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临终关怀」「尊严死亡」「生前预嘱」没有写进民法典？ 第1页

在国内目前的环境下，无论是尊严死还是安乐死，「让生存质量极差的患者人道死亡」这道口子很难开乃至不能开，其可行性需要非常慎重地研判讨论。

实际上，作为医生，我是很能理解为啥国内对安乐死慎之又慎——因为在医院这个生老病死苦俱在的见证人性之地，我们见过太多的人性幽暗。

负面一点讲，以我见识过的国人秉性和某些道德水平，本在于解脱倍受折磨患者的“人道死亡”，会因经济利益驱动，让无数病情没到穷途末路可以积极治疗还有救的病人「被解脱」。

怎么说？难道会有家属因为一点点经济利益（或者说省点钱）选择把自己的亲人送上路？

不要高估人性的下限。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医院，最想让你康复不想你死的，是医生。”

如果你见过出车祸昏迷的老人被家属扔在ICU欠费不管，扬言“治不醒就不接走”；见过先天性食道畸形的新生儿被禽兽父母活生生饿死（实际做个小手术插个胃管就能进食）；见过瘫痪在床的脑卒中患者一个星期翻一次身，后背的褥疮和肮脏的被单粘在一起；见过极重度慢阻肺明明吸口氧就能缓解，却被以“回去治”的理由强行拖上没任何供氧设备的黑救护车…

你会好好考虑下「为了省钱省心把重病的拖累——安乐死算了」的可能性。

并不是每个家人都会倾家荡产卖车卖房子来救你，见过太多的善良，就会低估冷漠和凉薄的可怕。

更要看到——疾病对家庭的拖累是沉重的，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如果你瘫痪在床无法自理意识不清，你的身边人可以不离不弃照顾你一个月、一年、两年，可五年呢？十年呢？

我就不继续讲下去了。

安乐死尊严死，最最重要的是终末患者的个人意愿——直白点，你到底“想不想死”，是想“好死”还是“赖活着”。

如果患者意识不清，怎么判断个人意愿？如果神志时好时坏，怎么确认意向？如果罹患精神心理疾病，怎么判断做决定时是否在精神不稳定期？

一旦涉及安乐死，家属的签字有重大法律意义，但家庭矛盾、亲情缺失、夫妻亲子不睦… 你无法保证这时的安乐死决定，是否存在报复心理；你无法保证这个决定是负责的；当多名家属意见不一致，采纳哪一方？

再设想一下：患者忍受不了病痛想死而家属坚持继续抢救，听谁的？患者求生欲望强烈而家属想安乐死算了，听谁的？

在具体操作层面，这都是一个个坑。

再结合国内农村极高的老年人自杀率（老来两个儿子——药儿子绳儿子），以及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道死亡」这个议题，必然沉重而慎重。

现实往往复杂的多，德与法、情与理纠缠，涉及到剥夺生命权的立法，不是想当然的。

问原因的话，也只有立法者能解答，我在这里从比较法的角度掰扯掰扯「尊严死亡」这个理念。

个人看来，尊严死亡的坑非常大，不是民法典加一句话能解决的，必须要有刑法相关修正案的配套机制、对医疗行业的职业规范、危险药品的管理都有很严苛的要求。

尊严死亡和安乐死有相似，也有差异。关于尊严死亡，比较有代表性的立法俄勒冈州 Death with Dignity Act，根据这部法案，预期存活时间不足六个月的绝症患者，可以通过满足特定资质要求的医疗人员，开具用于结束生命的药物并自行服用。这一法案重的「尊严死亡」，俗称「自助式安乐死」 -- 医生不会全程协助病患终结生命，只是根据病患意愿提供致死药物；绝症患者可以选择在自己需要时、用自己满意的方式自主结束生命。

根据俄勒冈州公共卫生部门发布的 2019 年度报告，94% 接受「尊严死亡」的绝症患者会选择在家中服用药物结束生命。

从公共安全的角度来说，这其实对社会管理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这样会不会导致致命药物在社会上流通？对于没有使用完的药物，如何有效确保回收？如果要求使用者在医院或者其他指定场所、在医务人员监督下服药，会不会又绕回到传统意义上的安乐死问题而失去了「尊严死亡」本来的意义？

这同样可能带来尖锐的刑法问题 -- 如果绝症患者在开药之后后悔了，家人劝其服药，是否构成故意杀人？如果像俄勒冈的现状一样，绝大部分绝症患者在家中服药，那么如何确保直至最后一刻他的行为都符合本人真实意愿？对于医生来说，开药就意味着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如何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构建免责事由（同时不引出新的 bug）？

「尊严死亡」虽然避开了安乐死相关的一些法律和道德争议，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医疗人员的责任和职业道德问题，但实施起来肯定还会有坑。

不过，个人来说，我还是认为有必要继续进行相关调研和论证的，一刀切禁止任何寻求尊严死亡的方式，在我看来是一种「甩锅」，法律撇清了干系，但现实中，人就是会有办法自杀。虽然说，不做不错，做多错多，但问题既然存在，还是要回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