都不敢错看德国人。
自由派报纸《斯洛文尼亚民族报》在7月23日以“奥地利的战争贩子”为题，对德皇厚颜无耻的演讲作出了非常尖锐的批判。他们觉得德皇威廉二世充斥着血腥复仇的暴躁演讲，已经让“我们伟大的德意志朋友们”疯狂了。“德国人在哪里，我们国家也要在哪里！北京的流血事件只是我们那些嗜血的民族主义记者在欢迎屠杀和掠夺光临而已。奥地利跟中国有什么关系”？《斯洛文尼亚民族报》问道。“经济利益迫使欧美去让中国重新开放外贸。但奥匈帝国与中国的贸易聊胜于无。为什么我们的士兵要去让英国、美国和德国商人的利润翻倍”？基于其反殖民的立场，《斯洛文尼亚民族报》在6月20日一篇题为“中国人眼中的中国”的文章中写道：
『外国施加给中国的苦难是罄竹难书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容忍被这么做。中国实际上正在四分五裂……一场真实的瓜分中国大戏正在上演……因此，中华民族开始敌视外国势力是很自然的，这些外国势力可是在他们的家乡作威作福，一场针对外国人的革命已经开始，太后也坚定起来，对外国宣战，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在7月30日发行的《斯洛文尼亚民族报》中，题为“德皇的战斗口号”的文章指出，德皇的演讲违背了受过教育的人的自然感受，因为德皇呼吁德国军队杀死并屠戮所有拿刀的东西。这不能被视为是公平战斗，不再是人与人的决斗，而是大规模处决和屠杀。
《斯洛文尼亚民族报》也对在华传教士散布仇恨的角色持尖锐批判态度。其在7月9日那一刊（“中国的战争”）总结道：
『这些人（传教士）把信仰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这个信仰即没能让中国人理解，又破坏了传统的中国信仰和习俗。我们只要这么想象一下，如果佛教传教士来找我们，如果他们试着教育我们说我们的宗教毫无价值甚至有害，如果他们干涉我们国家的内政事务，甚至还来干涉我们的妻女，结果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政府没有事先流放他们出境，国民就会处决他们。』
鉴于当时的斯洛文尼亚人是最虔诚的天主教民族之一，再加上一些斯洛文尼亚传教士在斯洛文尼亚主教的赐福下前去中国传教，上述批评的背后有着惊人的勇气。《团结报》和《斯洛文尼亚民族报》对那些在华的狂热天主教传教士批评多多，这也是由于他们有着反教权的意识形态。有趣的是，奥地利审查机构没有妨碍这些“颠覆性”思想的公开发表。的里雅斯特报纸《团结报》也对国际联军干涉中国这件事持有相对批评的立场。1900年7月5日的那一刊，该报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门罗主义不能也对中国有效，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一文中，《团结报》补充道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接受对自己如此咄咄逼人的外国人，这会让他们在自己的故土上变成“外国人”。
总而言之，当时的斯洛文尼亚主要报刊对欧洲军事干涉中国一事采取了相对批评的立场。他们谴责中国势力，特别是义和团屠杀和谋杀外国国民，但也很快指出，外国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企图分裂中国，中国人是有权自我防卫的。

匈牙利工程师1904年访问天津有感【个人翻译】——《我们的小中国，天津的奥匈租界》

作者：Géza Szuk，由 Mátyás Mervay / 马加什 翻译成英文。

苏克·盖扎（Szuk Géza）是甘茨工厂（Ganz）的首席工程师，1903年7月至1904年2月间访问过中国和日本，以研究两国的经济、财政和技术情况；本文由其亲自撰写。

在四年之前，中国爆发了所谓的义和拳叛乱，欧洲与日本的联合军不得不建立秩序。
当时的驻北京使馆已经位于一个单独的区域（东交民巷），在叛乱期间遭到了义和拳民的围攻。他们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他们度过的那段困难时光可以通过仍然伫立在使馆区街道上的护墙来证明，这堵护墙上满是中国子弹的弹孔。目前，使馆区位于该市一个有坚固护墙的区域，每个有驻华外交代表的列强都对使馆防御极为上心。
众所周知，叛乱被镇压了下去，我们的君主国（奥匈帝国）也参加了军事行动，也获得了属于他的胜利和赔偿（1901年9月7日的《辛丑条约》）。北京一处街道拐角处的教堂现在承载着对死者的回忆，这条街道以海军上尉托曼（护卫舰舰长爱德华·托曼·埃德勒·冯·蒙塔马尔（Eduard Thomann Edler von Montalmar），1900年7月8日死于北京）命名，他是在围攻中死去的。
战争结束后，（奥匈帝国）国内许多人都不赞成奥匈在天津占领的租界：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新负担、不需要的东西，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想要殖民。现在，我有机会在这个地方逗留一段时间，以研究我们的小中国的风土人情，如果我告诉你一些关于这里的事情，那么我相信，我在这里做的事并不是无用功。
当我离开欧洲时，我以为会在天津看到非常原始的社会，但是我的期望落空了。天津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拥有约100万名居民，因此比天朝帝国的首都北京人口还要多。天津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城市，另一部分是欧洲租界。
城市位于白河（现为海河）岸边，大运河的一侧，大运河是帝国的一条相当宏伟的水运路线。从天津由白河入海的这一条航线通航情况良好，载重约1,200至1,400吨的小型海上船舶可以在上面航行，交通很是繁忙。河岸边有村庄和肥沃的田地；河水那奇怪的颜色像是巧克力一般，它带着这么多的泥浆和垃圾，以至于人们都不会认为它还能算是河水。
河岸右侧的中国城市旁边有日本、法国、英国和德国租界。我们的租界位于河岸左侧，位于最有利的地方，紧靠白河、大运河和津京铁路（正确说法应该是京津铁路）。我们南方的邻居是意大利人，更远一点的是俄罗斯和比利时租界。外国人统治的面积比中国人还要大。
我们的租界几乎全是中式建筑，就像一座真正的中国城市。它的面积大约是60平方公里，和布达佩斯市中心的面积一样大。靠近铁路的华人公墓有1万座坟墓。虽然现在这里禁止埋葬死者，但在下雨时这里仍然让人感到不快，因为这里会被雨水淹没，让棺材松动。迁移公墓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人的信仰认为死者不得受到干扰。不过，在中国，用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用一些小钱来赎买坟墓。
其他列强占领的租界大部分都是空地，或者已经被欧式建筑占满了，辅有良好的道路和林荫道。
首先介绍下英国和法国的租界。在英国租界里，有一个漂亮的市政厅（戈登堂（Gordon Hall））、一座公园（维多利亚公园（Victoria Park）），军营和全中国最好的宾馆：阿斯特宾馆（Astor House），其服务与便利性甚至超过了我们的宾馆。
法国租界主要是学校和有牧师修女在职的医院。传教士大多来自法国，我也必须指出，他们在传播信仰的同时也很善于管理世俗事务。在这里，教士们的收获颇丰，北京的法国主教法维尔先生（皮埃尔-马里-阿方斯·法维尔-杜佩龙（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Duperron），1837年至1905年，北直隶的名誉主教（Vicar Apostolic）），不仅是位研究深入的中国通，也是一位杰出的商人。
离中国人的城市最近的是日本人的租界：那里过去也是满地建筑的，但是在战后，日本人干脆烧毁了中国人的屋子，剩下的一并拆掉了。现在，他们正在按照欧式风格建设一个全新的城市。
德国人的租界也遵从了日本人的例子，一眼望去根本看不到中国人的房子，如果某人沿着德式风格的别墅排房散步，看到的都是德语的标志，那么他可以认为他就是在德国的某处乡间小镇。德国在这里派驻了很多士兵。
我们旁边的邻居——意大利人只得到了些中国泥屋和土坑，但建设计划已经准备就绪，在短时间内，这里将会是一个井然有序的欧洲城市。
俄国人花费了无数精力去划分他们的租界，目前他们总共建了150栋房子。除此之外，他们还在规划道路和桥梁。
列强都对天津租界的前景非常感兴趣，因为这里是华北的贸易中心：他们都渴望为自己的工业和贸易确保下一块市场和一群消费者。在远东运营的大部分银行都在这里设立了分行。每个国家都想争夺第一，因为虽然目前贸易额没有他们所期望的那么高，但是考虑去年中国进口额的20%都是在天津产生的，随着时间推移，情况会变得想他们期望的那么好。至于出口方面，来自蒙古、西藏和华北等地的产物都从这里出口到华南和世界各地：如毛皮、皮革、羊毛、骆驼皮、许多许多马匹、绵羊和猪等。虽然华北地区的产物不如南方地区丰富，但上述商品仍具有相当的价值。
天津在军事方面很重要：这里有许多欧洲军队，因为列强很清楚，在动乱时期，这里是控制北京的好地方。
就我们的租界而言，迄今为止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我们正在建造一座领事馆，也就这样了。有计划建设一个更大的兵营，也可以为防卫租界的目的去翻新。该地区与中国人的城市通过一座浮桥相连，每两小时为过往的帆船开放一次。在这些时刻，我们可以见到那最为跃动的生活情景，这是中国城市最典型的特点。成群的动物、黄包车、手推车和无数的人聚集在岸边，等候过桥。大约有3万名中国人住在我们的租界。街道是狭窄的，宽2至3米。居民们主要是一些富有的中国商人、骗子和贸易商。这里有中国人期望的一切：剧院、浴场、鸦片馆、典当行、甚至还有华语学校，在那里，孩子们成对地坐在他们的小书桌前，桌上摆着课本、书写工具和茶杯；戴着眼镜的驼背教师对外国游客致以敬意。
街道整洁干净，因为这里禁止乱扔垃圾或者让猪乱跑，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最困难的任务就是让中国人意识到清洁的重要性。在所有这些成就中，行政权威的建立是极为出彩的，这里驻扎有以雨果·阿库尔蒂海军中尉（Hugo Accurti）为首的40名海军陆战队分遣队。阿库尔蒂的副手是一名海军少尉和海军军医。最高指挥坐镇北京。军官们住在一座中式小房子里，旁边是政府建筑、如法院、税务局和警察局。租界秩序由70名中国警察负责维持，他们被称为巡捕，面容严肃，驻在四个派出所里。每天早上，他们会根据快速程序，对前一天抓获的非法侵入者判刑。惩罚是25次竹棍杖刑、罚金或戴木枷，这个所谓的木枷会紧锁在犯人的脖子上。
行政事务由富有华人组成的市议会处理，分遣队军官和我们的天津领事在投票中权重极大。奥租界华人很满意现在的局势，因为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与对待欧洲人无异，但中国政府则带着嫉妒的眼光看着奥租界华人享受的待遇，他们认为领事管辖权损害了他们的主权。如果中国人在租界之外犯了罪，那当然属于中国政府的管辖范围。
在市政大楼对面的前佛寺里，驻扎着我们的海军分遣队。这些士兵住在中式宿舍里。院子里有寺庙，其中有尊7至8米高，镀金的木制佛陀雕像。这是个奇怪的景象，水手们在这位圣人面前给他们养的马匹做清洁，或者把屋子里的干草拿出来。一个小礼拜堂似的屋子被当作了仓库。这里还有一家军医院。我在水手里找到了一些匈牙利好小伙。
虽然街道经常会被冲水清扫，但是有时爆发出的恶臭还是让人难以言表，不过这在中国是很常见的事情了。公务员体系/行政体制需要花钱，但税收压过了支出，每年都有不少的财政盈余，所以这个租界对我们来说不是负担，反而能带来收益。
以其他列强为榜样，利用我们的租界来发展商贸是不会有任何坏处的。在所有欧洲租界中，我们的租界位于最佳位置：我们拥有约1.5公里的白河河岸，河岸在天津是很重要的，毕竟交通运输离不开大运河和白河。在东侧，我们靠近京津铁路，所以不论是海运还是陆运，我们的租界都得天独厚。
当其他列强从中国人那里租借他们的租界时，我们的租界已经是奥匈帝国的领土了，我们占领了这里；这是一份只涉及私有产权的协议规定的。因此，如果想要建设私人建筑或地段，我们必须协商征用那块地，协商赔偿费视房屋的情况而定。公共建筑，如寺庙，已经被我们占领了，它们属于我们。
整个白天的时间里，街上到处都是人。在街角处有巨幅红色海报，广告在剧场上演的节目。中国人爱死剧场了，就算是在最小的村庄里，起码也会有一个剧场，拥有数个剧场的情况也不少见，剧场是个开放的舞台，在台上旅行艺人会逗笑他们的观众。话说回来，毕竟每个中国人都是演员；最重要的是保持平静，同时就算什么事发生都不要移动面部肌肉。就冷漠而言，中国人甚于英国。
这里有许多商店。每个中国人的愿望都是成为一名商人，就营商技巧而言，中国人更在欧洲人之上。他们有着优秀的商业天才。各类小贩的叫喊喧闹声震撼着人群的大脑，每个人的叫喊声都试图盖过邻居的，它们敲着铁棒和大鼓还打着铜板。理发师傅沿着狭窄的小巷奔走，因为在中国，理发师傅不是在店里，而是在街上给顾客服务的。他们肩上扛着一根棍子，一边是供顾客坐着的小板凳，另一边是一个小柜子，里面有所需的一切工具。在这喧闹的环境中，他让他的顾客坐下来，舀起一点水给顾客洗洗脸，然后开始刮胡子，须知这里的人还不知道肥皂。刮完胡子后，师傅解开顾客的辫子，开始梳理编织它，这一切大约需要7分钱。最有趣的是，在此期间，一个领着载货驴子的小贩从他身边通过，理发师傅非常平静地继续他的工作。
算命师傅和抄写员都在小桌子前经营他们的生意。乞丐可不能在街上游荡，其他城市可是满是乞丐，而且，警告你！你要是给了他们什么，那么整条街的乞丐都将闻风而至！
在寺庙前的广场上，有一大堆站着或坐着的人，在那里听一个中国老者的故事，他面色平和地讲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中国人是充满激情的赌徒；男人坐在路边打牌赌博。秋天时，土豆和栗子小贩们就住在了大街上。他们在粘土炉子里烤土豆，在小鹅卵石上烤栗子。
白河岸边有一座独栋建筑，这就是公共浴场；门口的一幅画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那是鲤鱼在海浪中沐浴。那些留辫子的中国人只要付5分钱，就可以进去了。在一个大房间里，周围有着私密小房间，中间有长凳；进去的人会脱掉衣服，走进一个被门挡住视线的房间，那里有长凳，水在大锅里沸腾，房间里充满了让中国人流汗的蒸汽。然后，要出来时，他会倒自己一身水当作淋浴，之后就穿起亚当的衣服（没穿的意思？），坐在或躺在长凳上，理发师傅和修甲师傅开始干活，顾客则享受茶水或抽烟斗。
街边用亚粘土建造的房子一栋紧挨着另一栋，没有朝向大街的窗户，一方面是防止邻居偷看，另一方面是把女人与外界隔离开来。在炎热的夏天，火灾时常发生，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带着水来灭火，而是用吵闹的工具来吓跑引发大火的恶灵，当我们的警察开着消防车到现场开始救火时，往往为时已晚。
当中国人生病时，他们会用各种自制的草药来治病；他们，尤其是女人，害怕欧洲医生，但中国人现在已经喜欢上我们的海军军医了，生病的时候，他们经常会去找他看病。特别是如果需要外科手术治疗的疾病，他们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帮助，因为他们可以看出，欧洲疗法比起中国疗法要更有效果。我们的医生会讲一些关于中国人不怕疼的有趣故事。在相似的外科手术中，欧洲人必须要麻醉，而中国人可以忍着让肌肉保持不动的状态，下第一刀时，中国病人会嘘一声，然后就没有了。
租界的公共卫生措施也证明了我们指挥官的远见卓识和无限精力。这里没有运河和自来水管道，人们直接饮用白河的脏水，这些人没死可真是上帝的奇迹；如果欧洲人喝了这种水，那染上某种伤寒或腹泻是免不了的。尽管有各种安全规定，霍乱、伤寒甚至是害虫仍时有爆发，但是很难尽早诊断出来，因为中国人会把病人藏起来，当病人死去后，他们会被放进棺材立马下葬。
在我们的小中国生活就像在蜂巢生活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傍晚时分，街道灯火通明，每位户主都在屋子门前点着一支小蜡烛；当然这里也有公共街灯。其他列强用气和电来点亮他们的租界，甚至连中国人的城市也配备的有轨电车和灯光照明。中国商店总是营业到深夜，虽然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但总有些夜猫子来买点什么。
午夜时分，只能听到警察巡逻的脚步声。
在这样一个中国的氛围下，当我看到我们海军的旗帜在大桥和军营上飘扬时，那感觉很奇怪，但人们很快就习惯了，希望我们祖国的工商企业能够参与进来，并伺机来利用这片租界。

苏克·盖扎（Szuk Géza）

奇闻异事

白乃心——清朝的奥地利传教士

白乃心 (Jean Grueber，奥地利，1623-1680 )字葵阳，1623年10月28日生于奥地利国的林茨城（Linz），1641年10月18日进入耶稣会，随后学习了神学、天文学及数学等课程，他尤在数学方面有着精深的研究。

人物简介

结业后，经德国神父劳纳（Bernardus Diestel）的劝请，白乃心参加了中国布道会。白乃心和劳纳神父在罗马受到耶稣会总会长的接见，总会长指定他们此次赴华路线不走里斯本至果阿的传统路线，而另辟一条去东方和中国的捷径。于是两人于1656年从罗马出发，取道威尼斯，乘船径往土耳其的斯秘那（Smyrna），然后走陆路通过小亚细亚、亚美尼亚等中东地区，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再乘船到孟买以北的苏拉特（Surat），此时已是1657年4月。在苏拉特获悉果阿已被荷兰人封锁，他们等候了10个月。1658年3月，一位友好的英国船长，让他们和另外四个耶稣会传教士免费乘坐他的船只前往中国，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从海路到达澳门。不久即被召入北京，在北京留居两年。

十七世纪中叶，当时耶稣会总会长戈斯温·尼克尔（Goswin Nickel）决定尝试另觅一条较为安全和较为便捷的陆路通道，并将此事委托汤若旺。获得顺治皇帝的准许后，汤若望即指派吴尔铎和白乃心两神父担任寻找新路的使命。

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月，白乃心与吴尔铎（Albertus d'Orville）神父奉命西行，随行者是一名忠实且熟悉旅程的回教翻译。他们从北京出发，途经西宁、拉萨，而后翻过雪山，穿越尼泊尔，经孟加拉而至阿格拉（Agra），共计行走了十一个月。吴尔铎神父不幸于1662年4月8日在当地病逝。在此地传教的亨利·罗斯（Henricus Roth）神父精通印度语和波斯语，于是代替吴尔铎陪伴白乃心同行，由印度、波斯、土耳其而抵斯米纳（Smyrne），然后登舟航行至梅新（Messine），终于抵达目的地罗马，完成了从中国返抵欧洲的尝试。

白乃心等人沿途收集了大量各国宗教、风俗等各方面的情况，他们是从中国内地由陆路进入西藏，经尼泊尔、印度返回欧洲的第一批欧洲人，他们的旅行曾在欧洲轰动一时。

白乃心原本计划经欧洲北部从陆路返华，不想在君士坦丁堡卧病，于是折返佛罗伦萨，然后至德国、匈牙利，于1680年9月30日卒于匈牙利的巴达克（Patak）。

严嘉乐——清朝的捷克传教士

卡雷尔·斯拉维切克（捷克语：Karel Slavíček，1678年12月24日－1735年8月24日），汉名严嘉乐，是一位18世纪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的捷克传教士，数学家，天文学家，音乐家和汉学家。

生平

1678年12月24日，严嘉乐出生在摩拉维亚小镇伊姆拉莫夫（Jimramov）广场上的太阳之屋（domě U Slunce）。他在布尔诺文法学校毕业后，1694年加入耶稣会，在奥洛穆茨学了两年神学，3年哲学。他在那里住了4年，从事教师工作，然后移至布拉格，在那里他花了4年时间研究神学。他的爱好变成了数学和天文学。作为一名学生，编制了布拉格的详细规划。

他完成学业后，在伊钦担任了两年神父，然后成为布雷斯劳中学数学教授。1710年，他出任奥洛穆茨大学的希伯来文和数学教授，在那里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加入耶稣会。他到了布尔诺，在1714年受派遣到海外传教。1715年夏天，他前往里斯本。1716年3月13日，他和巴伐利亚耶稣会士戴进贤（Janem Köglerem）一起登上前往中国的船只，经过6个月的航行，进入澳门，学习中文。随后得到广东巡抚杨琳推荐。1717年1月进入北京。

在中国，严嘉乐度过了余生。除了在天文学领域的专业工作外，他还写了一篇关于中国音乐的论文，并按照测量学原理绘制了北京地图。由于他兼通历算、音律，成为康熙皇帝的宠臣。

1735年8月24日，严嘉乐在北京逝世，安葬在西郊车公庄的耶稣会士墓地。

劫匪与建筑师——《“一战”期间在中国的奥匈战俘》节选

五、谋划进攻租界——逃俘虏对奥匈当局的反抗
1917年7月31日下午两点，一名奥匈海员在天津英租界维多利亚路乘坐洋车，打算前往德租界的天津德国助赈会。行至麦加利银行（Chartered Bank）时突遭一人阻拦，随后又出现三人，共同持枪将海员挟持。在前往德租界的路上，海员趁机逃跑。绑架者在追逐过程中开枪，错杀一名中国警察。最终海员顺利逃入德租界，四名绑匪被英租界警察逮捕。经过审问，绑匪的目标正是奥匈帝国在天津租界内的领事馆，其中三人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奥匈逃俘。
一战期间，不少奥匈战俘逃至中国东北后，因身体虚弱，不堪严寒而向奥匈领事馆求助，希望能在天津租界居住。而奥匈当局怀疑这些人中混有俄国间谍，对他们保持警惕。不仅如此，一些逃俘还被奥匈在华驻军强行征召，不少人心怀不满，暗地组织反抗活动。
英租界绑架案的绑匪头目约瑟夫·贡内特（Josef Gönnert）是一名已在中国生活12年的奥匈冒险家，因未能获得在奥租界的居住权而一直怨恨租界当局。据讯问笔录，在其贸易生意被取缔后，他曾用手枪威胁过领事馆人员，因此被驱逐出天津。1913年，贡内特从日本辗转俄罗斯远东地区后回到中国，一战爆发时在陕西龙山法比铁路公司（Société Franco-Belge）任职。据其后来在上海公审公廨（Mixed Court）的证词，他反对奥匈租界当局的缘由是因反感其对帝国臣民的恶劣态度。据他讲，北京奥匈使馆关押着不少政治犯，“东北逃俘”的求援也往往被领事馆人员拒绝。
出于类似的不满，反抗者们集合在一起，密谋武装占领奥匈租借和领事馆，解散驻军，宣布奥匈租界共和，并拥立一名意大利裔奥匈海军军官为“共和国总统”，与协约国结盟。
此项密谋的参与者包括“东北逃俘”、驻京奥匈使馆卫队逃兵、奥匈船运公司（Austrian Lloyd）海员和英、法、日三国的情报部门。按照密谋计划，一旦中国介入此事，日本会立即出兵干涉。
但是，由于上述那位“总统”和部分参与者向奥匈租界当局告密，奥驻京使馆及时派兵镇压，使攻占租界的计划破产。不过，反抗者们继续谋划在协约国的帮助下对上海奥匈领事馆发起攻击，同时夺取上海港口隶属于奥匈船运公司的三艘商船转交给英国。这个计划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一名密谋者在追捕行动中被枪杀。

六、邬达克——从逃亡者到上海建筑业先锋
邬达克（1893年至1958年，匈牙利名：胡盖茨·拉斯洛（Hugyecz László）、斯洛伐克名：拉迪斯拉夫·邬达克（Ladislav Hudec））出生于奥匈帝国的拜斯特尔采巴尼亚（Besztercebánya，今斯洛伐克的班斯卡-比斯特理察（Banská Bystrica）），父亲是建筑工程营造商（master builder），母亲是路德教会牧师之女。他曾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皇家约瑟夫技术大学（Hungarian Royal Joseph Technical University）建筑系攻读学位。1914年应征入伍，1916年在前线被俄军俘虏。最初，邬达克与3000名同伴一起被送至哈巴罗夫斯克军官战俘营。1917年，又转至红列奇卡（Krasnaya Rechka）战俘营。在此期间，他学习了波兰语、俄语、法语和英语。由于他是斯洛伐克族，在战俘营中被认为是“斯拉夫人”，故受到比其他同盟国战俘更好的对待。
1918年4月，在丹麦红十字会的保证下，邬达克被允许搭乘火车回国。由于俄国内战，境内铁路交通陷入混乱，其所乘火车被迫停于贝加尔湖附近。当时正逢捷克斯洛伐克兵团叛乱，判决在俄国各地强迫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战俘参加，不从者就地枪决，邬达克既不愿意参加叛军又不愿坐以待毙，最终选择逃亡中国东北。几经周折抵达哈尔滨后，他在当地丹麦外交官的帮助下，于1918年10月来到上海。
借助自己的建筑专业背景，邬达克很快在上海找到了工作，担任克利洋行（Rowland A. Curry）助理建筑师。1922年，他与德国富商的女儿结婚，婚后设计和修建了自己的第一幢住宅。1925年，他在横滨正金银行（Yokohama Bank）大厦成立事务所，开始独立创业，其业务不仅面向西方客户。中国政府就曾委托他设计和建造西门妇孺医院。
1929年，邬达克前往美国，在纽约和旧金山等地考察摩天楼的发展近况，着手设计上海国际饭店（Park Hotel）。国际饭店是他建筑师生涯中的经典之作，曾享有“远东第一高楼”之美誉。从这时起到1937年，是邬达克的多产时代。其间他设计了上海一系列赫赫有名的建筑，例如大光明大戏院（Grand Theatre）、斜桥弄巨厦（P.C. Woo's Residence）和达华公寓（Hubertus Court）。
1942年，邬达克被任命为匈牙利领事馆驻上海的荣誉领事。他虽没有实权，但却不顾个人安危，直率抨击法西斯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1947年初，看到国名党政府已经出现衰亡征兆，邬达克带着家人离开了自己生活和工作近30年的中国。之后他定居美国，告别了自己倾注半生心血的建筑事业，进入加州大学潜心研究宗教和考古。1958年，在伯克利的家中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65岁，依照其遗愿，遗体最终归葬故土。

19世纪及以前匈牙利人与中国的接触——《早期中国与匈牙利交往史述略》节选

一、19 世纪以前的中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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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人与中国的接触，始于 14 世纪欧洲教会的来华潮。根据现有的历史记录，1341 年抵京的盖尔盖伊【*】教士是最早抵达中国的匈牙利人，他是当时的教皇本笃十二世于 1338 年向东亚派出的教会使团成员之一。14 世纪后半叶，葡萄牙人费尔南多·孟德兹·平托的游记中提到一位名叫埃斯坎蒂·马岱【*】的天主教教士出现在山东某城，后在当地殉道；1658 年从海陆来华、陆路离开的传教士白乃心【*】则为后来的传教士开拓了一条安全、便捷的陆上来华通道。18 世纪中叶，一位名叫叶尔基·安德拉什【*】的裁缝搭乘荷兰船只从澳门登陆，游历了澳门、广东等地，近距离接触了中国的民风民情；同一时期，另一位名叫白纽夫斯基·莫里茨【*】的士兵从堪察加半岛航行至台湾，并留下了在台时期的大量日记和文件，是早期比较客观的旅行手记。从文学上来看，早在 1760 年，莫尔纳尔·亚诺什【*】主编的《著名的古建筑》【*】一书中就提到了中国的情况。
总体来看，19 世纪之前的两国交流未成气候，在文化上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盖尔盖伊 - Gergely、埃斯坎蒂·马岱，即埃什坎德利·马提 （Eskandeli Máté），又称马修斯·埃斯坎德尔（Matheus Escandel）、白乃心，即约翰·格吕贝尔（Johann Grueber）、叶尔基·安德拉什 - Jelky András、白纽夫斯基·莫里茨，即贝纽夫斯基·莫里茨（Benyovszky Móric）、莫尔纳尔·亚诺什 - Molnár János (jezsuita tanár, 1728–1804)、《著名的古建筑》 - régi jeles épületekről kilentz könyvei。

二、19 世纪以来匈牙利对中国的探索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开始盛行的匈牙利人来自东方的观点，在匈牙利国内掀起了一阵亚洲寻根的热潮，许多科学家、冒险家都不约而同地在这一时期来到东亚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其中最著名的是语言学家科洛什·乔玛·山多尔【*】。他为了探寻匈牙利人的起源，只身途径印度，从西藏进入中国境内。后在西藏逗留期间，编纂了世界上最早的《藏英辞典》【*】和《（英文）藏语语法》，倾其一生心血于藏文化研究，成为匈牙利乃至世界藏学研究领域的一位标杆人物。

【*】科洛什·乔玛·山多尔 - Kőrösi Csoma Sándor、《藏英辞典》 - Essays Towards a Dictionary Tibetan and English、《（英文）藏语语法》 - A 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in English。我觉得为什么是英语的一个原因是这两本书都是在英属印度的加尔各答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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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匈牙利科学院也在奥匈双方的政治博弈中看到了发展科学研究的良机。爱国诗人阿拉尼·亚诺什【*】【2】在写给政府的意见书中建议，匈牙利政府承担的这部分经费，与其用作经济投资，不如用来资助科学研究。阿拉尼的这一倡议，得到了人称“最伟大的匈牙利人”塞切尼·伊斯特万的儿子塞切尼·贝拉伯爵【*】的响应。他于 1877 年组织了一支由地质学家、语言学家和军人组成的科考队，对东亚各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考察。在中国时，科考队一行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沿途考察了陕甘青川滇诸省的地理、自然情况，并搜集了大量的动植物、化石、矿物标本。回国后，塞切尼伯爵自费组织编写了厚达两千余页的《塞切尼·贝拉东亚科考成果》【*】三卷本，后被相继翻译成英文和德文出版。这次考察，是 19 世纪下半叶欧洲人在中国西北、西南地区进行的最重要的科学活动之一，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为匈牙利人乃至全世界认识中国提供了崭新的观察视角。
【2】阿拉尼·亚诺什从英文翻译了三首中国古诗，这可视为中国诗歌匈译的发端。

【*】阿拉尼·亚诺什 - Arany János、塞切尼·贝拉 - Széchenyi Béla、《塞切尼·贝拉东亚科考成果》 - Széchenyi Béla gróf kelet ázsiai útjának tudományos eredménye / Wissenschaftliche Ergebnisse der Reise des Grafen Béla Széchenyi in Ostasien, 1877-1880。

随着东亚计划的不断推进，官方层面曾有两名匈牙利人在清政府中谋得了一官半职，其中一人为帝国海军海关关长的法洛格·厄顿【*】，他在1872—1888年间，陆续在匈牙利的报刊上发表了自己的在华见闻以及一系列关于中国经济、教育、地理、宗教等方面的文章。另一人是汉口邮政总局的邮政司孔波尔蒂·尤布【*】，他撰写的《扬帆游中华》【*】、《长江洪水》【*】、《在华十年》【*】等描绘中国风土人情的一手材料，都是研究 19 世纪末匈牙利人对中国的观察、评论最好的材料。1897年，铁路工程师古巴尼·卡洛伊【*】受到塞切尼·贝拉伯爵中国考察之旅的鼓舞，来到中国参与满洲铁路的修建计划。回国后，他在《在满洲的五年》【*】一书中记录了这段在华工作的经历，同时也记录下了当时义和团运动的情景。教会方面，自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主要有 5 位传教士来华。在华期间他们在与教会联系的信件中记录了大量的所闻所感、所思所想，对于 19 世纪在华匈牙利人情况的研究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法洛格·厄顿 - Faragó Ödön、孔波尔蒂·尤布 - Kompolthy Jób、《扬帆游中华》 - Dzsung-hajóval Khinán keresztül、《长江洪水》 - Az áradó Jang-ce-Kiangon、《在华十年》 - Tiz év Kinában、古巴尼·卡洛伊 - Gubányi Károly、《在满洲的五年》 - Öt év Mandzsuország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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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匈牙利作家科斯托拉尼·戴若【*】翻译了一本中国诗歌集，这是中国文学在匈牙利译介的重要标志。

【*】科斯托拉尼·戴若 - Kosztolányi Dezső。

奥地利摄影师：冯·拉特尼兹男爵与清朝老照片

雷蒙德·斯蒂弗里德·冯·拉特尼兹男爵（Raimund Freiherr Stillfried von Rathenitz，1839年至1911年）拍摄的清朝老照片（更多照片请看链接）：

匈牙利摄影师：德索·博佐奇与香港风貌

德索·博佐奇（Dezső Bozóky，1871年至1957年）拍摄的香港照片（更多照片请看链接）：

外交官、科学家和奥中调解人——阿图尔·冯·罗斯托恩

阿图尔·冯·罗斯托恩简单生平（又称讷色恩，作为汉学家名为骆司同）

1895 年他作为教皇使节前往北京。在 1900 年义和团起义期间，他作为临时代办主持奥匈帝国驻满清王朝公使馆的工作。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时候，他是当时唯一持反对态度的西方外交家。 “假如我是一个中国人，那么我也会是义和团的一员” ，就出自罗斯托恩之口。在满清王朝灭亡之前他是奥匈帝国驻华公使并在北京一直待到 1917 年中华民国向多瑙河王朝宣战为止。回国之后，他担任由贝尔塔·冯·苏特纳建立的奥地利和平协会主席并创立了“奥地利中国文化协会”和“亚洲文化艺术之友协会”。他是奥中友好关系史上一位重要的外交家和政治家，是奥中友好的象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奥地利中国友好协会和卢德维希·波茨曼中国及南亚研究所共同设立罗斯托恩奖章，目的是奖励对奥中关系建立特殊功勋的人。 及我们永远不忘他为奥中两国和人民的友好所做的贡献。

阿图尔·埃德勒·冯·罗斯托恩（Arthur Edler von Rosthorn，1862年至1945年）是罗斯托恩家族的一员，1880年至1883年间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德语和比较语言学。1883年，他前往牛津大学学习汉语，之后为清朝海关在数个城市工作过。1886年后，他成为了奥匈帝国外交官团队的一员。1895年，他赢得了博士学位。同年，他成为了奥匈驻北京参赞。1906年至1911年间，他是奥匈驻波斯公使，1911至1917年间返回中国担任公使。1919年，他成为了维也纳科学院的联络会员，1922年成为了维也纳大学的汉学荣誉教授。
1938年，他的荣誉教授被（纳粹）剥夺了。
1895年，他与葆拉·佩希勒（Paula Pichler，1873年至1967年）在维也纳结婚了，葆拉后来以对（义和团运动中的）北京使馆区自卫行动的描述而出名。
1961年，维也纳多瑙城（Donaustadt，即第22区）的罗斯托恩巷（Rosthorngasse）便是以他命名的。

《奥中友谊史》对阿图尔·冯·罗斯托恩生平的介绍

罗斯托恩夫妇对义和团运动的记录——《奥中友谊史》

参考

1. ^ ^{a b} Slovenec reported on 5 September ("Daily News", 1900, 5): "The first Boxer's society in Europe was established in Sava near Jesenice [i.e. a small town in Slovenia]. They do not have a statute yet, nevertheless their aims are publicly known. First, to drink alcohol […] Clandestine activities take place partly in the woods, partly in an inn." This news was obviously a joke and iron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bellion.
2. ^ ^{a b} According to Čeplak Mencin (2012, 97), the chief commander of Austria-Hungary Navy in this operation was captain Anton Haus from Tolmin. He was in charge of "Maria There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