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贾平凹在采访中说「如果村子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被拐卖要怪女人太好骗」这种话？ 第1页

体现了贾平凹和贾樟柯的差距

--------------------------取消一些指向性攻击---------------------

唉，本来想抖个机灵就走了，但是看到一些激愤的答案我真是脑袋都疼起来了，有道是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你们断章取义看了一小段就这么激愤真的好吗？

我也不需要多用脑子，随便百度一下就能搜出这样的东西：

长江商报：《极花》取材于拐卖妇女事件。为什么会关注这个？您写作时压抑了最初的愤懑，转而选择温和的同情，并没有简单的批判。这种感情的变化又是怎么完成的？

贾平凹：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确实有很多感受。我平常不怎么进城，我自己也是农民出身，农民的记忆还是比较重的。我确实是农民的儿子，农村发生的事情直接牵连着我。

这个是十年前发生在我的一个老乡身上的事，当时解救时，我多少参与过。那时，我对这件事极愤懑。过了十年，我去了许多偏远乡下，看到那里的衰败，想到十年前的那件事，就以拐卖妇女为切入口写了《极花》，面对乡下这种现实，我不知道该对谁去愤怒，该批判什么，心里只有说不出的悲凉。

长江商报：您以往的作品展现了乡村生活的热闹与人情关系密如蛛网的复杂世界，但是《极花》所展示的乡村生活却是日趋封闭的，人物关系也相对简单。这种叙述结构是否符合您写作的初衷？

贾平凹：我不喜欢太情节化的故事，写《极花》的目的不是说要写离奇的故事，主要想通过以拐卖人口作为切入口，来表现农村最底层的这群人的生活。《极花》的写法与以往不同，它是有意区别于以往，也是其内容决定的，因为它是一个人物关系并不复杂、情节又相对简单的故事，而我又不愿仅仅写一个拐卖妇女的故事，所以就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最开始写《极花》时，也想写成一个线型结构，后来写着就写成一团，有意地就以第一人称去写胡蝶在被拐卖到的村子里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这种唠唠叨叨的给人诉说的叙述方法，以前我很少运用过。

长江商报：您原以为小说要写40万字，结果写15万字就收笔了。读完后感觉故事的结尾其实也是另一个开头。从逃回城市到重回拐卖地，胡蝶的内心应该还会经历剧烈的挣扎，但是故事就这样结束。为什么不接着写呢？

贾平凹：是的，你说得对。结尾也是另一个开头，当下的乡村现实，我是无解的，或许走城市化道路是农村的最后出路。面对这种状态，我不知道该去兴奋还是该去悲哀，我作为从乡下走出来的人，有着农民基因的人，我心里是一种痛，这种痛是隐痛，是无法说出来的痛。《极花》原本可以写另一种结构，正是有这一种考虑才处理成现在的结尾，而又大大缩减了字数。

关于乡土思考在这两难之间写那种说不出也说不清的痛

长江商报：关于被拐妇女重回被拐卖地，甚至演绎出了可歌可泣的大爱故事。有网友说，如果说过去10年里，郜艳敏、阿霞还可以在某种叙事技巧之下，被演绎成大爱无疆，现在已经不行了。您对这样的现象怎么评判？

贾平凹：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一定要看到社会的、人性的深处的东西。比如，《极花》中的胡蝶，她被拐卖，她被认同，她最后又回到被拐卖地，都是一种悲哀，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悲哀反思社会的、人性的东西。

长江商报：小说的后记里记录了您对乡村处境的一些思考。您但凡有长篇作品问世，就会写后记。为什么会养成这样的习惯？

贾平凹：这十几年才有很多人注意和研究我的后记。我写后记是从写长篇就开始的，那时候文学界新思潮很多，社会都是追逐新奇的东西，我的一些所思所想没人理会，干脆我就写成后记，它一方面记下我写那部作品的情况，一方面记下那一时期我的思考，包括对时代社会的看法，包括写作时的想法。还有一点，就是我给自己鼓劲。

长江商报：您曾说过，中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转型期的社会很复杂，但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在日渐萎缩。您觉得未来的乡土文学会日渐凋零吗？

贾平凹：中国的乡土文学有鲁迅式的，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式的。新时期以来，我们的乡土文学中批判的成分多，也曾遭受过一些质疑和批评。这十多年来，我走了相当多荒芜的村庄。面对这种情况，已经不是肯定与否定、保守与激进的问题，写什么都难，写什么都不对，两难呀。我慌张，无语，举了长矛要找敌人，不知道谁是敌人，是祥林嫂想给谁诉说，又似乎没有谁肯听诉说。我在这两难之间写那种说不出来也说不清的痛，这种痛是失恋了的人看到别人的婚车，失孤的人看到别人的孩子那种感觉。未来的中国乡土文学会日渐凋零而消亡的，时间终止于什么时候，这我不知道。

这段话你又能挑出什么大男子主义的东西来？还是说贾平凹精神分裂，不被人“故意诱导”就说不出那种话来？

要不要干脆找全文出来看看？

《极花》以近年来轰动社会的妇女拐卖为主题，写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女孩胡蝶，从被拐卖到出逃，最终却又回到被拐卖乡村的故事，在讲述女孩胡蝶遭遇的同时，也关注农村男性婚姻问题。贾平凹介绍，小说的创作素材来源于一位老乡的真实经历，是10年前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历尽千辛被解救回来之后，女儿却再也融入不了原先的生活，重又回到了被拐卖的地方。在该书后记中，贾平凹说：“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10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着？”贾平凹称：“《极花》虽然写了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却并不是一个拐卖故事，它继续的仍是我多年来对于乡村生态的思考与认识。农村的衰败已经很久了，我这几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没有了人，残垣断壁，荒草没膝，它们正在消失。我们没有了农村，我们失去了故乡，中国离开乡下，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而现在我心里在痛。我曾经取笑说，农村人死了，烧那么多纸钱，城市人死了，尸体立即送去了火葬场。那么在另一个世界或有托生的话，那城市人是最穷的。在我的作品中，感情是复杂又微妙的。我不知怎么才能表达清，我企图用各种办法去表达，但许多事常常是能意会而说不出，说出又都不对了。”

小说的结尾，被拐卖的女孩最终选择回到乡村，记者联想到去年曾轰动一时的“郜艳敏事件”。问及为何会这样安排，是否担心公众以所谓“正义”的标尺度量这个结局，贾平凹说：“我把胡蝶又写回乡村，实际上这是一个轮回，第二次再回去的时候，她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她的未来怎么发展？谁也不知道。这是把结尾基本是当开头来写，这个故事写完了，下一个故事又要开始了。”

重点来了，重点来了，重点来了！

在我们上面看到的那些截图的最后面的一段话是这样子的：

北青报：您的意思是，为了村庄不消亡，买卖是可以被接受的？

贾平凹：法律和人情常常是相悖的。而小说中往往要写的是感情的东西。没有买卖自然就没有伤害。但为什么打击拐卖几十年，还是不能杜绝？这只是表面危机，社会深层的危机是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发生变化，产生了很多城市和农村的不协调，导致了各种的情况。这些危机，作家可以思考，但是如果想解决单靠作家是没有用的。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本质上来说这就是在谈一个作品，作为作家的贾平凹才没有心情来管你家的什么女权问题，因为人家看到的社会现实比你蹲在城市里看到的要残酷黑暗深沉的多，你们只是坐在城市里看着新闻报道愤懑，在用逻辑和道理分析着世界，人家是从最贫穷最落后的地方滚出来的，用眼睛和感情在感受着社会。他在履行一个作家的历史使命，把一个时代最黑暗最残酷的地方记录下来给后人看！

与之相比，你们不管是格局还是见识，都太弱，太少了，陈老刚刚去了，你们转头就把炮火轰向了贾平凹，你们是真觉得西北文学无人了，可以任人欺负了，还是觉得自己真的堪得起批评一个文学大师的基础素养了？就算你觉得大师人人可批评——

起码，你先去把事情搞清楚再说好吗？

--------------------------------------------原答案------------------------------------

你们眼里的农村，大概是这样的

而贾平凹口中的农村，

是这样的

中国近现代乡村文学，无数的乡土男作家都写过对故乡的情愫与情怀，其中还不乏写成大家的；但似乎很少有女作家爱写乡村，写对乡村的深厚感情的。即使有萧红，丁玲等辈，其笔下的乡村则带着无穷无尽的寒冷和萧索的基调，作者的笔触也带有更多的批判。我还记得儿时读《呼兰河传》里那个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被毒打，生病后被按进滚开的水里，死了，这一段给我留的印象很深。此外，乡土男作家对女性的赞美更多像是一种对自己所有的美好的物品的赞美与凝视，就像赞美勤劳的老牛一样，但似乎忽略了她们的主体性。《平凡的世界》里田晓霞，贺秀莲都死了。“她的贤惠，她的忠诚，她的淳朴使她身上放射着中国传统妇女美丽的光彩。然而这个默默付出的女人，却没有机会享受生活，在奋斗多年苦尽甘来的时候，却因过度劳累患上了肺癌，为这个家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全部。”

乡村的生产结构和意识形态，还是以父权制为主要特征的，在这里女性更难找到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父权制的规则及其弊端在我国的公共政策中，极少被意识到和纠正。它诞生于古老的农业社会。而今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依然发挥重要作用。我国土地管理是双重管理结构：一重是国家管理机构，即相当一部分的管理权力掌握在国家手里，由国家来确认农村土地的性质、使用方式、承包的单位和时间、征地补偿标准以及土地的退出等公共政策，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核心内涵是以“户”为土地使用单位。 农地按照人口的“平均分配”和宅基地的“一户一宅” ，都力图体现土地资源的平均分配原则。所以尽管土地承包以来，男女同等享有耕地分配权利是规定好的，但是由于对于性别的盲视，存在着政策漏洞，如没有详细规定一户一宅必须男女平等，给家庭父权制留下漏洞。因为按照乡土社会父权制 的运作逻辑，只有男性在本村结婚娶妻，才有资格形成一户拥有一宅，女性结婚根本不能在娘家村落户，没有一户的资格，不能获得一宅， 当父权制文化与一户一宅的政策相结合就发生了化学变化，在农村宅基地的无偿分配中，就有了性别取向———只给儿子不给女儿。女性从来都不是不够勤劳、做的社会贡献不够大的问题，而是，她们被驯化了，没有话语权，又不想发声，所以她们的劳动成果被剥夺的问题。

复旦大学的教授梁永安讲到过：在这一百多年来，女性的发展比男性快。关键的因素是城市化。因为女性对城市化的接受比男性要好得多。比如常见电影中，一对男女进城后，女性飞速地投入城市生活，急切地想要获得城市身份；而男性的乡土情结、朴素的生活观念仍然很执着，所以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有很深的痛苦和不适应。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产业分工以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为女性提供了适宜的就业岗位,从而为她们的消费活动打下了基础。随着女性消费能力的增强和消费空间的扩展,城市中的消费场所开始刻意迎合女性,社会中下层的女性消费群体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父权制的生产方式，塑造了新的更为灵活的性别分工模式，突破了父权制婚姻模式对于女性的束缚，增强了女性对于家庭收入和财产的支配权，进一步促进了两性平等。

原答案只是整合了一些现有的观察和性别观点，论述上的确不够严谨，不能以偏概全。感谢各位指出不足，修改了一些不当之处。女性乡土写作往往被文学研究界所忽略，应当看到，女性乡土写作对于中国百年乡土文学具有重要意义，它包含着女性意识不断觉醒和建构女性文化的价值和内涵，也承载着总结中国乡土经验的历史责任。虽然不能断然将男女作家划分为两个研究群落，但对女性乡土写作的关注，对于发掘探寻历史的另一种眼光、模式、结论具有积极意义。结合这个回答，做了一些相关资料检索补充，附上参考文献：